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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棣：男，國家一級作家，在本刊發過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悲劇的誕生》等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第一章 殉道者 1 騷動的路營村 生與死，肯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語的老人，恐怕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錯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時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還會讓人感到吃驚：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經死了；有的人已經死了，卻仿佛還活着。 丁作明已經死了，他的死不能說是「重於泰山」，但在他死後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當我們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貧困縣利辛縣，向許多人打問去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路怎麼走時，回答我們的，首先不是去路營的路應該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問，問話的內容又幾乎眾口一詞：「你們是到丁作明那兒去？」 丁作明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也許就是他比別的農民多念了幾年書，從小學念到了高中畢業，而且念書時十分用心，家裏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了，他仍然一聲不吭地跑到院裏的水缸邊上，像澳大利亞駝鳥那樣蹶起屁股，把頭埋進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飽後，照樣唱着，跳着，去上學。考大學時，大家都說他太虧，離錄取線只差幾分，如果他不是利辛縣鄉下農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學校門的；即便就是生在別的一個什麼城市，他也會是另外一種命運。但是他是路集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只能回到路營村，這就又與那些一個大字不識的泥腿子沒有了區別，他必須同中國所有的農民一樣下田幹活，去侍弄莊稼。再要說有什麼不平常，就是裝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別的農民愛翻報紙，愛聽廣播，愛咬文嚼字，愛動腦瓜子。平時為人別說多謙和，但認死理，敢說真話，敢同村里、鄉里的頭頭腦腦平等地說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也就比大夥多出幾分煩惱，以至最後惹來殺身之禍。 他分明早就已經死了，利辛縣城的那些人怎麼可以說我們「去到丁作明那兒去」呢？ 難道還可以尋找到一條路，能夠走到丁作明那兒去嗎？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熱切期望的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他絕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將會在這一天走到盡頭。 頭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訪村民接到了鄉里的通知，要他們到鄉里開會。會上，鄉領導說，縣裏對你們告狀的事很重視，希望在你們八人中選出兩人，再從黨員、幹部中各選二人，組成一個清帳小組，對路營村村幹部的經濟帳全面清查。這天上午，清帳小組正式成立並開始查帳。這消息，使得整個路營村的村民一片歡騰，鎖在人們眉頭的愁雲一掃而光，有幾個農民竟激動地奔過直溝，跑到對面的商店買來鞭炮，準備在村頭上放一放，讓大夥出出惡氣聽個響。只是這一年的春節來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農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過罷正月十五，年就遠了，問了幾家商店全沒貨，鞭炮就沒買成，但丁作明這一天的心情卻分明比過年還舒暢，邁出家門的步子都帶有了幾分彈性。 利辛縣是解放後才劃出的新建縣，這一片原來分別屬於渦陽、阜陽、蒙城、太和、鳳台和穎上六縣邊區，是個六不管的貧困地區。境內多為黃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沒法走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砂土，鹼土更是佈滿各處。路營本來就夠偏僻落後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場特大洪災的襲擊，家家窮得叮噹響。這一年眼看春節就要臨近了，村里卻沒有一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加起來每人居然攤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食扣除口糧，其餘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的，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襠褲，「不給就拘留你」。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種習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為躲債不敢回家過年這種只應該發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會在路營出現了。中國農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麼，為啥還會這樣苦？作為「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農村幹部，又為啥這般凶呢？於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別的路營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從廣播裏和報紙上得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他花了幾個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後就去各家各戶「宣講」。宣揚黨的會議精神卻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國統區」的秘密活動一樣，這使他感到十分彆扭又十分激動。 他的眼睛在那些農舍梁間吊下來的燈泡的光暈中發着亮。他對鄉親們肯定地說；「村幹部這樣徵收『提留』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認真和擁有的學識，足以使那些習慣於蹲在黑暗地方又早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心服口服。但是，這一次，隨着一陣沉寂之後，還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質疑：「周圍村莊，附近鄉鎮，不都是在這樣搞的麼，天高皇帝遠的，你能拿他們怎麼辦？」 「我不信有理沒處講。」丁作明不信這個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國務院最新的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着，村里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還要多！這次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各地應保護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他們分明是在瞎搞，我們要到鄉里討個公道！」 「鄉里會買我們賬嗎？」有人感到這事太難。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說，」一個部隊退伍回來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況咱這是按中央的規定向上邊反映問題，鄉里不買賬就上縣！」 漸漸地，農舍里的氣氛開始變熱鬧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出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元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中央曾有專門指令，貪污救災物資是要判刑甚至殺頭的，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的衣物和食品佔為己有。而且，對計劃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多「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一筆糊塗帳。 不一會，大夥就從村幹部扯到了鄉幹部，你一句我一句，話音兒不落地似炸開了鍋。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權勢，橫行鄉里，多次操着電棍，拎着手銬，跑到路營亂要各種錢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准再向受災的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卻帶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錢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裏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額外付給踢門「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着一幫人吆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的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大家越說越來氣，最後望着丁作明，請他拿主意。「納鞋要有針線，告發人家得有證據。」 丁作明說，「咱們可以到鄉黨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裏的收入帳目。」 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鄉黨委，向書記李坤富陳述了村裏的問題和查帳的要求。 鄉黨委書記李坤富，認真看了看丁作明遞上來的「提留」表說：「是多提留了。先讓我們合議一下，兩天給你們答覆。」 兩天過去了，鄉里沒有動靜；又過了兩天，又過了兩三天，在一次有路營村幹部和黨員參加的幹部會議上，鄉黨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任開才，突然要路營村書記就多收提留款的問題在會上作個「交待」。董應福頓時火冒三丈，他認為各村都是這樣多提留的，沒啥好在眾人面前交待的；聽說是村民把他告到了鄉里，要查帳，就懷疑村裏有人眼紅他蓋起的幾間大瓦房，當即在會上講了狠話：「有人要清我的帳，還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誰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說，憑我的收入買不起小四輪拖拉機，蓋不起大瓦房，買不起蓋不起，可我就買了蓋了，這是我的本事！你們窮，活該！想跟我搞，你們怕是不想活了！」 一個黨支部書記，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主持的全鄉幹部大會上口吐如此狂言，實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書記沒有制止。會後，會上的情況一傳開，路營村的村民們肺都要氣炸了：「共產黨的天下，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這口氣，就在過年的前三天，把路營村亂收「提留」款的情況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縣紀檢委。 接待的同志為難地說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這裏吧。」 路營村這一年的春節，顯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沒有幾戶燃放鞭炮。 轉眼到了農曆正月十八，許多村民也沉不住氣了，紛紛跑來找丁作明，這才發現，丁作明整個年裏都在忙着寫控告信。他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規定，路集村以及紀王場鄉一些幹部違法亂紀給農民帶來沉重負擔的種種做法，寫得淋漓盡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為感染了。是的，一個人應該有一種精神，也總要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樹葉落下來砸破頭，看到腐敗的現象不聞不問，遇到邪惡勢力不敢抗爭，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於是，在正月十八的夜裏，地處偏僻的路營村民們，就你八角、我一元地湊足了路費，然後悄悄把丁作明在內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縣委辦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這封控告信，很吃驚，感到路營農民們反映的情況，其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汪主任很快向縣委書記戴文虎作了匯報。戴雖剛調來不久，但態度極其明朗。因此，縣委的答覆讓丁作明一行十分滿意：「我們會儘快讓鄉里落實清帳小組的事，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清查；對你們反映的鄉政府的情況，也會很快予以核實、處理的。」 就這樣，沒有過好一個春節的丁作明，考慮大夥湊起的路費不容易，該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縣城多耽擱，就領着村民代表擠上回紀王場的農村班車。在能夠把人五臟六腑都顛翻的車廂里，他滿懷信心和喜悅地回味着縣領導的話，卻不知道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帶着另一個世界的獰笑，已經從地獄之門無聲地襲過來，而他渾然不覺。 這年二月十一日，農曆二月初一，下午三時許，村民徐賽俊、丁大剛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農民創造出來的一種「土圍棋」。他們正撕殺得昏天黑地，因為丁作明在一邊觀看，路過此地的路營行政村副村長丁言樂，也趁機湊了上來。丁言樂已知道丁作明向縣裏反映了他和負責計劃生育的妻子貪污提留款和計劃生育罰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兒，同丁作明發生口角。 丁言樂對徐賽俊和丁大剛威脅道：「你們這可是賭博呀，我可以把你們抓起來！」他這麼說，卻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們這是在玩遊戲，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應該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樂兇狠地說：「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聽不得這種口氣，更看不慣一當上幹部就變臉的這種人。不過，他意識到，來者不善，顯見是在藉故尋釁了，就沒再吭聲。 誰知，丁言樂得寸進尺，開始用肩去撞丁作明。邊撞邊嚷，耍起了無賴：「怎麼，你想打人？我給你打！我給你打！」 丁作明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也想不到身為副村長的丁言樂，竟會如此下作，他連連後退。丁言樂卻步步緊逼，越撞越猛，已是窮凶極惡。丁作明無奈，只好躲開。就在丁作明閃身離開的當兒，丁言樂兇狠地撞過來，撞了個空，由於整個身體失控，一頭跌進旁邊的莊稼地里，跌了個嘴啃泥。 丁言樂這下子終於找到了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報復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發到的這些人都並非凡角，會想方設法伺機報復的，只是覺得丁言樂這樣做是在耍下三爛，太沒水平，就一句話也沒說地回家了。 在遠離現代文明的路營村，「別拿豆包不當乾糧，別拿村長不當幹部」這句話絕不是玩笑，別說鄉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幹部告到縣裏去，那就是「找死」。丁言樂本就懷恨在心，這又跌了個嘴啃泥，等於火上加了油。為擴大事態，他便以「被丁作明打傷」為幌子，一個下午先後六次找上門，要打丁作明。丁作明愛人祝多芳雖然不了解情況，也只得一再賠禮道歉，但丁言樂並不罷休。 不久，丁言樂的兒子丁傑，手裏掂着把菜刀，在門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滾出來」。 當晚，村民們都勸丁作明趕快離開路營村，出去躲一躲。開始，丁作明死活不願意，覺得村幹部欺人太甚，幹嗎要躲？後來考慮到，縣領導已經支持他們清查村里帳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幹部貪污錢財的事，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不能因小失大，擾亂了縣裏的計劃。再說了，丁言樂們怕的就是你躲，這些人巴不得鬧得雞飛狗跳，天下大亂，這樣才可以趁機將水攪渾，最後攪得是非不清。 於是丁作明當天夜裏忍氣吞聲離開了路營村。 第二天天剛麻麻亮，丁言樂果然就帶着全家人凶神惡剎地再次找上門來，要同丁作明大鬧一場。祝多芳小心地說：「丁作明不在家。」丁言樂那裏肯信，闖進屋裏，叫全家人仔細查找，不見丁作明的人影兒，就又氣又惱地說：「我昨天被丁作明打傷了，需要住院治療！」 這時，路營村的支部書記董應福出面了。他協同丁言樂妻子孫亞珍一道，將丁言樂安排進了鄉醫院。隨後，孫亞珍又以分管計劃生育的身份，向鄉長康子昌、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遞上了頭天晚上寫好的揭發材料，聲稱「丁言樂因計劃生育工作抓得認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攔路毆打致傷」，要求對丁作明作出嚴肅處理。 康子昌和任開才，對孫亞珍告發丁作明事實的真偽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而是幸災樂禍。因這時縣委辦公室的通知已經到了紀王場，縣委的指示十分明確，要求紀王場鄉黨委和鄉政府儘快安排有上訪代表參加的清帳小組，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全面清查。上訪的人員是哪些人無須康任二人去了解，他們知道帶頭鬧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屬下的問題告到上頭去，這是康子昌和任開才都無法接受的；何況他們也猜得出，丁作明這次到縣委是連他們的問題也「捎帶」了的。顯然這是在損害紀王場鄉的對外形象，詆毀紀王場鄉黨委及政府的聲譽。這是絕不允許的，也是他們難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開才在接到孫亞珍的揭發材料後，當即就指示鄉派出所對丁作明的問題嚴肅處理。 紀王場鄉派出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不再是我國公安機關遵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派出機構，完全淪為鄉鎮領導幹部們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鄉長和黨委副書記的指示後，不問青紅皂白，就發出傳票，傳丁作明立刻來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聽說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樂夫妻二人給他捺了「壞藥」。不過，他並沒把這事想得很複雜，他認為只要自己沒幹犯法的事，任誰誣告栽髒都沒用，事實總歸是事實。 丁作明坦坦蕩蕩地走進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進派出所大門的步子是充滿着自信的。因為正是這天上午，縣委要求組建的清帳小組不僅正式成立，而且已經開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幹部的經濟問題便會查個水落石出。 來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指鹿為馬」並非只是寫在《史記》中的一個故事，把鹿硬說成馬也絕非宦官趙高才有的惡行。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公開的傳媒至今沒有作過任何披露，所幸的是，偵破此案以後，有關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內部的文字材料，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這份充滿血淚與恐怖的「報告」。 派出所副所長彭志中見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打丁言樂？」 丁作明解釋說：「我沒打，我從沒打過誰。」 彭志中仍然還是那句話，只是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了。 丁作明再次申辯：「我從沒打過誰，你們可以到村里去調查。」 丁作明覺得無須回答，這話彭志中應該去問丁言樂。 「說！」彭副所長已經沒有耐心了，他銳聲喝道。 「你們這麼肯定說我打了丁言樂，有證據嗎？」丁作明忍無可忍地說，「如果那天在場的村民，哪怕是個小孩，只要有人證明我打了丁言樂，我願承擔一切責任。」 彭志中根本不聽丁作明的申辯，他提出了兩點處理意見：「一，你丁作明付給丁言樂二百八十元五角的醫藥費；二，在紀王場逢集時，你丁作明用架子車把丁言樂從醫院拉回家。」 這種顛倒是非充滿欺辱敲詐的處理意見，丁作明當然不可能接受，他當即反對道：「我沒打丁言樂，丁言樂不可能傷在哪；他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說：「難道我的話就不算數？我現在問你，我的裁決已經下了，你出不出錢吧？」丁作明平日留心過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識，於是說道：「我沒有打丁言樂，你下了這樣的裁定，我可以上訴。 」彭志中終於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聲喊道：「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說道：「即便按照你剛才的處理意見，我也夠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對我『刑事拘留』，也應該在二十四小時內說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說：「那好，我告訴你，我可以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放出去後不給錢，我再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直到你出錢為止！」 彭志中說到這，摔門而去，他喊來治安聯防隊員祝傳濟、紀洪禮和趙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關進派出所非法設立的「留置室」。所以說它「非法」，是因為國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廳，都分別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兩次發文嚴令各派出所不得設立羈押場所。 丁作明當然聽不懂由彭志中嘴裏說出來的這些所內平日的慣用語，三位治安聯防隊員卻是心知肚明。說丁作明「興」，是指他「不服氣」；所謂「加加溫」，就是要給丁作明一點顏色看，可以施以體罰、毆打，必要時，甚至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總之，要被處理者招供認帳為止。 祝傳濟礙於曾是丁作明的中學同學，又是近莊鄰居，不便當面下毒手，很快也就藉故避開了。不過，一向善於察言觀色領會領導意圖又深得彭志中歡心的祝傳濟，知道丁作明是個寧折不彎認死理的人，同時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離開之前特地把紀洪禮和趙金喜喊出門外，交待二人不妨給丁作明「拉拉馬步」。 祝傳濟提到「拉拉馬步」四個字時，語調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紀洪禮和趙金喜二人聽來，還是從這看似平靜的語調中感到了一種殺氣。因為這是紀王場鄉派出所最殘酷的一種刑罰了。 祝傳濟望着紀、趙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後院治安隊宿舍向王進軍傳達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馬上趕過去，務必將丁「拿下」。 紀洪禮、趙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傳濟的授意，把丁作明從「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讓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不依，就衝上去連推帶搡，逼着丁作明就範。丁作明雖說在學校讀了十二年書，卻也不是文弱書生，畢竟是在大田裏耕耙耬耨磨練過來的，累得紀洪禮和趙金喜上氣不接下氣，硬是無法將丁作明治服。 這時王進軍手拎一根桑樹棍進了門。 紀洪禮和趙金喜見王進軍拎着傢伙前來增援，就謊稱丁作明動手打了他們。王進軍一聽指着丁作明厲聲喝道：「在這裏嘴硬沒你好果子吃！」說着就要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依然執意不從。 王進軍嘴裏不乾不淨罵了一句，操起桑樹棍劈頭蓋臉就掄過來。丁作明左閃右躲，結果臂上 、腰上連遭猛擊，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脫口喊出聲，但他就是不依從。 丁作明不拉馬步，王進軍就一下比一下更兇狠地掄着手裏的桑樹棍。 同樣也是農民的聯防隊員王進軍，為什麼對自己的農民弟兄做如此兇殘的事情？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只能是，人從爬行動物進化到今天，雖然創造出了最輝煌的科學技術和最燦爛的現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殘暴的劣根性，仍會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現象出現，這說明人性進化的緩慢。此時的王進軍，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發泄野性的異類。 據說，王進軍這已不是第一次獸性發作了，自從來到紀王場鄉派出所，幹上了治安「聯防隊員」，打人就成為他日常的工作。沒誰提醒過他不可以這樣做，倒是因為他敢於下手，而受到所領導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樹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斷了，但他仍然不罷休，抬起腳將丁作明跺倒，隨後改用電警棒，猛擊丁作明的雙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無招架能力，王進軍也打累了的時候，紀洪禮的獸性也開始發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擔撲了上去。他同樣發瘋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陣猛抽。 這樣沒過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對眼前的這一切顯然感到了震驚，也感到了恐懼。 他分明已經看出，他只要不鬆口，眼前的這幾個傢伙是會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沒有打算要向誰低頭，更不可能認輸。只見他瞪大了眼睛，無比憤怒地喊道：「我告村鄉幹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毒打，我不怕！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你們一起告！」 紀洪禮碰到丁作明血紅的眼睛，揮起的半截扁擔嚇得掉到了地上。王進軍看紀洪禮手軟了，歇斯底里地訓斥道：「你他媽的孬種，幹嘛要怕他？這是他嘴硬的地方嗎？」 於是紀洪禮拾起一根棍又兇狠地撲上去。趙金喜爽性找來一塊骯髒的手巾，將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來。 就這樣，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三個喪失人性的治安聯防隊員，在丁作明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的狀況下，又輪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鐘。直到驚動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導員趙西印，發生在紀王場鄉派出所的這場暴行才算收場。 3 案驚中央 當清帳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們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為替大夥說了話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報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員發泄着憤懣：「你們公安不辦案，社會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歲的父親丁繼營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兒子臉色慘白，豆大的虛汗順着兩頰往下滾，嘴唇顫抖着也不喊聲「疼」，一下就跪倒在兒子跟前。 就在這時，派出所副所長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來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繼營聽說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領導，又聽說兒子是不願為副村長丁言樂付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費」才被打成這個樣子的，就還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樂賠禮，丁言樂的醫藥費我認了，明天把錢湊齊交給你，請你放了我的兒子吧！------」 彭志中也沒想到聯防隊員這次下手這樣狠，丁作明被打得這麼慘，見丁繼營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勢揮揮手，巴不得趕快將丁作明抬走。不過他依然沒有忘了自己曾經作出過的處理決定：「我把話說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醫藥費送到派出所！」 丁繼營和查帳小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只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的手術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繼營老人聽說兒子已死在手術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來。他拍打着牆壁痛不欲生：「兒啦，你咋這麼傻呀，你有理他們有權，你胳膊咋就想扭過大腿呢？------」 丁作明的愛人祝多芬更是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早哭成了淚人。她一邊哭，一邊喊：「作明呀，他們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認那二百塊錢呢！錢比命還貴嗎？你這樣撒手去了，撇下兩個渾身是病的老人，三個這么小的孩子，大的剛六歲，小的才兩周------往後的日子叫我咋過呀？」 守在邊上的查帳小組的村民，好言相勸丁繼營和祝多芬不要太傷心，勸着勸着，忍不住也是淚流滿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麼聰明，昨天為啥就那麼糊塗？他們這樣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聲呢？------」 丁作明帶頭向縣裏反映農民負擔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紀王場鄉的父老鄉親感到觸目驚心！ 路營村村民憤怒了。憤怒的烈焰燒去了他們平日謹小慎微設置在心頭之上的樊籬，一個個無所顧忌地走出了家門，涌到丁言樂農舍的前面，要丁言樂和她老婆滾出來。但是，直到這時，人們才知道，丁言樂聽到風聲，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營，此時已是人去屋空。 從那以後，直到我們走進路營，八年過去了，路營的村民再沒見到過丁言樂一家人。有人說他們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說他們去了海南或是深圳，總之，背井離鄉，在外靠打工謀生。 原本是路營村跺地地也會晃三晃的副村長，從此成了浪跡天涯、四處漂泊的可悲的遊子。 村民們在丁言樂家撲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頭湧向派出所。結果發現：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長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紀洪禮、趙金喜和王進軍，一個個也都各自躲藏了起來。 村民兩處撲空，情緒越發變得激憤，最後一合計，決定直接去縣裏。 就在路營村村民準備上路時，附近的路集、彥莊、李園、朱園、李樓、郭橋、常營村的村民，也聞訊趕來，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營村的上訪的隊伍。 顯然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並不僅僅是一個路營村。丁作明向縣裏反映的那些問題，提出清查村幹部帳目的要求，也同樣代表着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因此，對於丁作明的死，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齊心協力奮起抗爭，明天他們就會有着丁作明同樣的遭遇！ 於是這支由路營出發的上訪隊伍，頃刻就像被一隻巨大無比的手在冬日滾動着的雪球，其陣勢迅速在擴大，還沒抵達縣城之前，已匯集了三千多人。這隊伍，滔滔似水，浩浩蕩蕩，一路上揚起滾滾黃塵。黃塵滾滾之中，還夾雜着拖拉機、三輪車、農用汽車、牛車、人力車的引摯聲、喇叭聲、鈴鐺聲。 中國的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又最能忍讓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可是，一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為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具有破壞力的一支隊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發生在安徽省利辛縣紀王場鄉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註定不會被將來撰寫《中國農業發展史》的學者專家忽略或迴避，因為，丁作明是中國的九億農民之中，因反映農民負擔而被亂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喚醒人們不應該那麼樂觀地忽略或迴避中國農村中正在變得十分嚴峻的現實。 當時的利辛縣委和縣政府不敢怠慢，十萬火急地上路攔截，怕事態進一步擴大，以至失控，會被壞人利用，他們對這一事件沒有迴避，處理得也還積極認真，只是不希望鬧得一個地區全知道，對消息是實行了嚴密封鎖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傳出去，對利辛縣委和縣政府的任何領導都沒有好處。 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早已成了當今中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這事還是被傳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書記和省長都還不知情時，案件已經驚動了中央。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領導，不僅詳細得知了這一事件的真相，並已在震驚之後迅速作出了明確批示。 將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華通訊社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為別的採訪任務去利辛縣的，獲悉「丁作明事件」之後，他深感震驚和痛心。當時他在安徽分社負責農村報道，自然會對發生在安徽農業上的一切新聞格外敏感，再說，一個中國最高新聞機關的記者，處理新聞稿件也不會像地方上的記者有那麼多的約束與忌諱。僅憑着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他就覺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當今中國農村中太多的「社會信息」。更何況，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密切關注並已有了明確規定的一件大事，而紀王場鄉一個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農民，只是依據黨的決定，向黨的組織提出了正當要求，並得到縣委的支持，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這一切還是發生在人民的執法機關！其性質的惡劣，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及典型性，都無不使他感到觸目驚心！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採訪計劃，頂着一連串的壓力和干擾，深入到紀王場鄉作了認真調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寫成一篇「大內參」，發往北京的新華總社。總社同樣很快地就將這篇調查報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動態清樣》上。 當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打來的電話，不禁呆住了。在這之前，無論是阜陽行署還是利辛縣政府，都沒有將這件事匯報上來，再說，上面打來這樣急迫的電話，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歷史上還從來沒遇到過。 陳俊生劈頭就問：「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被迫害致死，你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情況怎麼樣了？」 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那邊，陳俊生馬上又說：「處理情況隨時告訴我。中央幾位領導同志都對這事批了字，十分重視，我在這裏隨時等候你們的電話。」 接着，陳俊生不僅留下自己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還把他在中南海內部的「紅機號碼」也提供出來；因為他當時正在一個會議上，並把他在會議期間的具體聯繫方法也作了說明。 透過這一串電話號碼，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關領導聯繫過後，就把電文發給了阜陽地委和行署。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這時才知道，紀王場鄉的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與「農民負擔」有個因果關係，這問題就大了，紀王場鄉黨委政府有關的領導將會被追究責任，縣委也難脫干係。雖然他調到利辛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也才一個月，許多情況還不是太了解，按說他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承擔的充其量不過是「領導責任」，但接到省里發來的緊急電文後，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思想一下變得複雜起來。首先，他不希望這件事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或是說，不希望因為利辛這件事影響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來，外地人都把安徽人當作「災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傳出去，安徽的農村還成了個什麼樣子？如此觸目驚心的事情發生在利辛，作為利辛縣委書記，他還有什麼面子？ 當然，戴文虎並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發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壽縣，也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引發了上萬人大規模地上訪，農民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憤怒的農民竟燒了警車。這事已使中央領導為之憂慮；緊接着，安徽這邊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關注安徽對這事的處理情況，不希望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端來。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後還是採取了當今大家都早已熟習了的辦法：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他認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與「農民負擔」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辦。 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利辛縣委、縣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寫出報告：丁作明的死，純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糾紛引發的，與農民負擔無關。 戴文虎絕然沒有想到，他的這個抱有僥倖的回覆，竟斷送了自己本該擁有的錦繡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當然也是「與農民負擔無關」的結論。回復的電話當即打給了陳俊生。 誰知，陳俊生是個辦事一絲不苟的人，再說這事又有那麼多的中央領導批了字，盯着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這個結論，疑竇頓生：到底是新華社的記者「謊報軍情」，還是安徽省在「欺騙中央」呢？需要關心的，似乎已經不應該是這事處理的情況，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質了。 陳俊生把問題交給新華社回答。 新華社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的電話後，覺得事有蹊蹺。因為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的調查文章寫得已經十分具體了，那些事實不可能是坐在辦公室憑空捏造得出來的。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把陳俊生的電話內容及安徽省報上來的意見，一併通知了安徽分社。 現場採訪和處理稿件一向認真嚴謹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對「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調查結論，十分意外。他感到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安徽的這種結論，無疑是對他了解到的事實的一種徹底的否定。他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總社的態度十分堅定：為了澄清事實，請求中央直接派人調查。 一個由中央紀委執法監察室、國務院法制局、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迅速組成，他們沒同安徽省的各級領導打招呼，從北京出發，就一路南下，直接開進了紀王場鄉路營村。 中央聯合調查組一杆子插到了案發現場，這使得安徽省阜陽地區及利辛縣三級黨委政府有關領導都大出意外。 調查組首先對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問，然後就同路營村的村民們見面、開座談會。可以看出，調查組的調查範圍顯然沒有也囿於一個路營村，還擴大到了附近的黃樓和彥莊。調查時，不讓地方幹部陪同，並對被調查人實施政治上的保護，於是乎，周邊的村民們也紛紛找上門，向調查組反映實情。 於是，京城下來了「包青天」，「微服私訪」的消息立馬傳遍了利辛縣。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樓的一間辦公室里，當了十七年省農經委副主任的吳昭仁，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寧靜，寧靜得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分辯得出走廊上傳來的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但是，當吳昭仁回顧發生在七年前中央調查組來安徽的那段往事時，周圍所有的動靜就全在我們的意識中消失了。 我們發現，退居二線，已經身為「安徽省人民政府諮詢員」和「安徽省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吳昭仁，談起當年這個調查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發生在昨天。他說，是他把聯合調查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強調他同調查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進京的列車，是因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屬於「順便」；但他並不迴避，當時的省里領導確也極想知道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調查到了哪些情況，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至今還能說出國家農業部參加到調查組中去的兩位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處處長李顯剛和副處長黃煒；黃煒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同志，李顯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秘書。農業部分管「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正副處長一齊上陣，也說明了對這事的重視。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是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 吳昭仁告訴我們，曾曉東在談起利辛縣農民的生存狀況時，眼淚止不住地就流了出來。這個細節，給吳昭仁的印象可以說是刻骨銘心。一個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什麼場面沒有見過呢？ 在人們的想像中，執法監察幹部早就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但是，講到調查所聞，感情竟一下變得如此脆弱。他紅着眼睛說：「真沒想到，解放都這麼多年了，農民還這樣苦，負擔會這樣重，有些黨的幹部對農民的態度竟又是這樣惡劣------」 他一邊流着淚，一邊甩着頭。 他告訴吳昭仁：「我們實際調查到的，其實比新華社記者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整個路營都很困難，只有村支書和幾個村幹部住的是瓦房，問題一看就十分清楚。路營有兩個生產隊，連續幾年就靠賣血為生，苦到這個樣子，各種各樣的負擔還沒完沒了，大大超出中央規定，已是讓人無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們講的什麼『計生問題』，只是因為他反映了農民的負擔，被就活活打死！」 這位中央特派員本不應該是個愛激動的人，他說到這兒話卻被打住，因為過於激動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顫抖着，淚珠划過兩頰跌落在手上。 他說，反映問題的農民見到他們，首先就是長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蹣跚、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震撼。試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過久的壓抑，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怎麼會不顧屈辱和難堪地雙膝觸地，給一個可以做自己兒孫的調查人員施此大禮呢？ 這不都是常被我們掛在嘴上，說是已經翻身做了國家主人的中國農民嗎？他們被壓彎的脊樑和被扭曲的靈魂，使聯合調查組的每一個人無不在吃驚之餘陷入到長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視無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慘死後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國務院就在京召開了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會議。這以後，僅僅又只過了一個月的時間，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再次聯合發出《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將涉及農民負擔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有關項目，被取消、暫緩執行、需要修改或堅決予以糾正的，計一百二十二項之多！ 這麼短的時間內，針對農民負擔問題不僅迅速下達了緊急通知，而且這麼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應措施，並召開了全國性的工作會議，這一切，在人民中國的建國四十四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嚴厲打擊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縣城公開審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負有法律責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處王進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趙金喜無期徒刑，紀洪禮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傳濟有期徒刑七年。 同時，為嚴肅黨紀、政紀，阜陽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還分別作出了以下決定：給予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徐懷棠行政降職處分；紀王場鄉黨委書記李坤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黨委副書記、鄉長康子昌留黨察看、撒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處分；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撒職處分。並要求全區人民群眾更好地監督幹部認真執行黨的政策，責令各縣（市）務必進一步採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大快人心！ 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們走進了丁作明的家。我們發現，一個六口之家，因為喪失了丁作明這個主要勞力，有如大廈折梁，當地政府雖然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免徵了農業稅，可是生活卻依然過得十分艱難。我們注意到，大門上貼着的，分明不是紅紙寫就的對聯，那對聯慘白中透着淺紫，可以看出，他們至今沒有從巨大的悲痛中走出來。 丁繼營老人因體弱多病，已蒼老得無縛雞之力，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老淚縱橫。他拿出過去的《判決書》和地區法院開出的收據告訴我們，白紙黑字的《判決書》上判決的附帶民事賠償，至今沒有兌現，他們多次找過阜陽地區法院執行庭，並在幾盡一貧如洗的窘境中，交納了對他們不啻於天文數字的執行費，但時隔七年，當時判決的賠償款，至今杳無音信。 丁作明母親丁路氏現癱瘓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愛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時摔斷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乾重活。三個孩子被學校照顧可以免繳學雜費用，但十四歲的丁艷和十二歲的丁衛，還是中途輟了學，不得不在家幫助媽媽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過早挑起生活的擔子。 離開路營村時，我們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陰陽相隔的現實，使我們無法和他進行對話，但我們還是默默地祈禱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丁作明以他年輕生命的隕落，震驚了中央，從而使得九億農民終於有了呵護自己的尚方寶劍。 本來，我們以為他是第一個殉道者，也應該是最後一個。然而，接下去，當我們走近固鎮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時，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劇並沒結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續，發生在小張莊的血光之災，其性質之惡劣，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場面之血腥，以至讓人無法相信。它發生在「丁作明事件」後的第五年，並且，是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之後------
