郭小川借調到國家體委那些事兒
——江青、王猛、莊則棟都有「精彩」呈現
莊則棟
郭小川借到體委，王猛表示歡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捲之下，國家體委系統成為受害最烈的重災區之一，因為原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被當成「大土匪、大軍閥」「打倒」，整個系統一片血雨腥風，造反派的「棒子隊」全由一幫膀大腰圓的運動員組成，被揪鬥者皆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僅中國乒乓球隊一個隊，在1968年4月至6月兩個月多一點時間內，就有曾經聞名全國的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三人相繼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稱為「一員猛將」、52歲的王猛被周恩來點將從38軍政委任上調來擔任國家體委主任。他上任之後，大刀闊斧整頓國家體委，從幹校解放大批幹部回來工作，並且從各部委借調人員來幫忙，郭小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借來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為人民日報社記者，因一篇描寫中國乒乓球隊如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取得世界冠軍的報告文學《小將們在挑戰》與國家乒乓球隊員們建立了友誼。雖然因為所謂文革前「執行了周揚的文藝黑線」，在運動初期被原先工作單位中國作家協會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鬥、關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獲得「解放」。既然毛澤東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郭小川真心以為通過這場「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的考驗，自己已經重新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思想已經升華了（所謂「革命化」了，證據就是甫一解放，幹校軍宣隊就調他去大隊搞「專案」、；幹校所在地的公社來求援，要幾個「筆桿子」去幫助他們寫「講用」材料，軍宣隊選派的幾個「紅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後被武漢軍區和蘭州軍區借調去寫關於「五七道路」紀錄片解說詞且均獲好評等等）。所以他的身體健康雖然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損害，心情卻是很振奮的，決心要大幹一場。
恰在這時（1971年），莊則棟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動中，因送給美國運動員科恩一幅織錦的舉動而「立了功」，受到毛澤東的誇獎（毛話大意是：這個小莊，不僅球打得好，還很有點政治頭腦，會辦外交，做了外交部、周總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後覺得應大力宣傳莊則棟。文革前他雖然寫了《小將們在挑戰》，但它側重寫的是乒乓球隊這個群體，於是他通過朋友私下詢問了國家體委所屬的《體育報》社領導。當時《體育報》正醞釀復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兩下里一拍即和。報社請示體委獲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續之後，郭小川1972年9月被從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借調到國家體委。這一年，他53歲。
郭小川被借調來，王猛很是歡迎，指示體育報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進行大量採訪，他訪問了莊則棟的小學、中學同學，班主任老師，啟蒙教練和國家隊教練，過去在少年隊的隊友，國家隊的隊員和莊的親屬，然後開始認真寫作，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郭小川寫出了《笨鳥先飛——記少年莊則棟的訓練生活》一文。對於文章的寫法，他是經過反覆考慮的。由於當時「四人幫」的極左思潮橫行，文藝禁區遍佈，這不能寫，那不許表現，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寫英雄人物的缺點、不能寫英雄的成長過程，等等。郭小川對這種「理論」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選取莊則棟的少年時代來寫，有意避開文革這段時間，並且多次寫他「認為自己笨」，就是意在寫出莊則棟這個「英雄人物」也是有缺點的。
郭小川深知這是自己「文革」後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從事。這可以從他當時寫給親友的信中得到證實——
1973年1月8日致曉雪：「《莊則棟的少年時代》今天才寫成初稿。在這以前，白天忙於訪問、寫，晚上就累了，為了不垮，只好說服自己休息。」
同日寫給女兒的信也說：「最近，我很累。《莊則棟的少年時代》剛剛寫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兒信又說：「忙了一陣，寫完了《莊則棟的少年時代》第二稿；現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時多。」
2月20日致女兒信又說：「莊文，寫了一段，最近領導印了一百份，在體委內部討論了一下，因為，在宣傳不宣傳莊的問題，有點分歧。討論後，絕大多數還是肯定的，對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見，現正等待體委黨的核心組討論。如同意寫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兒信又說：「今天上午體委黨的核心小組開了會，討論了那篇文章，認為『很好』，四月號發表，希望我在不影響身體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莊也要我幫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嚴陣的信中說：「歷時四個月之久寫的一篇通訊，三月卅日才經體委黨的核心小組開會通過，將在《新體育》四月號上發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話）真是難產。我仍有些擔心，是否還有什麼錯誤？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見《郭小川全集》卷7P586~596）
