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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左聯」五作家的元兇不是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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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特稿2006年1月26日】

(一)殺害「左聯」五作家的真正元兇是什麼人

   下面第三節的《「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寫於1997年,一直藏在櫥中,沒有發表。原因很簡單,在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報刊能夠發表。這並非因為我胡說亂說,恰恰是因為我揭示了歷史的真實。魯迅當年痛感「吟罷低眉無寫處」,我慶幸現在可以發表在海外網站上。

   我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從1960年開始,至1994年退休,其間除了文革,我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學課,講授《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不知有多少遍。《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是高中語文的保留篇目,因此讀過這篇課文的中國人,累計應該有上億人次。問題是,殺害左聯五作家的元兇果真是國民黨嗎?

   退休後我讀到劉秉榮著的《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對於「左聯」五烈士的死因有了的了解,發現歷史事實與文章內容及歷來的解說大相逕庭,於是寫了本文,但是這樣的文章在中國是發表不出來的。

   左聯五烈士表面上是被國民黨殺的,實際上是共產黨自己內部的內訌傾軋,即所謂路線鬥爭,借刀殺人。因此元兇不是個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或共產黨內部的某一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王明一派。

(二)大陸仍然在刻意隱瞞

   《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編選在大陸的高中語文課本中,但是對於歷史的真實,語文教學中自然是還要刻意隱瞞下去。教學參考書也要刻意隱瞞,教師也很難了解真相,於是就在「瞞和騙的大澤」中年復一年地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教科書(2000年11月第2版)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課文前面,所作的題解如下:「選自《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最初發表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配合反革命的軍事『圍剿』,瘋狂地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他們一方面利用反動文人對抗革命文藝運動,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殺害革命作家。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五位左聯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槍殺於國民黨政府設在上海龍華的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魯迅發表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進行深刻的揭露。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烈士遇難兩周年的日子裏,魯迅又寫了這篇紀念文章。」這樣介紹雖然冠冕堂皇,但是卻掩蓋了歷史的真相。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學界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即周揚等所謂「五條漢子」一方和魯迅、馮雪峰一方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之後的反胡風、反右,乃至文革十年,最後兩敗俱傷,不是坐牢,就是戴帽,很少漏網之魚,這才算落幕,所幸的是,周揚自己最後終算有所醒悟。

   2004年我到美國探親——給孫子當保姆——,有機會從網上讀到高爾品的《所謂左聯五烈士》,感到我的發現和他的研究是不謀而合,即五烈士「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應該說高爾品的論證比我要充實全面細緻得多。他說,五烈士不是為無產階級文學而死的,而是「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魯迅製造了一個「歷史性的謊言」。

   我的文章雖然寫於好多年之前,完全是閉門造車,但是我在重新閱讀了我的文章之後,仍然覺得敝帚自珍,可以聊備一格。因此對於我的原文不予改動,先抄錄於下。

(三)筆者1997年的舊稿《「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

   從50年代起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就選進了高中語文教材,所以為數甚多的中國人都知道白莽(殷夫)、柔石、馮鏗、李偉森和胡也頻等「左聯」五作家與何孟雄等另外共二十四個共產黨員是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這又不是事實的全部。

   就其前因而言,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

   事情的原委是: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蘇聯人米夫,為了將他的得意門徒王明塞進中共中央委員會、掌握中共大權,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於1931年1月7日召開為期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反右傾」之名造成從思想上組織的上推行比李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持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深重的災難和沉重的損失。

   同一時期,在江西蘇區,反「AB團」、「肅反」運動和黨內鬥爭,使成千成萬的革命者被無辜錯殺,變成了「左傾」 路線的冤魂,最後造成江西中央蘇區全面丟失,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

   米夫、王明以專制、專橫手段推行「左傾」路線,對于堅決反對他們的人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當頭,反對四中全會、反對王明最為激烈的何孟雄等人首當其衝地成了王明打擊的主要對象。

   1931年1月7日,何孟雄等人在上海東方旅館31號客房召集了部分反王明的幹部開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有林育南、李求實、白莽、柔石、馮鏗、李偉森、胡也頻等人。東方旅館在英租界,今西藏中路廣東路口,即上海工人文化宮,1949、1950年我每天上學時都要經過這裏。由於叛徒唐虞(王掘夫)告密,何孟雄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隨後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警察局,再轉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