《中國農民調查》之二：惡人治村
1一切，發生在五分鐘內
隨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們普遍對有着「發」的諧音「8」這個數字，產生了喜愛之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認為是個大吉大利大喜大慶的日子。可是，這一天，它卻永遠成為安徽省固鎮縣唐南鄉小張莊的忌日。 小張莊地處淮河岸邊一個低洼地段，這些年澇災不斷，村民們的日子本來就不好過，再加上村幹部沒完沒了橫徵暴斂，家家戶戶幾乎就變得度日如年。對村幹部的胡作非為，小張莊的村民並不都是逆來順受，張家全、張家玉、張洪傳、張桂毛幾個血性漢子，沒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賬目的意見反映到鄉黨委和村支書那裏。去年春天，村民張家昌還把舉報信送到了固鎮縣人民檢察院。 對於村民接連不斷的上訪和舉報，張桂全恨得咬牙切齒。雖說他在村里只是個「副村長」，但沒誰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爺」是個啥事都敢做絕的惡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們的怨氣主要是衝着他來的，可仗着鄉里有人替他撐腰，就從未把這些村民放在眼裏。一天，他把鄉里的兩個治安聯防隊員請到家中，然後假惺惺地讓人通知到處告他的張洪傳到他那算賬，張洪傳不知有詐，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態興沖沖趕去。張洪傳剛進門，張桂全便破口大罵，指揮他的兩個兒子和聯防隊員對張洪傳大打出手，頃刻間就把張洪傳打成血人。要不是張洪傳的侄子張桂應聞訊趕去解救，張洪傳還不知會被打成什麼樣子。 張桂全的暴力威脅，非但沒能壓倒村民，適得其反，小張莊的全部黨員、老村幹部和八十多戶農民空前團結起來，先後兩次去鄉政府、五次到村支書家，強烈要求查處張桂全，徹底清查村裏的財務賬目。 村民們的反覆呼籲，多次請求，終於引起了唐南鄉黨委的重視。恰在這時固鎮縣政府正佈置各鄉鎮對鄉村的經濟賬目進行一次全面清查，鄉黨委書記左培玉就對小張莊上訪的村民說：「正好，借咱們縣這次清賬的東風，我們已經研究決定，由鄉紀檢書記王加文帶領鄉財政部門的三名會計，就先從你們村開始清理。」 這消息，讓小張莊的村民歡欣鼓舞。 這一年的二月六日，鄉紀檢書記王加文帶領着三名會計，和鄉政府負責小張莊片的薛兆成，進駐了小張莊。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經過村民們的充分醞釀、民主協商，全村八十七戶村民最後推選出十二名群眾代表，組成了聯合清賬小組。深受大家信賴的張家玉、張桂玉、張洪傳、張桂毛等人，均在當選之列。因為誰都知道張桂全的為人，也預感到清賬工作不會一帆風順，除制定了嚴格的查賬制度和紀律，十二名代表還私下約定，如果張桂全到誰家鬧事，其餘的代表都必須趕到現場，以防意外事件的發生。 對於這樣的清賬工作，從一開始，張桂全就極力阻撓，先是散佈謠言，說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圖把水攪渾，轉移人們的視線；接着，便多次在村級會議上揚言：「十二個鳥代表算我的賬，存心搞我，沒那麼便宜!就是搞掉我，他們也沒法子過；搞不掉，我叫他們更沒日子過，不打死他們，也叫他們腿斷胳膊折!」沒出兩天，張桂全的兒媳張秀芳就放出話：她的公公要殺人了。 面對張桂全的這些威脅，村鄉兩級領導幹部都沒引起應有的重視，清賬代表也只認為這不過是張桂全在嚇唬人，全沒當做一回事。 誰也不會想到，正式查賬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張桂全就真的揮起了殺人的屠刀! 這天，不大不小的雨點兒，不輕不慢地敲打在小張莊農舍的屋脊上，好像沒完沒了的催眠曲。 天已經大亮了，莊子裏的農民差不多都還慵縮在被窩裏。五十八歲的魏素榮，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樣忙着去灶間。她知道，丈夫張桂玉被大夥推選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個村民代表一樣，風雨無阻地要去查村裏的財務賬，魏素榮生怕誤了村裏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飯做好了。 誰知丈夫張桂玉和兒子張小松圍着桌子剛坐定，家裏的那台舊鬧鐘的指針正指向七點十分，張桂全便領着他的五兒子張余良和七兒子張樂義，出現在門洞裏。接着出現的，還有村會計張家會及其子張杰。 因為父親就是村裏的會計，對村民們的查賬同樣有着牴觸情緒的張杰，首先衝着張桂玉說了句諷刺挖苦的話：「賬算得怎麼樣了，俺們可能分兩個？」 張桂玉是個精明人，自然聽出了弦外之音，他離開飯桌，冷靜地說道：「大家叫我出來算賬，俺能不去嗎？」 張桂全馬上接茬道：「罵你不多!」遂向兩個兒子喊道：「給我打!」 。 由於這事來得太唐突，聽到了張桂全一聲喊打，張桂玉居然呆住了。
這時張樂義已從張桂玉的屋中抓起門旁的，一根木棍，張余良也隨後拾起張桂玉家的一把鐮刀。 張樂義揮起木棍就照張桂玉舞過來，站在邊上的會計張家會不但不制止，反倒將張桂玉攔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張桂玉拼力掙脫後，見對方開始下毒手，便迅捷從地上揀了塊紅磚。魏素榮發現村幹部的兒子將自己男人往死里打，慌了手腳，忙從灶台上掂過菜刀。 雙方持械怒目相視，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這響聲，驚動了四鄰。張樂義和張余良見不少村民趕到現場，人多勢眾，未敢再動手，退到屋外。 張桂全顯然不甘心，就朝張桂玉的屋後走去，邊罵，邊叫陣：「小橋(張桂玉的小名)你個狗日的，有種跟我過來!」 張桂玉是個吃軟不吃硬的紅臉漢子，見村幹部如此張狂，毫不示弱，就跟着來到屋後，責問道：「這次是鄉里要查你的賬，群眾選我做代表，我有什麼錯!張桂全，你嘴巴放乾淨點，我就是查了你的賬，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 爭吵之中，張桂全已暗下指使張樂義回家喊人。不一會，張桂全長子張加志和六子張超偉，都暗藏兇器來到現場。張超偉上來就打張桂玉，張余良趁機奪下張桂玉手中木棍，張超偉見赤手空拳的張桂玉依然頑強地反抗，迅速從膠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時從懷裏取出菜刀，兇狠地向張桂玉的頭上、胸口又砍又刺。 張桂玉猝不及防，甚至來不及喊叫一聲，就重重地撲倒在地。 村民代表張洪傳和張桂毛聞聲攆到現場。見張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張洪傳怒不可遏地責問張桂全：「你們怎能這麼狠毒？還不趕快把人送醫院!」 這時的張桂全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見張洪傳和張桂毛趕了來，陰險地笑道：「媽的皮，來得正好，就等着你們呢!」然後衝着張加志大聲喊道：「給我幹掉!十二個要算我賬的代表都給我殺光!」 離張洪傳最近的張余良，立即撲上去，瘋狂地朝張洪傳的胸部、腹部和股部連刺數刀，張洪傳沒有來得及反抗，便當場倒地斷了氣。 就在張余良撲向張洪傳時，張桂全也將雨傘一摔，從後面抱住了奔過來救人的張桂毛，罵道：「媽的皮，你不是到處告我嗎？算我的賬嗎？來吧!」張桂毛雖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馬大，毫不畏懼地和張桂全廝打着。張桂全自知不是張桂毛的對手，大聲呼喊：「樂義來把他放倒!」 張樂義舉起手中大菜刀，跳起來就向張桂毛的頭部砍去，直將他砍翻在地。此時，殺紅了眼的張加志也趕過來，依然不放過張桂毛，騎在張桂毛的身上，用殺豬刀又向張桂毛的背部狠扎三刀。據事後法醫鑑定：張桂毛頭部砍傷五處，創口深及顱骨，顱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見殺人者的兇殘。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一息的張桂玉，因為劇烈的疼痛而呻吟着，喪心病狂的張加志發現張桂玉沒死，猛撲過去，向其胸腹部又連砍五刀。 轉瞬之間，張桂玉的屋後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着血水，紅了一地，空氣中頓時瀰漫着嗆人的血腥味。 張桂玉哥哥張桂月聽說弟弟被暗算，悲憤交加，操起一根平日給牛拌草料用的細木棍奔過來。由於他的眼睛不好，一直奔到了張加志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這不是橋子嗎 ？」一句話未落音，張加志手中的殺豬刀已刺人他的胸口。 十六歲的張小松，於混亂中來到爸爸張桂玉的身邊，想把他攙扶起來送醫院搶救，張超偉拎着已經沾滿鮮血的菜刀，不容張小松救護張桂玉，揮手便向張小松的頭上砍去。在場有人一聲尖叫，驚醒了張小松，張小松意識到什麼，將頭一偏，張超偉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張小松的膀子上。張小松慌忙逃開，總算倖免一死。 前後只有五分鐘，小張莊的腥風血雨之中，竟是四死一傷! 當張桂全的四子張四毛也提着一把砍刀氣喘吁吁地奔到現場時，村頭上的廣播大喇叭，正響起村支書張店風催促村民代表繼續清賬的吆喝聲……
2可怕的村霸 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大小，並不取決於它的人數多少，而取決於它的組織程度。組織的力量是強大的，與政權相接合的組織力量尤為強大。中國農民儘管人數眾多，可是他們過於分散，沒有足以抵禦壓制的組織資源，而鄉村幹部卻是嚴密組織起來的，他們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這個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數人，把國家政權的意志拋到一邊，憑藉政權的組織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將是十分可怕的! 張桂全雖然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但他正是憑藉着村委會副主任(當地喚着「副村長」)的實權，同時藉助着一個龐大的家族勢力(七個兒子)，就在小張莊一手遮天，成為橫行鄉里的「村霸」。 一九九七年，他明知縣裏下達的徵收小麥的數量與一九九六年的數量『樣，他卻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為了聚斂財富，他可謂生財有「道」，「五稅一費」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稅雜費：誰家飼養一頭豬，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錢；誰家蓋了新房，就要多交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說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戶都要交五十元；誰家種花生，一畝便交十元錢；誰家添了拖拉機，每輛就是五十元。張桂月傾其所有剛剛購置了一輛「小四輪」，還未啟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這輛嶄新的「小四輪」正靜靜地躺在防雨棚里，似在為他的主人默哀。至於「計生扶育費」，誰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計劃生育罰款的錢數更是由着他隨心所欲，並且大多數是打白條子不入賬的。 一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財，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按規定應上繳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設的「五稅一費」，張桂全全家卻又是分文不出，一毛不拔的。 依仗着手中的權力，他侵佔土地，霸佔魚塘，侵佔公物，貪占公款，已是惡貫滿盈。這樣的一個惡棍，怎麼就當上了村委會的頭頭呢？再說，他只不過是個村委會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書又幹什麼去了 ？是與他一起同流合污還是做了閉口菩薩？對於這些，採訪中我們始終困惑不解。 後來，了解了張桂全的歷史，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議。原來，小張莊存在的問題，遠不止是財務管理方面的混亂，基層組織建設上暴露出來的問題，更是令人吃驚。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當時已是小張莊村委會主任的張桂全，就曾因貪污和姦污婦女，被固鎮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這期間，小張莊合併到了張橋村，張桂全還正在刑期之中，卻搖身一變，成了張橋村村委會的副主任。村民們說，張桂全根本就未經過大家的民主選舉，完全是鄉黨委和村支部個別領導人強行指派的。 雖被判刑仍在刑期，這樣一個窮凶極惡的罪犯卻照樣可以被兩級黨的組織委以重任，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張桂全非但惡習不改，反而變得有恃無恐，更加兇殘。 嚴格地說，張桂全這種人的行為方式，已經具有了中國封建社會農村中惡霸的基本特徵，但確實又是與那時的惡霸在性質上有着不小的區別，因為那時村中的這類人橫行霸道民憤極大，但土地的規模一般都不大，浮財也不多，而且，並沒有獲得法理意義上的村公共權力的位置，然而，張桂全不光能夠任意霸佔土地、侵吞浮財，並且獲有法理意義上的村落公共權力，因此，張桂全這樣的村幹部，就比封建社會農村中的惡霸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更大! 張桂全父子故意殺人案，雖然只是個「個案」，但「張桂全現象」卻足以讓我們憂心忡忡。在採訪中，我們發現，現在農村中「惡人治村」的現象已經觸目驚心地凸現出來，張桂全不過是當今中國農村基層公共權力運作中特殊機制產生出的一個生動標本。 結論和思考無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夠杜絕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呢？ 3、悲劇還在延伸 固鎮縣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報警不到二十分鐘就包圍了小張莊。涉嫌故意殺人的張桂全、張加志、張超偉和張余良當即落人法網。只有張樂義除外，據被害人家屬和在場的證人說，當時張樂義手拎一隻提包，包內裝着他們父子行兇的兇器，就從村支書張店鳳和實槍荷彈的防暴警察面前，從從容容地走過，村支書張店鳳不指認，防暴警察不知情，這就使得張樂義沿着村民黃自先平房後邊的一條小路僥倖逃脫。 小張莊發生兇殺案的消息，迅速傳開去。但是，無論是固鎮縣委縣政府，還是唐南鄉黨委鄉政府，對於案起於農民要求民主的權利和減負問題，全都避之如洪水猛獸。案發第二天晚上，整個小張莊還沉浸在巨大的驚駭和悲痛之中，固鎮縣有線電視台突然播報了這條「新聞」。報道稱，本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因村民們之間的民事糾紛、口舌之爭，發生了一起重大的誤殺案件。畫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從現場收繳的「兇器」，其實，那全是公安人員因為一無所獲從被害者張桂玉家裏找來的鐮刀、菜刀等器物。 整個一個假新聞! 這條「新聞」一播出，小張莊即刻炸了營。 在這起兇殺案中失去父親的張桂毛的獨子張亮，失去張桂玉、張桂月兩個弟弟的張桂菊，以及眾多的現場目擊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發集結起三百多人，於播出電視新聞的第二天一大早，找到縣有線電視台，質問台長：一個刑期未滿的犯罪分子當上村長，變本加厲地欺詐村民，大家不堪重負，依憑自己的民主權利要求清賬，再說這還是縣裏部署的，鄉里批准的，卻遭到如此滅絕人性的報復，什麼叫「錯殺」？「錯」殺了誰 ？殺誰才不算「錯」？被害者作為村民代表與張桂全之間究竟是什麼之爭？ 台長被問得啞口無言。他確實不知道其中會有這麼多的情況，案件的性質又會是這樣的惡劣與嚴重，不得不如實「招認」道：這是縣委領導指示這樣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復生，但死了總歸要有個說法。被害者是為維護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託慘遭殺害的，這悲慘的一幕已讓人無法接受，而如此荒誕的「新聞」無異於火上澆油。 於是，憤怒的村民們決定去見見縣委書記。 縣委和縣有線電視台門挨門，雖是兩個大院卻只隔了一道牆，當村民們湧出電視台大院時，才發現，大街上已圍了個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條「新聞」了，都覺得這事太慘，兇手太狠，一聽說小張莊的村民為「新聞」的事找到電視台，便料定「新聞」有詐。現如今，假冒偽劣的產品充塞着市場，各種各樣的新聞可信度也已 經不高，特別是一些重大事故的新聞，老百姓對它的真實性統統是大打折扣的。於是不少人圍過來就想鬧個究竟，不多會，便里三層外三層地圍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說了，縣委就在邊上，早看出了動靜，趕到小張莊的村民找到縣委時，縣委和縣政府的領導早已不見了蹤影。 從縣裏回來的第二天中午，小張莊的村民剛丟下飯碗，村支書張店鳳就通知全莊人到莊西黃自先家才蓋起的三間大瓦房開會。那是黃自先準備給兒子結婚用的，兒子在外地打工，現在正空着，村民陸陸續續趕了去。趕去才知道鄉里來了人。唐南鄉副鄉長何井奎、鄉政法委書記邱亞以及派出所警員一行人，是來「封嘴」的。 會上的氣氛嚴肅得令人窒息。何副鄉長首先選讀了幾條《刑法》規定，然後宣佈不准上訪，不准鬧事，不准亂說亂講。大家都很緊張，尤其是被害者家屬，他們鬧不明白，親人已遭殺害，可受害的親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過去的「四類分子」，不許「亂說亂動」，隨時隨地都將有警惕的眼睛在盯着你，一下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榮回到家撲到床上大哭了一場，她哭丈夫張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無處申；她哭自己長着眼睛長着嘴巴，看到的那觸目驚心的一幕卻不能再說；她哭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時就會給憋瘋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一家省報就在二版的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報道。文章恰恰發在蚌埠檢察機關正要將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訴的關鍵時刻，試圖搶佔社會輿論「制高點」的目的就十分明顯。 文章開宗明義，作了這樣混淆是非的表述：「一名叫張桂全的村委會副主任因為對村民的激烈言辭極為惱火，便率領眾兒子與村民相互毆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備閱讀漢語言文字能力的人，從這樣的表述中都會做出這樣的結論：「村民的激烈言辭」在先，張桂全「極為惱火」在後，村民，包括被殺的村民，才是造成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過細心的讀者還是會注意到：既然是「相互毆打」，為什麼死亡的儘是村民呢？這位「名叫張桂全的村委會副主任」，為什麼對自己的村民這樣歹毒，欲置死地而後快呢 ？村民「激烈言辭」又究竟是些什麼內容呢？為什麼這位村委會副主任會「極為惱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開殺戒？這些至關重要的內容，文章中統統沒說。在這裏，村民們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和村民們不堪重負的嚴酷事實，全被迴避。迴避就是有鬼。 於是，一場正義與邪惡、文明與殘暴、進步與顛覆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就這樣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間的口舌之爭，愚昧無知的一場「相互毆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張莊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報社的編輯當然不可能對每天要編發的來稿都去現場調查核實，解釋，他們採用這篇稿子的程序上並無過錯，稿子上是蓋有了檢察機關公章的，因此他們就未做也無須再做什麼核實便發表了。 眼前的形勢明擺着：這事是發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發生在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丁作明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農民負擔，而現在的問題是，小張莊的張桂全，非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村委會副主任，此人竟是個刑期未滿就當上村幹部的罪犯，這事情已夠複雜，他的問題又遠不是僅對村民橫徵暴斂，居然殺了人!這方面中央早有明確規定，凡因農民負擔問題導致一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體上訪的，都必須向中央報告，張桂全父子不是殺了一個人，而是造成四死一傷，嚴重得聳人聽聞!無論是固鎮縣委書記、縣長，還是蚌埠市委書記、市長，都很難接受這個事實，更不敢正視這個事實。也許他們並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氣，但是眼前這種近乎嚴酷的事實，對於他們不僅太突然，也顯得太殘忍，甚至沒給他們留下更多的選擇餘地。「丁作明事件」震驚中央的故事，誰也不可能這麼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誰都十分清楚承擔這種責任的風險和代價。他們顯然都是不願承擔這種風險和代價的人。 當然，最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的，還是受害者家屬。這天，被害者家屬張亮、魏素榮幾個人再次鼓起勇氣找到縣委，終於見到了縣委書記，他們在年輕的書記面前長跪不起，哭述冤情，剛說到自己的親人因為替村民們清賬而慘遭殺害時，書記一下竟變得勃然大怒：「誰說是清賬 ？那全縣都在清賬，怎麼沒殺別人單殺你呢？」 受害者家屬驚得目瞪口呆。 按縣委書記這個說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強暴了，要喊冤，豈不是誰都可以對她厲聲責問：世界上年輕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麼沒強姦別人單就強姦你了呢 ？這還是人話嗎？ 清查賬目的三位群眾代表被殺，其餘九位代表自然萬分悲痛，但小張莊查賬的工作並未停頓下來，而是查得決心更大，也更加認真了。 應該說，張桂全父子被抓，給清查賬目的工作帶來極大方便，村幹部的許多經濟上的問題，很快便露出冰山一角。毫無疑問，小張莊的問題不止是張桂全一個人有，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也都不可能就那麼乾淨，他們對這次清賬骨子裏是恐懼、抵制的，可這項工作畢竟是縣政府統一部署，小張莊的清賬小組又是鄉政府決定成立的，他們雖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終日，還不至於像張桂全那樣愚蠢地去殺人。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縣、鄉兩級黨委和政府就都對清賬的事兒閉口不提了，對張桂全父子殺人的真相也是在極力掩蓋，於是他們的膽子就又大將起來。 清賬小組清出一九九七年小張莊征糧時每人多收了六十斤，顯見是違反了國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書記張店風，張店鳳卻一副大包大攬的樣子，說：「不錯，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你們就不要過問了。」態度十分蠻橫。 『 清賬清出四名村幹部私分賣地款兩千六百元，張店鳳竟也從這筆賣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張店風，張店鳳平靜地說：「事我知道，這是操心費。」追問該不該拿這個錢，他居然理直氣壯：「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一次清賬會議上，村民代表問村委會主任張風知：「小張莊的四千元水稻澆水費已經繳納了，為什麼又從我們莊賣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澆水費？」張鳳知大發雷霆，清賬會無法清賬，不歡而散。 不久村子裏便傳出風聲：小張莊的財務賬結清了，張桂全「沒有貪污」，「沒查出張桂全的經濟問題：剩下的九個清賬代表縣裏還得逮幾個!」 接着，張桂全的四子張四毛氣焰囂張地揚言：「這莊子消停不長，還得有幾條人命賠着來!」： 一陣陣帶有血腥氣的陰風在小張莊迷漫開來，令人透不過氣來。 共產黨員張家玉是條硬漢子，積極反映村里加重農民負擔問題的有他；清賬小組中敢於當面鑼對面鼓較真的也是他。張桂全父子對他，可以說是恨之入骨，張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後，張桂全的六子張超偉當時曾大聲叫嚷：「上張家玉家去，給他斬草除根!」幸虧張家玉當時出村報警去了，並不在家，才倖免一死。但是現在，張家玉發現，他仍然處在兇險之中。在他家的門口和地頭，時常有人暗中窺視、盯梢。 張桂全家庭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況且還有張樂義在逃，面對一個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逃犯，一個不知何時就會突然出現的兇手，村民們，特別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無憂。張桂玉和張桂月那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提到這事就淚流滿面，她一個早上痛失兩個兒子，孫子還被砍傷，一個原本充滿生機的家庭一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種種跡象表明，這場噩夢遠沒結束。她面色惶恐地說：「沒人晚上敢出門，地里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種權力，你在哪裏
以後事態的發展，就越來越出乎小張莊村民的意外了。 鄉里派人威脅被害者家屬及現場目擊人不許「亂說亂講」，縣有線電視台和省里的報紙把這事說是「錯殺」，或是愚氓間的「相互毆打」，這些，其實都不具備法律效力。即便是並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張莊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說了的才真正算數。奇怪的是，案子進入法律程序之後，執法機關卻並不完全在依法辦事，設在地方的國家法院淪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這就叫小張莊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與絕望了。 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案子開庭審理，事先根本就沒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趕聽到風聲要開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連找個律師的時間也沒有了。 有着二十五年黨齡的村民代表張家玉，以黨籍保證，他說檢察院自始至終就沒人進過莊，也沒誰找過他們，更沒聽說找誰·了解過案發現場的情況，檢察院在《起訴書》上都寫了哪些事實，無人知道。死者親人和現場目擊人從「小道消息」聽說要開庭，慌慌張張地趕去時，也只准帶個耳朵「旁聽」，沒有發言權，而作為被告的張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頭接耳，這把被害人親屬的臉都氣青了。 公開宣判時，被害人親屬同樣沒得到正式通知，聞訊趕去才知道，作為這場兇殺的主謀和指揮的張桂全、殺死張桂月的張加志被判死刑；而殺死村民代表張桂玉和張洪傳的張超偉和張余良，只是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顯見缺乏公正。這一判決可以說達到了張桂全「數子之罪由一子承擔」的目的。 死者親屬強烈要求看法院的《判決書》，法院不給；他們委託律師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詞，就是不給。 固鎮一中的高中畢業生張家玉，是小張莊村民代表中讀書最多的一個，他找來國家頒佈的《刑事訴訟法》研究，發現這部法律的第一百八十二條白紙黑字寫着：「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依此國法，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理由不將判決書送達被害人家屬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裏。剝奪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這種合法權利，顯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夠解釋清楚的。 於是被害者親屬找到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們終於得到了「蚌檢刑訴(1998]21號」的蚌埠市檢察院有關這事的《起訴書》。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從《起訴書》上「審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壓根兒就無法知道被殺害的張桂玉等人是負責清賬的村民代表，他們是在行使小張莊八十七戶農民賦予的民主權利；而窮凶極惡的張桂全是有預謀地要對村民代表實施十分殘酷的報復；更看不到村民們已是不堪重負、村幹部為掩蓋罪責才是發生這一慘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張杰，激化矛盾的是張樂義，但《起訴書》在陳述到村民代表張桂玉妻子魏素榮一句並不過分的話之後，跟着就做出結論：「從而引起雙方對罵」，似乎引發事端的主要責任在魏素榮。而且《起訴書》竟然沒有「審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賬小組的張桂全的兩個兒子，跟着老子去「算」什麼「賬」？而這正是此案要害，卻被掩蓋。 「雙方對罵」的內容隻字不提，陳述「打架」的過程被「查明」的「事實」居然是：首先拿起兇器的，是村民代表張桂玉和他妻子魏素榮；首先動手的，是村民代表張桂玉和村民代表張洪傳；殺人不眨眼的張加志似乎只是因為他發現張桂毛和張洪傳二人又是用傘又是用磚頭「準備」(「準備」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張桂全一個人時，他才動刀的；後來發現張桂毛「正壓在張樂義身上」，張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費苦心!)張桂毛下手的；而被壓在身下的殺人兇手張樂義「起身後」(「起身後」三字更可謂用心良苦!)才發難的! 總之，「引起雙方對罵」，首先操兇器和最先動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屬，這些算賬的村民代表被殺好像是「死有餘辜」的! 「審查表明」張桂玉之子張小松的負傷，就更加「有趣」：「張余良從張桂玉手中將木棍奪下，打了張小松一下」。兇犯張余良不過只是用木棍「打了」張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還是從張小松的老子那兒「奪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這「一下」，在張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卻是一個長六十五毫米、深達二十毫米的刀傷，住院長達一月之久傷口才痊癒。《民主與法制》雜誌後來將張小松砍成重傷的照片公諸於眾，沒給這份《起訴書》一點面子。 蚌埠市檢察院是把張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訴的，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特大兇殺案的性質。因為「傷害罪」是指損害他人健康的行為；而「殺人罪」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即便就是從《起訴書》上提供的「法醫鑑定」的事實來看，張洪傳因「單刃刺器刺傷胸部至心臟主動脈破裂引起急生(應為『性』--筆者誤)大出血死亡」；張桂毛因「單刃刺器刺傷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張桂玉因「單刃刺器刺傷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張桂月因「單刃刺器刺傷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顯，兇手無一不是用兇器直掏心窩子!倖免一死的張小松，也是因為他躲開了直接砍向腦袋的菜刀，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殘忍的四死一傷的局面，前後居然沒用五分鐘，怎麼就可以得出這些兇手是「損害他人健康的行為」呢？照這麼「審查」，天下還有「殺人罪」嗎？ 張桂全在那個陰冷潮濕的早晨讓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場的所有目擊者永世不會忘記：「給我幹掉!十二個要算我賬的代表都給我殺光!」這是《起訴書》不該遺漏或不敢正視的獸性的嚎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檢察院並不是以「殺人罪」起訴張桂全的，但張桂全在聽完宣判後竟當庭大罵法官，聲言等他兒子出獄後要拿這幾位法官開刀!殺人者的氣焰如此囂張，不知《起訴書》上落下姓名的檢察官和代理檢察官作何感想？ 漢朝桓寬著《鹽鐵論》就曾指出：「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意思是說一個社會並不擔心沒有法令，而是擔心沒有堅決執行的法令。無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執法後果不堪設想! 通常我們把黨、政、軍而外的法律監督權，稱為「第四種權力」，因為它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許多地方決定訴訟成敗官司輸贏的，依然還不是案內的是非；神聖不可玷污的法律，其應有的權威還樹立不起來；獨立辦案還常常只是寫在紙上的一句承諾。我們的生活與法律之間，有時還有着一種更加強大的力量在發生作用，使得許多法律還僅僅是一個誘人的美好的願望。 為制止小張莊的村民進京上訪，固鎮火車站甚至對購買北京車票的農民嚴加盤問。·連城郊兩個農民只是去京看親戚順帶看病，也遭到拒絕，二人好生解釋，最後確認不是唐南鄉的農民，又確實不是為了上訪，才得以買票上車。 封鎖顯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豈可一禁了之。固鎮縣唐南鄉小張莊發生的血案，終於還是不脛而走，引起了各地媒體廣泛的關注。 首先趕到現場採訪的，依然是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記者李仁虎和葛仁江採訪後寫了一篇《張橋村幹部如此斂財，一種負擔兩本賬》的新聞報道。雖然隻字沒提發生在張橋村的「小張莊慘案」，文章中甚至沒有多少作者主觀的議論，但是，這篇被轉發到了全國的新聞報道，卻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將小張莊所以會發生兇殺案的背景一絲不掛地裸露在國人面前。其敘事的風格，極像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讓事實說話。 大量的事實表明，中央劃定的是否構成「農民負擔」的界線是：「三提五統」不准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而這裏已明顯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八，接近國家規定的四倍!更為嚴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奪，卻要玩弄掩耳盜鈴的伎倆：一種負擔兩本賬。其手段之惡劣可見一斑!其文章最精彩的一筆，還是在村民和村幹部貧富差別的交待上，這是一幅絕妙的圖畫，畫龍點睛地把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揭示出來。 接着《工商導報》的記者也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張桂全枉殺四人法難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標出了一行引人注目的提示：「刑期未滿，又任村幹部；心中有鬼，反對查賬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瘋狂行兇，殺死四名查賬的村民代表。」可謂一針見血! 只有一點需要更正：枉殺的確是四人，但查賬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一人張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張桂玉的兄長。 緊接着《工商文匯報》也在一版顯著位置，披露了「固鎮發生特大命案」的真實情況。 被嚴嚴實實掩蓋着的「小張莊慘案」的真相，終於被撬動，射進了幾縷溫馨的陽光。固鎮縣委和蚌埠市委一手遮天的神話被擊破! 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許，中央電視台四位記者頂着烈日、扛着沉重的攝像器材，風塵僕僕地趕到了遠離公路的小張莊。他們是看到新華社轉發全國的那個電訊稿後做出這次專訪決定的。進了莊，他們就開始隨機採訪和錄像。 記者首先走進村民黃自先的家，問黃：「你們的負擔重不重？」 黃自先顯然是有顧慮的，猶豫良久，才說：「確實很重。」他隨後找出村里發的「農民負擔監督卡」，以及村組開出的一張張白條子給記者看。 記者提出要見村民代表張家玉，正在田裏幹活的張家玉被喊回村。張家玉不僅照實說了小張莊「一種負擔兩本賬」的情況，還談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張桂全副村長的貪污賬，張桂全父子連殺四人砍傷一人的事件經過。 後來，記者請張家玉帶路，他們分別對被殺代表張桂毛、張洪傳的兩個孤兒進行了採訪。 最後記者又讓張家玉把他們帶到張店鳳家，要採訪一下這位村支書。不過，當時書記不在家，便決定採訪書記老婆陳雲俠。不曾想，陳雲俠的態度十分惡劣，先是將記者拒之門外，然後，把門一鎖，管自扛着鋤頭揚長而去。記者卻並不介意，手中的攝像機也並沒有放過這難得的鏡頭，一直跟拍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見為止。 記者們剛準備要離開，就發現張店鳳推着自行車正巧往家趕來，遠遠地，他發現一群村民向他喊話，還有人扛着錄像機已經對着他，感到不妙，掉頭想跑，也許覺得這樣子太狼狽，跑了幾步又折了回來。 記者迎上去問：「你是這村的書記嗎？」 「是。」 「我們想了解你一些問題行嗎？」 張店鳳顯然調整好了情緒：「行，回家談。」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門口才注意到門上掛着鎖，鑰匙也被老婆帶走了，很是尷尬。 記者於是就在門口進行了採訪：「你們村的賬目都公開嗎？」張店鳳接口說：「公開，全公開。日清月結。每個月的五號張榜公佈。」記者問道：「張榜都貼在什麼地方 ？」張跟着就說：「三個自然莊都貼。」記者盯住不放，又問：「貼在什麼地方你看見了嗎？」張頓了一下，這才說：「我沒看見，反正我都安排了。」 記者露出了幾分幽默，正準備再問，在場圍觀的村民見張店風這樣睜着眼睛說瞎話，都忍不住笑起來。笑聲中，不知誰大嗓門叫了一聲：「書記胡說!」張店鳳頓然變了臉色，怒氣沖沖地逼視着在場的村民。 村民代表張家玉這時站了出來，當着張店鳳，毫無懼色地走向攝像機的鏡頭，實話實說：「我們小張莊就從未看見張貼過公開的賬目!」張店風一聽，咬牙切齒地指着張家玉說：「你張家玉還是不是個共產黨員 ？你失職!張貼你看不見，這不是失職是什麼!」 在張店鳳看來，村裏的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五條件地和他這位村支書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則，就是不稱職。 中央電視台來人的當天，已經是深夜兩點多鐘了，唐南鄉一位領導還把電話打到村支書記張店鳳家裏，詢問記者進莊後採訪了哪些人？調查了一些什麼事 ？有沒有誰說了清賬的村民代表被殺的事？ 如臨大敵。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會主任張風知跳出來開罵了。這位文盲主任在村裏的廣播大喇叭中喊道：「有個別共產黨員，弄幾個臭記者來採訪，說我們搞的都是假的；還弄來個中央『焦點訪談』記者，『焦點訪談』不『焦點訪談』，我看這是有些群眾在起鬨!我讓你們好好在下邊起鬨，到時查出來非得治你不可!」他把廣播喇叭的音量調得很大，他的嗓門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聾。村民們剛從睡夢中醒來，聽着這樣一個大字不識的「村長」在廣播裏張牙舞爪，真不知小張莊究竟是誰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電視台就在《社會經緯》的欄目中，把小張莊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予以「曝光」，在全國範圍產生影響。幾乎是前腳跟後腳地，《南方周末》也拿出頭版一整版的版面，直擊小張莊慘案，發表了記者朱強的長篇報道：《五父子稱霸固鎮小張莊，四村民查賬惹殺身之禍》。且圖文並茂地配發了評論與漫畫，漫畫作者方唐，畫得簡約而辛辣：一個村委會領導人物酒醉飯飽之後，從放着酒瓶的辦公桌子上，不可一世地又踏到誠惶誠恐向他頂禮膜拜的村民頭上和身上，嘴巴里煙囪似的噴吐着雲霧。評論文章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國印之手，他的震驚憤慨之情躍然紙上：「我們有一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央政府，又畢竟處於文明時代，怎能容忍惡勢力猖狂!」不過，他提出：「對一切違反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的村幹部堅決予以制裁，這當然是需要的，而且也會有一定的效果，但這只是治標的辦法，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需要讓農民富裕起來，讓農民擁有組織自己的能力，並給農民的組織以合法地位，使農民有力量抗衡鄉村權勢階層。」 這期間，《民主與法制》雜誌社鄭蘇、福殿和成遠三位記者，也從「民主」與「法制」特有的視角，深入到小張莊，並於這一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現場紀實報道。題目極平實：《村民代表查賬慘遭毒手》，文章卻寫得內容詳實、引人人勝，不乏雄辯之筆、警策之句。令三人甚為詫異和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他們採訪之時，潛逃在外的張樂義使用過的那把帶血的殺人兇器，依然靜靜躺在溧澗村醫院辦公室的抽屜里，一直無人問津。是他們，把拍到的這張照片，觸目驚心地展示於世人。 隨着各種新聞媒體的相繼介入，特別是在全國極有影響的幾家報紙雜誌的輪番轟炸，小張莊村民代表因為行使自己民主權利慘遭殺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漸漸有了轉機。 人們首先看到，唐南鄉政府派人把張洪傳的兩個孤兒接到了鄉里的敬老院。 接着，這一年的舊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固鎮縣政府安排給遭難的幾家每家發了一百元的慰問金。 午收大忙時節，固鎮縣委機關下來了幾位同志，幫助幾戶受害者家庭搶收麥子。他們從上午一直干到下午一點多鐘，沒吃農民一口飯，沒喝農民一碗水，這讓死難者的家屬多少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一絲溫暖。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桂全父子一案下達了終審裁定。終審《裁定書》上「審理查明」的「事實」，其實與蚌埠市檢察院《起訴書》上當初「審查表明」的「事實」並沒有多大改變，這使得小張莊廣大村民再一次對中國的法治產生失望。 不過，有一點是應該予以肯定的，這就是省高院終於裁定張桂全父子「不存在防衛問題」，亦非「傷害(致人死亡)罪」；「張桂全、張加志、張超偉、張余良的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主觀故意明確，訴稱其沒有殺人故意D的理由無事實根據，不能採信」。 這讓小張莊已經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戶農民，終於感到了一點欣慰。
《中國農民調查》之三：漫漫上訪路
1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這是共和國第四十五個誕辰。到處是歡歌笑語，到處是火爆的鞭炮聲，安徽省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王俊彬，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這裏是河南省沈丘縣留府鎮李大莊，雖然離他的家鄉只是近在咫尺，他卻是有家不能歸。 臨泉縣公安局於兩個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達了《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雖把他的名字都給寫錯了，但他十分清楚，隨着這個《通知》的到處散發，他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同時，也被剝奪了聲辯權，他已不可能再回臨泉縣申訴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訴無疑等於自投羅網，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讓他感到傷心、震驚的是，二十多天之前，臨泉縣紀檢委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他帶人找黨的上級組織，要求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其後果卻是開除出黨!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這一步，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農民，不僅面臨着物資匱乏的困擾，還將承受着從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壓力。雖然農民有許多話想說，可是讓農民說話的渠道並不暢通，民意和民情還無法能夠得到正常表達，難怪一些地方有的農民不得不將早已「站起來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採取古人「冒死攔轎」的辦法，在公路上攔截領導的車隊喊冤。 「文革」結束那年才六歲的王俊彬，是在鋪着陽光的新時期的大道上無憂無慮地走過來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開放，就是民主與法制。十八歲那年，高中還沒畢業呢，他就響應祖國的召喚，走進了軍營，從此又多了幾分軍人的奉獻精神。特別是當他在黨旗下莊嚴地舉起右手，向黨宣誓，更懂得隨時隨地維護黨的決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個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顯然不會像有的農民那樣向誰屈膝下跪，他認為民主的權利不是靠誰恩賜的，他當然也不會去干出那種「冒死攔轎」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麼都喪失了，惟獨沒有喪失的是民主的權利。 他要申訴。 雖然他還並不清楚向哪一個具體的部門主張自己的權利更為合適，他卻毫不猶豫地在紙的上端寫出「訴狀」二字。 儘管他知道被申訴人一般只應該是部門的法人代表，一個黨的縣委書記不可能成為被告，但他不管這些，依然堅定不移地在「被申訴人」下面，寫上張西德的名字。他認為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在那起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一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為著名的黃泛區。當年劉鄧大軍突破敵人的黃河天塹防線，千里挺進大別山，就是從這裏殺出一條血路，揭開了解放戰爭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樸的臨泉人民，憑着勤勞的雙手，正在改變着家鄉的面貌，但由於人口的眾多，一個小小的平原縣，竟擁有一百八十多萬人，堪稱「華夏第一縣」；再加上交通閉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王俊彬就出生在這個貧困縣最貧困的白廟鎮。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裏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過去，沒有一家鄉鎮企業，田裏種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蔥和大白菜，很多年以來，這裏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為生。在村莊旁邊不遠，有一條公路直通外省，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着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我們一問價錢，不免吃了一驚，一斤僅賣六分錢，一板車蔥也就抵個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一點，也只賣到一斤一角錢。然而，就是這麼便宜的蔬菜，種菜的人還捨不得吃。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着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裏只有飯，沒有萊，我們問他，這麼便宜的大白菜為什麼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一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賺了一毛錢嗎 ？」 二OO一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說，每人每天的收人不過八毛錢，誰都知道，這將意味着什麼 ？儘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縣、鎮、村還是層層加碼，不斷地把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這種巧取豪奪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東和王洪超，他覺得總要有人敢站出來替大夥說句公道話。王向東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特別是王洪超，提到亂攤派，他就惱得直摔頭，簡直就是深惡痛絕。 、 王洪超的岳父是鄉村中比較有商品頭腦的精明人，除了種莊稼，農閒時就走村串鄉去賣老鼠藥，這行當成本不多，收入卻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種莊稼日子過得太艱難，就跟着岳父去賣老鼠藥。一天，正趕在王洪超外出賣藥，村支書高建軍帶着苛捐雜稅的突擊隊，大呼小叫地摸上門，每家要收六塊錢的「建校費」。村里學校校舍好好兒的，沒有一間危房，怎麼又冒出個「建校費」呢 ？王洪超的母親想不明白，也掏不出這六塊錢，就說：「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話音剛落，高建軍搬起電視機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門說：「家裏沒人，你們這麼搬東西，合來不合來呀 ？」她說的是當地話，是在查問村支書這麼幹「划算不划算」。 因為高建軍與王洪超還有一層親戚關係，她想不到高建軍當上了支書就會幹出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來。誰知，高建軍理也不理，揚長而；去。 王洪超後來知道村支書抱電視機的事，氣；得直罵娘。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計，決定先去鎮裏討個說法。當時，他們三個人想得都過於簡單：既然有黨的「減負」政策，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再說向上級機關反映下情，這也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 他們差不多是懷着無比信賴的心情，去找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去尋求組織上的幫助的。他們永遠記住了那個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讓他們刻骨銘心，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終於懂得了什麼叫「推諉」，什麼叫「糊弄」，什麼叫「對人民群眾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當高建軍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電視機的事情也告到了鎮裏，惱羞成怒，不僅拒不歸還，還再次明目張胆地闖進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輛自行車。 欠交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竟然抱走一台電視機還覺不夠，又推走人家自行車，這事顯然做得太過分，一下激起了公憤。於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來。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 我們在王洪超家就見到過當年村民們的三份證據。一份是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卡上承包耕地的畝數明顯有改動的痕跡，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畝四七」改作「六畝八五」，塗抹了之後，又寫成「六畝八七」。塗改承包耕地畝數的目的，不言而喻，是為提高「農業稅」、「農林特產稅」、「耕地佔用稅」以及其他各項應交的稅金。至於卡上填寫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的數字，更是叫人霧裏看花：兩組十四項「應付費用」款，數字是十分具體的，但其中的依據是什麼 ？為什麼要村民交這麼多？誰也說不清。總之，十四項錢款加起來，應該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計」欄里也是這麼填寫的，卻不知為什麼，又用紅筆給槓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邵營村民委員會」大印的「農民承擔費用收款收據」上，「鄉統籌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變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錢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還在這份收據的空白處寫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據為準其他單據作廢。」