而字數比《笨鳥先飛》多了一倍的《小將們在挑戰》，採訪和寫作時間一共僅用數周時間，對比之下，足見這次創作態度之謹慎。
文章寫出後，王猛等人多次審閱，並召集體委黨的核心小組開會討論，提出修改意見，郭按照領導意圖修改後（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對「天才論」的話），1973年4月發表於復刊後的《新體育》第4期。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後第一次用真名公開發表作品，算起來已有8年未在報刊上露面了。文章發表後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壇激起很大反響。許多朋友寫信給郭小川表示祝賀，有的甚至說：「此間盛傳您要出任《體育報》社社長……」
香港《文匯報》也很快轉載了全文，並加「編者按」，題目為「久違了，郭小川」，還出版了小冊子。
與此同時，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莊則棟在有關部門安排下到全國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為題作講演，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先後到了廣州、昆明、成都、武漢和上海。他邀請郭小川同行，每到一處，他都要向聽眾介紹坐在台上最外側的郭小川，說「這是我的老師郭小川……」
文章無端惹禍，江青另有用意
這些情況早有「四人幫」在文藝界的爪牙匯報上去，江青得報後發話：「黑線人物郭小川怎麼又竄到體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來打壓「不聽話」的王猛，而打擊王猛，更深層更隱蔽的目標則是周恩來。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問題」就可以打擊王猛，那麼不管文章寫得好與壞，在江青那裏一切已經決定了。就這樣，郭小川不幸又成為了高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關於《笨鳥先飛》，據說江青還說過這樣一段話，是原作協幹部、曾任文化藝術出版社負責人的大周明告訴我的，他說：江青看了《笨鳥先飛》，斥責道：「說莊則棟這樣的人是『笨鳥』，那中國人還有聰明的嗎？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2005年6月7日採訪）
雖然江青後來在宣佈對郭進行「中央專案審查」的時候，故意說：「郭這個人我不認識。」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實恰恰證明了心胸狹隘偏執的江青是個睚眥必報的人。
那麼，江青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據郭小川回憶，他在延安時並不認識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間與江青有過兩次接觸。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時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宣傳處長，領着水華、梅白等一干人在攝製重點電影《土地》。江青作為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負責人到武漢來，郭小川便向她匯報這部片子的進展情況，江青聽後提出：故事片還是要以塑造人物為主。應當承認江青那次是對的，郭小川他們當時忽視了藝術規律，把這部故事片拍成了圖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後來結果當然是失敗了。而郭小川當時對江青的意見表示不以為然。這就給江青留下了一個壞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後，郭小川調到中宣部文藝處，擔任過一段分管電影的副處長，與江青在同一個單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來，大概一個月才來上班一次，來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樣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個感覺，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說的對一些文藝工作、文藝作品（如電影）的意見，究竟是她本人的，還是毛澤東的？心中不免對她有點兒看法。
顯然，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會給江青留下什麼好印象。
所以，後來1971年3~4月及8月間，郭小川曾兩次被部隊借調去寫作關於走「五七道路」的紀錄片解說詞，第一次是武漢軍區，第二次是蘭州軍區。結果江青知道了，說「郭小川滿天飛，誰讓他去的？」弄得部隊很緊張，蘭州軍區借調僅9天就匆匆讓郭小川返回幹校了。
可見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無產階級敏感性」緊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樣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體育界的運動，1971年之後更是頻繁光顧國家體委。
由於王猛是軍隊幹部，急於在軍隊中培植自己親信的江青就加意籠絡他，比如請王猛看內部參考片之類。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對這位當今最炙手可熱的第一夫人有所耳聞，如今親眼所見江的種種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慣。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江青興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後來又對王猛說：「王猛，咱們來比比吧！」，王猛很為難，就回絕說：「首長，我手沒勁，我認輸。」但是江堅持要比，王猛只好應付了一下，給江青鬧了個沒趣。王猛心裏也不高興，覺得江青怎麼這樣輕狂，以後再請看電影，王猛乾脆看了半截就走了。並且在體委說：今後中央領導來，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體委其他負責人）輪流陪。江青再來，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後來對莊則棟說：「看來王猛對我有戒心，這個人小里小氣不大方。你不要為他說話！」聽了江的話，原本與王猛關係不錯的莊則棟，態度有了180度轉變。