   其實,叛徒告密之後,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前,負責中共中央情報工作與保衛工作的特科已掌握了有關情報,並報告了王明。王明為了排除異己、置之死地,早先已宣佈何孟雄等人一切活動為非法,號召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現在能借刀殺人,何樂而不為,於是不准特科前去通知何孟雄等轉移。待得知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時,王明正在主持召開江南省委會議,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反國際搞分裂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隨後下令開除何孟雄等人黨籍,通知龍華看守所中共秘密黨支部,拒絕接受何孟雄等人的黨組織關係。

   2月7日晚上,在東方旅館被捕的何孟雄等26位同志(一說24人)被秘密槍殺(以上材料見劉秉榮着《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第四、五兩章,花山文藝出版社)。隨後,王明給他們羅織罪名,組織人寫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此可見,何孟雄他們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是王明大搞宗派主義,強制推行「左」傾路線的第一批犧牲品。

   筆者查閱史料,今存林育南致陸若冰女士——似乎為他的女友——的書簡九封,其第八封為1931年1月15日被捕前兩天所寫。信中云:「敵人與朋友之分者『幾稀』,這比拿着槍在陣地上開火還要殘酷,『階級的生活』決定要我如此。」陸若冰對此信作了如下注釋:「信中反映了林育南參加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激烈鬥爭。……『敵人』指國民黨和帝國主義;『朋友』指黨內執行立三、王明路線的同志們。」林育南原任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秘書長,時任全蘇代表大會籌備會秘書長,死年32歲。從這寥寥幾句話中可以窺見,當時黨內王明為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這些表面上是「朋友」、「同志」的王明一夥,在對待黨內異己者方面,比拿刀拿槍的敵人「還要殘酷」。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離奪取政權還渺茫得很。林育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雖然參與黨內與「左」傾路線的鬥爭「用盡了我一切的力量」,自己仍然要保持革命的堅定性,不動搖,不背叛,如「『山』一般的穩,『鐵』一樣的頑強」。(見《黨史研究資料》③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幸的是,林育南他們大概以「最壞的惡意」也難以推想到,作為布爾維什維克「同志」、黨的領導人的王明已經讓他們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之下。對於這種犧牲,魯迅有非常沉痛的感受:「死於敵手的鋒刀,不是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戰友亂發的流彈……」(《華蓋集·雜感》)大概白莽他們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借刀所殺。實在是天大的悲苦!

   為了紀念白莽等「左聯」五烈士,魯迅先寫了《從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兩年後又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從正面揭露國民黨實行文化專制屠殺作家的黑暗現實。對於黨內如此殘酷的鬥爭,也許因為他是黨外人士不得與聞,或者有所風聞而因大敵當前諱言之,或者「以最壞的惡意」也料想不到,對同志對自己人「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所以從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較難窺見,下面幾句話或許也揭露了這種黨內的殘酷鬥爭:「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復的暗探了,較之簡單的用着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這在總體上肯定了林育南、白莽等人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犧牲品,為他們平了反。當時或許因為不明究竟,所以沒有追究王明借刀殺人之責。

   不過,根據從4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來推想,白莽他們那些忠誠而執着、書生氣十足的革命作家,即使逃脫了國民黨的槍口,後來恐怕也難逃一次又一次「左」的劫難。因為中共歷次被打的「右派」,大多是作風比較正派、忠誠、耿直、單純、執着的人。幾十年間,被整肅的大多是這樣一些人,帽子也大多是右派、右傾。

(四)何孟雄,中共殘酷內鬥的領頭羊與犧牲品

   1931年2月7日在龍華被槍殺的中共人員中,何孟雄的黨內地位最高。他是反對王明的領頭羊,所以王明對他最為嫉恨。殷夫等五人之死,是因為屬於何孟雄這一派。

   何孟雄是湖南人,生於1998年,比毛澤東小5歲,從中學開始,在長沙就積極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民主運動,後來和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等相從過密,並一同到北京,拜見了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經常聆聽他的教誨。他在北京參加了許多革命活動,工人運動,被捕過,發表了許多宣傳革命的文章,和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組織參加了許多活動,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中共建黨以後,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幹部。10年間,他在北京、唐山、武漢、江蘇、上海等地擔任黨組織的負責人。

  【新世紀特稿2006年1月26日】

(一)殺害「左聯」五作家的真正元兇是什麼人

   下面第三節的《「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寫於1997年,一直藏在櫥中,沒有發表。原因很簡單,在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報刊能夠發表。這並非因為我胡說亂說,恰恰是因為我揭示了歷史的真實。魯迅當年痛感「吟罷低眉無寫處」,我慶幸現在可以發表在海外網站上。

   我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從1960年開始,至1994年退休,其間除了文革,我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學課,講授《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不知有多少遍。《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是高中語文的保留篇目,因此讀過這篇課文的中國人,累計應該有上億人次。問題是,殺害左聯五作家的元兇果真是國民黨嗎?