就是說，再加上「應交」的稅金，這戶農民總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於諷刺意味的是，這戶農民提供出的又一張油印的「邵營行政村農戶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單」，無疑應該被看做是「作廢」的「其他單據」，「通知單」上通知午季必須交納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數字不僅又變成了「六畝八八」，應交稅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變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稅費卡」，兩本不同的賬。一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一文錢不能少；一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們提供的這許多證據，更堅定了上訪的信心。由於鎮裏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這以後就找到了縣裏。 使他們大感意外的是，在縣裏，他們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於是，三人橫下一條心，決定去找一把手。 「我們要見張西德同志。」他們認為，縣委書記是全縣黨組織中最高的領導，黨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會看着下邊公開違背黨的減負政策不管不問的。 但是辦公室的同志詫異地抬起頭，發現闖進來的是幾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很不耐煩地說：「知道張西德是誰嗎？」 「縣委書記呀!」 「你們是哪裏的？」 「白廟王營的。」 對方一聽就奚落道：「縣委書記也是你們隨隨便便就可以見的嗎？王營村的事，你們應該找白廟鎮黨委和政府去解決。」 「可是鎮裏不問。」 「他不問，你們就來找縣委書記？如果全縣所有村都像你們王營，有事沒事就跑到縣裏找書記，這縣委書記還能幹嗎？」 三個人全傻了眼。 王向東的腦子來得快，忍不住地問：「鎮裏不管，你說不找縣委領導找誰？」 對方一下站了起來，衝動地扇着兩臂，像轟趕一群鴨子似的大聲喊道：「去去去，我們還有事!」 有着幾分心計的王洪超，一直沒言聲，這時冷靜地說道：「我們要求縣委落實中央『減負』的政策!」 「誰不給你落實，你去找誰!」 「我們就找張西德書記!」王洪超聲音不大，卻說得十分堅定。 「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從縣委大院走出來的時候，三人的臉色都十分難看。王洪超後來談到走出縣委那一瞬，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心中一種最聖潔的情感，忽然間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極了。 回村後，村民們湊在一起開了個會。大夥都覺得，既然三個人去縣裏反映問題，勢單力薄，得不到重視，那就各家各戶能去的都去。這以後，王營村三百多村民一齊出動，坐着十幾輛農用車和四輪拖拉機，浩浩蕩蕩開進縣城。 然而，人多勢眾，不但於事無補，反倒引起縣委更大的反感，說他們這是在「聚眾鬧事」。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找地區，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進京。去地區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無底，因為無論地區還是省里，都與臨泉縣委和縣政府有着太多的聯繫，不能說他們就一定會是「官官相護」，但把上訪的材料層層下批，最後又批到被上訪人手裏的事，卻是完全可能的，這樣的故事，當今的報紙、廣播、電視上已屢見不鮮。假如是那樣，人家指個兔子叫攆，一圈攆下來，不說村民們的時間和精力賠不起，也沒有那些錢朝外拿呀! 大夥七嘴八舌，各抒己見，到了後來，意見就漸漸集中起來，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去找黨中央、國務院!因為，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同咱底下農民的心貼得最近!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樣「越級告狀」，將會承擔很大風險。一個嚴峻的事實是：進京上訪，反映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問題，客觀上看，告的卻是臨泉縣的「黑狀」。至少說明，臨泉縣拒不落實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是給黨抹了黑，是為國家添了亂。縣委書記張西德對此絕不會善罷甘休。 提到張西德，大夥在臨泉縣的電視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說話愛揮手；做報告的稿子可能是秘書們給寫的，文辭還可以，可他一到脫稿講話時，就沒有了一點文雅氣，說的話跟個粗人沒啥兩樣。一次會上，在強調計劃生育不准超生的時候，張西德竟揮着拳頭信口開河道：「我寧要七個『墳頭』，不要一個『人頭』!」說得大家全伸舌頭。這句充滿殺氣和血腥的話，被流傳得很廣，誰聽了，誰脊背發涼。 總之進京上訪，前途難卜，誰有能力有膽識擔當此任呢？ 大夥心裏當然全清楚，只是誰也不忍心先開口。推選進京的代表時，村民們一雙雙充滿期待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注視着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年輕而又有文化的後生。 2感受溫差 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經過簡單的準備，把收集上來的「三亂」證據小心地整理停當，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當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車站的月台，一種受了委屈的孩子終於來到母親懷抱的衝動，使得他們異樣的激奮。他們多麼想去看看魂縈夢繞的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看看雄偉壯觀的英雄紀念碑和金水橋畔的華表、看看中南海的紅牆啊，但是，他們知道大夥湊出的這點上訪經費來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須花在當緊的地方。 在中辦國辦信訪局，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沒有想到事情的進展會如此順利，不免有點兒受寵若驚。接待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情況反映，還就他們提出的問題，允諾將很快給安徽有關部門發去專函，促成這事的調查處理。 北京如此嚴寒的氣候，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沒有碰到過的，迎面卷過來的又冷又硬的風，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裏卻都像揣進個騰騰燃燒的火爐子，打心裏往外冒着熱氣。 「既然來了，」王洪超說，「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於是三人一路問過去，又跑了一趟國家農業部。 在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親切與溫暖。接待站的同志聽了他們反映的問題，看了他們帶去的證據，當場就明確表態：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做法是錯誤的。並主動為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回到安徽後，拿着這封信直接去找省農委的一個單位。 信訪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門，還送了一本《減輕農民負擔勞務管理法》的小冊子，分手時，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邊照樣胡搞，怎麼得了!」一句話說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熱。 儘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們都沉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奮與激動的同時，又有一種異樣的酸楚，不時會從心裏毫無準備地冒出來，破壞着他們的好心情。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當時三人都說不清，此刻，列車遠離北京了，他們才恍然大悟：北京雖好，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裏。 只要他們還從屬臨泉縣白廟鎮的權力磁場之內，縱使遠離千里萬里，也逃不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車過黃河以後，三人似乎都無話可說了，可誰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們就這樣枯坐着，似乎什麼也沒想，一直無聊地聽着腳下車輪與鐵軌忽輕忽重的碰撞聲，這聲音，在寂靜的夜裏，聽起來竟是那樣震撼人心。趕到天都大亮了，三個人才昏昏暈暈地有了倦意，不過省城合肥卻已經到了。下了車，顧不上休息，三人就按農業部介紹信上寫着的單位，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 省減負辦的同志聽了三人的陳述，十分重視，也覺得問題嚴重，當即寫了一封態度十分明確的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臨分手時，也送了一本他們自己匯編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央歷次做出的具體規定。 · 走出農業廳大樓時，三人在京曾有過的那種亢奮與激動，再次溢滿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識地回頭看看這座已經相當陳舊的建築，心中油然盪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間，他們還找了一趟省紀委。省紀委接待的同志也相當重視，希望他們放心地回去，這事，他們會過問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一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顯然，這時的臨泉縣委，已經接到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公函；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滿面地走了出來，並當場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 「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眾。」 三人接過縣委書記的條子，認真看了看。因為字比較潦草，有的字寫得也不規範，看了一會才鬧清上面的內容。不過，又好生納悶：「多提的款」，這是個什麼概念 ？作為黨的一級組織的負責人，為什麼不能夠像中央、國家機關以及省減負辦那樣，按照黨中央文件規定的精神，指出這件事的嚴肅性？既然下決心要鎮裏解決，為何不通過組織的程序，而是隨手寫了個白紙條子交於上訪群眾 ？再說，「群眾上訪」了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來找縣委，縣委就是裝聾作啞；如今，上邊批下來了，馬上「笑臉相迎」，既然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管怎麼說，從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始上訪，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縣委書記「簽字畫押」，前前後後折騰了八十九天，總算看到了結果。當村民們聽說張西德書記表態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一個村子頓時沸騰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複雜。他們當然清楚這件事情的性質。鬧到這一步，不用說，是他們為縣委、縣政府捅了婁子。不過，村民們拿到的，畢竟只是一張白條，細細揣摩，他們既從張西德的「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聽到了不滿，卻也從「請努力做好工作」這句話上讀出了縣委書記的無奈。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這時，縣紀委在地區紀檢委的督促下，也組成了調查組開進白廟鎮，對鎮村「減負」的問題立案調查。其實，只要查，許多問題都是明擺着的。縣紀委調查組只是查了一下鎮村兩級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一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裏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裏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經費的開支也極其隨便，莫名其妙的單據太多，還發現鎮裏隨意平調或挪用村裏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甚至將鎮村兩級的調款情況，合做在一張表格上，僅「一九九三年秋季調款」，查出的明明是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調款表格」上，竟然就變成了三萬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這一筆，就隱瞞了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為，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但是，從縣委書記為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裏，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就不能不讓王營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領頭上訪的王俊彬，此前一直為鎮的土地管理所聘用，這當兒被突然解僱；再就是，王向東和王洪超接到鎮裏的通知，要他們去鎮機關「清算賬目」，二人剛進鎮政府的大門，就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一頓毒打。 退款不過是虛晃一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 張西德一看來了這麼多村民，而且帶有明顯責怪的口吻，首先就變了臉，再不提如數退給加重農民負擔的那部分錢款的事。他的話一下就變得十分嚴厲，也很難聽：「有本事，你們只管狠狠地鬧，我就是不給你們處理!」 村民們問：「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嗎？」 張西德越發火冒三丈地說道：「有本事你們就往上找!」 張西德顯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你們儘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 村民們百般無奈，於是又去找縣紀委。因為縣紀委曾經派出過調查組，並且查出了白廟鎮和王營村「提留統籌」上的不少問題。可是，紀委書記李樹成聽說下面就是不願清退多收的錢款，也無可奈何地說道：「我讓他們退，他們不退，我又有什麼辦法 ？」 主管一個縣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書記，對下面幹部的胡作非為感到無能為力；統管全面工作的縣委書記又是這樣蠻橫不講理，村民們感到難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氣憤。 不過，這時候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已經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們表現得十分冷靜。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人下了也許是這輩子最大的一個決心：一定要和這些對黨的政策陽奉陰違的人鬥爭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個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慄的消息，這消息，是白廟鎮派出所的指導員施燦洲透露給他的，王洪超同施燦洲私下交情不錯。這年三月三十日這一天，施燦洲把他拉到一邊，悄悄給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訪的事了。」還用了當地一句土話，叫他「趕快『薅手」』，意思是說「趕快收手」；並嚴肅地提醒道：「馬上要抓人!」 當時，王洪超心中一驚。他知道施指導員不是和他開玩笑，也不是在嚇唬他。他一點不敢怠慢地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王向東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東聽了似信似疑，卻也不得不馬上通報給廣大村民。 一時間，王營村籠罩在一種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們自發地組織起巡邏隊，以防不測；王洪超乾脆把村子裏的廣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裏。 村民們雖然思想上有了準備，卻沒有想到「抓人」的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3 天高皇帝遠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點多鐘了，這在有着夜生活的城市裏或許不算太遲，但在這偏僻的王營，村民們差不多全都熄燈上床了。就這當兒，一輛客貨兩用車鬼鬼祟祟開進了村。 車在村西頭悄然無聲地停下之後，打上面跳下五個人。事後才知道，他們分別是白廟鎮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民警王樹魁、張復春，治安隊員王俊和劉凱。他們交頭接耳一番後，五人就行動詭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巡邏的村民的注意，於是遠遠地尾隨着。後來發現這些人，盡在領頭上訪的幾個村民代表家的門口探聽動靜，有幾次竟試着上前推門，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門，邊敲邊喊：「村里來了幾個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當時正住在王洪超家裏，門外的響聲首先把她驚醒了，她一個激靈從床上爬起來。聽說村里來了偷偷摸摸的人，衝到放有廣播器材的房間，打開開關就喊起來：「王營來賊了!王營的老少爺們，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讓他們跑了!」 夜深人靜，廣播的喇叭聲立刻把一村人驚醒了。聽說村里來了賊，一個個飛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傢伙就奔出了門。 驟然響起的喇叭聲，首先就把跟來的兩個治安隊員嚇壞了，知道這次的秘密行動被暴露，村民們最恨的就是跟着幹壞事的治安隊員，罵他們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們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員還好講，他們可就慘了，於是二人便像一對受驚的兔子，奪路而逃。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聽到響聲，料定事情不妙，連丟在村頭的車子也顧不上了，立即調轉身子，高一腳低一腳，摸着黑，慌不擇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樹魁、張復春以及司機趙燦龍因為躲避不及，最後被村民們一個個分割包圍。 村民們喝問道：「你們是哪裏來的？幹什麼的？」 一個民警說：「我們是瓦店的……」 另一個民警說：「我們是……黃嶺的。」 三個人竟有了三樣說法，這自然更引起大夥的懷疑。 王營村地處安徽和河南兩省邊界，王營小學校長王天基住的村西頭，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縣和安徽省臨泉縣兩省兩縣的地界，有人說王校長的孩子出門撒泡尿，就澆濕了兩個省和兩個縣的地皮。處在這麼個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帶，突然冒出三個來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樣說法，其中還有穿警服的，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們的警覺。懷疑這是一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乘着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證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一下，三個人變得越發緊張起來，趁着混亂，落荒而逃。這一逃，村民就覺得問題更大，當然更不能放過，當即追了上去。 三個拼命逃竄，的人，因為沒有村民們的路熟，眼看難以逃脫了，這時；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從腰間拔出手槍來，指着追到面前的村民兇狠地喝道：「不許動!再追，我可就開槍了!」 村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嚇了一跳，紛紛站住。 ， 正在狂奔的另外兩個人，發現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來。 村民們人多勢眾，面對槍口並不怕，倒是更加肯定這是一夥乘夜打劫的刁徒。情況明擺着：既然謊稱是「城絲綢廠」來王營「聯繫業務」的，城怎麼就變出手槍了 ？如果真的是民警，又為什麼要說是「城絲綢廠」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說幹嗎要逃，慌慌張張連個汽車也不要了？ 村民盯着司機問：「你們究竟是幹什麼的？」 司機吞吞吐吐不敢說。 村民們不再懷疑了，他們首先採取了自衛，上去解除了對方手中的兇器對大夥的威脅。他們甚至認為，對準大夥的這支手槍，和那套警服一樣，肯定都是假的。幾個村民撲上去，就把對方的槍支打掉了。接着，憤怒的村民對他們認為是打劫的刁徒一頓痛打。 直到嘗到了苦頭，司機趙燦龍才說了實話：「他們的確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輛儀徵車，給了我十塊錢，一盒渡江煙，叫我開車來抓人。」』 說着，忙把口袋裏的十塊錢和一包煙交出來，求村民們放他一碼。 村民們聽說這其中真來了抓人的民警，忙問王樹魁和張復春，二人只得坦白：「我們是白廟鎮派出所的。」 村民一聽，炸了營： 「你們憑哪一條來抓上訪代表？」 「抓人為啥偷偷摸摸？」 。 「你們明明是白廟派出所的，為啥要說是『瓦店』的、『黃嶺』的、『城絲綢廠』的；為啥一追問就逃？」 問得兩人一時語塞。 村民們顯然不會放過：「說!」 一個小聲解釋：「我們是來抓賭的。」 一個卻說：「我們是來巡邏的。」 這麼一說，更糟糕。來抓賭，為什麼專找村民代表的家，顯然不能自圓其說；說是「巡邏」，就更是睜着眼說瞎話了。因為從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個年頭了，王營村的父老鄉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啥時下鄉巡邏過。早不巡邏，晚不巡邏，鎮裏剛為王營清退了一點點加重農民負擔的多收款，就「巡邏」到了王營 ？又偏偏是摸着上訪代表家的門鼻子夜半「巡邏」。 村民們越聽越冒火：「巡邏為什麼不開警車？」 這時村民們才發現，這幾人全喝多了「貓尿」，一個個酒氣熏人。農村派出所的許多公安人員，本來就沒給群眾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與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塊去，啥壞事都幹得出來。為防止對方借着酒性胡作非為，村民們搜走了他們隨身帶來的手槍和手銬。特別是發現有四副手銬後，進一步證實司機吐露的是實情：他們確實是心懷鬼胎來抓村民上訪代表的。想要抓的四個人，不用問，這就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外加一個王洪欽。 』 村民們越說越來氣，七手八腳就把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 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來治稱為「大個子」的民警張復春，在王來治的追問下，他曾懊惱地承認：「誰知道你們莊是有準備的，誰叫我和王樹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們弄成這個樣子。」 他承認這酒是在王天玉那兒喝的，王天玉是王營村與縣裏某些人有着特殊關係的一個人。蹊蹺的是，王營村村民後來寫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別指出，當夜少數村民情緒激烈，並非事出無因：混亂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幹部的帶動下，一擁而上，發生了衝突，車也砸了，人也打了，槍也打掉了。」兩個關鍵的地方都有這個王天玉!這或許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給端了出來。 總之，民警王樹魁和「租來的」司機趙燦龍，不久一個個狼狽地逃出村去；被說是「打成重傷」的大個子民警張復春，這時候的酒性早就被驚醒了，他逃得最快，幾個青年農民追了一截地都沒攆上。後來，村民王洪軍把民警們丟下的槍支、子彈和手銬，集中起來交給了鎮武裝部長王東良，王東良就是王營人，當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過後，村民們便陸陸續續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覺了。誰也想像不到，一覺醒來，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儘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幹警和搜查槍支」為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驚天動地從縣緘開出。 車上駕着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裏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 這支擁有現代化武裝的隊伍，抵達王營村前，來了個「先聲奪人」，他們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營村人不得外出廠顯然這並非是聰明之舉。他們忘了王營村所處的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營村，村民們聞風而逃，逃起來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後面，就是河南省管轄的地帶了。警車進村，村子裏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當然有不跑的。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他們認為這事與他們無關。也有極個別跟着上過訪的，覺得不過就是「隨大流」，不會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沒有跑。 誰知，公安武警一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 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獵跳牆的吵鬧聲。 王洪嶺的妻子周敏，從來沒有參加過上訪,公安人員撲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這個邊遠的小鎮上也進行了佈控。 四人覺得已經別無選擇，作為村民代表，他們必須儘快地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 ， 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在眾多村民的掩護下躲過了臨泉縣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輛去河南省沈丘縣城的公交車。三人經沈丘趕往鄭州，然後轉乘火車直奔北京。 王向東和王洪超這是第二次進京了，算是「輕車熟路」了，下車便直奔設在永定門一帶的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誰知，住下不到半點鐘，他們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個正着。 公開逮捕他們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亂中搶走公安人員「五四」手槍兩支、子彈十五發，準備在北京製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聲地抗議着，怒斥對方這樣做太卑鄙，完全是無恥的陷害，是一種十分惡劣的打擊報復。但是，即使他們周身長滿了嘴巴，在手續完備的執法人員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勞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變得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裏，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反銬起來，一天二十四小時就那麼被銬着。吃飯時，銬在背後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頓飯就只能像豬狗一樣伏在地上，伸長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着的一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半夜醒來，常被驚出一身冷汗。 應該說，嚴刑拷打的各種畫面，王洪超並不陌生，過去他從電影、電視或是小說上見到過；干出這種勾當的，不是殺人如麻的土匪、國民黨特務，就是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國法西斯。可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在陽光普照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干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臨泉縣政協副主席於廣軒拍案而起了。 當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別是了解到發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臨泉縣公安機關竟然也敢明目張胆地編織謊言，逮捕前往上訪的農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決定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揭露臨泉縣委某些人拒不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減負政策，殘酷打擊報復農民群眾的犯罪行為。 這天，他利用一個星期日，乘車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縣郵政局，他給江總書記拍了一個長長的電報。拍這份電報，花去了全家人兩個月的生活費。 他把調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詳詳細細地作了匯報，並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縣郵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這份電報的分量，知道大老遠跑到外省拍發這種電文的良苦用心。但是電文所反映的，畢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縣的事，因為與她所在的地方無關，自然可以泰然處之。 於廣軒的電報，當天就被河南新蔡郵局發往北京。 可是，於廣軒沒有想到，這份電報由各級黨委政府層層批轉下來，最後，竟然到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的手裏。 張西德勃然大怒。 他責令縣公安局立即進行排查，限期偵破給中央領導反映「白廟事件」真相的這個人。 公安人員確實費了一番腦筋。因為，於廣軒在拍這份電報時，已經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這種結局，他在電文的落款處留了一手，並沒有注出真實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經被捕的王營村村民代表王洪欽的名字；雖是借用名字，他卻又在「王洪欽」三個字的前面，標上了「王營村退休幹部」幾個字，這樣，材料似出自事發之地，給人確可信據之感，同時又虛晃一槍，設置點迷霧，給那些按圖索驥者增加點困難。 臨泉縣公安局已將王洪欽在京抓獲，現就同王向東、王洪超一道關押在太和縣，吃喝拉撒睡雙手都被從背後反銬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從看守人員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縣去發這樣的電報。因此，電報上雖然寫着王洪欽的名字，王洪欽首先還是被排除了，於是公安人員就在「王營村退休幹部」上尋找線索。然而，查遍王營，也沒發現有一個「退休幹部」，最後就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到了縣供銷社下屬一個聯營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儘管「退休工人」與「退休幹部」完全是兩碼事，臨泉縣公安局還是認定那事就是王洪章乾的。這天，聯營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單位領工資，很久沒有發工資了，聽到這消息，王洪章當即興高采烈地奔縣城而去，一進單位，就被守候在那裏的公安人員撲倒在地。為防止意外，也沒將王洪章關押在本縣的看守所。但是，因為王洪章壓根兒就不知道電報是怎麼回事，被打得皮開肉綻了，他還是說不知道。公安人員對這樣的口供不可能會滿意，一口咬定他是個沙鍋里煮驢頭的主兒，肉爛了嘴還是硬的，於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為替兄弟媳婦周敏說了一句公道話，就被公安用電棍打得血流滿面的王洪彬，至今還躺在床上；現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嶺割頭不換頸兒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關進看守所時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腳銬，也受盡了折磨。這一樁樁，一件件，全都發生在王洪嶺的身邊，使得只想安安穩穩本本分分過日子的王洪嶺，也終於拍案而起了! 在這之前，王洪嶺一直在河南省沈丘縣留福鎮上的銅管廠打工，每月有着一千多元的豐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辭去銅管廠的工作，拼出性命要為王營村的父老兄弟討個公道!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協同村民代表王俊彬，衝破臨泉縣在省內省外設下的重重暗卡，帶領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達北京。 王營村這次是集體進京上訪，在整個臨泉縣引起了巨大反響，縣委書記張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營村村民對不堪重負的強烈不滿，顯然還是相信高壓乃至鎮壓，才是杜絕上訪最有效的辦法。 於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幹部組成的縣委工作隊，浩浩蕩蕩，開進了王營村。一下去了這麼多人，生活費以及煙酒費，又全叫當地的幹部群眾攤派，這使得已經十分困難的王營村民，雪上加霜吃飽喝足了的工作隊員，像「文革」那會一樣，開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傳車，在村子裏哇啦哇啦到處轉，搞得王營人人自危，連鄰省的老百姓也過不上安靜的日子。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一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不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還措詞嚴厲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屬及親屬們」，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樣子。 接着縣紀委就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沒過多久，縣委再次調遣二百餘人，分乘大小機動車三十餘輛，包圍了王營村，揚言要開萬人大會，對上訪的群眾來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嚴重，正值抗旱關鍵時刻，提心弔膽陸續回村的王營村民，不得不又四處逃散，以致千餘畝玉米幾盡絕收。 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公開審判。開庭那天，縣法院事先雖然進行了周密的防範，法庭內外到處佈滿了武裝法警，王營村的村民聽說縣裏要公審他們的上訪代表，一個個都站了出來，呼啦啦湧來了六七百號人。當檢察官宣讀王向東和王洪超的「罪惡事實」時，村民們全然不顧法庭的紀律，憤怒地揮舞着拳頭，高喊道： 「你們這是誣告、陷害! 「他們冤枉!」 「我們要求放人!」 「堅決懲辦鎮壓群眾的真正兇手!」 法庭上大亂。 這種「炸庭」的場面，在臨泉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官和法警全都變得手足無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槍荷彈的法警們怕事態進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離。審判長也只好中途宣佈休庭。 其實，法官們十分清楚，藐視法律的顯然不僅是這些「炸庭」的農民。人民法院是我國國家審判機關，有權確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質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發生不久，縣委工作組就已經將其定性為「非法拘禁公安幹警的刑事案件」；縣公安局到處張貼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將其稱為「打砸搶」，甚至提到了「大肆進行反動宣傳」的高度；縣紀委做出的《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中，也明確地將其界定為「已構成搶劫罪」。顯而易見，縣委工作組、縣公安局和縣紀委都在縣法院正式審理之前，就各自確定了「違法犯罪分子」的性質，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視法律的違法行為。 如果臨泉縣法院不給抓到的上訪代表安個罪名，判上兩年，這對當時的臨泉縣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縣法院中途休庭之後再沒有重新公開審理，卻於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至於二人究竟「妨礙」了什麼「公務」，判決書竟比天書還難讓人讀懂。 5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被「判一緩二」放出，終於又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裏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李蘭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無法繼續讀書，至今呆在家裏，不能聽到警車的響聲，警笛一鳴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淚流滿面。他想起了過去在報紙上讀到過的一位信訪工作人員說的一段話：「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麼『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當時看到這段話，王洪超確確實實被感動了。但是，此時此刻，王洪超想到這段話時不僅感到的是親切，更多的還是吃驚，他發現那位信訪工作者的論斷，就像在評說臨泉縣眼前發生的事情。 他想，臨泉縣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訪局接濟站抓他們三個上訪代表，肯定編造出的謊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給欺騙了。於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經不是立即去為妻子女兒尋醫治病，而是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一切不實之詞。想到了這一層，就不禁想到縣法院開庭時，作為公訴人的縣檢察院在法庭上宣讀的那些證人證詞。 王洪超開始行動了。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嚇一跳，原來那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全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縣法院開庭時邵喜英並未出庭，村民回來告訴她，說庭上宣讀了她的一份證詞，邵喜英聽了吃了一驚。她說，「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她還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也從沒在啥材料上按過手印。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說，縣公安局來的人曾找過他，拿出兩份複印材料讓他看，他說他不識字，對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單問他：「你們村有沒有這些人？」他說：「有。」對方就又寫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為他不知道對方在材料上寫的啥，他不願按。這時，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走過來說：「該按的就要按，保證沒你的事!」有韓書記的這句話，他就在公安人員帶來的材料上和現寫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幾個上訪代表「罪狀」的「證詞」。 王海潮更是氣憤。他根本就沒說過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曾毆打過公安民警，他的「證據」純屬捏造。他說，我說的時候他們在記，記了些啥也不念給我聽，就讓我按了手印，誰知開庭時一宣讀，內容全變了!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設圈套讓人鑽，他們這是栽贓! 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別憤然地寫出了申訴材料，說明他們當時壓根就不在村里，一個在河南，一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這種狗屁「證詞」實在是無中生有! 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後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着歲末寒徹肌骨的西北風，領着七十三位王營村的父老鄉親，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 他們暫且把「農民負擔」放置一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眾的血腥罪行。 』 張西德得知王營村民又一次集體進京上訪，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寧願舍掉一條胳膊，也要和你們干到底!」 但是，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因為調查組既然有臨泉縣委參加進來，去調查臨泉縣委本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四二」事件，其結果的客觀性註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們看到了由這個聯合調查組抄報給中央信訪局的一份《書面回訪材料》，材料上不僅迴避了國家減負政策的有關規定，隻字不提王營村農民負擔是否過重，羅列出的許多數字也是混淆視聽，掩蓋了問題的性質，甚至公然包庇鎮、村幹部的腐敗行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鎮」十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多元，這些錢幹什麼用了 ？該不該由村里出？均不作說明。如，多處出現錢款的去向是「還前任村班子貸款」，或是「其他貸款」，而且數目巨大，這些貸款究竟是被村幹部貪污了，還是挪用了 ？為什麼這種不明去向的貸款要村民們攤派？均一字不提。總之，《書面回訪材料》上大都是些糊塗賬，「省地縣調查組」卻又有着驚人的結論：「賬目賬面處理清晰，沒有發現村幹部的貪污問題。」 調查組不僅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匯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王洪欽、王洪章、王洪軍六人統統稱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帶人進京上訪，《書面回訪材料》上卻寫道：「判決書送達兩被告後，兩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訪。」 這種官官相護的調查報告，被送到中央信訪局，中央信訪局沒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縣三級黨的組織派出的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所以，王洪超這次帶領農民再次進京上訪，雖然沒有像上次那樣，在中央信訪局的接濟站被抓，卻也只能是無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裏一個鼻孑L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隨之而來的新春佳節，村子裏沒有了一點兒喜慶的氣氛。開春過後，正是各地農村春耕春種的大忙時節，大批的王營人卻相繼離開了臨泉縣，紛紛去外埠打工謀生。 「哀莫大於心死」。人們不再上訪，但白廟鎮及王營村，鎮村兩級的黨政機構，卻也就淪為形同虛設。 表面的平靜，掩蓋了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阜陽地委和行署並沒有從王營村農民多次大規模的上訪事件中汲取教訓，縣委書記張西德甚至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到了一九九五年，臨泉縣農民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地區下達的各種稅費明顯增多，僅「雙基教育費」一項，農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層層加碼，到了白廟鎮就變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雙基教育費」，上行下效，各種各樣的亂攤派跟着就五花八門地冒出來。白廟鎮有的行政村，農民負擔便佔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點二六，已超出國家「大限」的三倍還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飛來橫禍。九月一日，縣裏派往王營村「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其工作隊隊員竟多達三百人!其中，不少隊員素質極差，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十分嚴重，他們對本不屬於計劃生育對象的也巧立名目，亂征亂罰，稍有不從，便趕豬、牽羊、挖糧、拉家具，甚而強行砸門扒房，打人抓人。這且不算，工作隊居然敢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 王營村的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一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一次，上訪的村民們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感。他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 沒有退路。 他們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領這支視死如歸的上訪隊伍的，還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國的國都北京，令世人震驚地先後出現了兩起與安徽省臨泉縣有關的事情，因此，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註定要為自己埋下的隱患付出代價。 十月四日，共和國四十六周年誕辰剛過去兩天，臨泉縣城關鎮李灣村農民李新文上訪來到北京，反映縣公安局為興建水上派出所辦公大樓，在沒有解決拆遷補償的情況下，就和城建局監督大隊強行拆除農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無着、居住無所，來京後錢又被騙，絕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門撞車未遂，於五日凌晨在永定門接濟站跳樓自殺! 這是中辦國辦信訪局設立接濟站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這事，本不該發生的，或是說，不該在這樣的地方發生，因此，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 田橋鄉和白廟鎮一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僅一九九四年就平調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萬元，造成村級經費開支困難，各村瘋狂地搭車加碼；特別是一九九五年秋季開展的計劃生育突擊大檢查活動，在田橋鄉也前後搞了五十天，亂征亂罰款就高達二百五十多萬元，鬧得民不聊生。 一個縣的兩個鄉鎮大批農民集體上訪，特別是白廟鎮王營村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進京上訪，農民負擔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訪局的重視；再說，他們已經察覺到，王營的農民這次是鐵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樣子，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情況發生，便暗中作了防範。然而，防不勝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眾還是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 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他們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矚目的地方，這樣做，會給國家，特別是北京，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會給黨和人民政府臉上抹黑。但是，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麼樣的一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們沒反，他們依然只是來向組織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還是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變。冒死進京，找黨，找政府，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採取行動了。他們當即通知安徽省及有關地縣負責人連夜進京，當天下午就把國家農業部、國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以及國家計生委等中央、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請到了一起，研究上訪農民提出的那些具體問題。 王洪超和另外兩個農民代表，應邀到會，並陳述了進京上訪的原因。 農業部的同志態度十分明確：加重農民負擔，這是嚴重違背黨中央、國務院「減負」政策規定的，打擊報復上訪群眾更是不能允許的；該退的款至今沒有到位，應儘快解決! 中紀委、高檢、高院的同志，也旗幟鮮明：農民反映的這些問題為什麼久拖不決，而且還不斷地激化這種矛盾，這顯然是錯誤的，必須下決心解決，不應該再拖了。涉及到黨紀的，要堅決給予黨紀處分；觸犯了國法的，必須以法論處。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王洪超在會上就「四二」事件的幾個關鍵問題諮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問：公安人員夜間巡邏的範圍有沒有什麼規定？公安人員執法時應不應該公開身份 ？幾個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進村，既不說明身份，一盤查就跑，還掏槍威脅群眾，群眾把他們當成一夥冒充公安的刁徒給打了，車也砸了，這叫不叫「妨礙公務」？ 公安部到會的同志回答得十分乾脆：「巡邏主要是在鬧市區，或是發生過諸女口攔路搶劫等情況的事故多發地，農村不是巡邏範圍。公安人員執法時不出示證件是違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應該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動地聽着，真想當場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對與會者精彩發言的由衷敬佩。儘管他極力地克制着，卻依然忍不住眼窩子一熱，流下淚來。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一個調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陽地委行署兩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十二位同志，深人到白廟鎮和王營村實地調查研究，召開了各類座談會，認真回訪上訪群眾，並及時地把調查到的情況向群眾作了公佈，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報告首先確認，臨泉縣的農民負擔問題確實是嚴重的，「四二」事件發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廟鎮僅增項加碼的農民負擔就是十三萬一干六百五十九元，此外，還平調村提留十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體資金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開支」竟佔到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七，並指出：「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關於「四二」事件，調查組說了真話：「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向農民提取款、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難度，就動用公安幹警出面協助，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幹警參與」，「在執行任務中，少數幹警和武警行動過激，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部分群眾目前仍有怨氣，長欺(期)不能息訴罷訪，給做好該村的穩定工作帶來了難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一天，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村裏的老少爺們像過大年一樣地喜慶，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紅匾，上書「為民請命」，慶賀為大夥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勝利歸來；東躲西藏，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夥前呼後擁地接回村。緊接着，王營也從邵營行政村中劃出，單獨設村，王向東就在村民們的民主選舉中，當上了王營行政村村委會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開除的黨籍也得到了恢復，並在隨後不久，出任了王營行政村黨的支部書記。 一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一聽說張書記要「走人」，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全縣。這天，白廟鎮的王營、邵集、賀莊，田橋鄉的趙莊、任莊、三河莊、半拉廟、於營的農民，開出了幾十輛機動車，趕到縣委大院，把張的家團團圍住。 人們直呼其名地怒吼着：「張西德，你出來!」 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縣委、縣政府的許多幹部也在圍觀，卻無人再替張書記「保駕」。 張西德十分尷尬地走出來，正想表達他愧對臨泉縣父老，他的工作沒有做好的話，就被積怨已久的農民的隊伍裹挾進熙熙攘攘的人流。開始，農民還只是大聲責問，甚或夾帶幾聲咒罵；漸漸地，人們開始涌動起來，涌動的人潮頓時成了憤怒的海洋。張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來推去，時不時還被人暗中動了手腳。 曾經不可一世，自以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縣委書記，感到了無助、無奈與心悸。 縣公安局聞訊派出警車呼嘯而至，雖受到圍攻卻十分清醒的張西德，見公安人員奔過來，忙大聲哀求道：「你們千萬不能抓群眾，不能傷群眾啊!」 這或許是他擔任縣委書記這麼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時才悟出的一條為官之道。