對王猛拉攏不成，江青看中了莊則棟年輕、頭腦簡單，便極力拉攏莊則棟，，她要用莊則棟來達到打倒王猛，從而把對體育界的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裏的目的。
不久，江青召集眾人到毛家灣看批鬥周宇馳的錄象，王猛坐在江後面，他心情不好就小聲說了一句：「這個斗爭會一點氣氛都沒有。」江青聽見了扭過頭來說：「你不氣憤？」王猛頂了一句：「我比誰都氣憤！」江青就生氣了，過了一會兒，江青站起來說：「我先走了，你們都不要動。」眾人都起來送江，直到大門口，惟獨王猛坐在那裏不動。莊則棟回來就問：「王猛同志，你為什麼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說：「江青同志有指示：『你們都不要動』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見莊則棟時就大發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線上的人。王猛你天馬行空，獨往不能獨來，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罵：「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惡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藉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三十八軍是借用力量」的說法，鼓譟說王猛是林彪線上的人，王猛遂於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夥的煽動下，叫嚷「揭開體委階級鬥爭蓋子！」一時大字報鋪天蓋地，王猛雖未被撤職，實際上已不能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是鄧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後，住進了協和醫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醫院去鬧，要背靠背。」王猛在醫院裏做理療時，偶遇胡耀邦，兩人以前並不熟悉，胡耀邦就問：「王猛同志，身體怎麼樣？」王猛說：「你是誰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識泰山呀！」聊起來後，王猛就大倒苦水，說自己現在處境很困難，想離開體委回部隊。胡耀邦就給王猛出主意說：「你寫封信，我通過可靠的人送給鄧小平同志。」
當時正是一個機會——鄧小平復出大搞整頓，江青向毛告鄧的狀卻受到毛的批評，於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後下令：讓王猛趕快回部隊。莊則棟卻說：王猛不能走，他還沒有檢討呢！小平於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給莊打電話說：「讓王猛檢討，可以，但無論檢討得好壞，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體委召開批鬥王猛的大會，批他「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在外事上搞投降主義」等等，會場設在體委科研所四樓會議室，王猛被迫做了檢討，他只說自己「有錯誤」，但堅決不承認是「修正主義」。會後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辦公室，要抄王猛的筆記本，這時隱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現在還沒有撤職，還是體委主任！你們沒有權力抄我的東西！你們給我出去！」那幾個人當場被鎮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針對這次發火，造反派後來氣急敗壞地說王猛是「猖狂反撲」。
正因為王猛是周恩來調來的，而從「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過程都是周恩來具體領導的，那麼所謂王猛「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外事上搞投降主義」云云，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於鄧小平的干預，王猛得以從體委脫身，調到武漢軍區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漢軍區政委王平在回憶錄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見他的時候曾專門交代，「王猛是我給調去的」（意思是你們要善待他）。
（以上內容均自2008年3月5日採訪王鼎華）
從王鼎華提供的「批林批孔」時期國家體委核心組《簡報》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體育報編輯部同志揭發：王猛為作協秘書長郭小川出場大開綠燈，寫出文章後王猛多次審閱並召開核心小組討論，批准發表。（然而）向中央寫情況反映卻說是『體育報領導組織觀念淡薄，沒有請示中央』，隻字不提體委領導責任，欺上瞞下，文過飾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請示中央，擅自讓郭小川寫文章在體育報上發表，還指示報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為上賓。某某某揭發：1973年8月王猛曾說：『中央負責同志批評郭小川寫傳記，我向李德生匯報說那不是傳記，李德生說你不認為是傳記，人家認為是傳記。』」（當時中央有規定，不准給領導人寫傳記，如果寫了，就是「錯誤」。——作者注）
「郭小川是我請來的，我負責！」