   退休後我讀到劉秉榮著的《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對於「左聯」五烈士的死因有了的了解,發現歷史事實與文章內容及歷來的解說大相逕庭,於是寫了本文,但是這樣的文章在中國是發表不出來的。

   左聯五烈士表面上是被國民黨殺的,實際上是共產黨自己內部的內訌傾軋,即所謂路線鬥爭,借刀殺人。因此元兇不是個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或共產黨內部的某一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王明一派。

(二)大陸仍然在刻意隱瞞

   《為了忘卻的紀念》至今仍然編選在大陸的高中語文課本中,但是對於歷史的真實,語文教學中自然是還要刻意隱瞞下去。教學參考書也要刻意隱瞞,教師也很難了解真相,於是就在「瞞和騙的大澤」中年復一年地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教科書(2000年11月第2版)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課文前面,所作的題解如下:「選自《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最初發表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配合反革命的軍事『圍剿』,瘋狂地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他們一方面利用反動文人對抗革命文藝運動,一方面大肆逮捕、拘禁、秘密殺害革命作家。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五位左聯革命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槍殺於國民黨政府設在上海龍華的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魯迅發表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進行深刻的揭露。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烈士遇難兩周年的日子裏,魯迅又寫了這篇紀念文章。」這樣介紹雖然冠冕堂皇,但是卻掩蓋了歷史的真相。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學界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即周揚等所謂「五條漢子」一方和魯迅、馮雪峰一方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之後的反胡風、反右,乃至文革十年,最後兩敗俱傷,不是坐牢,就是戴帽,很少漏網之魚,這才算落幕,所幸的是,周揚自己最後終算有所醒悟。

   2004年我到美國探親——給孫子當保姆——,有機會從網上讀到高爾品的《所謂左聯五烈士》,感到我的發現和他的研究是不謀而合,即五烈士「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應該說高爾品的論證比我要充實全面細緻得多。他說,五烈士不是為無產階級文學而死的,而是「因參加了中共的殘酷內訌和內鬥,才被中共自己蓄意出賣而死。」魯迅製造了一個「歷史性的謊言」。

   我的文章雖然寫於好多年之前,完全是閉門造車,但是我在重新閱讀了我的文章之後,仍然覺得敝帚自珍,可以聊備一格。因此對於我的原文不予改動,先抄錄於下。

(三)筆者1997年的舊稿《「左聯」五烈士死於誰之手》

   從50年代起魯迅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就選進了高中語文教材,所以為數甚多的中國人都知道白莽(殷夫)、柔石、馮鏗、李偉森和胡也頻等「左聯」五作家與何孟雄等另外共二十四個共產黨員是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這又不是事實的全部。

   就其前因而言,他們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是被王明借刀所殺。

   事情的原委是: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蘇聯人米夫,為了將他的得意門徒王明塞進中共中央委員會、掌握中共大權,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於1931年1月7日召開為期一天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反右傾」之名造成從思想上組織的上推行比李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持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深重的災難和沉重的損失。

   同一時期,在江西蘇區,反「AB團」、「肅反」運動和黨內鬥爭,使成千成萬的革命者被無辜錯殺,變成了「左傾」 路線的冤魂,最後造成江西中央蘇區全面丟失,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

   米夫、王明以專制、專橫手段推行「左傾」路線,對于堅決反對他們的人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當頭,反對四中全會、反對王明最為激烈的何孟雄等人首當其衝地成了王明打擊的主要對象。

   1931年1月7日,何孟雄等人在上海東方旅館31號客房召集了部分反王明的幹部開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有林育南、李求實、白莽、柔石、馮鏗、李偉森、胡也頻等人。東方旅館在英租界,今西藏中路廣東路口,即上海工人文化宮,1949、1950年我每天上學時都要經過這裏。由於叛徒唐虞(王掘夫)告密,何孟雄等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隨後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警察局,再轉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