《中國農民調查》之四：天平是怎樣傾斜的
1怪圈 我們有這麼多無辜的農民兄弟為爭取「減負」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而農民負擔在各地依然是屢禁不止，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且又是源源不絕，這是為什麼？ 這究竟是為什麼？ 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一個怪圈。 應該說，黨和人民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們在開始這項調查工作時就發現，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通知，頒佈的條例，做出的決定，發出的通報，不但旗幟鮮明，而且許多措詞也是十分嚴厲的。雖然，中央的態度如此堅決，下發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卻依然還是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非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為此，我們大惑不解。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一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做出《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然而，有令不行，農民負擔的問題仍然扶搖直上。有資料顯示：到了一九九一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卻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鵬總理簽署了國務院第九十二號令，明確地頒佈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農民負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做出了許多硬性規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驚中央的「丁作明慘案」，就是在《條例》頒佈一年之後發生的。 一個風華正茂的農村青年，只因向縣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負問題竟被活活打死在鄉派出所，這事震驚了中央，中央不僅派出調查組，還在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連續下達了兩個措詞嚴厲的緊急通知，並宣佈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取消三十七項，暫緩執行兩項，需要修改七項，堅決糾正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十四項，同時廢除達標升級活動四十三項。以後不久，中央又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關於當前減輕農民負擔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重申並「約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規定和不切實際的集資、攤派項目；暫停審批一切新的收費項目，禁止一切需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中央《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項目，任何地方和部門都無權恢復，國務院規定的提留統籌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額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這些來自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下發，農民的負擔卻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當我們仔細地閱讀了這些本該是最具權威性的文件之後，注意到，這些政策性文件，雖然都很具體，卻並非治本之策，因為大多着眼於對眾多分攤項目進行甄別，所以決定暫停的每一個項目，都勢必影響到政府一些部門的具體利益，這些部門很快就會改頭換面，創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費項目來。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這些部門也是可以通過本部門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門起草代表部門利益的領導講話，為項目的恢復執行提供新的依據。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變通」，置若罔聞，照樣拒不執行。 至於那些措詞嚴厲的「紅頭文件」，雖然明確提出了「不許」或「嚴禁」的內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則或是精神。這種既非剛性約束，更非法律條文的東西，無法界定又無法操作，說了也等於沒說。於是，決定取消的，沒被取消；決定糾正的，沒有糾正；決定暫緩的，也沒有暫緩，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爛、更荒唐的分攤項目相繼出現。於是，對農村中「三亂」的限制與治理，也就變成了「割韭菜」，或是「刮鬍子」，割了又長，颳了又出，周而復始。 我們相信，這種情況也絕不是安徽一個省獨有的。 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就說過：「中央明明知道，問題雖然出現在鄉鎮，但根子是在上面，那麼為什麼不追究根源呢 ？不管原因是什麼，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員的膽子就越來越大，機構和人員就一年比一年膨脹，農民負擔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對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聾子耳朵--擺設。」 一九九四年，農民負擔的形勢已經十分嚴峻，中央政府在全國全面推行了國稅和地稅分稅制的改革，由於中央財經的集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出現了空前的困難。農村中的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以及民兵訓練在內的各項開支都拋給了鄉鎮一級政府。基層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補、多收多支。」這就迫使、同時誘使各地縣鄉政府，不得不依靠佔有農業剩餘、剝削農民來維持運轉。 農民負擔便像滾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據國家農業部統計，一九九五年農業兩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九點九，向農民徵收的「三提五統」費用，也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而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社會負擔，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二。這一年全國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區的農民負擔，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這顯然還是一個保守的統計數字。 許多民謠俚語，表達了農民的憤懣與無奈：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幹部。」 一個流傳更廣的順口溜，幾乎就被農民當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鄉，鄉糊縣，一直糊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 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形成了一個最為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這就是：《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十分明確地指出，「凡因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負責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以吸取教訓；連續發生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書面檢查；對瞞案、壓案、報而不查或打擊報復舉報人的，一經發現，要從嚴處理。要加快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認真貫徹十三條決定，「逐項逐條落到實處，決不允許出現任何梗阻現象，決不允許在執行中走樣。」甚至還特別指出：「於春節後用一個月時間將決定內容同廣大農民群眾見面，並反覆宣傳，做到家喻戶曉。」 為了檢查中央關於減負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督促各地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國務院還派出了由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及有關新聞單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現場檢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參加者之眾，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樣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一年，中國農民的負擔卻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國的改革是從安徽的農村開始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偉大改革，培養了一批既熟悉農村工作又敢講真話的幹部。 曾在安徽農口擔任領導職務長達十七年之久的吳昭仁，是一位對農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黨員。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心情沉重地說：「中央有個『十三號文件』，其實，安徽省委當時還有個更為嚴厲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號文件，明確規定，一個村『提留統籌』費用突破國家規定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的，縣(市)委書記必須向省委、省政府寫出書面報告。但是，文件歸文件，我們並沒見一個縣(市)書記、縣(市)長寫過檢查；即便發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書代筆，黨委和政府蓋章，說是『集體承擔責任』，其實是沒有一個人承擔責任，更沒誰可能會去吸取教訓。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這類字眼，這幾年不斷見諸各種文件和報刊，說者憤憤，聽者藐藐。吳昭仁卻認為：「我總覺得，這類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還得從上面找原因。為什麼要三令五申 ？領導機關要有威信，得自己樹權威，講話就要算數，講到就要做到，誰不執行就要拿他是問，絕不拖泥帶水。讓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發令，不去督促檢查，或查而不處，處而不嚴，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 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漩渦中走過來的陸子修，如今已從省人大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可他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中國農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說，在安徽，乃至在全國，他都是-位排得上號的農村問題的專家了。二OO一年六月一個炎熱的上午，我們在他的家裏採訪了他。他雖然現在已年屆七旬，可一談到農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輕人似的顯得有幾分激動。 他和我們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於懷的一次會議。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陽召開的一個全省有關減負工作的匯報會。在匯報減負工作落實情況時，有幾個地市委書記都相繼談了自己的苦衷，雖然這些苦衷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陸子修卻聽不下去。因為幾十年的農村工作的經歷，他早已習慣於站在農民的角度看問題。儘管那幾個地市書記和他都很熟，有的關係還很不錯，他還是當場紅了臉。 既然會議是放在阜陽開的，他首先就拿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開了刀。 他沒有顧及對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懷中是只對省委負責，不對農民負責!你不顧農民的實際情況，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擺弄花架子。你搞『養牛大縣』，牛隻是養在公路兩邊做樣子，開現場會把花錢租來的牛集中起來給人參觀。你把農民坑得還不夠嗎 ？」 然後又直問滁州市委書記張春生：「你張春生衡量幹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亂征，亂罰，亂攤派，最後逼死人，這樣的幹部還能用嗎？你呢，卻把這種幹部挪個地方，照樣易地當官!」 隨後又質問蚌埠市委書記方一本：「你方一本屬下的懷遠縣上訪不斷，如今已稱得上『安徽省的上訪大縣』了。難道全都錯在農民身上，你就沒有--點問。題 ？」 接着他又把話題轉向巢湖地委書記胡繼鋒：「你胡繼鋒不去掏農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該國家花錢的，你怎麼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沒有錢就把公路開腸破肚了，誰叫你開的 ？你這不是只想着要給自己搞『政績』嗎？」 他指名道姓地點了一圈之後，痛心疾首地衝着各路諸侯嗟嘆道：「我們許多於部『只看樓房一片片，不知誰人做貢獻；只看公路直如線，不知誰人來出錢哪!』我們的農民日子剛剛過得好一點，大家就把他們當成『唐僧肉』!農民實在太苦，什麼人都可以欺負呀!當年我們搞的那個『大包幹』，轟動了全國，也影響了全國，總結起來就是那麼三句話：『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農民自己的。』可是現在呢，『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一點一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一點是自己的!』」 說着，他溢出了淚水：「沒想到我們的幹部，今天這樣不熟悉農民，不重視農民，和農民交朋友的幹部太少太少。我建議在座的各位能不能來一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替農民考慮一下，再這麼『三亂』下去，農民還能不能受得住啦 ？」 陸子修的話似響錘砸在鋼砧上，一聲聲震在大家心上。 被點名的幾位地市書記，因為意外而不免感到詫異。 這時候，六安地委書記頗為僥倖，輕鬆地說：「我們在農民負擔的問題上還沒出過事。」 他這話不說還好，這樣一說，陸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沒給對方一點面子：「你的農民負擔問題，我這兒就有一沓子群眾來信!農民才把果木樹栽下去，你的村鎮幹部就逼上門去收特產稅，這是不是事實 ？」 六安地委書記顯得十分尷尬。 會場上鴉雀無聲。 其實，正常的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歷來就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克服自身缺點錯誤的一件「法寶」，曾幾何時，卻在我們的黨章與憲法之外，官場仕途之中，漸漸流行開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其規則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認真，至少不要於己過不去，話要說得留足餘地，甚至已經把認認真真說假話也看做是為官成熟的一個表現。因此，陸子修的快人快語，就使得許多人感到唐突。 休會期間，省交通廳一位副廳長有意落在最後，當他走到陸子修身邊時，突然抓住陸的手，眼裏閃着淚光說：「都說你陸主任人好，卻不知道你竟然好到這個程度!」 會後，主持會議的省委副書記方兆祥找到陸子修的房間，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啊!」 吃飯時，省委書記盧榮景也走過來誇讚陸子修：「你講得好，講得好呀，是要有個『換位思考』!」 陸子修沒好氣地說：「好個屁!你們這些話，會上為什麼不說？我是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你們的『打手』!」 對於陸子修這種心直口快的性格，當年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就已經「領教」過。那時候，陸子修是滁縣地委書記，一天溫家寶來滁視察，陸子修接待時，開門見山地問：「溫主任，你要看真的，還是要看『閃光點』？」 溫家寶一聽，笑了，幽默地說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陸子修領着溫家寶把「閃光點」和「陰暗面」都看了看，他既總結了滁縣地區改革開放中成功的經驗，也剖析了依然牽腸掛肚地存在的問題，既報喜，又報憂。 一九九六年，陸子修參加了一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在許多代表中間，溫家寶一眼就認出了陸子修。他走到陸子修身邊問道：「你認為現在農業上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 陸子修也不繞彎子，他說：「幹部的作風問題。當然，這也包括我在內。再好的政策，沒人落實也不行，現在的許多幹部是『官做大了，車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離群眾太遠了』!」 那天他們談得十分投機，當溫家寶知道當地正在做着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便表示出極大的熱情，話說得同樣富有個性。 他說：「過去，毛澤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我看，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的利益問題。如果農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農村社會就難以發展，農業生產就難以為繼，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話。」 他還說：「億萬農民當年之所以跟隨我們黨鬧革命，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是帶領他們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關心他們的實際利益，反而讓他們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會是一種什麼心態 ？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水，說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農民的重要，歷朝歷代沒人不知道農民的重要，可趕到一掌握了政權，就很難說再代表農民了，總是反過來剝削農民，甚而鎮壓農民。以史為鑑，我看中國共產黨人同樣面臨着這個嚴峻的課題。」 2 稅費如牛毛 達標價更高 在近兩年的日子裏，我們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間，一直想弄清一個困惑着我們的問題：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究竟有多少項？後來才發現，這居然是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觸目驚心! 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九十三項之多，涉及到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二百六十九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許多壓根就是鄉村幹部們的隨心所欲。有些，你一聽就會感覺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還帶有幾分黑色幽默，似在開玩笑，但徵收起來你少繳一文也是不允許的。 我們雖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個縣(市)跑了一遍，現在坐下來清點一下農民負擔的那些科目，也還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資類有：建鄉鎮辦公樓集資；建鄉鎮教學樓集資；建鄉鎮科技網集資；建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建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建鄉鎮計劃生育宣傳站集資；建鄉鎮廣播站集資；建鄉鎮影劇院集資；興建鄉鎮企業集資；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等。 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有：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的定額補貼；民兵連長、治安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民小組長的誤工補貼；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雜工的補貼等。 教育支出有：民辦教師工資；公辦教師補貼；校舍建設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和文體器材設備費等。 計劃生育支出有：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等。 民兵訓練支出有：民兵訓練生活補助；民兵訓練誤工補助；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等。 公益事業及優撫支出有：敬老院建設；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合作醫療建設；農村醫務人員補貼；烈軍屬優待；殘廢軍人優待；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工傷民工照顧；困難戶照顧；五保戶照顧等。 此外還有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一滅鼠費；以及為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為司法人員添置的服裝費…… 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餵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徵收豬頭稅。 非但如此，幾乎所有的涉農部門，列入了政府機構序列的和雖沒列入卻承擔了政府職能的，特別是糧食、供銷、金融等部門，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都成為政企不分並有着明顯企業化傾向的組織，具有了執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雙重功能，常常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規章，將不應收費的業務活動也強行收費，或搭車收費，這就越發加重了農民的各種負擔。 我們調查還發現，有些鄉鎮僅結婚登記一事，就得徵收十四項費用。除收取結婚證工本費外，還要徵收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費、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 自從國家頒佈了《環境保護法》，個別地方竟把農民燒鍋做飯冒出的炊煙也視之為「污染了環境」，振振有詞地向各家各戶徵收「污染物排放費」。有敢說話的農民向上門的村幹部討說法的，不討則已，一討就又冒出一項「態度費」，並且祭起「文革」時流行的一個理論：「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徵收多少視其「態度」好壞而定。 有些，乾脆什麼名目也不說，伸手就要錢，誰敢說個不字，或是皺皺眉頭瞪瞪眼，立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爺。 當一種權力是以直接利益作為驅動權力運轉的輪子，利慾的膨脹就必然會使權力異化成加速度瘋狂運轉的魔鬼，也必然導致其權力的無限擴張。 當今，管理就是收費，這已經成了許多部門巧取豪奪的一種頑症。 既然向農民徵收的各種稅費，已給眾多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帶來好處，而且許多稅費項目就是中央國家機關下發「紅頭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條例、規章和決定，到下邊就統統成了「一級一級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壓力大了，就收斂一點；風頭過去，便捲土重來。於是，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中，便出現了一個常被提及的力學名詞：反彈。壓力越大，反彈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據農業部會同國家計委的調查統計，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中央國家機關「紅頭文件」規定的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和名不叫「達標」卻實質是「達標」的活動就有四十三項，加上地方黨委政府下達的「達標」項目就多達七八十項。其中，包括教育、衛生、文化、體育、計劃生育、廣播電視、程控電話、國防教育、民兵訓練、民政勞動保險、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基層組織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文明村鎮建設、綠化工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的領域。大到小康縣驗收、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達標、創文明衛生縣、鎮、村等等，小到訂報、滅鼠、改水、改廁等等達標。 每一項都要農民出錢，匯集起來又何止是「一筐甚至兩筐」雞蛋錢! 上級部門在那閉門造車，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錢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給一點，也是「蝦公釣草魚」，達標後給上一點象徵性的獎金，還美其名曰：「以獎代撥」。 每一項的「達標」內容又是十分具體的。比如，教育「雙基」達標是：兩層樓，六粉刷，磚牆鐵門花園化。要求村村建小學，泥牆改磚牆，磚木結構改混泥預製，還要設施標準化、牆壁瓷磚化、環境花園化。僅此一項，就把農民壓得抬不起頭。還比如，鄉鎮派出所達標標準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個人、五間房、一輛摩托、一部對講機。其實，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邊，十三個人也不夠，三間房就變成了一幢樓；一輛摩托一部對講機也就成了一部警車幾輛摩托人人配個「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標準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數。再比如，廣電部門下達了一個十分具體的「小喇叭人戶率」，這就叫今天的農民摸不到北，因為，如今的收音機和電視機在中國農村已經比較普遍了，幹嗎還硬性搞個「小喇叭人戶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說，小康驗收達標的指標就有幾十條，條條聽起來都重要，少一條也通不過，每項都是要農民拿錢去壘的。 農民們怨聲載道，縣鄉幹部也叫苦不迭。 「鄉官」們為此編了一串順口溜：
「這驗收，那驗收，都要縣鄉幹部籌。」「這達標，那達標，上面從不掏腰包。」「這大辦，那大辦，都是農民血與汗。」
當我們了解到壽縣八公山鄉欠款的情況時，着實感到了意外的震驚。可以說，八公山鄉是安徽境內最小的一個鄉鎮了，它總共只有四個行政村，一個區區彈丸鄉鎮，在「達標」活動中，卻也是累計欠款一千多萬元，以致鮑廣喜出任鄉黨委書記時，連正常的經費都難以維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場去借錢。 借死人頭上的錢，為活人發工資，這恐怕是聞所未聞的一大新聞! 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細節，有如一杯苦酒，讓人難以接受。 3龍多作旱 舒城縣水利局離休老局長李少白，是當年大軍渡江時舒城十大支前模範之一，因為這種殊榮，建立人民的新政權時，他便有幸被選為這個縣第一位「民主鄉長」。談起新中國如旭日東升充滿蓬勃朝氣的那些歲月，他至今還十分激動。 他說，剛解放那會兒，百廢待興，即便這樣，舒城縣政府也只設有民政、財政、教育和建設四個科，一個科不過五六個人，最多十多個人。「縣委和縣政府的人圍在食堂吃飯，幾張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時一個鄉，除了鄉長、指導員，就是文書和財糧員，加起來攏共不過五六個人。人雖少，當時的事情卻不少，由於大家齊心協力，一個鄉的各種工作，也就生龍活虎地干將起來了。就是到了一九五六年，擴大了鄉的規模，那時，鄉黨委就只有正副書記、組織部長、宣傳委員，群眾組織也只有團委書記、婦聯主席、武裝部長、農協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鄉政府相應配有正副鄉長，下設少數幾個委員會，鄉長依靠這些委員會開展工作，委員會配備文書和民政、財糧、生產、武裝、公安、農業、工業、商業助理或幹事，也就八九人左右。黨委政府兩套班子加在一起只是十四五個人。 我們也查閱了當年的一些資料，結果發現，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確規定，每鄉脫產幹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後，擴大了鄉的行政區劃和設置機構，鄉政府各委員會委員也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擔任，均為不脫產人員。加上當時政令暢通，紀律嚴明，世風日上，脫產、半脫產和不脫產的幹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進，能官能民。可以說，從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鄉鎮人員工資和辦公經費皆由縣財政撥款，鄉鎮政府無權也無錢增設機構或供養編外「幫辦」。就是在公社化時期，相當於目前鄉鎮一級的人民公社實行的政社合一的體制，當時，黨、政、武裝、經濟合為一體，領導班子除了公社黨委書記、公社主任、若干副職、武裝部長、團委書記、婦聯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員」：農機管理員、畜牧管理員、水利管理員、農技推廣員、林業管理員等。當時的農村機構還是非常精幹的。 農村實行了「大包幹」的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體制也進行了改革。在歷時三年的「撤社建鄉」的工作中，全國五萬六千個公社改制為九萬二千個鄉鎮。國家允許鄉鎮政府可將鄉鎮企業上交的利潤和管理費、各種集資和捐款收入及各種罰款收入，都作為鄉鎮財政的自籌收入，這就為鄉鎮任意增設機構與人員，亂徵收、亂集資、亂罰款的「三亂」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以後，隨着一系列「分權讓利」趨向很強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幹政策的相繼出台，各級政府和部門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涇渭分明的利益關係，於是那些擁有國家權力又「分兵把守」農村經濟發展各個領域的部門，便迅速成為既壟斷權力又追求利益的行為主體。我們的幹部、旦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與民爭利的事就將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一九九O年，僅由國務院各部委下達文件可以向農民徵收的各種項目就高達，百四十九項之多!於是，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利益開始膨脹，收費項目越來越多，收費範圍越來越廣，收費標準越來越高。由於管理上沒有相應的約束與制衡，許多本來屬於政府部門工作範圍之內的事，為了收費，也都紛紛成立了專門的事業單位，並聘請「幫辦」。 是誰消耗掉了農村改革的成果？--無限膨脹的機構和無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時期，但它又恰恰正是縣鄉機構和人員增長最快的時期。 我國在編的黨政機關幹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萬人，一九八九年則上升為五百四十三萬人。其中上升最快，幾盡失控的，當數縣鄉兩級。縣鄉兩級的機構與人員，在這種不斷的精簡之中至少增長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國在編的黨政幹部便達到了八百多萬人，而增加的幹部人數與同期國有企業下崗人數一百二十六萬九千人大體相當。這期間縣鄉兩級機構和人員的飆升更是空前的。 「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大精簡--大膨脹」，這似乎不可思議，卻又是鐵的事實，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們從查閱到的有關資料得知，在當今的二百多個國家中，有八個小國僅設一級中央政府；二十五個只設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有六十七個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大國，也只設三級政府；而我國現在卻是五級制：中央--省--市--縣--鄉，堪稱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 非但機構的層次多，每一級的機構設置又都是疊床架屋、分工過細。僅在同一縣級機構中，與「三農」有關的，過去只有一個農業局，現在除有農業局；還分別設農墾局、畜牧局水產局、水利局、林業局、鄉鎮企業管理局、農業資源開發局等多個部門，業務相近，卻是部門林立。人人管事，又無人負責，這種交叉重複，註定產生扯皮推諉現象。 一個人就可以幹完的事幹嗎非要這麼多人去干呢？ 那麼多部門根本不管農民的事，卻為什麼都要農民出錢養活呢？ 單說鄉鎮。現在的鄉鎮已同縣級機構設置保持對應關係，除「六套班子」外，工、農、商、學、兵、財、青、婦等等二級機構一應俱全。原來人民公社時的「八大員」，如今都已經升格為站、所、辦，而且許多人頭上戴上了執法的大蓋帽。有人戲言：鄉鎮除了沒有外交部；其他機構基本同中央國家機關一樣齊全。 廟多，菩薩就多。一般鄉鎮機關二三百人，發達地區甚至達到八百至一千人。這些人不創造一文錢的產值和利潤，卻要發工資，還要發獎金；不僅要多拿，還要吃好住好，還要建辦公樓、住宅樓，還要配備車輛，配備電話，配備「大哥大」。這許多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因為那時一個縣也不過一兩輛吉普車，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到死騎的都是自行車。 農民自嘲道：「幾十頂大蓋帽管着一頂破草帽。」 一九九八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 其實，不再需要什麼觸目驚心的事實，僅這些簡單的數字就足以說明政府機構改革的緊迫程度。 4城鄉分治與馬太效應 探究農民的負擔問題，不能不正視農民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也就無法迴避一個嚴酷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億萬農民至今還生活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的結構之中，他們每天都面對巨大的精神和經濟的壓力、強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沉重的思想苦悶。繞開農民負擔制度上的原因，來談減輕農民負擔就等於沒說。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決城市失業和通貨膨脹，用在了即將開始的工業化發展等重大經濟問題上，無力照顧地方財政開支，也無暇顧及地方建設，因此，中央對地方政府參與農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寬容，允許各地在徵收農業稅正稅的同時，按一定比例徵收農業稅地方附加。這種地方附加，儘管有着最高限額的規定，但它顯然不能滿足鄉村財政開支的需要，於是各種各樣的變着花樣的攤派隨之而出，不久便相當嚴重。 通過查閱當時的文件我們了解到，解放以後第一個提出「農民負擔」的，是那時負責農業工作的廖魯言。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所報告的《關於鄉村財政、農民負擔、鄉村小學教育及鄉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中反映，各種亂收費現象已經在各級新政權中開始出現。根據六十一個鄉的實地調查，他發現，國家公糧、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獻和鄉村攤派四項稅費合計，就已佔到農民常年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三，除此而外，還有許多數目難以估計的項目，例如，銀行、貿易、合作社、郵政局、新華書店等涉農系統，都以「發展業務」為幌子，強迫農民「認購」與「樂捐」。群眾意見很大，說鄉村幹部已經成了賣畫的、賣郵票的、賣紅茶的、賣粉條的、賣稅票的，影響極壞，已經造成農民「苛重的負擔」。 廖魯言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視，中央政府隨之做出專門規定，嚴格控制農業稅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過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並隨同農業稅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於有着地方利益的驅動，不但如數向農民徵收中央規定的農業稅地方附加，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還要嚴重。 毛澤東主席了解這個情況後，甚為不安。為平息農民的不滿，當即指示政務院做出一個釜底抽薪的斷然決定：取消一切附加稅，把鄉村幹部的津貼、鄉村政府的辦公費及教員薪資統由國家財政包下來；堅決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農民攤派；鄉村舉辦社會公益事業，必須基於群眾的完全自願，有條件地允許自籌經費，並規定這種自籌經費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七。 當時政務院的這個決定，被簡稱為「包」、「禁」、「籌」的三字方針。這一措施不但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調動了剛翻身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充分體現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國的優越性，農民們無不拍手稱好。 但是，新中國剛剛成立，韓戰就不期而遇，緊接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封鎖」，面對如此內憂外患，當時的中國再不可能做到從容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 而且，迫於那種形勢，我們這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似乎也就只能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國家工業化的積累，除了讓農村和農民做出犧牲外又是別無選擇的。可是要把中國農民的勞動剩餘價值轉化為城市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制度和組織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決從高度分散的四億農民手中獲取農業稅剩餘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國農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計劃的組織下，一步步走上了集體化，用毛澤東一句十分形象的話說，「滿頭亂髮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了。於是，服務於國家城市工業化的農村高度集體化的基本制度，逐漸形成了。在這種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體制下，為了不讓農村人口擁入城市，在城市的就業制度方面，一開始實行的勞動用工制度，原則上就只是負責「非農業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安置，不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在糧油供應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別辦法」，隨着一九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出台，中國開始實行了糧油計劃的供應制度。與此同時，戶籍制度上的「特別辦法」便也隨之產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的第十條第二款則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做出了帶有約束性的規定，這一規定標誌着我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在這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農民的負擔是巨大而沉重的，卻又是隱性未發的。因為，農民負擔由「台前」轉移到了「幕後」，從此國家不再跟億萬農民發生直接的經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派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三千萬個農戶，變成了七百萬個互助組；進而減少成七十九萬個農業社；「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只用了三個月，就在一片鑼鼓聲中，又將全國農民一個不漏地組織到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一個人民公社裏。中國農民原有的，或土改時被分到的田地、耕牛、農具、糧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資料，都無一遺漏地被無償地收歸公社所有。五萬多個人民公社就變成國家在農村基層的財政單位，從此可以隨時隨地、十分方便地通過「一平二調」無償佔有公社範圍內的一切資源和勞動力。 中國的農民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城鄉分治「二元結構」最大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中的成員在經濟文化各方面不能整體性地均衡發展，勢必導致現代化在一個國家中出現斷層：一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現代化，而大多數人卻與現代化無緣。從此，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就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彼此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條件上的巨大差異，生活條件與居住環境的天壤之別，使得中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擴大。 十年動亂結束之後，發端於安徽省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亦即「大包幹」，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義的命，中國農村很快出現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攙，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產」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縣原大柏公社黨委書記王／-友曾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社員就像一籠鴨子，被關久了，急得嘎嘎叫。現在，包產到戶，就像鴨籠打開了，被關久了的鴨子到了塘里有展翅拍水的，有鑽猛子翻跟斗的，有相互追逐嬉戲的，多歡實啊!」 這個縣金牛鄉上圩村六十多歲的農民廖自才，也高興地說：「責任制就是好，我家陰溝里終於漂油珠子了。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會城鄉不分，咱鄉下人就會過上城裏人一樣的日子!」 發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場大變革，是新中國繼土地改革之後又一次偉大的農業革命。它帶來了中國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農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績。當然，這只是帶有恢復性的發展。無論是公社書記王廣友，還是老農民廖自才，他們對大包幹後的農村都顯得過於樂觀了。面對中國農村開始出現的這種喜人景象，這場偉大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卻十分冷靜地提醒說：「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其「文章」之一，就是指從建國初期便形成的「城鄉分治」的格局，至今沒有改變。 二OO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我們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走訪了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這是一位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更是一位農村工作研究的專家，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長，潛心地研究中國的農村問題，以後又調入社會學研究所任所長。正因為他有着此番特殊的人生經歷，研究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就站在了一個嶄新的平台上，並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目光須在農村之外。」那次的談話，他就這樣直截了當地打開了話匣子。 「農民的這種負擔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帶有歧視性的。」陸學藝說到動情時，會突然變得慷慨激昂，對農民處境的關切溢於言表。他說長期以來，我們就這樣人為地分割出城市和農村、市民和農民；用戶籍制度把人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將幾億農民拒之於城市之外；用統購統派制度把吃的糧食也分為農業糧和商品糧，讓農民供養市民；用勞動制度把人分為工人和農民，又將農民拒之於工廠之外；用工資福利制度把人分為有權享受和無權享受的兩種人，最後將農民拒之於一切社會保障的制度之外。這種把城市和農村截然分割，對城市、市民是一套，對農村、農民又是一套的「一國兩策」的體制，就使得中國的農民，無論是在教育、醫療、勞動保障、養老、福利這些社會待遇上，還是在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這些經濟待遇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城鄉之間人為劃定的這種「楚河漢界」，就成了中國億萬農民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使得每一個農民，打娘胎一出來，註定就是這個社會的「二等公民」。 就在農業的文章「還沒有破題」，深化農村改革方興未艾之時，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的關於城市改革的決定，又將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啟動，從理論上看，它既可以向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提出新的要求，也會為農村改革特別是涉及城市的問題創造出新的機遇，一個城鄉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局面即將出現。可是，人們希望看到的這種理想的局面並沒有出現。因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費成本的。改革重Jb的轉移，就意味着，國民收入分配的關係必然要向中國的城市傾斜，這就必然使得中國的農村經濟再次陷入一個極端困難的境地。 歷史的事實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個指導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連續五年，下達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這些文件，對中國農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進作用。 人們或許還記得，一九八四年，首都舉行慶祝建國三十五周年的遊行時，京郊農民抬着「中央一號文件好」的巨幅標語通過天安門廣場，它確實代表了中國億萬農民的心聲。