如果依照所謂「山頭」而論，王猛和郭小川並不是一個山頭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實際上是1960年才調到三十八軍的），而郭小川曾經在三五九旅呆過，是「一野」的。而且過去兩人素無來往。通過郭到體委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個正派人，對工作也是盡心盡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國家體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講：「郭小川是我請的，有什麼問題找我。」王猛被「批鬥」後，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車上，魯光曾和他聊到後半夜三點，說起郭小川，王猛說：「姚文元要調閱郭的原稿，我沒給，只拿去了發表稿，這事還沒完呢。」又說：「郭小川本來是想邀你一塊兒寫的，如果你去了，這次也跑不掉。」
最後，王猛感慨地說：「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現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當時作為國務院的一名部長，江青罵郭小川的話以及江對他的不滿，他不可能一點不知情。而江青當時正是權勢熏天的時候，她這個人是容不得一點拂逆的，連周恩來都不敢攖其鋒。所以王猛這樣做，是需要絕大的勇氣的。因為得罪了江青丟官尚在其次，鬧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金敬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麼，王猛與郭小川的關係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來郭小川的採訪筆記中有：
「1973年2月24日 王猛同志指示：
獨立成篇，不要搞成傳記。莊則棟在童年時代怎樣訓練的？考慮題目。
不要明顯地從小到大。
順序，可以是兒童，也可以其他方面，總之，不要給人印象『從小好』。好像是天才，反會引起不好的感覺。」（《郭小川全集》卷11P637）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專案」審查時被迫寫下的檢討中談到了對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風大刀闊斧，第一個行動就是從幹校把大批幹部調回來，各歸其位，然後大抓訓練。後來我上了班，與體育界的同志經常有接觸，又聽了兩個大會，一個是三大球訓練會議，一個是體工會議。在一次會議上，王猛說：『把六百個幹部從幹校接回來，安排在工作崗位上，局面不可能沒有變化。』」這段話給郭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小川全集》卷12P327）
而據報告文學作家楊匡滿回憶，郭小川曾經告訴他，已向王猛推薦了楊和小周明，並介紹楊是個筆桿子，小周明則是個社會活動家。又說，還有人想去體委，請你告訴他們，要等一等，我會轉告。郭最後說：「你們年輕，不能再耽誤了。」果然後來體委就發來了二人的調令。（2008年3月6日採訪）
根據以上線索，可以判斷王猛和郭小川有過接觸，但不是很多。這就更顯得王猛在郭小川厄運當頭時施以援手的品質之高尚。
厄運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兩個多月後，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為紀念「毛主席暢遊長江x周年」所寫的長詩《萬里長江橫渡》發表於復刊後的《體育報》。
7月28日，江青見到這首詩後說：「這個人可是個修正主義分子！」
江青說這話時，郭小川已應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幫助修改話劇《友誼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體育報社通知：停止寫作關於莊則棟文章的續篇。1974年3月底接幹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時獲知於會詠點了他的名，公開指斥《友誼的春天》「攻擊文化大革命」。在那個時候，這是非常嚴重的罪名。
而在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國務院文化組已經在加緊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動態》上發表《修正主義分子郭小川的復辟活動》一文，給他列了四條罪狀：一、與林彪集團「關係密切」；二、《萬里長江橫渡》是「反革命宣言書」，「為林彪反黨集團搖幡招魂」；三、搞起了一個「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小團體」；四、郭的「家庭有問題」。
江青閱後批示「成立專案，進行審查。」國務院文化組隨即設立「中央專案組」從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對郭小川進行了長達一年零兩個月的隔離審查。隔離審查期間，郭小川被單獨監禁在一間屋裏，不得與外人接觸，不許接電話，往來信件要先由專案組拆檢，上廁所都要有人跟隨，形同囚犯。詩人牛漢在回憶當時情況時向我說：1974年底，咸寧幹校撤消，所有人員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歸到丹江口乾校，一部分歸到團泊窪幹校，在最後的聚餐會上，大家十人一桌，相當熱鬧，只有郭小川不許和眾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裏坐個小馬扎一個人吃，看着真是悽慘！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專案組人員看押下轉赴天津團泊窪幹校，在北京換車時，江青親自下令：「不准回家，在豐臺車站就地等車！」到了家門口，卻連和親人見一面都不許。
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專案「審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牽連到周揚問題被審查）。相較於王猛，郭小川當時的處境要險惡得多。