   其實,叛徒告密之後,何孟雄等人被捕之前,負責中共中央情報工作與保衛工作的特科已掌握了有關情報,並報告了王明。王明為了排除異己、置之死地,早先已宣佈何孟雄等人一切活動為非法,號召與之進行堅決鬥爭。現在能借刀殺人,何樂而不為,於是不准特科前去通知何孟雄等轉移。待得知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時,王明正在主持召開江南省委會議,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反國際搞分裂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隨後下令開除何孟雄等人黨籍,通知龍華看守所中共秘密黨支部,拒絕接受何孟雄等人的黨組織關係。

   2月7日晚上,在東方旅館被捕的何孟雄等26位同志(一說24人)被秘密槍殺(以上材料見劉秉榮着《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記實》第四、五兩章,花山文藝出版社)。隨後,王明給他們羅織罪名,組織人寫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此可見,何孟雄他們是被王明借刀所殺,是王明大搞宗派主義,強制推行「左」傾路線的第一批犧牲品。

   筆者查閱史料,今存林育南致陸若冰女士——似乎為他的女友——的書簡九封,其第八封為1931年1月15日被捕前兩天所寫。信中云:「敵人與朋友之分者『幾稀』,這比拿着槍在陣地上開火還要殘酷,『階級的生活』決定要我如此。」陸若冰對此信作了如下注釋:「信中反映了林育南參加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激烈鬥爭。……『敵人』指國民黨和帝國主義;『朋友』指黨內執行立三、王明路線的同志們。」林育南原任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秘書長,時任全蘇代表大會籌備會秘書長,死年32歲。從這寥寥幾句話中可以窺見,當時黨內王明為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這些表面上是「朋友」、「同志」的王明一夥,在對待黨內異己者方面,比拿刀拿槍的敵人「還要殘酷」。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離奪取政權還渺茫得很。林育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雖然參與黨內與「左」傾路線的鬥爭「用盡了我一切的力量」,自己仍然要保持革命的堅定性,不動搖,不背叛,如「『山』一般的穩,『鐵』一樣的頑強」。(見《黨史研究資料》③四川人民出版社)不幸的是,林育南他們大概以「最壞的惡意」也難以推想到,作為布爾維什維克「同志」、黨的領導人的王明已經讓他們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之下。對於這種犧牲,魯迅有非常沉痛的感受:「死於敵手的鋒刀,不是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戰友亂發的流彈……」(《華蓋集·雜感》)大概白莽他們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明借刀所殺。實在是天大的悲苦!

   為了紀念白莽等「左聯」五烈士,魯迅先寫了《從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兩年後又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從正面揭露國民黨實行文化專制屠殺作家的黑暗現實。對於黨內如此殘酷的鬥爭,也許因為他是黨外人士不得與聞,或者有所風聞而因大敵當前諱言之,或者「以最壞的惡意」也料想不到,對同志對自己人「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紀念劉和珍君》),所以從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較難窺見,下面幾句話或許也揭露了這種黨內的殘酷鬥爭:「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復的暗探了,較之簡單的用着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這在總體上肯定了林育南、白莽等人是王明「左」傾路線的犧牲品,為他們平了反。當時或許因為不明究竟,所以沒有追究王明借刀殺人之責。

   不過,根據從4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來推想,白莽他們那些忠誠而執着、書生氣十足的革命作家,即使逃脫了國民黨的槍口,後來恐怕也難逃一次又一次「左」的劫難。因為中共歷次被打的「右派」,大多是作風比較正派、忠誠、耿直、單純、執着的人。幾十年間,被整肅的大多是這樣一些人,帽子也大多是右派、右傾。

(四)何孟雄,中共殘酷內鬥的領頭羊與犧牲品

   1931年2月7日在龍華被槍殺的中共人員中,何孟雄的黨內地位最高。他是反對王明的領頭羊,所以王明對他最為嫉恨。殷夫等五人之死,是因為屬於何孟雄這一派。

   何孟雄是湖南人,生於1998年,比毛澤東小5歲,從中學開始,在長沙就積極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民主運動,後來和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等相從過密,並一同到北京,拜見了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經常聆聽他的教誨。他在北京參加了許多革命活動,工人運動,被捕過,發表了許多宣傳革命的文章,和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組織參加了許多活動,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中共建黨以後,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幹部。10年間,他在北京、唐山、武漢、江蘇、上海等地擔任黨組織的負責人。