可是隨着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後，農業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經不多了，這以後有關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就只能越寫越抽象、越寫越原則，沒有了新內容和新措施，最後，用來指導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便悄然消失。於是，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一個事實，重又浮出水面：曠時三十二年之後，建國初期由廖魯言提出的「農民負擔」問題，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轉移當年的年底，被在京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次提了出來。 當時農村經濟才剛剛開始活躍，先富起來的只是極少數，但各級政府居然就認為農民都已經很富了，許多部門便通過提高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和增加稅費等途徑，紛紛從農民腰包里去掏錢。 中國的農民就在這無休無止的行政事業費及各色各樣的攤派、集資和罰款的沉重負擔中，正在喪失對黨和人民政府的依賴，當年大包幹引發出的那種火熱的激情已蕩然無存。 曾在安徽親自領導那場席捲全國的農村改革，後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就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農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個繼續給農民鼓勁的文件，否則，農民就不會再聽共產黨的話了。」 但是，農民已經得到的利益，一點一點地還是被收回了。 儘管，這期間，鄧小平曾提醒：「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而且強調：「應該把農業放到一個恰當位置上。」但是後來的事實卻是：為了解決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同時，又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國家向農民獲取稅收所需要花費的交易成本，全國農村撤消人民公社後，接着就改制為九萬二千個有自己獨立的財政利益和相應的稅收權力的鄉鎮政府。後來，這些農村基層政府的攤子越拉越大，不僅建有黨委、政府、紀檢、人大、政協、武裝部六套班子，還相繼產生代表上級政府部門的「七所八站」，於是，財政、稅務、公安、工商、交通、衛生、糧管、農技、水利、種子、植保、農機、畜牧、食品、漁業，應運而生。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日益膨脹的單位和日益龐雜的人員，無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農民來養活的。 農民的負擔從此就由「幕後」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趨嚴重! 這以後，國家非但沒有把臃腫的機構及大量冗員下決心精簡，而是為滿足地方黨政組織及下設部門不斷增長的開支需求，不斷地又以各種「紅頭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給農業和農民增加了多種負擔：比如，不但從農業稅中派生出了農業特產稅，頒佈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甚至還把村級組織的公積金、公益金、村幹部的報酬和管理開支，以及鄉村兩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鄉統籌」也強加在農民的頭上，並做出征收標準的剛性規定。這其中有許多本該是政府撥款解決的，最後卻都發展成了農民負擔的主要內容。 特別是，陸學藝說，縱觀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以來的四十多年的歷史，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倒霉的總是農民。國家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信貸的政策傾斜，首先保證城市和國家工業的發展，農民和農村在這種條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貢獻。 他把「貢獻」在嘴裏咬得很重，聽起來實際上就成了「犧牲」。 他說，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國家進行了一次宏觀經濟調整，由於經濟的天平向城市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明顯減少，並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純收入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隨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又一次國家宏觀經濟調整，農民付出的代價比歷次都更大。當時國家下決心進行國企改革，宏觀經濟調整的動作很大，全國各地就有上千萬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登記失業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業基地的下崗失業人員甚至超過百分之十，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但是，由於物價特別是糧食等產品的價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從兩元降到一元以下，雞蛋從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價格更是連連下跌，所以，職工下崗後發的津貼雖然很少，生活卻還能過得去，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穩定。 一九九六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為一萬零九十億斤；一九九七年為九千八百八十三億斤；一九九八年為一萬零二百四十六億斤；一九九九年為一萬零一百六十七億斤。平均以一萬億斤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為每斤一點零三五五元，當年農民糧食所得便是一萬零三百五十五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這三種糧食的平均價格就減到每斤零點七零七五元，農民從糧食所得則是七千零七十五億元。這就是說，一九九九年中國農村糧食總產並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產不再增收，農民實際收入反而減少了三千二百八十億元。 除糧食而外，其他的一切農副產品的價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僅一九九九年與一九九六年相比，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至少也要減少四千億元。二OOO年農業減產又減收，農民從農業生產獲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減少得更多。 可以說，僅從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國農民實際減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萬六千億以上! 這就是忍辱負重的中國農民，在保證國家宏觀經濟調整，順利實現援助國企改革穩定城市社會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犧牲! 自從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差距就逐漸被拉大，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變大、變高、變美，城裏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異地發生着變化；而廣大的農村，卻反而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的現象。 第一次「增產不增收」，出現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農業生產喜獲大豐收的情況下，扣除物價因素，農民一九八九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為負增長；第二次出現在一九九六年之後，人均純收入的連續兩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降至百分之四點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財富上的這種「馬太效應」，正在中國廣大的城市與農村之間日益加劇地顯現出來。 有人曾做過這樣一件工作，將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國務院公開的文件中有關政策與評論性的文字，輸入電腦進行處理分析，結果發現：有關農業、農村、農民的文字部分，出現了一批新的詞彙，這是中國漢語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農業」、「吃大戶」、「打白條」、「口頭農業」、「農民負擔」等等；而使用得最頻繁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 這確實是一個耐人尋思的分析。 就在我們動手寫這部作品時，一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上不少專家呼籲：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需求，我國的農業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不僅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而且要減稅。各國普遍對農產品實行補貼，人為地壓低了國際市場農產品的價格，而我國不但是少數幾個不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的國家之一，還是為數不多仍在向農民收稅的國家之一。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時間，我國從農民那裏征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八十七億九千萬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億三千萬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人均稅額高達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稅賦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已是農民實際收入六倍的情況下，農民繳納的稅額反而是城鎮居民的四倍!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負的農民，除了要繳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還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和各項社會負擔。且不說中國的農民已苦不堪言，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國的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合理通貨緊縮尚能夠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稅，大幅度裁減行政人員和政府開支，難道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為那些窮人降稅減負嗎？ 第五章 弄虛作假之種種 1罕見的電報 目睹沉重的農民負擔，走在一個又一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講過的一個故事長時期地在我們眼前揮之不去，它使得我們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位朋友說，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區官員到縣裏去檢查工作，因為彼此是同學，所以同住一家賓館又同居一室。這天，大清早，服務員送來一份電報，這電報嚇了兩人一跳，它像長長的哈達，足有三四尺長。細看才知道，這是一個從窮鄉僻壤趕來想見這位地區官員的農民打來的。 他帶着全村人的希望，帶着滿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訴說，可賓館門衛不讓他進，後想方設法進了賓館卻又被秘書擋了駕，情急之下，老農傾盡賣豬的幾百塊錢，跑到近在咫尺的郵電局，把帶來的上訪信的文字變成了電文，這才「來到了」賓館。 地區官員捧着老農傾訴真情的電報，潸然淚下，顫着聲說：「我離他們遠了，太遠了……」 我們看到、聽到的高級領導機關下去的人，都被一級級一層層的下級幹部前呼後擁，按事先定好的「視察」地點、事先佈置好的人員去了解訪問，能有多少真實情況？ 我們想到了毛澤東。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解放後怎麼會提出一個「一九八O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 ？現在，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而外，這種決心多半來自對當時中國農業，甚至包括對當時中國工業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它背離了社會實際，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偉人的一樁憾事。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曾做出過兩項承諾：一項是「要讓淮河水在二OOO年變清」；一項是「不將貧困帶給下一個世紀」。 為使淮河水如期變清，中國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壯士斷臂的勇氣，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關閉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紙廠，並在最後期限的日子裏，打響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零點行動」。 為消滅貧困，基本解決農村中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政府從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時間裏，集中了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起社會各界力量，還為此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但是，奇蹟和成功，掩蓋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實，這就是，淮河的水並未因為一個舊世紀的結束便從根本上改觀，淮河的現狀，依然讓我們為之憂慮；同樣，我們也沒有把貧窮堵截在新世紀的門坎之外，它現在仍困擾着一些地區的農民兄弟。 我們承諾的決心，無疑是對真實狀況的嚴峻性及複雜性缺乏準確而可靠的估計。 這自然又使我們想到有關教委對靈璧縣馮廟鎮中學進行的一次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達標」驗收。在驗收大員尚沒到達馮廟之前，鎮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擊把失學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統統「動員」回校，並由在校學生替他們趕做了各門功課的作業簿，同時派人趕往百里之外的江蘇省徐州市，採購來名煙名酒。驗收大員們對驗收的結果據說是十分滿意的，但驗收的隊伍前腳離鎮，可憐的失學青少年後腳就被「驅出」了學校。 假如我們對農村的教育狀況都依憑馮廟這樣滿意的判斷，並據此制定發展計劃，豈不是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嗎？ 2 可敬的領導 溫家寶對下面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顯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認識的。 可以說，溫家寶是中央領導層近年來深入到安徽農村搞調研次數最多的一位，同時，也是讓陪同他的地方幹部最頭疼的一位。為了解到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他常常不給地方官員留面子，想方設法衝破對他的「封鎖」，使得刻意弄虛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麥收之前，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溫家寶，到安徽檢查扶貧工作。一來，就約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時更不許前呼後擁，一切輕車簡從。 他的隨行人員也是屈指可數，除秘書田學斌，警衛參謀張振海，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各來一位局長，還有就是農業部的一位有關領導。 那次他們來了後，就同安徽省的有關領導分乘兩輛普普通通的中巴車，直奔大別山革命老區。 在從金寨縣通往霍山縣的山道上，溫家寶來了一個突然襲擊。他招呼司機說：「我要方便一下。」司機當即把車停住。 車上的人都以為溫家寶真是下去「方便」，誰知，他跳下車後，走得很快，沿着一條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輛中巴車上的安徽省的領導，這才發現，前面有座不大的村莊，溫家寶正向那村莊走過去，他們不免感到詫異。因為這顯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視察的計劃之外。而且，看上去，還是一處十分貧窮的地方。 大家趕忙下車，快步跟了上去。 溫家寶見幾個農民扛着樹皮走過來，就迎上去問：「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一個婦女見問話人面相慈善，話聲和藹言雖是幹部打扮，卻沒有想到這會是中央下來的幹部，因此答得就很隨便：「現在青黃不接，山上沒東西可賣，供銷社正在收購樹皮，聽說造紙用，就削點樹皮去賣，好買點口糧回來。」 溫家寶轉身又去打問一位男青年，當得知對方是位民辦教師，便仔細了解他的工資情況。民辦教師發愁地說：「鄉里一個月只補助五十元，連吃糧的錢也不夠。說是補助，也只是欠着，趕到要過年了才給，平時就連買糧的錢也沒有。」 溫家寶一邊認真聽着，一邊點着頭。 他在村子裏各處仔仔細細地看了個遍，這才上車。到了霍山縣城後，他隨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聽縣裏匯報。 霍山縣委書記不知道溫家寶在來的路上已經沒按「規定」下過車，依然像往常一樣地作着匯報，他甚至激動地說道：「這幾年，我們霍山縣有了很大的發展，既脫帽，又加冕，脫掉了貧困縣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縣的國民生產總值、糧食產量、財政收入和農民增收的各種數字，熟練地報了一遍。他還準備把各種成績的統計數字一一報來，溫家寶卻截住了他的話頭，忽然問：「你這個縣這麼好，可以按時發工資嗎 ？」 縣委書記回答得斬釘截鐵：「我們不缺全縣職工一分錢!」 溫家寶點到了他下車看過的那個村莊的名字。縣委書記不禁一愣，但他馬上指出：「那是我們縣最窮的一個村。」 溫家寶幽默地笑道：「你最窮的一個村，就被我看到了？」 縣委書記這才知道遇上了麻煩，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邊的省委領導，見省領導都在面無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頭汗。 溫家寶嚴肅地說：「同志們，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數字，我更看重農民家裏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們都很年輕，我希望你們，多到農民群眾的家裏看看，真正做好脫貧很不容易，何況有些脫貧了還會返貧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溫家寶要看龍河口水庫淹沒區農民的生活狀況，舒城縣卻安排了一個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村子讓他看。他一眼就發現了問題，問：「這兒是淹沒區嗎 ？」 縣委書記見瞞不過，只得照實說：「不算淹沒區，只是邊緣地帶。」 「我要看淹沒區，看最貧困的村子。」 舒城縣委書記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因為以往下來檢查工作的中央領導或省領導，沒誰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安排領導參觀「形象工程」，視察「閃光點」，早已成了一條程式化的不變的「規矩」。於是，這位縣委書記搪塞道：「那兒路不通。」 第五章 弄虛作假之種種 1罕見的電報 目睹沉重的農民負擔，走在一個又一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講過的一個故事長時期地在我們眼前揮之不去，它使得我們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位朋友說，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區官員到縣裏去檢查工作，因為彼此是同學，所以同住一家賓館又同居一室。這天，大清早，服務員送來一份電報，這電報嚇了兩人一跳，它像長長的哈達，足有三四尺長。細看才知道，這是一個從窮鄉僻壤趕來想見這位地區官員的農民打來的。 他帶着全村人的希望，帶着滿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訴說，可賓館門衛不讓他進，後想方設法進了賓館卻又被秘書擋了駕，情急之下，老農傾盡賣豬的幾百塊錢，跑到近在咫尺的郵電局，把帶來的上訪信的文字變成了電文，這才「來到了」賓館。 地區官員捧着老農傾訴真情的電報，潸然淚下，顫着聲說：「我離他們遠了，太遠了……」 我們看到、聽到的高級領導機關下去的人，都被一級級一層層的下級幹部前呼後擁，按事先定好的「視察」地點、事先佈置好的人員去了解訪問，能有多少真實情況？ 我們想到了毛澤東。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閹，戰無不勝，但解放後怎麼會提出一個「一九八O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 ？現在，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而外，這種決心多半來自對當時中國農業，甚至包括對當時中國工業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它背離了社會實際，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偉人的一樁憾事。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曾做出過兩項承諾：一項是「要讓淮河水在二OOO年變清」；一項是「不將貧困帶給下一個世紀」。 為使淮河水如期變清，中國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壯士斷臂的勇氣，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關閉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紙廠，並在最後期限的日子裏，打響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零點行動」。 為消滅貧困，基本解決農村中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政府從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時間裏，集中了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起社會各界力量，還為此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但是，奇蹟和成功，掩蓋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實，這就是，淮河的水並未因為一個舊世紀的結束便從根本上改觀，淮河的現狀，依然讓我們為之憂慮；同樣，我們也沒有把貧窮堵截在新世紀的門坎之外，它現在仍困擾着一些地區的農民兄弟。 我們承諾的決心，無疑是對真實狀況的嚴峻性及複雜性缺乏準確而可靠的估計。 這自然又使我們想到有關教委對靈璧縣馮廟鎮中學進行的一次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達標」驗收。在驗收大員尚沒到達馮廟之前，鎮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擊把失學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統統「動員」回校，並由在校學生替他們趕做了各門功課的作業簿，同時派人趕往百里之外的江蘇省徐州市，採購來名煙名酒。驗收大員們對驗收的結果據說是十分滿意的，但驗收的隊伍前腳離鎮，可憐的失學青少年後腳就被「驅出」了學校。 假如我們對農村的教育狀況都依憑馮廟這樣滿意的判斷，並據此制定發展計劃，豈不是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嗎？ 2 可敬的領導 溫家寶對下面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顯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認識的。 可以說，溫家寶是中央領導層近年來深入到安徽農村搞調研次數最多的一位，同時，也是讓陪同他的地方幹部最頭疼的一位。為了解到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他常常不給地方官員留面子，想方設法衝破對他的「封鎖」，使得刻意弄虛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麥收之前，當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溫家寶，到安徽檢查扶貧工作。一來，就約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時更不許前呼後擁，一切輕車簡從。 他的隨行人員也是屈指可數，除秘書田學斌，警衛參謀張振海，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各來一位局長，還有就是農業部的一位有關領導。 那次他們來了後，就同安徽省的有關領導分乘兩輛普普通通的中巴車，直奔大別山革命老區。 在從金寨縣通往霍山縣的山道上，溫家寶來了一個突然襲擊。他招呼司機說：「我要方便一下。」司機當即把車停住。 車上的人都以為溫家寶真是下去「方便」，誰知，他跳下車後，走得很快，沿着一條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輛中巴車上的安徽省的領導，這才發現，前面有座不大的村莊，溫家寶正向那村莊走過去，他們不免感到詫異。因為這顯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視察的計劃之外。而且，看上去，還是一處十分貧窮的地方。 大家趕忙下車，快步跟了上去。 溫家寶見幾個農民扛着樹皮走過來，就迎上去問：「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一個婦女見問話人面相慈善，話聲和藹言雖是幹部打扮，卻沒有想到這會是中央下來的幹部，因此答得就很隨便：「現在青黃不接，山上沒東西可賣，供銷社正在收購樹皮，聽說造紙用，就削點樹皮去賣，好買點口糧回來。」 溫家寶轉身又去打問一位男青年，當得知對方是位民辦教師，便仔細了解他的工資情況。民辦教師發愁地說：「鄉里一個月只補助五十元，連吃糧的錢也不夠。說是補助，也只是欠着，趕到要過年了才給，平時就連買糧的錢也沒有。」 溫家寶一邊認真聽着，一邊點着頭。 他在村子裏各處仔仔細細地看了個遍，這才上車。到了霍山縣城後，他隨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聽縣裏匯報。 霍山縣委書記不知道溫家寶在來的路上已經沒按「規定」下過車，依然像往常一樣地作着匯報，他甚至激動地說道：「這幾年，我們霍山縣有了很大的發展，既脫帽，又加冕，脫掉了貧困縣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縣的國民生產總值、糧食產量、財政收入和農民增收的各種數字，熟練地報了一遍。他還準備把各種成績的統計數字一一報來，溫家寶卻截住了他的話頭，忽然問：「你這個縣這麼好，可以按時發工資嗎 ？」 縣委書記回答得斬釘截鐵：「我們不缺全縣職工一分錢!」 溫家寶點到了他下車看過的那個村莊的名字。縣委書記不禁一愣，但他馬上指出：「那是我們縣最窮的一個村。」 溫家寶幽默地笑道：「你最窮的一個村，就被我看到了？」 縣委書記這才知道遇上了麻煩，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邊的省委領導，見省領導都在面無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頭汗。 溫家寶嚴肅地說：「同志們，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數字，我更看重農民家裏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們都很年輕，我希望你們，多到農民群眾的家裏看看，真正做好脫貧很不容易，何況有些脫貧了還會返貧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溫家寶要看龍河口水庫淹沒區農民的生活狀況，舒城縣卻安排了一個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村子讓他看。他一眼就發現了問題，問：「這兒是淹沒區嗎 ？」 縣委書記見瞞不過，只得照實說：「不算淹沒區，只是邊緣地帶。」 「我要看淹沒區，看最貧困的村子。」 舒城縣委書記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因為以往下來檢查工作的中央領導或省領導，沒誰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安排領導參觀「形象工程」，視察「閃光點」，早已成了一條程式化的不變的「規矩」。於是，這位縣委書記搪塞道：「那兒路不通。」 「你說的不通，是不是車子開不進去？」溫家寶認真地問。 「是。」 「走路要走多遠呢？」 縣委書記想了想說：「十公里吧。」 溫家寶一聽，朗聲笑道：「不算遠，那我們就走去。」說着，做了個挽褲角趕路的動作。 當時的省委書記盧榮景見溫家寶決心已定，馬上接過話：「快上車，開到哪兒不能開了，就下車走嘛!」 於是大家陸續上車。 不曾想，舒城縣委書記說「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溫家寶看到窮得不像樣子的地方，不過，他又是一個實在人，見省委書記表了態同意去看，也就沒再留點兒心眼，把自己曾說過路不通還須走上十公里的話忘得一乾二淨，指揮着司機順順噹噹將車開進了一個村子裏。 省農經委的吳昭仁在和我們講起這段插曲時，他的臉上露出了無地自容的神色。他說：「我當時一聽縣委書記說：『到了，下車吧!』腦袋嗡地響了一下。心想，你這個縣委書記真要命，說過這村子車開不進去，你至少也要停得遠一點，讓大家走幾步，哪能讓車一下進了村 ？這讓陪同的省領導在中央領導跟前，臉往哪擱？這時就聽走在我邊上的王昭耀副省長說：『地上有縫都能鑽進去……』搞得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硬着頭皮走下車。」 那確實是個很窮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陰暗潮濕，因為農舍里太黑，大白天走進屋，半天看不見東西。其實，看見跟沒看見都不重要，許多農戶家徒四壁，半個村子跑下來，沒看到誰家有一件值錢的東西。 溫家寶一連看了幾戶農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溫家寶到安徽檢查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縣，縣裏安排是看小陳莊，這是一個新建的村，兩排樓房十分漂亮地擁路而立，中間的馬路也修得很寬，看上去不僅富足，還透出幾分氣勢。但是，溫家寶下車後只看了一眼，就拒絕進村去看。 · 這弄得陪同的領導十分尷尬。 吳昭仁是多次陪同溫家寶到安徽各地視察的，彼此已經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說道：「既然來了，進村看看吧!」 「不看，」溫家寶不為所動，「要我看什麼呢？無非就是幾個有錢人，蓋了幾幢新樓房。」 縣裏領導忙解釋：「還有個座談會……人已到齊了。」 溫家寶堅持說：「這個座談會不參加。」 現場的氣氛變得十分窘迫。 這時，走來了兩個農民模樣的人，溫家寶於是上前打問：「搬到這兒來，你們是自願的嗎？」 對方高聲答道：「完全是自願的。」溫家寶若有所思地又問：「住這樣的房子，花了多少錢哪？」「兩萬多。」溫家寶朝村里望了望，空無一人，就打量起走過來的這兩個「農民」。顯然他已從對方回話的口氣中悟出了什麼，指着其中的一人問：「你在村里具體幹什麼呀 ？」對方說：「支部書記。」溫家寶幽默地笑了：「那我就問問你，為什麼要修這麼寬的馬路，佔用這麼多的耕地呢？」支部書記啞口無言。 重新回到阜陽市，市委將溫家寶一行安排在國際大酒店，溫家寶一聽是「國際大酒店」，堅決不住，要求住進招待所。由於溫家寶的堅持，最後下榻在作為市委招待所的「潁州賓館」。晚飯後，．溫家寶也不願休息，他要求安排兩個縣委領導匯報有關工作。匯報時，太和縣委書記取出了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剛念了個開頭，溫家寶就示意對方停下來：「你們不要念稿子好嗎 ？」離開了稿子，這位縣委書記竟不知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了，變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狽。溫家寶失望地搖了搖頭，說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氣，在阜南縣的那個村子裏，見不到一個群眾，不知道你們想讓我看什麼 ？去年，我到河南省，一個縣委書記也叫我去看一個這樣的村子，見不到農民，村裏的馬路修得比你們這兒看到的還寬，房子也比這還漂亮，我就問那個縣委書記，這樣好的村子在你縣佔多少呀 ？他支支吾吾地說，百分之二十吧。我說，好，就是佔到百分之二十，還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又是個什麼樣子呢？我更想知道你們縣那百分之八十農村的情況，你帶我去看看好嗎 ？他馬上說，路不通，不好去。我說，車子去不成，人總可以走進去吧，那麼多的農民可以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走呢，你帶路，我要進去看看!」 說到這，他頓了一下，臉上的表情十分複雜。陪同的安徽同志，當然聽得出此番話的意思。藉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轄範圍的落後面、貧困狀況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縣委書記，他在安徽舒城縣就有過同樣的遭遇。只給上面展示「政績」，看「鶯歌燕舞」，這種弄虛作假的現象，已經像瘟疫一樣在中國各地蔓延成災。 那天晚上，溫家寶談了很多，談得推心置腹：「阜陽地區我來過幾次，通過前後對比，我看有很大發展，農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當然離小康的要求、離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一個地區裏面也還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當多的一般村，還有很多貧困村。就一個村子來講，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戶，有大量的一般戶，也有比較困難的戶。我覺得我們的農民非常知足，就吃幾碗白米飯，沒什麼菜，住的又是那個樣子，但是對黨，對政府，卻沒有什麼怨言，非常樸實。我感到我們的農民，是非常有覺悟的，越是這樣，我們的幹部就應該越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重。怎麼幫助農民儘快地富起來，我們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說：「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隨便下車了解到的。地方上準備的東西，和讓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較典型、比較成熟的閃光點，不是說這些地方不真實，但常常不具備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歡隨便走走看看。我的調查研究很簡單，就是開車隨便進一個村，有時要談一個小時，也可以跟農民談一天。最長的一次是在鐵嶺，我坐在炕頭上和農民談心，從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關係、分配關係、幹群關係。不坐下來深入地談，就很難了解到。即使這樣，我仍覺得自己對農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況還是不了解的。我知道農村的情況並不都是好的，需要我們去看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談，能暢所欲言，有什麼情況就講什麼情況。」 他是從天津市舊城區一個普通的胡同里走 出來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經歷，因此，「平民情結」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歡深入基層，在全國的兩千多個縣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個多個縣，這在中央一級的領導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動了感情地說道：「我們黨的政策是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我還希望去看絕大多數群眾；如果農村都這麼好的話，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呢？在北京郊區的房山，我看到過許多農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電視，難道你們這裏比北京郊區還好嗎 ？共產黨人一定要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只關心少數人!」他特別強調：「我再說一遍，我是來搞調查研究的，不是來參觀的，請你們不要只讓看『閃光點』!」 坐在會場上的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是個絕頂的聰明人，這一聽，馬上離開會場，慌忙要人·給潁上縣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潁上參觀「全球環境五百佳」的小張莊與八里河的計劃被取消；並交待，從阜陽賓館拉過去的那些高檔餐具和借去的廚師，統統連夜撤回，不得有誤! 3騙你沒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縣，我們就採訪到了朱鎔基一次被騙的經過。 當時，朱鎔基剛剛出任國務院總理，他來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廣大農村對他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決策時，我往往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鎔基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王春正、國務院副秘書長馬凱、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傑的陪同下，來到了安徽。 這是朱鎔基第五次來安徽。他高興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給安徽的同志細數五次來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還在國家經委工作的時候，到蕪湖來參加一個再生資源綜合利用的會議；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後來看災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糧食漲價時來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糧價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緣。」 然而，安徽欺騙朱總理卻也是沒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當然知道安徽的南陵縣是朱鎔基的祖籍地，所以，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縣。南陵是江城蕪湖市轄下的一個產糧大縣。俗話說，「蕪湖米市南陵糧倉」，蕪湖是中國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蕪湖米市」的盛譽就是靠「南陵糧倉」支撐的。事實上，南陵不僅產糧，還盛產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魚米之鄉」。 南陵作為產糧大縣絕非徒有虛名，但是，當得知朱鎔基總理將前往南陵檢查落實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情況時，南陵縣和蕪湖市的領導還是慌了手腳。因為，南陵的糧倉里確實又是無糧的。 國有糧倉無糧，說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國家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讓地方實在難以執行。中央定價，放開收購，出現虧損，卻是由地方財政補貼。這幾年糧食越來越不值錢，產糧大縣幹部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哪有錢往糧食上補貼呢 ？沒有補貼，負責收購糧食的糧站，就只有變着花樣壓級壓價，扣斤扣兩，限收，或乾脆拒收。所以，許多糧站寧願讓糧倉就這樣空着。 現在朱鎔基要來，無論南陵縣，還是蕪湖市，都不希望讓他看到這裏並沒有執行國家的糧食政策；明知這種政策不大切合實際，卻只想讓總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經濟繁榮。於是只有造假。 當時，南陵縣峨嶺糧站，已經是一家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除去其中的六號倉尚儲有部分糧食外，其餘號倉基本無糧。峨嶺造假是從五月十八日這一天就開始的，可以說，興兵動師，聲勢浩大，突擊調運的一千零三十一噸糧食，分別來自三里、煙墩、工山、陳橋等地。連駕駛員在內，前後二百餘人參預了糧食的運輸和進倉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這四天，峨嶺糧站的職工們幾乎沒睡上一個囫圇覺。糧站站長劉鴻第一個晚上忙到凌晨兩點，第二個晚上千到凌晨四點，接下去就又連幹了兩個通宵。在那令峨嶺人難忘的四天四夜裏，小鎮上所有的飯店和茶館，都擠滿了輪番前來吃飯或喝茶的搬運工人；糧站內外汽車絡繹不絕，鬧得附近的居民徹夜不寧。 那時縣裏分管糧食工作的是胡錫萍副縣長，考慮她是位女同志，難勝此任，就將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輕副縣長湯春和派到運糧第一線。劉鴻站長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他說個頭不高、長得胖胖的湯春和副縣長，始終就在現場坐鎮指揮。朱鎔基到達的前一天，蕪湖市委副書記倪發科還領着省、市、縣一大幫人趕去驗收。因為倪發科在南陵當過縣委書記，南陵縣的老百姓大都認得他，至於這場造假的最高策劃者是誰，誰也說不清。 總理視察的這一天，糧站的所有職工被告知不得進站。站長劉鴻被臨時降為倉庫管理員，峨嶺糧站站長由三里中心站站長俞水華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華，那幾天比誰都忙，忙着背熟預先由上面寫好的材料，背熟預先編好的各種數字，特別是中央有關糧食工作的政策規定，要求爛熟於心，以應對朱總理隨時可能會提出的一切問題。 於是一切安排就緒，就這樣，朱鎔基一行渾然不覺地走進了一個誘人的騙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許，朱鎔基不可能會想到，他與在場的人高興地握手問候，被握手問候的居然沒有一個是這個糧站的職工；站長劉鴻此刻已被打發到一個無法享受到總理握手問候的角落。 回答朱鎔基提問的，是峨嶺糧站的假站長俞水華。俞水華其實也不過是這場鬧劇中的一個活道具，他必須按照預先為他編寫好的台詞，在別人的導演下現場演戲。 這一切，都被中央電視台錄製在後來向國內外公開播放的新聞畫面上。 朱鎔基關切地問：「你們敞開收購了嗎？」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於農業上連續豐收，糧價不斷下跌，各地糧站的收購不積極，再不按照國家規定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手裏的餘糧，農民就會吃虧，同時還會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從而使得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增長就難以得到保證。 只見俞水華字正腔圓地回答：「敞開收購了!」 朱鎔基十分滿意地點着頭問：「你去年收了多少糧食？」俞水華滿懷豪情地撒開了彌天大謊：「去年收購五千噸，而過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噸左右。」朱鎔基又問：「你這個糧站收一個鄉還是幾個鄉的糧食呀 ？」「一個鄉。」這時朱鎔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問題：「這個鄉有多少畝田？畝產一般是多少？總產量又有多少？」俞水華不假思索地答道：「全鄉兩千三百畝田，一年產量一萬五千噸。」俞水華只知道按照準備好的材料背數字，卻忽視了這些數字背後可能會出現的破綻。 果然，朱鎔基反過來給俞水華算細賬了：「你雖然收了不少，但除去農民口糧和種子，你還是沒有完全收盡餘糧嘛!這怎麼叫『敞開收購』呢？雙季水稻難道畝產不到七百斤嗎 ？你得講實話啊!」 俞水華是個機靈人，事先早已對各種可能會出現的情況都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這時明知露了馬腳，卻並不慌亂，反倒顯得更加鎮定，並且自自然然地攤開雙手，為難地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有的糧庫都用上了，已經爆滿了!」 朱鎔基環顧一下四周的糧倉，微笑了。這時，俞水華恰到好處地作了一個歡迎總理進倉視察的手勢。朱鎔基於是在俞水華的引導下，走進了三號糧倉。 望着堆碼整齊的高高的糧垛，朱鎔基忍不住要親自登一登糧堆的高處。因為糧堆的一邊非常陡峭，為安全起見，隨行的兩名保衛人員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隻手從後面緊緊支撐着總理的後背。 登上糧堆最高處的朱鎔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糧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實處，而且還完成得這麼好，顯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開心地笑了。 當天，在蕪湖市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動情地說道：「在我擔任副總理期間，我最重視的，就是農業；最關心的，就是糧食。可以說，我在農業上糧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過金融方面。我擔任總理之後，第一次下來，考察的就是安徽的農業!」 他說，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個城市的工業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還是農業。各級黨政一把手，最熟悉的應該是農業，應該了解民間的疾苦，特別是農民的疾苦。否則，你怎麼當書記，當市長 ？中國最多的群眾是農民，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是農業嘛! 他語重心長地談到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認真地下來調研。他說，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是個這麼大的國家，一項政策執行起來會有一個過程，實施以後，也要有一個被實踐檢驗、修改和完善的過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別指出：「安徽是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之一。」 朱鎔基絕對想不到，他高度讚賞的「執行中央政策最堅決的地方」，不僅在執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腸子。 在江南的一場豪雨之後，我們在已經卸任了的劉鴻站長的家中，聽他痛心疾首地給我們算着那次造假的損失。他說一千多噸糧食不是個小數字叼，來回運輸、清理衛生、拆包倒包、清倉墊倉、水電消耗、糧食損耗、各種招待花銷，外加影響了一季菜籽的收購，里里外外，就是十多萬元呀，對已經嚴重虧損的峨嶺糧站更是雪上加霜。他這算的還只是經濟賬。 望着新華社記者於傑拍下的現場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嚴肅的朱鎔基總理，在聽取「假站長」匯報「工作」時滿意而又興奮的神情，我們感到了一種難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賬的朱鎔基總理面前竟敢這樣造假，還有什麼真實的東西能夠讓人相信呢 ？這種騙局，不但玷污了朱鎔基四處奔波的求實求真之心，更褻瀆了他對九億中國農民由衷的關愛關切之情。 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理，無法得到真實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麼能夠保證中央出台的政策萬無一失呢？更不要說弄虛作假將對調研工作產生的可怕的誤導，這種危害是誰也無法估量的! 我們注意到，朱鎔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堅定了他繼續實行糧食國家統購統銷的決心。事實上，在結束安徽的這次調查研究回京之後；只有十多天時間，他就以總理的名義簽發了一道國務院令，發佈了《糧食收購條例》。他將糧食收購政策，由過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剛性的《條例》。而這期間，全國已有七個省六十多個縣正在進行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條例》的正式實施，使得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當然，這是後話。 可以說，朱鎔基簽發這項國務院令之前，專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過去制定的糧食收購政策，「被實踐檢驗」過後，還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為此，他還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專門的解釋：「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遺憾的是，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的第一次重要的調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實的社情民意，無論是總理，還是《糧食收購條例》，都喪失了一次至關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機會。 4 火爆三個月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還了解到發生在小崗村「火爆三個月」的故事。面對這樣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我們感到的，已經不僅是悲哀，而是震驚! 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現在恐怕沒有誰不知道了，因為它率先在全國農村中實行「大包幹」，被社會各界認為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源地；十八戶農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戶的決心，更是激盪過千千萬萬個中國人。 說到農村改革的發源地，這兒就得多說幾句。 公正地說，一九七八年中國農村最早搞起「包產到戶」改革的，是在離安徽省城合肥市不遠的肥西縣山南區。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時，山南公社黃花大隊的二十一名共產黨員開了一個驚動省委、事關億萬農民命運的支部大會。主持會議的是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人稱「湯大膽」，大會形成的決議就是包產到戶。這比鳳陽縣小崗村出現的那個後來轟動中國、震驚世界的「秘密契約」早了兩個多月。湯茂林主持召開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會僅僅五天之後，包產到戶在山南區就勢如破竹，風靡了一千零七十三個像小崗那樣的生產隊，發展到了十萬多人! 當然，肥西縣山南區也還不是包產到戶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風陽縣同屬一個滁縣地區的來安縣十二里半公社。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點怪，因它離縣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膽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產到戶」的，是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 』 然而，歷史有時就是這樣捉弄人，又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今天眾所周知，中國農村改革的源頭成了鳳陽縣小崗村，而肥西縣山南區和來安縣十二里半公社卻鮮為人知。究其原因，並不複雜，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是劃時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一次再偉大的全會也不可能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所有問題全部解決，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陰影，不可能不繼續影響着新頒佈的黨的政策，因此，就是標誌着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經到來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也還明確指出：「不准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而肥西縣和來安縣搞的就是「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幹」，正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相悖，於是就應了一句俗話：「出頭的椽子先爛。」