大周明回憶說，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寧幹校後，和他住同一間屋，當於會詠他們對《萬里長江橫渡》一詩和話劇劇本《友誼的春天》給郭橫加的罪名傳達到幹校後，郭小川氣憤已極，在宿舍里摔了一個茶杯，喊道：「太不像話了！」（2005年6月7日採訪）這麼忠心耿耿地想為黨做些工作，卻落得這樣一個下場，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幹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長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臟病、動脈硬化，患牙周炎滿口的牙已拔光，鑲了幾次牙都不合適，弄得他很痛苦。這次罹禍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對他身體和精神的打擊都是極大的。由於生氣，由於疾病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他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了。在他1974年5月間寫給親屬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幾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間從睡夢中憋醒。」（因心臟病，1974年5月1日信）「……來幹校整整一個月，我卻犯病8次了，其勢兇猛。最近，又連續低燒……」（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說上次的「審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潑髒水，那麼，這次的「審查」則更加橫暴、更加蠻不講理。終於促使郭小川在極度的苦悶和委屈後有了初步的覺醒——正是在這一年零兩個月的「專案審查」期間，他認識到「不僅是文藝（政策）有問題，而且是黨內出了問題」（見新發現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信），並決心給鄧小平寫信，從五個方面對文藝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評建議。他決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幫」鬥爭到底！然而壯志難酬，殘酷的迫害摧殘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專案」審查結束後僅過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時年57歲。
後 話
莊則棟1973年到南方巡迴講演回來的時候，當時在體委宣傳司工作的魯光曾問他「老郭怎麼樣？」莊則棟豎起大拇指，用當時流行的、從電影《地雷戰》中套來的台詞回答說：「老郭的水平『高！實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師。」（2008年3月6日採訪）
我在2008年3月10日採訪莊則棟時，他說，回憶起當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當時我們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間聊到深夜，他不僅教給我怎樣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題，如何起承轉合；還教我怎樣做人。」
王猛調走之後，33歲的莊則棟被江青扶上國家體委主任交椅，積極執行極左那一套做法，魯光有一次悄悄問他：「小莊，你不是說老郭『高！實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師』嗎？怎麼現在批得那麼起勁？《笨鳥先飛》寫的都是你的事呀！」莊說：「誰讓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魯忙問：「誰說的？」莊一看說漏了嘴，趕緊用手捂住嘴說：「喲！不能說。」（那時江青說的話都是「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向下傳達是有嚴格級別限制的。）
粉碎「四人幫」後，有一次去開水房打水，魯光又遇上莊則棟，就把他拉到一邊問道：「都說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沒有這回事？」莊則棟說：「絕對沒有的事！我和江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過！只有一次，她在小靳莊住所的辦公室里養的小麻雀飛了，讓我和劉慶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說：『冠軍，給我抓住它！』」（2008年2月20日採訪）
我今年3月10日採訪莊則棟時，他順便提到了對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實是挺有威嚴的，她對於我們來說就像長輩。」
由此可見，即使在文革形勢最為險惡的時期、權勢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時候，多數人選擇沉默，有人趨炎附勢、有人落井下石，但也還是有正直的人是敢於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氣的，難能可貴的。當然，江青不是一個人，也不是簡單的團伙，他們的背後不僅有最高權力可資恃憑，更有整個制度。簡單地責怪某一個人，即慣常的 「女人是禍水」的思維是不足取的，因為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在文革結束32年後的今天，我們理應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拋卻個人恩怨，其實無論王猛、郭小川，還是莊則棟，他們都不過是權力刀俎上的魚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於2005年90歲高齡時突發心臟病辭世了。我為未能在他生前採訪他而深感遺憾。
莊則棟在「四人幫」倒台後被當作「三種人」隔離審查四年，他說他當時被關押在北京東郊一個地方，妻子、著名鋼琴家鮑惠蕎想去探視，卻被告知只給十分鐘時間，鮑惠蕎心想十分鐘能談什麼呀，還不如不去……結果，正是這四年隔絕導致兩人的離婚。莊則棟比較其他「四人幫」的「死黨」算是幸運的，他最終沒有被判刑，解除審查後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宮擔任乒乓球教練，後來與自稱是他的「粉絲」的日本在華戰爭遺孤佐佐木敦子結婚。他先後寫了兩本書：《闖與創》、《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據他說，這兩本書的寫作都得益於郭小川當時教給他的寫作知識。（2008年3月10日採訪）
2008年2月24日初稿
2008年3月8日—4月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