 二月七日 晚七時許,敵人佯言移解南京,將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一說二十四人)提出牢房,何等神色自若,和難友們一一告別,行至離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不遠的方塔附近一棵樹下,敵人對他們宣佈立即執行死刑。預先埋伏在室內的行刑隊一連士兵從窗口發出亂槍,烈士們相繼殉難,壯烈就義。何孟雄烈士時年三十三歲。

(五)透視國共鬥爭與黨內鬥爭

   直接殺害何孟雄等人的確實是蔣介石政府。當時,國共鬥爭因為中共在共產國際,即蘇聯的直接領導與支持下,要奪取國民黨政府的政權,所以是一場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鬥爭。以江西省為例,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7年當中,在中共領導與影響下,發生了75武裝起義。例如,1927年是16次,計有南昌起義(規模2萬餘人),修水下衫起義(2000人),修水西鄉起義(數千人),湘贛邊界秋收起義(5000人),德安起義(4000人),蓮花起義(800人),星子起義(300人),弋陽九區起義(3000人),東固起義(160人),萬安起義(4萬人),水南十月起義(40人),泰和三十都起義(600人),珠湖起義(5000人),安源起義(300人),弋橫年關起義(6萬餘人),永新起義(9000人)。(引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江西地區》卷,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面對着這些此起彼伏、烽火遍地的起義,蔣介石政府能夠聽之任之嗎?

   今天,中共對一些追求民主憲政的人士,國外稱為異議人士,不斷地抓捕判刑,如最近的楊天水們,其罪名是「煽動顛覆政府」,可是他們和當年中共豈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一個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與控制下明確地要武裝奪取政權,一個是追求國家轉型,走上民主憲政道路。所以,歷史地來認識蔣介石政府殘酷地屠殺共產黨人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可是,叫我們後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共內部的鬥爭,為什麼也是這麼地殘酷無情,你死我活,非要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呢?大家不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來了嗎?既然是同志,為什麼卻如此心狠手毒呢?

   共產黨那時還處在草創時期,還處在「紅旗能打多久」的時期,離開奪取全國政權還遙遙無期,但是,為了在黨內爭奪權勢,就演出了這麼驚心動魄、不擇手段、消滅異己的醜劇。

   對於這種歷史現象,我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大概第一是都有志在必得的奪取政權的欲望與信心。這種欲望與信心,就把領導者的七情六慾都調度到路線鬥爭的前沿陣地,不把對手置之死地不罷休。在「九一八」之後50天,在十月革命節這一天,中共把已經在各地分散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匯總,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為了奪取全國政權,他們必須把自己隊伍中的反對者反對派清除出去。

   第二是當時像李立三、王明以及何孟雄等等人,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鬥來鬥去,不但涉及到他們的榮辱毀譽,而且涉及到他們的地位、權利、報酬。大概當時他們沒有「俸祿」標準即工資標準,但是地位和享受是有相應的權利的。

   第三,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聯,直接插手中共的事務。他們派了代表到中國坐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同時中共也派了代表到蘇聯,就近聆聽,接受指示,同時還有無線電做經常性的聯繫,所以使一些人,如王明,可以狐假虎威,老虎屁股摸不得。

   第四,中共革命,包括目標、路線、方針、組織,直到名稱「蘇維埃」,都是照搬蘇聯的模式。把這麼一粒專制獨裁的種子,播種在有幾千年專制文化的土壤中,它出的芽,開的花,結的果,都難逃遺產基因的支配,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蘭。

   總之,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照說應該接受歷史教訓了吧,但是以後的黨內鬥爭,尤其是建國後的國內階級鬥爭,越演越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始終沒有休止,名目不斷變化的鬥爭一直延續到今天,總是有辦法將種種惡名先加在要打倒的對手頭上,然後名正言順地置之死地。這個「家法」是一以貫之,八十幾年如一日。

   為什麼?為什麼?看來這是槍桿子奪取政權、建立一黨專政的必由之路,必歸之途,所以,何孟雄們的種子就子子孫孫綿延不絕。

   (1997/2005/2006完稿於山東大學附中)

(1/26/2006 15:45)《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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