當時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成了全國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車、汽車經過來安附近時，車身上都被貼上了斗大標語：「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幹風」。由於王業美成了眾矢之的，萬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傳。肥西縣山南區雖然曾是萬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試點，但縣委個別人竟也懾於當時的形勢，不敢再堅持，自己下了個文件把分到戶的田地再次收回，結果，功虧一簣。相比之下，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就更聰明，他不說小崗村是在搞「包產到戶」，而是說包幹到組，組裏再悄悄地分到戶。鳳陽縣的這種做法得到了滁縣地委的支持，地委書記是有着豐富政治經驗的王郁昭，他不僅親自參預，還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陸子修一道親赴鳳陽，最後決定將小崗村的做法稱為「大包幹」，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總結得也好：「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既避開了「包產到戶」這個字眼，又把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動地體現了出來。這種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崗村的經驗一經宣傳，自然風靡全國。再說，鳳陽縣還是安徽省最窮的地方，歷史上又出過朱元璋，再加上有那麼一個淒涼悲愴的鳳陽民謠：「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賣兒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因此，窮到這個分上的鳳陽縣小崗村敢於率先改革也就順理成章，並且顯得十分的典型。 問題是，小崗村到了後來，越宣傳，故事越多，也變得越傳奇，先是有了十八戶農民按紅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號為"GB54563」的那張「秘密契約」。 我們走訪過許多當事人，似乎都對那件「珍貴的藏品」提出過質疑，說「藏品」的紙張那麼平展，幾無皺摺，何以被農民密藏這麼久而如此光鮮？說秘密會議在誰家召開，契約又由誰執筆，這些重要的細節至今亦無定論；甚至連參加秘密會議的是十八戶還是二十戶也有不同說法，而博物館的「藏晶」上寫着的二十個人的名字，「嚴宏昌」就出現了兩次，出席會議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們在訪問陸子修時，陸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崗村按手印是假的，這我能不知道嗎？」他使用的是設問方式，結論卻是不容置疑的。他當時曾是這個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後又擔任了這個地區的地委書記，他的判斷應該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麼說，我們卻覺得，那張「秘密契約」是真是假，現在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崗村的大包幹當時確實是頂着天大的壓力，冒着坐牢殺頭的風險做出的嚴峻的選擇。 他們對中國改革事業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連續多年的糧食大豐收，這是與推廣他們的經驗分不開的。 小崗村被稱為改革的「源頭」是當之無愧的。 發生在小崗村的，那確實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說，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遜色，因為這次解放的對手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小崗人因為獲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產自主權，糧食連年大豐收，這以後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都是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一九八O年新年剛過，萬里專程來到小崗，他挨家挨戶地看，看到小崗村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有衣服穿，心裏特別高興，說你們終於可以把討米籮、要飯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對當年帶頭大包幹的嚴俊昌說道：「中國幾千萬共產黨員不敢幹的事，你們幹了，因為你們頭上沒有烏紗帽。只要敢想敢幹，沒有幹不成的事。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解放三十年了都沒有得到解決，你們卻冒着風險自己解決了!」 後來，隨着國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靠種田打糧過日子的小崗人，就一下變得雄風不再。儘管家家戶戶都有糧食吃，都有衣服穿，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改革開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溫飽」二字上，蓋不起樓房，修不起馬路，用不起電話，吃不上自來水，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家企業，甚至，沒有一處稱得上衛生的廁所，作為引發了中國一場偉大變革的發軔之地，竟也建不起一個起碼可以供人參觀的展覽室。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這個「閃光點」，這麼多年卻無人刻意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這一「小崗工程」，安徽省、地、縣三級黨委政府，均無人問津。這事看上去似乎有點兒怪，很是讓人不得要領。 當然，話說回來，小崗村二十年「江山依舊，舊貌猶存」，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同樣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說西部欠發達地區，就是沿海城市，周邊先富起來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絕大多數農村其實並不比小崗好到哪裏去。從這一點上來看，認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對認識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肯定會有着「經典」意義。 不過，就在小崗村實行大包幹臨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傳來，說它有了一個嶄新的變化。變化之大，就連小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場夢，確實又不是夢，恰恰驗證了當下一句時興的話：夢想成真。 變化是從這一年的六月開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領導親率省交通廳、省建設廳、省教育廳、省水利廳、省衛生廳、省新聞出版局等省廳局的負責人來到小崗。 當時，小崗人並不清楚這麼多領導的到來，會給小崗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好處。因為這麼多年來小崗參觀、訪問、視察、指導工作的領導太多，他們來這兒轉轉、看看、問問，來來往往，小崗人也就沒把它當回事。 可是，這一回大不一樣。一場改天換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崗村拉開了序幕。 首先趕到的，是鳳陽縣教委主任徐彪，他給小崗帶來了福音：一所可容師生一百六十人，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一條龍五個班的小崗村小學，六月動工，八月竣工，確保九月一日正式開學的工程開始了。 接下來，省建設廳、省水利廳和省衛生廳聯手要為小崗建造一座水塔，說干就干，並於七月底完工，讓小崗人破天荒地像城裏人一樣吃上了自來水。據說，原約定由三部門平攤的五十萬元資金，只有建設廳的十萬元到了位，水利廳和衛生廳的承諾卻都打了水漂，那四十萬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後只好由風陽縣水務局墊付。 緊接着，由鳳陽縣建委統籌，縣委、縣政府六部門聯合出資，為小崗村家家戶戶住房的牆面，一點不拉地刷上一遍塗料，塗料一上牆，整個村子就好像搖身一變，光鮮了許多；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為一家一戶建造了衛生廁所；「大包幹」的展覽館，也隨後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辦公室，也因為裝修美化而「土槍換炮」了。這當兒，縣建設局還按照省廳的要求，設計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規劃。工程掃尾之後，總共用資二十三萬元原是由本縣宣傳部、計生委、衛生局、供銷社、人武部和縣建委大傢伙一道「抬石頭」，誰知五家變了卦，建委賴不掉，咬着牙墊付了其中的二十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二元，餘下的一萬七千多元就不願再出，害得施工單位多次上門討債，直到我們採訪結束，此項「狗頭賬」尚未扯清。 要說，還是風陽縣電信局雷厲風行，接到任務，立馬就替小崗村家家戶戶裝上了程控電話，而且事情辦得漂亮，明說收費，實際並沒讓小崗人掏多少腰包，電信局是用貸款解決的，從銀行貸了一百萬元，至於將來連本帶利這錢誰還，自然成了糊塗賬。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之前，小崗人雖然修不起路，但並不說明小崗村就沒有一條像樣的路。再早，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曾投資一百二十萬，無償地為小崗鋪了一條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兩邊光禿禿的，不好看，現在鳳陽縣林業局的隊伍開進了小崗，雖然正值五黃六月，酷熱難當，他們卻自有辦法，不但自籌資金從百里之外的鳳台縣林場買來八百三十棵蜀檜，每棵都在兩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學試驗，將起運的蜀檜都在根部包上營養土，趁夜搶運，當天入土，還專門僱用了兩位懂業務的工人，吃住在小崗村，精心澆水、培土、看護。高溫植樹，棵棵成活，為了這樁奇蹟，鳳陽縣林業局的技術員由此撰寫出的論文，後來還榮獲了安徽省科技進步獎。 以上各項工程總投入兩百七十萬零一千四百元，無償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備的材料，當然不在其中，那是無法統計的。這一項又一項工程，變戲法兒似的出現在小崗人的眼裏，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了小崗村，小崗人這才恍然大悟。 為什麼我們的生活中偏偏總是發生這一類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說，小崗村的這種變化跟南陵縣弄虛作假原本兩回事。小崗村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一面紅旗，接受一點支持和惠顧，算不上過分，而且也是受之而無愧的。 有人說，小崗村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都有着歷史功績，各行各業各個部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當然的，無可非議的。 有人說，為迎接「大包幹」二十周年，迎接江總書記視察，對小崗村面貌進行一次籌劃和必要投入，沒什麼不對，不過是例行必辦的公事。 可是，小崗人似乎對這種「改天換地？的事情並不領情。水塔建成送水時，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崗村卻有人站出來制止，說，那不行，拿啤酒來換!修路植樹要用土，對不住，要動小崗土，每平板車要付十元錢，少一文也不成，這比在風陽縣城用土貴上一倍!好像這些工程與小崗村毫無關係。 當然，這只是個別小崗人干出的不體面事，但飲水者不一定思源，卻讓貼錢幫扶小崗的人傷了一回腦筋。這恐怕是對幫扶者只幫物不扶志的一種報應吧。 小崗人顯然還感到委屈，他們說：你早不幫，晚不幫，單揀江總書記要來看望小崗了，小崗村的小學校就開辦了，牆也帶彩，路也變平，「大包幹」的展覽館也冒出來了，兩排沖天的蜀檜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戶戶電話也通了，廁所也變了，也都喝上自來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來，小崗村由「溫飽」一下成「小康」，顯然不是變給小崗人看的。 最初聽到小崗村的這段故事，我們確實感到過震驚。靜下來一想，這事發生在安徽，但類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別的省市自治區，又有多少人會感到大驚小怪呢。我們的幹部為什麼敢於樂此不疲，倒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甚至這樣想：假如，小崗村沒有這個「火爆三個月」的故事，江澤民在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江山依舊」的小崗村，說不定會使總書記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樣，必將會給九億中國農民帶來更多更實惠的好處，給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村帶來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實是，沒有假如。總書記和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已經基本達到「小康」的小崗村。
第六章 尋找出路 1稅費改革第一人 公元一九八九年，建國四十周年之際，安徽電視台錄製了一部名叫《土地·人·樂園》的電視專題片，片中有這樣一段解說詞： 「大包幹的實行，使農業擺脫了令人焦慮的困境，但也把農業置於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後向哪裏去，如何再進一步發展生產力？」 這部榮獲了全國電視文藝專題片節目展播一等獎的片子提出了問題，卻並沒有道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時實行大包幹已經十多年了，安徽的農村確實處在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整個中國的農村無疑也都處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上! 人們期待着中國農村出現第二次飛躍，中國農民渴望再一次笑起來。可是，農村中不斷加深的各種矛盾和出現的新問題，讓人焦慮不安：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裏？ 其實，就在那部電視片播放的一年之前，就在安徽，在與安徽電視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辦公廳的調研室里，已經有人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人就是高級農藝師，後來被譽為「中國稅費改革第一人」的何開蔭。 這是一個有着坎坷經歷的男人。他長得有些特別，很瘦，清癯的臉上，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一隻高聳的鼻子，和一雙仿佛每時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這是一個愛較真，敢說實話，又愛關心國家大事的知識分子；因為這種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還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了北大荒一個幾近蠻荒的青年農場，在那裏一呆就是二十年。後來，右派改正了，四十三歲的何開蔭終於回到了安徽省天長縣的家鄉。本來，他完全可以過安穩的日子，但是隨之而來的中國農村的偉大改革又一次點燃了他的激情，加上來安縣委書記王業美是他的老領導，又比較愛關心國家大事，喜歡思考社會熱點問題，當王業美全國第一個拍板在來安縣搞起「包產到戶」時，他就緊隨王業美，走到了農村改革的第一線；以後又追隨積極支持風陽縣小崗村搞起「大包幹」的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的「大包幹」在全國贏得成功，王郁昭作為那場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長，隨後也就把他調進了省政府辦公廳。一個農業科研技術幹部，跑到行政機關能幹什麼呢 ？打那他就開始了宏觀農業政策的研究工作。 說來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等幾個部門，發起了一次「中國農村十年改革理論研討會」。這時，王郁昭已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門牽頭搞起的這樣一次理論研討會，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賞的老部下何開蔭。王郁昭讓他的秘書崔傳義專門把論文徵集函，直接給何開蔭寄了過去。 何開蔭收到徵稿函，感到十分興奮。於是他緊張地行動起來。他找到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室的金進和朱文根，還有在農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顧咸信，四個人一道，進行了一番深人的調查研究。 也就是從那一年的春天開始，中國出現了洶湧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現，使何開蔭敏感地意識到，種田已經人不敷出，農民的收入增加趨緩，出現了負增長，而農民的負擔卻與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斷產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種各樣的矛盾越積越多，已經嚴重地阻礙着中國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還因為大包幹十年到期了，農民擔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種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結沒有了，紛紛湧向城市去尋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說出現了土地的大面積拋荒，留在農村中的，因為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糧食的大減產，農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開蔭想，要找准中國農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須鬧清出現的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綜合四人調查研究的結果，何開蔭認為大致可以歸納為： 一、承包耕地所有權、使用權與產權的矛盾； 二、農產品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矛盾； 三、城鄉二元結構與經濟一體化的矛盾； 四、小生產與大市場，糧食的買難與賣難交替循環的矛盾； 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負擔不斷加重的六、封閉的社區結構與大開放大流通的矛 七、農村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矛盾； 八、相對貧窮與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產力水平低下與科學技術水平不相適應的矛盾； 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同步的矛盾。 當然，還可以梳理出一些別的矛盾並列舉出它們的具體內容。不過他認為，歸根到底，還是計劃經濟舊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轉軌時期難以避免的磨擦與碰撞所引發出的必然現象。 要解決以上矛盾，就必須拿出各項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時，由於小崗村大包幹精神的影響，安徽省學術界的思想還是相當活躍的。何開蔭在下面調研時發現，各級黨委政府中都出現了一批想幹事、能幹事又敢幹事的領導幹部，他們已經針對農村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分別進行了不同內容的改革嘗試。 那段時間，何開蔭變得異常地亢奮。在認真分析了其他幾位同志下去調查研究的情況以後，何開蔭覺得，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一個長期的使用權；其次就是必須改革農業稅費制度，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他把自己深思熟慮的這一切變成文字之後，一篇很有見地的論文便已經完成。他把它定名為：《農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後寄往北京。 因為這篇文章，何開蔭開始踏上了農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儘管這條路上佈滿了荊棘和泥濘，但他卻一直沒有回頭。 何開蔭撰寫的這篇論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層官員的重視，還在那次徵稿活動中被評為優秀論文。但是，他沒有想到，不久，一些極「左」思想的再度抬頭，有一股否定農業大包幹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動，發現這一點，他感到吃驚不小。他正費盡心機地研究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連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筆抹煞! 何開蔭心重如鉛。他想，我國是個農業大國，十億人口，就有八億農民，農業的狀況如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歷來事關重大，團結和依靠廣大農民應當是我們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但長期以來，我們已經欠農民太多；儘管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涉及到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個系統工程，不可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可是，重新審視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種報效祖國獻身農業的欲望使得他熱血奔涌。 於是他坐了下來，旗幟鮮明地寫了篇針對否定「大包幹」思潮的文章：《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 他建議：「我們宜及時採取一個大的動作，這就是對耕地的所有制進行一次改革，將土地一律收歸國家所有。國土國有，理所應當。同時把耕地的所有權(田底權)與使用權(田面權)徹底分離，實行永久承包製，即在現有承包地的基礎上簽訂契約，長期承包給農民耕種，並對零散土地進行適當的串換調整，使每戶的承包地集中連片。而且，使用權可以繼承，也允許轉讓，但轉讓決不是出賣，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門鑑證下收回該地塊的農田基建投資和相應的承包權益。如果耕地依然歸集體所有，讓農民上繳各種農業稅，就有違法理；由於耕地是國家的，農民向國家承包耕地，那麼，農民向國家納糧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認為農業稅徵實的具體辦法應該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畝產計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糧直到本世紀末不變，增產也不增稅，以刺激農民增產的積極性，以後每十年簽訂一次契約合同。考慮到農村幹部的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極不規範，農民普遍反感，叫喊負擔過重，我們不妨把農村各項提留負擔與公糧合併在一起徵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徵收耕地畝產的百分之十五，一併作為公糧和提留，原有的農業稅金和各項提留負擔就都沒有了，鄉村幹部補貼工資和各項提留，由公糧的三分之一按定購價款返還鄉財政統一使用。從此以後，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攤派或徵收一分錢，這樣，農民的權益就有了法律保障，獲得了相當於法人的地位。」 他認為，走好這兩步棋，全盤即活。這樣做，非但激活了農村經濟，農民不堪重負的局面也將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農業稅徵實」的稅費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時間，認真研究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稅費改革。 唐代推行的「兩稅法」可以說是首開中國費 改稅的先河。「兩稅法」把混亂繁雜的稅種歸併為戶稅和地稅兩種。收費全部改為正稅，一同併入兩稅之中。集中了徵收時間，一年分夏、秋兩次，這樣就改變了「科斂之名凡數百」以及老百姓「旬輸月送無休息」的狀況，中央統一控制了稅費徵收大權，又明文規定官吏不得在「兩稅外加斂一錢」，否則，同樣要以貪贓枉法論罪。 明代的「一條鞭法」是繼唐代「兩稅法」後又一次較大的稅費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賦和各 種雜費並為田賦一種，以田畝為對象，一次徵收，征課的田賦一律折合成銀兩交納，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長」、「糧長」辦理徵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後解繳國庫；並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允許農民照章納稅並拒納所列稅目以外的雜派。這種「一條鞭法」化繁為簡，稅費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權收費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奪的腐敗行為，穩定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採納了「火耗歸公」的稅費改革，將暗取改為明收，各省統一了稅率和徵收數額，由省統一征取，州、縣代收，提解布政司庫，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來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銀，改為統一上繳國庫，然後再由中央F撥一部分銀兩作為地方官吏的養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同時實行查核和督察，嚴厲肅貪，打擊地方官吏任意攤派的行為。「火耗歸公」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非但使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財政手中，整飭了吏治，減輕了老百姓負擔，而且使得國家庫存銀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農民種地交皇糧都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放後，中國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耕地無償地分給農民耕種，但「皇糧」也還是要繳的。建國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公糧實物稅。 何開蔭認為，恢復農業實物稅國家可以用無償徵收的公糧供應城鎮居民的平價口糧，卸掉財政補貼的沉重包袱，同時徹底開放糧食市場，讓農民從發展商品糧生產中獲得更多的實惠。 他把自己設想的這種具體辦法，簡化為一句話：統一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 這樣，他就把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一步改革作了有機地聯繫，使用了同一句話。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稱作「第二次大包幹」。他認為，這恰恰是對當年「大包幹」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為進一步說明他的這種設想的可行性，何開蔭還算了幾筆賬。 「以安徽為例。安徽全省年產糧食約五百億斤，按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無償得到租糧七十五億斤，而現在每年的定購任務為七十一億斤，加議轉平部分同樣為七十五億斤；如按耕地面積計征，全省六千五百萬畝耕地，除去貧困地區暫時核免田賦外，至少可有五千萬畝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畝收一百五十斤(南北不同地區根據具體情況可有差別)，則五千萬畝耕地同樣可收地租糧七十五億斤，保證了正常的需要。這樣做，不但可使省財政卸去每年糧食補貼十二三個億的沉重包袱，而且以無償取得的田賦糧按現在的平價供應非農人口，多少還可以取得一點收入，一來一去，對國家的好處就大了。」 「再從全國來看。全國每年糧食總產量約八千億斤，按總產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賦糧國家可得公糧一千二百億斤；若按田畝計征，全國十六億畝耕地，去掉貧困地區的四億畝暫不計征，還有十二億畝耕地，平均每畝收一百斤公糧(各省各地區自當有別)，同樣可收公糧一千二百億斤。而目前國家每年定購不過一千億斤，還不容易收上來。如實行租賃制度，國家每年就能掌握一千二百億斤糧食，並且都是無償獲得的，用它去供應全國非農人口，總比現在的一千億斤寬裕得多。」 何開蔭算罷了安徽省和全國的大賬，回頭又替農民算了幾筆細賬。 「那麼，農民向國家交納無償實物田賦糧是否會減少了收入呢？結論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產糧最多、定購任務最重的天長縣為例，天長縣農民人均耕地一點九三畝，產糧兩千五百斤，人均定購任務六百一十斤，按提價後每斤稻穀兩角兩分兩厘錢計算，就可得一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畝向國家無償交納地租糧二百斤，人均應無償交糧三百八十六斤，則原先定購的六百一十斤中餘下兩百二十四斤可以賣議價，按目前集市貿易價每斤五角五分計算(市場價高時曾達每斤七角)，就可賣得一百二十三元兩角，比原先的定購價款少收十二元兩角兩分，可是，人均兩千斤糧食中，去掉這六百一十斤，每個農民手裏還有一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一千斤賣議價，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規定，餘糧必須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價賣給糧食部門，只能得三百五十元，農民餘糧賣議價可多收入二百元，補足定購部分少得的十二元兩角兩分，每個農村人口可從議價糧中淨增收益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這就是說，取消糧食定購，徹底放開糧食市場和價格，天長縣每個農村人口向國家無償交納田賦糧後，多餘的糧食自由進入市場，農民得到的好處很大。」 當然，天長縣產糧多，是個突出的典型，對其他縣農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開蔭便又以定遠縣為例，算了一下細賬，即便像定遠縣這樣落後地區，也是能夠多收入三千五百萬元的。 這些，還是明賬，是明擺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數字計算出來的。他指出，特別是實行了「什一稅」法，不再向農民額外收取別的任何稅費，又明確了耕地的長期使用權，農民自然會提高種糧的積極性，捨得增加投入，進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產率與商品率，農民打的糧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於實行稅費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製的優越性，何開蔭一下子就歸納出十二條。諸如：「國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權，使用權長期歸承包農民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再濫佔耕地，如果再有人徵用耕地，除經過批准外，還必須解決該地塊承包戶的生活出路，同時每年要交納相當於該地塊應交公糧款的耕地佔用稅，這樣，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減少；農民自己佔地建房或養魚挖塘，燒窯建廠，每年照樣要交納規定的公糧數量，這樣，農民也自會十分珍惜耕地。」諸如：「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無權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就能有效地剎住亂攤派亂收費的不正之風，減輕農民負擔；鄉村幹部不再伸手向農民要錢，工資補貼及提留等一應費用由公糧中返還鄉政府，幹部的任務就只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只服務，作貢獻，不向農民伸手索取，自然會極大地改善於群關係，提高黨和政府的威信。」 當然，這種改革牽涉面廣，必然會觸動一些部門的利益，何開蔭在文章最後又寫道：「這就需要國務院出面進行協調，調整各方面的利益。」並且，「建議國家先在一省或數省選擇不同類型的縣作為試點，進行探索。」 文章寫好以後，何開蔭決定仍然把它寄給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因為，那兒是中央和國家有關農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門，況且，兼任這兩個部門要職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領導。 他先給北京打了一個電話。 不打則已，這一打，他差不多吃了一驚。原來，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降格為農業部的一個下屬部門。就是說，屬於黨中央、國務院這樣高規格、高層次的農村政策與農村發展的研究機構已經不復存在! 王郁昭還在電話里告訴他：北京有人正組織文章，準備對他上次應徵獲獎的那篇論文進行批判呢。 何開蔭更是吃驚不小。 這次的文章，不僅把上次那篇論文的有些觀點作了更充分地闡述與論證，其設想之大膽無疑也走得更遠了。既然有人已經要組織批判那篇論文，這個文章還能再寄嗎？ 如果要寄，又該寄到哪裏呢？ 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沒有了，直屬國務院的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農業部，可他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許多設想又豈能是農業部就可以解決的？ 何開蔭一時犯了難。 2 進了一回中南海 何開蔭思來想去，最後下了一個決心：直接進諫中央。 最後他把這篇新寫的文章再次定名為《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交給了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沈祖潤。他認為，這種文章交給這樣的新聞機構比較合適。 果然，新華社很快就出了「內參」，《人民日報》還為此編發了專門的「副頁」，接着，國務院研究室一九九O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決策參考》的篇幅，將他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作了最詳細的綜述。並醒目地寫道： 「何開蔭同志認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定能使農業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他要求向國務院領導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選取一個縣試點，相信必能與『大包幹』一樣得到群眾的肯定和歡迎，至少是在糧食產區可以不推自廣。」 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轉發「內參」與「副頁」，國務院研究室編發《決策參考》的同時，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張學濤也將何開蔭的這篇文章刊發在他們辦的《政務內參》上。轉發給中央決策層的那些內參，省里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發在本省《政務內參》上的這個《設想》，還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重視。省委書記盧榮景作了批示，建議有關部門的同志論證一下；省委副書記孟富林明確指出「何開蔭同志寫的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請省農經委邀請有關部門和專家研究一次。常務副省長邵明、分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汪涉雲，都希望組織有關專家論證並在小範圍試點。主管工業的龍念副省長更是旗幟鮮明，在看到《設想》文章的一周時間，就先後作出兩次批示，充分肯定：「這是一項重要的建議」；明確表態：「我贊成在個別地區試試。」 總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形勢正如國務院研究室編發的《決策參考》上所說：「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的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由安徽省農委牽頭的專家論證會雖然召開了，會上，論證更多的並不是何開蔭的那些改革設想對深化農村改革是否有實際意義，而是它與當時正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着的「治理整頓」工作是合拍還是相悖。 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治理整頓期間，還談論什麼「深化改革」呢! 於是，省農委以組織名義，向省委寫了一份論證報告，報告認為，何開蔭同志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並不符合現行的政策法規。 由於論證會的否定，省委主要領導再沒出面過問。其他想問的省領導也就不便再問。何開蔭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就這樣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 何開蔭感到一種報國無門的無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開蔭論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文章榮獲了國家科委徵文二等獎，進京領獎期間，他被意外地邀請前往國務院研究室匯報工作。這消息使得他興奮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進了神聖而又神秘的中南海，來到緊靠紫光閣的工字樓。接待他的是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濟組組長余國耀。 何開蔭匯報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農業「大包幹」的設想及具體思路，從建議實行耕地的長期承包責任制，到建議實行農業稅費統籌的改革，到建議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和糧食價格的雙軌制、全面徹底地放開農產品的市場和價格，直談到建立健全以科技為支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區域規模的農村商品經濟，還談到進行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冰。 談到這些近年來他一直在潛心研究的課題，何開蔭就有說不完的話。 余國耀認真地聽着。當何開蔭談到他終於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寫成《關於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一文時，余國耀告訴他，李鵬總理也在《決策參考》上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對文章的觀點很讚賞，李鵬總理還在同研究室農村組座談時提到了何開蔭有關「什一」稅的建議，說道：「糧食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是強調農民對國家做貢獻盡義務，數量不變，保證一千億斤。有人建議下步改為徵實，實行什一稅，將來產量到了一萬億斤，按百分之十徵實就是一千億斤。中國自古就有什一稅。專家們提出建議採取這種辦法，以固定農民與國家的關係，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究竟採取何種辦法，要從長計議。」 何開蔭聽說自己的建議引起了總理的重視與讚賞，真是備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邊對他文章的各種反應，這時，余國耀談出了請他來當面匯報的初衷。 余國耀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思路變成一個可操作的方案。對於總理『要從長計議』的話，我的理解是，因為當前仍處於治理整頓期間，不宜採取大動作；而且對這個思路也還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議，你可以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詳細論證，拿出一個可操作的措施方案來，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先搞試點。最好在一個縣範圍內試點，或者先搞一個鄉鎮也行。如果試點成功，下邊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國耀的話說得何開蔭格外的振奮。只是考慮到自己一個人跑到中南海，接下這麼大個任務，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就問：「能不能請總理簽一個文字意見，這樣我回去好有個交待。」 「不合適。」余國耀解釋說，「如果領導簽字後，那就變成中央的意圖了，不僅你們安徽可以搞，別的地方同樣可以搞，都搞就會出亂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試點，效果會好一些；別人沒有這個思路和設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蘆畫瓢，就不一定會搞好。」 何開蔭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點了點頭，說，「我明白。」 余國耀又鼓勵道：「農業『大包幹』就是你們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先搞起來的，一個小崗村試點成功，很快就風行全國。從這一點看，只要符合國家和廣大農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個村試出的好辦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廣的。」 談到大包幹，何開蔭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他一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對大包幹的一種完善和發展。想到社會上正在颳起的這股企圖否認大包幹的「左」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國耀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改革是沒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余國耀很贊同何開蔭的看法。在農村改革的話題上，兩人有着很多共識。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樓的那間辦公室里，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個身居要職，一個不過是地方上的高級農藝師，兩人卻十分投緣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談得十分興奮。 臨了，余國耀握着何開蔭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說：「希望安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一次好頭!」 何開蔭點罷頭，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組長余國耀約他匯報工作，提出那些想法，並不是余國耀的個人行為；而他何開蔭，卻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當時他是無法代表一個「安徽」的，就連一個鄉一個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國耀臨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開蔭暗自下了決心，他準備通過自己的努力，將這種希望變成現實。 他相信，安徽在中國農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第二步改革的歷史，也一定會從安徽的大地上寫起!一九九一年四月，經過又一番深入的調查取證，何開蔭拿出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實施方案：《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 他在這個《設想》中提出了深化農村改革的十項措施。 這已經是一個綜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認為當前農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已經是錯綜複雜的，下一步農村的改革必須是整體推進的。為此，他分別就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以及農村經營制度、融資制度、勞動力轉移制度、科技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糧食購銷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然，整體推進，不是要齊頭並進，更不意味着眉毛鬍子一把抓。他明確指出，要將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改革作為突破口。 這些改革措施，他設計得已經十分具體。比如，在穩定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長期不變上，他建議給農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可以有償轉讓，可以作價抵押參與集體經營，部分地恢復土地的商品屬性；比如，實行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他認為應該是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交納公糧，取消定購，一定三年，不增不減，稅人國家，費歸鄉村，嚴格收支，賬目公開等等。 他的許多改革設想，大都寫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並且朗朗上口。這多半與他長期的農村工作經驗有關，深諳農民之道。 待書面的匯報材料一打印出來，他就通過省委書記盧榮景的秘書劉學堯和余焰爐，省長傅錫壽的秘書方寧和翟慶黨，首先送給了省委、省政府這兩位主要領導。當然，他也及時分送給了有關的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 一晃，三四個月過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報告，竟然一直沒有任何動靜，這使得何開蔭開始惴惴不安。 他想，這顯然與省農委辦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見的「論證報告」有關。可是，他已經在報告上把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負責人約見他時的建議，和傳達的李鵬總理的講話，都作了說明呀! 何開蔭如墜五里霧中。 這年七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何開蔭打來電話，邀請他去長春市參加一個由《農民日報》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農村問題研討會」。而且，就在這之前，《農民日報》已經把他有關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刊登在了《農村情況》上，並特地寫了個「編者按」。 北京打來的這個電話，以及《農村情況》轉發他的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這都給苦悶不堪的何開蔭，猶如打了一支強心針。至少，可以說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在關注他的研究工作；《農民日報》作為農業部的機關報，也是支持他的《設想》的，他的種種設想由於《農民日報》的廣泛散發，已經走向了全國。他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參與進來，更希望能夠通過參加在長春召開的這個研討會，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們一道探討中國的農村問題。 他是懷着激動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為興奮，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頂頭上司的臉色，就把北京的電話通知作了匯報，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主任的態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為什麼？」何開蔭大惑不解。因為，調研室，乾的就是調查研究的工作，國務院發展中心能邀請本室的工作人員去參加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作為室頭兒，應該感到高興，感到自豪才對。 然而主任沒再回答，頭也不抬地只顧忙自己的事兒。何開蔭一下傻了。 他忍無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書長劉永年。劉永年聽說何開蔭應邀將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研討會，態度十分明朗，高興地說道：「應該去，這是安徽的榮譽嘛!」 有了劉永年副秘書長這句話，當天上午，何開蔭就趕往車站，把去長春的火車票買到了手。誰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頭就問何開蔭：「你買票了？」何開蔭理直氣壯地說：「我買了。」主任不容分說地把手伸到了何開蔭面前，「把票給我。」何開蔭反問道：「為什麼要給你 ？」「這會你不能去!」何開蔭說：「劉副秘書長已經批准我去!」調研室主任的口氣很硬，「劉永年副秘書長？他還能有省里大？」何開蔭一個愣怔：「難道是省領導不同意我去 ？」 主任不再說話。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開蔭討要車票。 但是，何開蔭卻對這件事將信將疑，他不相信，作為一個省級領導，有那麼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會對這樣一件小事感興趣。如果這真的是省長的意思，又說明什麼呢 ？是因為省領導早先在馬鞍山一直從事冶金工作，對農業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視？還是鑑於當前「治理整頓」的敏感形勢，怕他這個政府部門的成員，到全國性的會議上給安徽招惹是非 ？回到家，何開蔭一直百思不解，連飯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辦公廳編發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務內參》出來以後，許多主管和不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態度，惟獨主要領導至今不置可否。 現在，有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長春會議不可能再去了。一個政府辦公廳的一般調研員，要跟最高的行政長官過不去，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開蔭不得不放棄了這次長春會議。 3 兩個縣委擴大會 那段時間何開蔭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開蔭剛走進省政府的辦公大樓，就被副省長龍念喊住了：「老何，你來一下。」 何開蔭好生納悶，龍副省長分管的是工業，他找我能有什麼事？到了龍念的辦公室，何開蔭才知道，龍副省長對這件事很感興趣。龍念在仔細地詢問了何開蔭的一些改革設想後，果斷地說：「老何啊，農業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貧任務；我的扶貧點在臨泉縣，你的那些設想可以在我的扶貧點先搞試點。」 龍副省長是個做起事來雷厲風行之人，他這樣說，就算一錘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開蔭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輛麵包車，去了臨泉。他們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貧，作為高級農藝師的何開蔭，便成了龍念的扶貧高參；晚上，龍念就把臨泉縣的糧食局長、稅務局長、政府辦公室的主任和體改委主任，一一喊來幫助何開蔭算賬，想搞出千個讓各方面都能夠滿意的稅費統籌的方案來。 在離開臨泉縣之前，龍副省長還和何開蔭約定，等到了秋收時節，他將陪着他再來臨泉，以啟動稅費改革的試點為契機，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推動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們的計劃泡了湯。不少農村都被泡在洪水裏，農民連飯都吃不上，還搞什麼稅費統籌呢 ？再說積極支持這項工作的縣委書記陳業夫也被調走，熱心這事的周縣長在政府換屆時又意外地被選掉。結果，空歡喜一場。 當然，也有讓何開蔭舒心的事，心裏的一個疙瘩終於解開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長春開會的原因。原來那期間有人在上頭告發他「招搖撞騙」，為此省政府還派人跑到國務院去核實李鵬總理說沒說過那些話，國務院研究室又是否約他去中南海匯報過工作。外調是背着他幹的。當調查被證實確有此事時，出面調查的同志覺得幹了件虧心事，回來就對何開蔭掏了實話。 冬去春來，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這年三四月間，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風，給華夏大地帶來勃勃生機。 說得多麼好啊!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在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擔心失去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呀。」 讀着小平同志激動人心的講話，何開蔭直感到熱血奔涌。 隨着小平南巡講話，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邵明站了出來，他再次把何開蔭的報告批給主管農業工作的汪涉雲副省長：「涉雲同志：何開蔭同志這個建議，提了幾年了，我也幾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你看我們是否選擇一個縣，或者一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里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如何 ？」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滲雲就跟着表態：「同意邵省長意見。」 這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機會終於來了。 這期間，全國國土學研究會在安徽省的淮北召開，著名的農村經濟專家杜潤生來到會上；何開蔭也應邀到會，並在會上發了言。因為開的是有關國土的會，何開蔭會上談的也只能是國土的問題，但他的心思卻依然在農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帶到了會上，並送給了杜潤生。杜潤生看了以後，大加讚賞。他對何開蔭說：「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說，我要另外去調查，但我可以斷言，你這個措施對中國的中西部廣大的農村是實用的!」 杜老的高度評價，使何開蔭深受鼓舞。 會議臨結束時，阜陽地區常務副專員王懷中帶着車趕到會上，要接杜老到阜陽去指導工作。王懷中所以專程來請杜潤生去阜陽，一是杜在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時，曾主持起草過對中國的農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是黨內農業問題的大專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戰役的時候，就曾在阜陽當過地委書記，他對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國家決定有選擇地開辦一批改革試驗區時，由於老書記的力薦，阜陽有幸成了中國第一個由國務院備案的農村改革試驗區。既然杜老來到安徽，阜陽人民邀請當年的老書記、老專家去試驗區指導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潤生是百忙之中見縫插針來參加這個國土會議的，來前就把回京的車票買好了，他對王懷中說：「我秋天可以來一趟，現在請我不如叫你們省里何開蔭同志去。他是有辦法的人，已經拿出了一個很好的措施了。」 由於杜潤生的推薦，何開蔭就跟着王懷中同車到了曹操和華佗的家鄉亳縣。 當時，阜陽還沒撤區建市，毫縣也沒改作亳州，更沒從阜陽地區單獨劃出去，地區的幾大班子領導就全集中在那兒開會。何開蔭的到來，無疑為會議增添了改革的話題。地委書記王昭耀盛情地要何開蔭為大家談一談他對農村第二步改革的設想，被壓抑了許久的何開蔭，巴不得有這樣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謙虛，便把自己多年來深思熟慮的東西娓娓道來。 講完之後，他提醒大家說：「這個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區，能否真的搞起來，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幾大班子成員隨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後，王昭耀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你來幫助我們一起搞吧!」 何開蔭終於聽到自己的設想即將被實施，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但他依然不無憂慮：「這是有一定風險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們是經國家批准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允許搞一些創新和突破。即便有風險，也是由我們地委擔，由我王昭耀擔，這個與你沒有關係。」 王昭耀的話說得很平靜，卻說得斬釘截鐵。 何開蔭聽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裏有一陣陣熱浪在奔涌。是呀，有王書記這句話，他已經無須再說什麼了。 會後，王昭耀親自陪着何開蔭到下面去確定試點的地方。 他們首先到了潁上縣。 由於當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曾在這個地區進行過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試驗，研究中心的杜鷹等人還專門深入到這兒前後呆了一年多時間。何開蔭認為深化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兩項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經在探索了，那麼，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自然就是農業稅費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來確定的將是稅費改革的試點地。 潁上縣為此召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擴大會擴大到了縣裏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員。地委書記王昭耀雖然到會，但他特地說明，潁上縣同意不同意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委不搞包辦代替，希望大家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何開蔭首先詳細地介紹了有關情況，然後就是自由發言，會開得熱火朝天。沒有多大一會兒，會場上便出現了陣線分明難以融合的局面：縣委、縣政府很想干，政協有點說不清，人大則持反對意見。支持者、反對者與折衷者都說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詞，思想最終也統一不起來。縣人大領導否定進行稅費改革的試點，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擺到桌面上的：「這樣的方案明顯是與現行政策法規不一致的!」 何開蔭認真地聽着，越聽，越覺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高瞻遠矚，切中時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時了。他終於從反對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話，這就是：「別的地方沒有這樣干，要是我們幹了，將來恐怕鄉鎮幹部有意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求穩怕亂，心安理得--這種「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像小腳女人一樣」的精神狀態，已經成了當前深化農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礙。當然，何開蔭也還從反對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看到了更隱蔽的原因。其實，怕來怕去，說穿了，就是怕實行了這種稅費統籌的辦法之後，鄉村幹部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從農民那裏收錢了。而鄉村幹部，毫無疑問，也包括縣裏幹部，他們的許多政績都是靠達標呀、升級呀弄來的，不准亂收費，不准亂攤派，不准亂集資，那些「公益事業」所需要的錢款從哪裏來呢 ？同意稅費改革，從某些意義上說，就等於是斷了自己的財路。 顯而易見，實行改革，首先必須要有改革精神，敢於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這個形勢，他沒有勉強。因為任何農業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賴於農民能否了解、認同和支持，縣級領導幹部尚且如此，又怎麼能指望他們去組織動員廣大農民取得這項改革的成功呢!他對何開蔭說：「我們再到渦陽縣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渦陽，王昭耀把何開蔭介紹給渦陽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因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處理，就提前離開』了。走前，他誠懇地對何開蔭說：「這事急不得。有一點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 渦陽縣也為此召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或許因為沒有王昭耀書記的在場，會開得比潁上縣還要激烈。聽說稅費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交足國家集體的，餘下都是農民自己的；任何部門和任何人都無權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會從一開始就炸了鍋。 會上出現的這種局面，竟然和潁上縣的差不多，縣委書記王保明是堅決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這項稅費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務；縣長汪炳瑜的態度非常堅決，他認為今天的農民確實太苦，負擔太重，老何的這個方案能有效地剎住農村中「三亂」的不正之風。政協的意見較曖昧，人大卻是堅決反對。 當爭論各方相執不下時，縣長汪炳瑜竟站了起來，把筆記本往桌上一摔，說道：「所有風險我們縣委縣政府擔着。這麼多意見我們聽到了，知道了，但我們還是要干!」說得與會者一時語塞。 散會時，何開蔭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這位敢於拍板敢擔責任的痛快縣長，但他還是十分誠懇地勸說道：「你們就要換屆了，還是等一等吧。不能因為幹這件事，把你的縣長也選掉了，以後什麼事就都幹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這麼個理。雖說縣裏五大班子不能一團和氣，干工作總得有個原則，但在大家的認識還不一致時，確實也不能操之過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離開渦陽時，何開蔭不希望再去驚動縣裏的任何領導，他一個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長途汽車站走去。兩個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如此熱鬧，他預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道路勢必將是漫長、曲折而又充滿着艱難險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許多許多。幾乎沮喪到了極點。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狽，就這樣，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冒出一個新興鎮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麼事兒都可能發生。 其實就在渦陽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熱鬧非凡，以致不歡而散的時候，在這個縣一個名叫「新興」的邊遠小鎮上，卻正在醞釀着註定會被寫進共和國改革史的一樁大事。 我們確實沒有理由把今天鄉村幹部的素質想像得太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想把農村經濟搞好的，正是出於這個強烈的願望，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傑，鎮長李培傑，才會對《農民日報》上一篇極易被忽視的文章，發生了那麼大的興趣，並當即熱烈地展開了討論。 這是一篇署名為楊文良的《為農民鬆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他們對文章中提到的稅費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萌動了要試一試「稅費一把抓，用錢再分家」的念頭。 兩人一扯到徵收稅費，無不感到頭皮發麻，腦袋發炸。眼看徵收的任務年年在加大，這一年，全鎮就要完成農業稅三十一萬元，農業特產稅二十四萬元，耕地佔用稅二點四萬元，烤煙產品稅八十一點五萬元，提留統籌款一百六十二萬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費用，總計就是三百二十萬元，人均負擔高出一百元，畝均負擔也在五十元以上。為完成以上徵收任務，他們必須組織人員上門催繳，這些人員所需費用一般達到徵收總額的百分之十，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筆額外的花銷又要加到農民頭上。特別是煙稅，上邊年年派任務，鎮裏就只有分攤到農戶，每畝攤到八十多元；但是農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煙用煤、灌溉等生產性的投入上，每畝成本就將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來反倒要貼錢。農民怨聲載道，鎮村幹部每年都要用十個月時間，在罵聲中強迫種植，在罵聲中催促收購，弄得鎮村幹部上下不是人。 劉興傑剛過而立之年，年輕氣盛，眼看這一年又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的任務，深有感慨地．對李培傑說： 「國務院幾番下令，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純收入的百分之五，結果呢，這個本用來限制亂收費的『上線』標準，如今卻成了加碼收費的『底線』。虛報浮誇風又這樣盛行，農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報到一千五甚至兩千元，最後就都按照這些虛誇數字的百分之五來徵收，怎麼得了!」 李培傑比劉興傑的年齡大上許多，經歷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劉興傑多，聽年輕的書記這番議論，他就為當年的糧價算了一筆賬： 「國家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別也太大，就說黃豆，國家收購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錢一斤，而市場上現在已經賣到了九角到一塊，農民對此極為不滿。這辦法總得變一變!」 「是呀，如何設定一個合理的辦法，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劉興傑嘆着氣說，「收費收得叫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幹部從一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徵收任務中解放出來。」 劉興傑自擔任新興鎮的黨委書記以來，一直就在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他發現為徵稅收費，鎮村兩級幹部與農民之間的積怨已經太深，黨群關係早變得嚴重惡化，他很想在這方面有些作為。 李培傑說：「咱不妨試試報上講的這個辦法。」 劉興傑說：「我喊你來也就是合計合計這件事。」 於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新興二傑」的劉興傑和李培傑，一拍即合，兩人坐下來，按照楊文良文章提供出的辦法，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核算：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為七萬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萬多元；辦公經費精打細算一年得要二十萬元；農業稅一般是定在五十萬元；加上建設費四十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所需的二十萬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萬元，雜七雜八扣除以後，全年全鎮所需資金起碼在二百六十萬元左右。而全鎮耕田面積是八萬七千畝，細算下來，每畝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滿足全鎮的財政需求。 這樣，「一畝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費」的大膽設想就產生了! 這個辦法群眾能不能接受呢？劉興傑和李培傑動員鄉村幹部去走村串戶，廣泛徵求農民的意見。農民一聽一次交清稅費後，再沒有人上門收錢納糧，全都樂得拍巴掌。 新興鎮土生土長的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聽罷分頭下去徵求農民意見的匯報之後，在鎮黨委和鎮政府召開的聯席會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說： 「我就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許多事都親身經歷，親眼目睹；我這是在家鄉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幹不出一點實事，只知道收錢，父老鄉親是會罵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來，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尋求上級領導的支持。這年十月初，劉興傑和李培傑專程前往渦陽縣城，他們是小心翼翼地向縣委和縣政府匯報工作的。 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十分認真地聽取了二人的匯報，特別是了解到他們已經廣泛徵求了農民的意見，鎮黨委和鎮政府還開會形成了專門的決議，決心很大，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但明確表態可以試點，還把何開蔭有關農業稅費改革的具體方案作了介紹。 劉興傑和李培傑聽了，大為振奮。更讓兩人喜出望外的是，書記縣長非但鼓勵他們搞好這個試點，還當場敲定，縣委、縣政府決定於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們新興鎮召開一次現場會，為他們助威叫陣。 書記縣長作出的這個非常的決定，使得劉興傑和李培傑興奮得有點兒「受寵若驚」。有了縣領導的撐腰，「新興二傑」底氣更足了。 不過，這以後不久，二人先後聽說了縣委擴大會上發生的那場爭論，以及汪炳瑜在會上摔筆記本的故事，隱隱感到這事真的幹起來肯定不會這麼簡單，因為稅費合併徵收明顯違背了當時的政策法規。縣委擴大會尚且開得如此艱難，何況他們一個小鄉鎮 ？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後怕。 但，怕歸怕，該干還是要干。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劉興傑說，「誰追查下來，反正我們還有小平同志的這句話!」 李培傑說：「我看這項改革對各部門都有利，惟獨沒有利的就是鄉鎮幹部、村幹部，因為他們再揩不到農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集體，又可以把農民負擔降下來，就是個人受點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認了!」 劉興傑尋思着說：「為減少風險，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後來，這個「更好的辦法」，終於想出來了。他們乾脆把稅費改革的方案提交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這樣就可以爭取到鎮人大的參與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全鎮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兩人請假外，其餘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會。會上，李培傑代表鎮政府作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建立土地承包稅·(費)制度》的工作報告。經過代表們充分而認真的討論，一百零八位到會代表全都投了贊成票。 新興鎮的人民代表在審議通過大會的提案上，從來還沒有如此齊心過。 可以說，靠一個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這在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 會後，共和國的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由鄉鎮政府宣佈改革的第一張佈告產生了。有着鎮長李培傑親自簽名的這張佈告，一個早上就貼遍了新興鎮所有的村莊和集市，廣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鎮將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 佈告內容如下： 一、實行稅費提留全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在(原文如此，應為不「再」，筆者注)承擔任何費用，不准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鎮八點九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一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三、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幹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幹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這是一張絕無僅有的佈告，它雖然是以一個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是最樸實地表明了億萬中國農民渴望擺脫歷史的重負、勇敢地走向市場的決心。其中許多內容，對於今天中國的廣大農村無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義。它理所當然要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樣被我們所銘記! 新興鎮鬧起了稅費改革，這消息，像一道驟然亮起的閃電，划過淮北平原這片空寂的原野，驚動了整個渦陽縣的鄉村幹部和農民。幹部們都被徵收稅費弄得焦頭爛額，農民更是被「三亂」搞怕了，聽說新興鎮試驗起「一次清」的「費改稅」，幹部群眾全打心裏歡迎。一時間，去新興鎮參觀取經看熱鬧瞧新鮮的人，滔滔似水，絡繹不絕。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說得清和說不清的各種束縛綁得太久，太緊，渴望得到解脫，尋找一種變化，現在，新興鎮帶了頭，闖出了一條新路，其他鄉鎮自然也都躍躍欲試。聞風而動的，首先是丹城鄉，他們幾乎是前腳和後腳似地，仿照新興鎮的辦法，召開了全鄉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會上審議通過了同樣的稅費改革方案。馬店鄉也不甘落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各項籌備。 ． 每年的元旦，淮北還是天寒地凍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風幾盡捲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機，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渦陽縣，以及渦陽周邊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縣，卻都是在熱談新興鎮稅費改革的話題中度過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渦陽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全縣各鄉鎮黨委政府的負責人，雲集新興鎮，如期召開了四大班子的聯席會議。按照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事先的計劃，是要通過這樣一次現場會，把新興鎮的改革作為典型示範推廣到全縣去。 會議安排劉興傑代表新興鎮首先講話，他也是作了認真準備的，並滿懷豪情地匯報了他們為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的「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改革的做法與心得。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聽着，整個會議處在一種亢奮的氣氛之中。然而就在這時，卻出現了連縣委書記、縣長都感到意外的情況，縣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異議，並嚴肅提出：新興鎮的改革方案雖然合理，卻絕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語氣是毋庸置疑的，冷靜的措詞透出堅定不移的否決態度和毫不動搖的原則立場。深諳政界仕途的人，一聽便知大有背景。 沒誰不清楚，這次的聯席會議是縣委書記和縣長二人倡導的，為了張揚新興鎮的改革精神和推廣他們的改革方案，書記縣長可以說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陣」了。同樣，沒誰不知道，敢在全縣幾大班子以及所有鄉鎮黨委政府負責人面前公開這種與書記和縣長相悖相左的意見，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區人大在背後支持。 這使得差不多的與會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這對新興鎮的改革，對縣委、縣政府決定召開的這次聯席會議，無不是一記當頭棒喝! 正因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見絲毫不摻雜個人的恩怨，即便是在這樣的場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僅合理合法，名正言順，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權力，是在維護國家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點明，誰都知道：大張旗鼓地宣揚非法的決策，對於一個縣委、縣政府來說意味着什麼？ 會場上，頓時呈現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寧靜。 ； 整個會議原先籠罩着的那種亢奮的氛圍，就在突然出現的這種寂靜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點兒痕跡。 會議的宗旨也就在轉瞬之間發生了變化。 無論縣委書記王保明還是縣長汪炳瑜，在這種情勢之下，都不便再說什麼。 既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者的縣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縣委書記和縣長又變得如此緘默，人們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從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來，接下去的發言就開始變得模稜兩可起來。 現場會最後總結的情景，許多出席了那次會議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儘管縣委書記內心是向着新興鎮的改革的，但話已不再是那樣旗幟鮮明，甚至說出了如果實在不行再回頭也來得及的話。 總之，現場會過後，所有支持的領導就變得不再那麼理直氣壯了。 新興鎮的稅費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這樣的改革還能再幹嗎？ 劉興傑和李培傑猶豫過，但是，他們不甘就此罷休。鎮裏的黨政班子經過認真磋商，決定不改初衷，硬着頭皮也要把稅費改革繼續下去! 劉興傑和李培傑認準了一個理：這種改革對農民有好處；一個農村基層幹部不為農民謀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職! 他們當然知道組織原則的重要，也知道「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是有悖於現行政策法規的，這些，他們全知道；不過他們更清楚，江澤民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大家「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待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口是心非，還是不折不扣地照辦，這顯然是高舉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執行不執行江總書記重要指示，有沒有黨性的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證券」、「股市」，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鄧小平卻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 ？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並說，「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甚至說，「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讀着鄧小平這些氣吞山河的講話，劉興傑和李培傑不僅感到親切，感到心靈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種大徹大悟。 他們按照既定的計劃，把稅費改革的《試行細則》和稅費合併後的《收繳結算辦法》發到了全鎮每一戶農民的手上，並按規定挨家挨戶簽訂了協議。 於是新興鎮義無反顧地將中國稅費改革的序幕拉開了! 曾經準備和新興鎮一同進行改革的馬店鄉，終因黨委書記見勢頭不妙，主動縮手；而同樣是由基層人大開會通過了改革方案的丹城鄉，卻受到新興鎮的鼓舞，依然決定與新興鎮一起堅持幹下去。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一日，縣人大法工委與縣財政局突然興師動眾地派員下到新興鎮檢查工作；三月三日，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被調離。 有人說，調走劉興傑，那是對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說，讓劉興傑出任副縣級的城關鎮鎮長，李培傑接替劉興傑當了新興鎮書記，那是縣委、縣政府對他們的重用。但是，不管怎麼說，稅費改革正處在十分艱難的起步階段，劉興傑的調離對新興鎮來說畢竟是種損失。 因為鎮長李培傑出任了黨委書記，副鎮長龔保傑就當上了鎮長。龔保傑也是個稅費改革的堅定派，因為他的名字裏也有個「傑」字，後來人們便把「新興二傑」改稱為「新興三傑」。 新興鎮的改革並沒因此而中止，倒是由於改革的得民心，順民意，很快便迅猛發展，勢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勢就陡然急轉直下。這一天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一項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實行稅費改革的決議。 面對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丹城鄉頂不住了，退縮了。李培傑也面臨着痛苦的抉擇。接到正式下達的決定時，人們發現，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呆呆地望着牆壁尋思了一個上午。 第二天，李培傑去了趟縣城，他專程拜訪了縣人大主任。 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主任那兒得到哪怕只是一點兒鬆動的口風。但是這種企望最後還是破滅了。得到的回答是絲毫沒有迴旋餘地的：「不要再搞了，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縣委，提出繼續改革的請求。縣委書記王保明當然知道，縣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那個決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這一步，他顯然也不便再明確表態，於是就說：「再干，就撤了你!」說完這一句，又意味深長地補了一句：「撤了你，也還是可以重新啟用的嘛!」 李培傑自然心領神會。 在回新興鎮的一路上，李培傑的心情十分複雜，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時會在少數人手裏」的那樣一種悲壯。 他想：如果有悖現行政策和法規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對，都要堅決制止，一概扼殺，那麼，中國的農村還會有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幹」的經驗嗎 ？小崗人不是敢為天下先，沒有不怕坐牢殺頭的勇氣去闖去「冒」，又怎麼可能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呢？ 他想，這鎮黨委書記又算個幾品官呢？追查下來，大不了掉頂烏紗帽，只要能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們稱心如意的事，就是發配回家重新種田也值! 李培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要把「這條道兒走到黑」! 這以後，無論大會小會，只要上邊詢問，李培傑都聲稱沒再改革，乾的還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瞞天過海」、「我行我素」了。 由於新興鎮同農民簽訂的協議規定，每畝耕地交足三十元錢之後，就不再承擔除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以外的其他義務，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少農戶主動干起了高效農業，僅藥材和渦陽的特產苔干，就都一下擴大到一萬畝，分別比上年增加了兩倍和九倍；池藕也擴大到五千畝，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為大家捨得投入，用心種地了，老天又幫了忙，午季出現了少有的大豐收。結果，這一年午季稅費的徵收，一沒用民兵，二沒動民警，更沒有鄉村幹部上門牽豬扒糧，全鎮僅用了十天時間，就順順噹噹完成了任務。這是多年來不曾見過的。 因為有着改革《試行細則》的約束，亂伸手的現象，在新興鎮得到了遏制，全鎮農民人均負擔和畝均負擔，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別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點六。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傑意外的是，試行土地承包的「稅費合一」之後，土地的合理流轉「浮出水面」，土地開始向種田能人手裏轉移。李培傑派人去摸底，發現全鎮自發轉包土地的就多達一百多戶，其中一戶轉入土地六十多畝，一茬優良大豆的純收入便是兩萬多元。還因為不要組織人員上門催款逼糧了，許多編制就不需保留了，僅此一項，全鎮精簡分流的村組幹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儘管李培傑和龔保傑，對外守口如瓶，隻字不提「改革」二字，但這一切是瞞不過縣政府信息科的。科長王偉認為，新興鎮稅費改革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他有責任向省里反饋。這一天，王偉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寫成了一份幾百字的材料，簡明扼要地報到省政府信息處。 新華社安徽分社一位記者得到了王偉提供的材料，覺得很有新聞價值，就把它編成了一份內參，在《半月談》內部版上予以發表。誰知，這隻有豆腐乾大小的一則消息，卻激怒了渦陽縣人大的一些領導同志，了解到是王偉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偉問罪：「你怎麼能把這樣的信息報上去呢 ？」他們認為這消息為渦陽縣捅了「漏子」，給渦陽人民的臉上抹了黑! 在縣政府召開的徵收任務完成情況的匯報會上，李培傑發現不少人竟用異樣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計改革的風聲可能傳開了。為不給縣委、縣政府領導招惹麻煩，在輪到他匯報時，乾脆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他說：「新興鎮完全是在遵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再實行原先稅費改革的辦法。」他說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學會認真地說假話。 李培傑一旦嘗到了改革的甜頭，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場改革堅持下去，同時又不得不把違心的彌天大謊繼續編織下去。黨性和良知，其實一點不矛盾，本來應該是一件事情，但為新興鎮的「土地稅(費)制度改革」，李培傑，也包括龔保傑，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組織紀律性」與良知的痛苦抉擇中…． 5 牆內開花牆外香 何開蔭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設想，在潁上和渦陽兩個縣委擴大會上遭挫之後，並未就此罷休，回到省城合肥後，他一直尋找着其他的支持者。就在那段時間，瀕臨長江的著名的中國銅都銅陵市，市長汪洋在全市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尋找差距自揭家醜的解放思想大討論，那場大討論在全國都產生了不小的反響。何開蔭突發奇想：何不把自己的改革方案寄給汪洋看看 ？他這麼想，馬上也就付諸了行動，給銳意改革的年輕市長寫了一封信，同時把有關材料一併附上。 汪洋看了何開蔭的信和材料，覺得很不錯，就把它批給了銅陵縣，要求縣裏研究一下實施的可行性。當時銅陵縣委書記陳松林雖然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但聽說了這件事，當即就明確表示支持；在家主持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縣長唐世定，熱情更高，接到汪洋市長的批示後，馬上給何開蔭寫信，邀請他親赴銅陵。 何開蔭於是滿懷喜悅地匆匆南下。 他沒想到自己的一封信這麼快就起了作用，然而，同樣沒有想到的是，在銅陵縣的幾大班子的會議上，當他把稅費統籌的詳細設想作了介紹之後，會上出現的情景，便和在潁上和渦陽見到的一樣，支持者理直氣壯，反對者也言之鑿鑿情緒激昂，各不相讓。 這使得主持會議的唐世定縣長十分為難。 唐世定最後為何開蔭送行時，一再表示：他是十分希望在銅陵縣進行農村稅費統籌的試驗的，但稅費的改革事關重大，沒有省領導的明確支持，下面的各種意見是很難統一起來的。再說政府換屆在即，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明確態度，也好保持試點的連續性。 何開蔭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難平靜下來。因為，這時候，他突然收到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給他的來函，幾乎是同時，還十分意外地又收到河北省委書記的秘書邢錄珍寫來的一封信。分別告知，他的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並認為他「所提的思路和辦法，不單適合河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意義。」 讀着這些來自燕趙大地的信息，何開蔭萬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時，卻也深感悲哀與無奈。 「莫非這事也驗證了『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古訓？」 他念念不忘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余國耀的期待：農業大包幹是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率先搞起來的，更希望安徽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一次好頭! 雖然他的設想眼看在安徽成了奢望，先後在淮北和江南的三個縣碰了壁，但是他還是再次提筆給自己供職的省政府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他懇切地希望「省領導明確表示支持，以利統一認識」。 不久，省政府副秘書長陳者香、主管農業副省長汪涉雲和常務副省長邵明，就先後在何開蔭的信上作了十分肯定的批示。特別是邵明的批示，何開蔭見到後非常感動：「何開蔭同志這個建議，提了多年了，我也多次看過，思考過。現在中央提倡大膽地試，是否選擇一個縣，或者一個鄉進行試點，如果同意我們再與省里領導通通氣，找有關部門一起研究，如何 ？」 因為邵明的態度如此堅決，何開蔭於是就滿懷信心地等待着他「再與省里領導通通氣」。可是，一天天過去，直到這年年底，他的報告如泥牛人海，這事再也沒有音信。眼看一年又過去了，送走元旦，春節就又臨近了，望着大家都在熱熱鬧鬧喜氣洋洋地忙着添置年貨，何開蔭卻打心裏感到一種倦乏和惆悵，絲毫沒有一點兒過年的心情。 他是個做事過於頂真的人，自從拿出農業深化改革的一些設想，到現在，已經五個年頭了，可他的那些設想還只能是設想，依然只是在紙上談兵。他多麼渴望能有個試點，好讓自己夢想成真啊! 聽着街上的孩子們不時點燃的喜慶的鞭炮聲，他在想，「天下大得很呢，能被外省採納也好啊!」 何開蔭終於對在安徽能辦成這樁事失去了耐心，他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外省。儘管這使得他多少有些感到沮喪。 他想，既然河北省會是那樣的重視並準備動手，他有理由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省區都會對他的這些改革措施感興趣。 他一下就想到了鄰省省長李長春。 這首先因為河南省和安徽省一樣都是農業大省，農業大省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也都是農民的負擔。當然，他所以會想到李長春，還因為李長春的名字，對他，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早已是如雷貫耳了。李長春在當瀋陽市長、遼寧省長期間，敢闖敢冒敢動真格搞改革的故事，已為世人所知曉；瀋陽防爆器材廠在全國率先宣佈破產，就是他大含細入最精彩的一筆。 何開蔭像給自己十分熟悉又十分信賴的一位領導匯報工作一樣，他給李長春寫了一封信。他把自己農村改革設想的來龍去脈；具體的改革方案；以及國務院研究室為此專門編發了一期《決策參考》已送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並引起李鵬總理的重視等等情況，都作了說明。同時，他還隨信附了最近寫出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的文章。 信發出之後，何開蔭並沒抱多大希望。他知道，一省之長，日理萬機，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況且，自己與他素昧平生，冒昧去信，李省長會不會見到信都是未知數。只是作了這一番傾訴之後，何開蔭倒像了卻了一樁心事，信一寄出，他頓時感到渾身上下輕鬆了不少。 李長春對他的信予以高度重視，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很快還給他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公函。 看了公函，何開蔭才知道，他的這封信剛剛發出，李長春已不是省長，而是出任河南省委書記了。來函寫道： 「你給李長春書記的來信及材料已收到。李長春書記、李成玉副省長分別作了批示，責成我們研究你的意見並與你聯繫。我們認為，你在《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一文中，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對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希望今後繼續把你研究的新成果、新見解寄給我們，以便相互交流、探討。」 隨函，他們還寄來了李長春、李成玉批示的複印件。從批件上可以知道，河南省委已決定「農業稅實行徵實」，並確定先在商丘地區試點。 三月二十日，接到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郵來的來函；四月十四日，就又收到李成玉副省長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何開蔭表示衷心謝意的來信。 看到自己辛勤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何開蔭感到十分欣慰。 然而與此相比，讓何開蔭備感失望的是，在這以後長達一年之久的漫長的時間裏，他給安徽省政府的報告，卻再也沒有等到什麼消息。 當然，這期間，安徽也有讓他感到高興的消息傳來。那就是，他渴盼已久的土地制度的改革露出了可喜的端倪：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中央作出的一項決定，將農民承包耕地的使用權延長三十年不變，而且允許有償轉讓、作價抵押，或是作為股份參加集體經營。 解決土地的永久承包，給農民一個長期的使用權，這是何開蔭五年前就極力呼籲過的。新的決定一傳達，阜陽地委和行署，就在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等人的具體指導下，率先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他們在全地區範圍內重新丈量耕地，以行政村為單位，按現有農村實際人口，本着「強化所有權、明確發包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的原則，熱火朝天地進行了新一輪的耕地承包分配，實行承包地生不增、死不減，可以繼承，也可以由農民有償轉讓、出租、抵押、人股。這樣一改，就使得轉讓土地的農戶得以安心外出務工經商，也有利於種田的能手從中擴大經營規模，於是許多農業科技人員和鄉鎮企業便紛紛租賃土地從事起專業生產。此舉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產出率，更大大促進了中國今後農村的分工分業。 儘管這同何開蔭上書中央的《建議實行耕地永久承包，給農民長期使用權》的設想還不完全一樣，土地的商品屬性只有部分恢復，土地資源要素的流傳也只是適度進行，但何開蔭卻已大為振奮，因為放活土地的使用權已不再是天方夜譚。 他確信毛澤東的一句話：「中國的事情別着急，慢慢來。」 「困擾着九億農民的土地承包製度問題獲得了初步解決以後，農村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稅費制度的改革了。」他想，「這事雖然急不得，可我的頭髮都等白了呀!」
第七章 天降大任 知音 其實早在一九九O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副頁》刊出何開蔭改革設想一文時，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長岳歧鋒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農業大省，產糧大省，同樣也長期受到農業稅費徵收工作中諸多問題的困擾，因此，岳歧鋒認真讀罷何開蔭的文章，立刻提筆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對何開蔭提出的改革設想發生了興趣，還要把黨委和政府兩邊的政研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結合河北省的情況，立即進行探討與論證。 當天，河北省委辦公廳就作出決定，請省委政研室牽頭辦理。省政研室主任、後調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萬鈞，當即調兵遣將。於是，河北省委政研室農村處的楊文良，這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六八屆的畢業生，將註定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歷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接到這項任務，他就一頭扎進了「公糧制」的研究中，並在三個月之後拿出了研究成果：《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初稿完成之後，他給遠在安徽的何開蔭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滿含敬慕之情地寫道： 「我高興地拜讀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認為您提出的這些建議基本上切實可行，如被採納，必將提高農民保護耕地和種糧的積極性，有利於穩定家庭承包製，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更有利於農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實行家庭承包製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國農民感謝陳庭元(原風陽縣委書記)；您作為穩定、完善家庭承包製的建議--耕地國有、農民永佃、實行什一稅的首倡者，必然也會受到全國農民的衷心感謝。」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楊文良」。 何開蔭接到此信，又驚又喜。他絕然想不到，他的這些改革設想在安徽無聲無息，卻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視。 視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開蔭就楊文良《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一文很坦誠地回了一封信。 當楊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後修定，準備報給岳歧鋒省長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岳歧鋒正在這時調離了河北省，出任了遼寧省省長。由於岳歧峰的調離，楊文良的報告也就擱置了起來。 但是，為此花費了大量心血的楊文良，他卻從此再也無法從中超脫了。可以說，他在接受這項任務時純粹是偶然的，是被動的，可一當他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之後，他就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很難遇到的重大課題，而且感到了一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於是，對公糧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牽夢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 那段時間，楊文良在《農民日報》、《求是》、《決策參考》和《縣級綜合改革通訊》等省內外報刊上，先後發表了《關於什一稅》、《雙重負擔太重，問題亟待解決》以及《五千萬農民呼喚第三次解放--關於農村稅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和何開蔭一樣，他也是希望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關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楊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寫了一篇《公糧制：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辦公廳主辦的《綜合調研信息》上。想不到，他發表了那麼多有關的文章，惟獨被刊登在本省機關雜誌的這篇文章，引起省委書記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給了省委副書記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研究提出個改革方案，力求從法規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其實，在這之前，李炳良已經從政研室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已經批給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時兼任縣級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吳志雄。他在楊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啟發。選一個綜合改革試驗縣將此事與糧油價格放開一併予以試驗如何 ？請酌。」現在又看到了省委書記邢崇智十分明確的意見，李炳良意欲進行公糧制試驗的決心就更大了，於是他再次給吳志雄作了一個批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請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議個意見，擇機討論一次。」 吳志雄接連接到李炳良的兩個批示，不敢怠慢，馬上找到楊文良，希望他儘快拿出一個更具體的東西來。 終於得到了省委領導的肯定，楊文良十分興奮，他很快寫出《關於實行公糧制的建議》，覺得不大滿意，後又草擬了一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為慎重起見，方案一寫好他就跑去徵求了省委農工部、省體改辦、省財政廳和農業廳等部門的意見，然後又去了產糧大縣正定縣，徵求下面的意見。他發現正定縣委、縣政府對進行這種試點的態度很積極，於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廳級研究員謝祿生一道，同正定縣綜改辦的徐祥熙、肖玉良、韓根鎖、張銀蘇、葉正國五人，歷經四個月，一頭扎到正定縣五個鄉鎮十個村莊的一百戶農民家裏去調查走訪。最後，七易其稿，寫成了《正定縣公糧制改革試點試行草案》。 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業已成稿，就準備向省委正式上報了，楊文良卻覺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那就是應該去趟安徽，拜訪這項改革的首創者何開蔭，聽一下他的意見。 』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楊文良從石家莊踏上南下的列車，來到了安徽省的省會合月巴。 何開蔭見楊文良不遠千里而來，而且還帶來了正定縣綜合改革辦公室的肖玉良和韓根鎖，以及正定縣糧食局的李黑虎，別提有多高興。本來，他也準備把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間的生活安排得輕鬆愉快一點，至少陪諸位到各處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對農村稅費的改革十分重視和支持，要求他們儘快拿出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來，何開蔭就決定哪兒也不去了，關起門來，同他們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對河北省馬上就要試點的這場改革有着實際上的更好的幫助。 楊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兩天，他們也就這樣談了兩天。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當楊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最後修改工作。《實施方案》報上去之後，楊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人有了變動，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為恰在此時，省委書記由X X X替換了邢崇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 楊文良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不因人事更迭而確保一項工作連續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異的事早已是見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書記李炳良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楊文良，他看了《實施方案》，十分滿意，在批請新任省委書記研究決定時，顯然出於同樣的顧慮，所以特地多寫上了幾句話： 「X X同志：此方案是綜改辦的同志與正定縣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聽過一次。其主要特點是將糧食購銷價格放開的同時，實行公糧制。對農民由現金稅改為實物稅，一道稅，一次清，透明度高，群眾易接受，可能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證鄉村必要開支和國家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先在正定縣三個鄉試點，擬同意其試行。」 事實上，楊文良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新領導仔細讀了《正定縣糧食購銷改革試點試行方案》後，乾乾脆脆地批了四個字：「同意試點」。 省委領導拍板同意試點，這叫楊文良總算鬆了一口氣。但他依然不敢怠慢，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縣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們分別前往中央政研室，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內貿部，以及北京農業大學農經管理學院等許多部門，廣泛徵求了一次意見。 當楊文良把他們工作進展的情況告訴給何開蔭時，何開蔭大為振奮，甚至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幾分妒嫉。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何開蔭偶然得知本省渦陽縣新興鎮早就偷偷搞起了稅費改革的消息，這消息使得何開蔭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曾為這事專門去過一趟渦陽縣，渦陽縣委擴大會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這事怎麼可能發生呢？ 半是驚喜，半是好奇，何開蔭搭乘了一輛長途客車，決定去渦陽探聽一下虛實。 2不爭論，干給他們看 在渦陽，何開蔭找到了為支持稅費改革曾在縣委擴大會上摔了筆記本子的汪炳瑜縣長。汪縣長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但當何開蔭問起新興鎮稅費改革的情況時，汪卻意味深長地笑了，說：「你還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後喊來信息科長王偉，要王偉領他去找農口的同志陪着下去。 出了縣長辦公室，何開蔭忍不住地問王偉，新興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王偉悄悄告訴何開蔭，說新興鎮鬧稅改風聲已傳得很遠很遠，附近縣市不說，連江蘇省、四川省的調研組也聞風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聯袂來此學習取經，但這事在渦陽卻至今諱莫如深。 何開蔭聽了越發奇怪。那麼大老遠的地方都有風傳，他在省城卻從未聽誰說起，這是不是就叫「燈下黑」呢？ 何開蔭跟着王偉去找縣農口的同志。不曾想，聽說要去新興鎮，他們不是藉口工作太忙走不開，就是託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偉也挺尷尬，索性對何開蔭說了真話：「現在沒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個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從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縣農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歲，不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農村調研工作。他用電話找到牛淼，牛淼在了解了情況之後，很爽快地就答應一道陪同下去，這才沒讓王偉感到過於難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興鎮。 在新興鎮，何開蔭見到了鎮黨委書記李培傑。 當李培傑知道來的這位省政府參事就是最早提出這項改革設想的人，激動地雙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連聲說：「這太好了。打着燈籠也尋不到呢，老師今兒個上門來了!」 李培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他告訴何開蔭，新興鎮的稅費改革一直是在偷着干，但這種改革事關重大，僅靠一個鄉單兵作戰，好比小船闖蕩大海，面臨的變數太大，風險太大，困難太大。本來，鎮裏規定，每畝每年只向農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稅費」，但上邊許多部門依然變着花樣壓任務，亂攤派，鎮裏頂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有時幾乎就干不下去! 何開蔭雖然為新興鎮這樣的處境感到憂慮，但他還是按捺不住的興奮。 他想，幹起來就好!儘管新興鎮搞的這種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縣搞的公糧制改革一樣，說到底，還都只是對舊體制的一種並不理想的修補，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權力，把目前一些並不合法的政府部門與集體組織的利益也納入稅費項目一併徵收，甚至隨着糧食市場的變化而顯得束手無策，但是，這種大膽的改革嘗試畢竟遏制住了農民負擔增長的勢頭，調動起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黨群與干群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任何一項改革所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都遠不如它所引發出的問題更多，更廣泛，更尖銳，正因為如此，它提供給我們的教益與啟示，就比什麼都更珍貴! 這種空前的突破，毫無疑問，在中國農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義! 使他意外振奮的是，最早建起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阜陽地區原地委書記王昭耀，這時，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這種人事的變動，給了何開蔭一種預感：作為農業大省的安徽，在深化農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將會給國人帶來一點驚喜。 從渦陽縣回來後不久，何開蔭去合肥稻香樓賓館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就在會議的休息期間，一個叫馬明業的與會者找到他，自報家門介紹自己是太和縣縣長，說他們已經將這一年確定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年」，縣委縣政府還為此提出了一個「以改革求發展，以改革減負擔」的戰略，縣裏通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最後將着手要進行的改革，確定在「正稅除費」上。 何開蔭聽了，自然高興，說道：「好啊，我可以為你提供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馬明業說：「這就太感謝你了。什麼時候能讓我看到？」 「散會以後我交給你；」 「可我現在就想看到。」 何開蔭忍不住笑了起來，「現在？」馬明業說得很認真：「最好是今天。」 何開蔭沒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一位跟自己一樣的急性子。 何開蔭當天晚上回家就找來自己的一摞研究文稿，交給了馬明業縣長。 更加出乎何開蔭的意外的是，太和縣的動作快捷得驚人，沒有幾天，他們就把一份《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意見報告》報到了省政府。 由於這是農業上的事，《報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縣的《報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為，當他還是阜陽地委書記時，他就對稅費改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並帶着老何下去找試點的地方。在潁上、渦陽兩縣領導班子的思想還很難統一起來時，他又對老何說：「這事急不得。有一點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現在，阜陽地區的太和縣終於走了出來，條件顯然也比較成熟了，於是，他要站出來為太和的這場改革鳴鑼開道了。 他當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閱。在太和縣進行農業稅制改革，我以為可行，請酌。」 他的態度十分鮮明：「我以為可行」；作為政府的常務副省長，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還進一步尋求省委分管這一工作的方兆祥副書記的支持。 方兆祥當時的意見也十分明確：「精心試點，注意總結，保持穩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關領導，同一天在太和縣要求稅費改革的《報告》上作出明確批示，而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開論證會的通知連同太和縣的《報告》，發到了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和省政府辦公廳各有關單位和部門。這種辦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歷史上罕見的。 他相信，這肯定與從改革第一線上來的王昭耀副省長有關，也與河南、河北兩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勢有關。當然，還有一個不應該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縣紀王場鄉路集村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問題被打死在派出所，案驚中央；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緊急通知、專題會議以及涉農項目的審定處理，就一個接着一個下發，一時間，「減負」成了當年中國的頭等大事。 可以說，太和縣要求進行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主要宗旨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因此，何開蔭就覺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召開這樣一個論證會，是不應該再開出個什麼意外了。 然而，他預想不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由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主持的論證會在省委北樓準時召開。參加會議的不但有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省政府辦公廳等單位和部門的有關負責人，省農經委的生產處長、調研處長、辦公室主任、經管站黨支部書記和站長，都一一到會；太和縣縣長馬明業、縣財政局局長龔曉黎、縣農委副主任鄒新華和縣政府調研科長宋維春，也都從太和趕到省城，出席了這次會議。 何開蔭早早地就來到會場。 會上，省體改委農村處長潘茂群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對太和縣大膽改革十分讚賞，認為他們的《報告》清晰明了，切實可行，操作方便，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具體意見。省減負辦書記毛禮和接着指出，當前農民的負擔確實太重，又一直減不下來，因此他對太和縣的《報告》是表示支持的，認為是可以試一試的。省農委調研處長周信生則說，何開蔭同志一開始提出稅費改革的設想時，他就是舉了雙手贊成的，只是覺得太和縣現在拿出的這個方案還顯得粗糙了一點，他相信通過不斷地摸索，實踐，這項工作是會日臻完善起來的。 何開蔭在會上也說了話。他主要談了自己這麼多年來對稅費改革的思考，並指出，既然是一項改革，就必須會涉及到有些部門的具體問題，因此，就特別希望各有關部門給太和縣的這項改革多多理解與支持。 大家的發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種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是，誰也沒有料到，農業稅徵收工作的主管部門省財政廳的代表，卻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見，並且十分尖銳。 當時，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是坐在遠離何開蔭的一個座位上，只見他突然衝動地往起一站，手指着何開蔭，大聲責斥道：「老何你就別站着說話不腰痛!亂出主意!你把稅費搞亂了，收不上稅來，今後誰給發工資 ？到時發不出工資，大家不會找你，是找我!」 他的嗓門很大，說得也很激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開蔭的舉動，全都來得十分唐突，使得與會者無不一愣。 會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當初我們在採訪中聽到論證會上的這段插曲時，也感到不可理解。因為，農稅處是成天和「農稅」打交道的，作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本該比誰都清楚當前農村中的農民負擔；其負擔之重，連朱鎔基總理後來都不得不大聲疾呼：「農民不堪重負，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了!」甚至說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話來。而一個專門從事「農稅」的政府官員，對九億農民--中國最眾多的「納稅人」毫無惻隱之心，卻充當起「工薪族」的代言人，這種感情和責任心的嚴重錯位，讓人不可思議。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縣縣長馬明業。 馬明業十分清楚，太和縣擬出的這份《報告》，是參照了何開蔭的許多改革的「主意」，但這些「主意」並不壞。在這之前，縣裏也是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的。 他承認，《報告》依然要作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來，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卻是不應該懷疑的。財政廳農稅處長對他們的《報告》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言詞這樣偏激，態度如此粗暴，這是他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的。 馬明業正要站出來予以回擊，卻被何開蔭輕輕按住，示意他沉住氣。 由於這位農稅處長持了堅決的否定意見，會上的爭論因此變得十分激烈，不過，畢竟支持者眾。 臨了，主持會議的吳昭仁作了幾點總結。他說，太和縣要求農村稅費改革的出發點首先是應該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這樣既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又能減少幹部犯錯誤，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再說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支持的。至於這項改革究竟起個什麼名字 ？如何改？我們可以學學廣東的辦法，「先生孩子後起名字」。他說，我同意在太和縣進行這項改革試驗，但《報告》要重寫，可以再搞細一點，讓它在理論上要說得通，實踐上要行得通，然後我們再請專家論證一次。 當天晚上，何開蔭和留下來的鄒新華初步議了一下《報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兩人匆匆扒了幾口飯，就坐着馬明業的小車上路了。趕到太和縣的那天下午，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紀委、縣人武部六大班子全體成員，縣直各有關科局長，濟濟一堂。會上，馬明業先將省里論證會的情況作了匯報；接着，何開蔭就如何制定好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方案，發表了意見。會開得熱氣騰騰，大家紛紛獻計獻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議。鄒新華堪稱「快槍手」，當晚，他一夜沒睡，就把報告的複議稿拿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長們再次聚首，對新草擬出的《報告》展開了又一輪熱烈的討論。中午，鄒新華把大家的意見進行了集中，下午接着坐下來繼續討論。 縣委書記王心雲就改革的方案問題提出了「三個必須」的要求：「必須達到『減負』的目的，讓農民滿意；必須做到『明白易行，簡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層幹部的工作效率；必須兼顧到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贏得上級領導的支持。」 由於有何開蔭的具體指導，又通過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覆覆的集思廣益，一份有着四個部分十九條條款的《關於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的報告》，便眉目清晰地產生出來。 《實施方案》決定：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太和縣在全縣範圍內取消糧食定購任務，改為向農民開徵公糧，征糧以實物為主，如果交實物有困難，也可以按物價、財政等部門共同核定的當年市場糧價折算交代金。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依章納糧，取消定購；午六秋四，兩次交清，一定三年，不增不減；糧站收糧，財政結算，稅入國庫，費歸鄉村；費用包幹，村有鄉管，嚴格收支，賬目公 總之，《實施方案》儘可能地做到貼近百姓，符合實際，既要有其嚴肅性，又體現出一種人文關懷。為切實制止「三亂」、減輕農民負擔，方案中專門增加了兩條：一是，「凡違反公糧合同，向農民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者，農民有權拒絕，有權舉報、上訴，政府保護和獎勵舉報人員。」二是，「縣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及時審理農民負擔過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對於不服行政機關、鄉村幹部非法要求農民承擔費用或勞務而提起行政訴訟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及時審判。對於不合理的決定依法撤銷；因亂攤派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的，依法判決予以賠償；對任意加重農民負擔而引發的惡性案件，造成重大損失的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方案》送省以後，得到省農經委、糧食廳和財政廳領導的一致認可。當然，他們在充分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體的很好的修改意見，最後，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親自出馬為《實施方案》定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簽發了批覆意見，從此以後，一場空前的農村稅費改革，就在廣袤的淮北大平原這個有着一百三十九萬人口、一百七十五萬畝耕地的太和縣，令人怦然心動地揭開了序幕!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當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仍在正定縣三個鄉的範圍進行試點時，安徽省太和縣卻已雷鳴電閃般地將這場改革在全縣三十一個鄉鎮全面推開，從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縣！ 3 改與不改就是不一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揭開稅費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綜改辦和正定縣政府，聯合在京召開了一次「公糧制改革試點研討會」。 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理論研究會。其規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中國農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農業部以及國內貿易部的有關領導和著名專家，均應邀到會。 研討會上，大家都對河北省搞的這個公糧制改革試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研討會在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中產生的影響，遠比它在理論研究上的收穫更大。 新的一年剛剛到來，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糧制改革的試點迅速由正定縣的三個鄉，擴大到全省二十六個縣市的一百八十四個鄉鎮，其中正定、寧普、故城、新樂和滄縣都是全縣全面推開的。一時間，公糧制改革的滾滾熱浪，在黃河北岸這一望無垠的阡陌之間奔突、沸騰；給我國這塊重要的糧棉產區帶來勃勃生機! 令人遺憾的卻是，發端於安徽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這時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種命運。安徽省省長傅錫壽，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縣立即停止稅費改革試點的決定。這一決定，來得十分突然，以致許多人鬧不清究竟是省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有中央的什麼背景。 何開蔭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甚至不敢相信。因為他一直在與楊文良保持着熱線聯繫，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熱火朝天，禁止這項試驗顯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長要求立即停止稅制改革試點的決定，無疑又是有根有據的，不用說，還是當年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所以決定終止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這種改革是非法的，因為現行的農業稅制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儘管那個《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佈的，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種與今天格格不人的農業稅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當年的《條例》一天沒被廢除，它就一天有着法律的效力，這種稅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在採訪中無法得知傅省長突然作出這個決定的真正原因，但這一非常決定，對熱心支持太和縣改革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記當頭棒喝! 人們困惑，震驚，焦急，痛惜，卻又無奈。 不少人也在背後提出疑問：如果不敢於革故布新，銳意進取，農村還能有發展嗎？或是說，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還會有希望嗎？ 何開蔭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據理力爭。他把河南省委書記、省長，河北省委兩任書記、省政府兩任省長的有關批示的複印件，分送給了安徽省的黨政主要領導。 這時，安徽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昭耀站出來說話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書記盧榮景，陳述自己的意見。他說：「省政府批准太和縣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已簽發下去，如果現在再下文否定，這不是打自己嘴巴嗎 ？這樣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後還怎麼工作？何況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幹嘛!」 盧榮景當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來的，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傅錫壽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維護稅法，也是從工作考慮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着法律依據的。於是說道：「如果沒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經下了文了，那就繼續搞下去吧，秋後看看效果再說。」 省委書記給省長和主管農業的副省長都留足了面子。話雖說得比較溫和，但畢竟一錘定音，因此，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也就得以繼續下來。 到了秋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錫壽已經喪失了對太和縣改革的發言權。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長職務，消息來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剛從歐美出訪歸來，人還在合肥駱崗機場，就宣佈了中央要他提前從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的決定。據說，這是因為安徽的幹部群眾對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的意見太大。這一天，中央將了解中國農民、更熟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擔任代理省長。 了解回良玉經歷的人都知道，自打他從農校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樹縣農業局，以後整整三十年，就沒遠離過一個「農」字。從公社書記，農牧廳長，到省委農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擔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位夠格的農業專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對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大為讚賞；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長後，他召開的第一個省長辦公會，作出的第一項省政府的決定，下達的「一號文件」，就是將太和縣改革的經驗，在淮河兩岸二十多個縣市的範圍迅速推而廣之! 其實，也無須像省委書記盧榮景說的那樣，「秋後看看效果再說」，還沒有等到秋後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見分曉。太和縣自從搞了農村稅費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時間，便一舉創下這個縣建國四十五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奇蹟：全縣三十一個鄉鎮、九千一百六十八個村民小組、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午季農業稅的全部徵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見的，踴躍交糧的農民在糧站門前排起的長蛇陣，許多鄉村幹部竟激動得鼻子發酸，眼窩發熱，他們說：「過去，向農民要錢的文件多，向農民要錢的部門多，向農民要錢的項目多，向農民要錢的數額多，多得連咱這些當幹部的也鬧糊塗。現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從前一年忙到頭，催錢，催糧，催命，年三十晚上還上門，今天咱是徹底解脫了，又落個清淨；從收糧到結賬幹部兩頭不沾錢，更落個清白! 」 幹部清楚了，清淨』了，清白了；農民也因為一次征，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放了心，稱了心。 這年的秋季莊稼雖然受了旱災，但農業稅的徵收工作前後也只用了十五天! 這一年全縣共征糧六千五百二十七萬七千公斤，比原先國家下達的定購任務還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萬七千公斤!如扣除價格因素，農民的稅外負擔就較過去減輕了一半還多。尤其是，全縣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市場與價格，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之後，單商品糧這部分就讓農民增加收入一億五千萬元，全縣人均增收就達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縣因為反映農民負擔鬧到各級黨委政府去的，還多達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縣兩千九百六十九個自然村，一百三十二萬農業人口，再無一人因「農民負擔過重」去上訪的。 說到上訪，阮橋鄉馬王村馬莊的馬克中早先是遠近聞名的。僅九三年，馬克中父子就因負擔過重和征繳特產稅問題，兩次從縣告到省，直告到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實行稅費改革後，家家一張《監督卡》，戶戶一本明白賬，馬克中領着一家人放心大膽地精耕細作，結果，人勤地不懶，午季，秋季，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帶頭完成上繳任務後，喜笑顏開地說：「農業稅費徵實，一切放在明處，任何人不敢再亂收亂攤亂掏腰包，幹部不貪污，糧站不壓價，農民減輕了負擔又增加了收入，還上哪門子訪呢!」 當然，好事多磨。太和縣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績，確實也是來之不易的；就在他們開始稅費改革的那一年，正趕上全國推行國稅地稅分稅制的改革。實行了中央財經集權之後，中央政府的好處那是立竿見影的：九三年中央財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億，九四年當年就猛增到兩千九百零六億，差不多增加了將近兩千億；而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億，改制當年就減少到兩千三百十一億。這只是財政收入方面的情況。改制之後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支出情況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財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億，僅為一千七百五十四億；而地方財政卻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億，高達四千零三十八億，幾乎就是中央財政的兩倍多! 在這種稅制改革的一加--減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全變成了「吃飯財政」，許多地方連行政事業費、人頭費的開支也難以保證。 政府財政的日子不好過，也不能再把這種困難轉嫁到農民頭上，動搖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心。太和縣委、縣政府審時度勢，及時採取了「消腫減員」的辦法，大力壓縮辦事機構和精簡富餘人員，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一個稅鎮當年就辭退聘用鎮村幹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着往下減。與此同時，全縣還進行了糧食購銷辦法和鄉村財務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農業結構調整、村幹部勞動保險、科學種田和加強市場建設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計調動起廣大幹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這期間，有許多事情卻又是太和縣委和縣政府自身無法解決的。你一個縣搞稅改，封死了增加農民額外負擔的一切「漏洞」，可是他們改革試點的第二年，國務院卻明文規定農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雙基教育費」，許多中央機關也都只給任務不給經費地相繼下達了各自的「達標」項目。 這些全是「紅頭文件」，下面都是必須執行的，太和縣不可能不執行來自中央機關的這些硬性規定，就不得不對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應的調整，不得不專心地增加了諸如教育、衛生、武裝、檔案、統計在內的一些新的徵收項目，使得「一次征、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的承諾，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這樣，農村的稅費改革，改與不改還是大不一樣。太和縣出現的喜人的變化，還是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幹群關係日趨緊張的廣大農村引起了巨大反響。太和周邊的蒙城、利辛、臨泉等縣不但仿效起來，偷偷摸摸鬧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也不用再躲躲閃閃了，就連當初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還為這事爭論不休的渦陽、潁上兩縣的四大班子，這時也全都看清了稅改的好處，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稅除費；的改革試驗。 對太和縣鬧起的稅費改革，在省城合肥，有一個人一直憂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後，他都去了太和縣。這人便是曾經斥責何開蔭「亂出主意」的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他擔心這種改革搞亂了對農業稅的徵收，他這個農稅處長最後會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弔膽地跑到太和縣去探聽虛實的。結果，他意外地發現，先前自己的那種擔心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懸着的一顆心這才落了地。想想當初在論證會上，自己竟是那樣衝動，指名道姓地指責何開蔭，張光春竟覺得實在對不住人家。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胸懷坦蕩的人，有意見，有看法，就當面說，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如今知道是自己錯了，倒也是個知錯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後逢人便宣傳：「太和的那個辦法就是不錯!」 安徽省太和縣改革農業稅費的消息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國家財政部農財司就來了人，要去太和實地考察。他們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統內的財政廳農稅處取得聯繫；下到太和縣後，一不驚動縣領導，二不給鄉鎮長打招呼，只要求縣財政局派人派車，專門跑偏僻的地方、窮地方，直接進村人戶，向農民面對面地調查。他們這樣做，顯然是想更加客觀地了解到真實的情況。別人的話，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張光春的現身說法，卻起了不小的作用。一路之上，張光春不停地在宣傳稅費改革的好處。他說，農民負擔較過去減少了一半還要多，財政反而增加了；他說，從前到年底有時稅也收；不上來，每年都會有百分之十五的農業稅出現：「沉澱」，現在實行徵實，農業稅繳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縣沒有一戶不交的，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這以後不久，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主任徐國洪一行也來到阜陽地區檢查工作。他們在了解了這個地區對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之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建議地委、行署要很好地總結其中的經驗，並表示今後將密切關注這裏的改革進展的情況。 曾親自為太和縣的改革實施方案最後定稿：的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這期間不斷聽到從太和縣傳來的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心裏痒痒的，這天，他高興地邀上省減負辦副主任馬啟榮，先到阜陽，然後和地區農委主任王春魁一道，也驅車去了太和。 為更真實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們也是越過縣鄉幹部，調查了三個鄉的二十多位農民，可以算得上一次「微服私訪」了。結果，所到之處，接觸到的每一個農民，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誇讚這種稅費改革的辦法好。吳昭仁為此大為感動。回去後，他在為《農村改革新探索》一書作序時，竟動情地寫道：「這麼多年來，在我的工作記憶中，農民對某項政策表示完全擁護的，除了包產到戶，大概就要算是這次了。」 他為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總結出了「六個滿意」：「糧站滿意，定購任務完成順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糧源；財政滿意，稅收及時足額人庫；銀行滿意，統一結算，減少了貨幣發行流通，又不打『白條』；基層幹部滿意，他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更免除了干群磨擦的煩惱。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農民滿意，午、秋兩季徵實任務都在一周內完成，沒有一戶因負擔問題而上訪申訴。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省直有關部門、地區減負辦和改革試驗辦，先後九次派人深入調查，結論都是一樣的：「農民滿意。」 吳昭仁也認真思考了這場改革成功的原因：「現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設計並不少，難就難在落實，往往是執行中由於工作不力而走形變樣。太和縣的稅費改革，不僅設計周密，而且實施完美。何以如此 ？關鍵在於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六大班子步調一致；縣鄉各部門齊心協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任何一項工作能否做好，我認為訣竅都在這裏。」 總結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經驗之後，吳昭仁依然感到意猶未盡，又專門寫了一篇雜文，題目一目了然：《為「第二次大包幹」叫好》。 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率十個部委的負責同志深入到安徽視察，在看了阜陽地區的農村改革帶來的大變化後，高興地評價道： 「你們這裏抓農村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在幾個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製度改革搞得很好，解決了穩定承包製的問題，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土地產出率。特別是稅費制度改革，解決了使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都很頭痛的一個問題，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改善了幹群關係，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 誰知這時，陪同視察的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突然打斷了姜春雲的話。他說：「這兒把農業特產稅也包在農業稅里，這是不合理的，應該據實徵收，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姜春雲聽了，馬上不客氣地說：「這個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沒有錯。我在基層幹過，『據實徵收』是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據我所知，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平均攤派的。這個你就別再講了。」 李延齡當然不可能同姜春雲爭執下去，既然姜春雲說了「這個你就別再講了」的話，李延齡也就不便再講了。 那天，姜春雲的心情十分好，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總理，看到安徽農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興地對回良玉省長說：「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你們要大膽推廣這項改革的試點工作!」 隨行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楊雍哲，也興奮地接口道：「現在有種說法，好像這幾年中國農村的改革停下來了，這次來安徽一看，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阜陽土地承包製度的改革和農村稅費收取辦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這些對全國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在姜春雲一行離開後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長辦公會上明確要求：江淮分水嶺以北的沿淮一帶，尤其是淮北地區，必須全面推行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 此後，這項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陽，勢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內二十多個縣(市)遍地開花。 這時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勢不可擋，並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貴州、陝西、甘肅七省五十多個縣(市)。 正是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委辦公廳編印的《省外動態》載文歡呼：「農業稅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勢!」 4 難忘阜陽會議 位於皖西北與河南省接壤的阜陽地區，是我國著名的產糧區，更是經國務院備案的中國第一個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個試驗區，還是早在一九八六年，在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親自帶領下，由段應碧、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盧邁等一大批著名農業專家建立起來的。這次率先進行土地稅制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和堪稱農村稅費改革第一縣的太和縣，都在這個地區，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改革經驗研討會放在阜陽召開，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會議由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主持。 來自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特區辦公室、農業部、財政部：、內貿部和糧食部門等部委辦的專家學者，安徽省阜陽試驗區、湖南省懷化試驗區、貴州省湄潭試驗區及河北省正定縣、河南省城郾縣等七省暨有關縣代表共八十餘人出席了會議。大家實地考察了太和縣試點情況，還就各地試點的具體做法和成效進行了交流，當然，對目前尚存在的具體問題，和如何進一步完善試點工作，都作了坦誠而深入的探討。 由於各地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具體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盡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何開蔭早先總結出來的那幾句話，是一種「稅費統籌、折實徵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的模式。 總之，在原則和目標大體一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農村基層稅費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與會代表們公認，在諸多試點之中，安徽省太和縣和河北省正定縣的兩處試點，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與會專家對這項改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對舊體制的又一次突破，在實踐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對頭的，成效是明顯的。 會上，國務院特區辦政研室副主任劉福垣的發言格外引人注目。他說這次會議是朱琳主任讓我來的，當然，我也很感興趣，馬上就來了。聽了同志們的介紹，對這項改革，我有一個總的感覺，就是現在試點單位的改革已經獲得了基本的成功，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姜春雲副總理說這項改革不僅有經濟而且有政治意義，說明這個問題確實是上下都很關心的事。 他說，「我認為這項改革的意義，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其核心，就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關係。我們第一次改革，是以『大包幹』為旗幟，改革的對象是政府，是我們公社化以來的政社合一的體制。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包辦代替農民決策，把農民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統統卡死了，使我們的農民收入太低，農村經濟單一化，農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改革突破了政社合--的體制，還給了社區和農民一部分自主權。但是，那種改革並不徹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今天，各級政府都在討論如何解決農民負擔，如何消除苛捐雜稅，如何改變幹部『要錢、要糧、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這個費可以收，那個費不能收；哪個稅是合理的，哪個稅是不合理的；收多少為合理，收多少為不合理；國務院的電話會議也曾明令取消三十一項費用。其實，在分配關係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個合理，哪個不合理，最後也是劃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計劃生育費用、民兵訓練費用，這全是一種行政性的費用，是貫徹國家政策所需要的費用，它和農業生產並沒關係，實際上這也是應該由財政來拿的，但是現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統』裏面要農民承擔。 「只有最根本地解決攤派問題，真正做到：明租，正稅，除費，我們才能夠對農村的分配問題喊上一聲『立正』。農民和社區之間說到底只有租的關係，農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只是靠稅來調整，農民交了租，交了稅，其他的任何費用都與農民無關!」 最後，他慷慨陳詞：「既然我們下這麼大決心來搞這項改革，就應該有一個恆心。搞了這個辦法後，就再不開任何口子，即便是國務院的『紅頭文件』壓下來，試驗區也要頂。比如教育搞達標什麼的，公積金里有這個錢，就拿，沒這個錢，堅決不能再向農民要!治本當然要從中央各部門做起，從中南海做起!既然我們承擔了這個改革任務，就應該給我們這個權力，以一切方式加重農民負擔的東西，就要敢頂，即便說農民都同意了，也不要聽這話!」 劉福垣的發言，贏得了各地代表熱烈的掌聲。 財政部農財司李秋鴻的發言，卻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大家強烈的反對，以致使得會議的氣氛變得十分緊張。 李秋鴻的開場白是顯得十分謙和的，他說：「參加這次會議，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稅費制度改革，我們過去考慮得不是太多。」 接下來，他的發言與其說是來「很好的學習」，不如說是來做這項改革的專題報告。 「這次稅費改革的目標是什麼？」他首先設問，繼而自答。「我看恐怕有這麼幾個主要目的。」他在歸納出四個既無新意又未必科學的「目標」之後，便以領導機關的口吻說道：「我不知道各試驗區在設計這項改革時，是把這四個目標都考慮進去了，還是只考慮到某些目標。我想分幾個方面來談一談。」 於是一個毫不謙虛的發言就開始了。 此話剛落音，貴州和湖南試點的代表就交頭接耳起來，顯然覺得這位蹲在國家大機關的農財幹部，也太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了。啥才叫「無法承受」呢？正因為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幹群關係嚴重惡化，才「逼」出了這項稅費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發言，李秋鴻便是對各地改革試點基本經驗的全盤否定。他說：「在中國農村，無論就每戶來說，還是每村、每鄉，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為一個負擔政策，很重要的一個依據，應該是經濟收入，而不是其他東西，但像安徽太和縣每畝耕地基本上一律徵收一百斤糧食，這樣的政策設計，和收人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的分配原則，顯然是不盡吻合的。」 他的這個看法，使不少人為之一怔。 應該說，李秋鴻說的是一個理論問題。從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上看，不應該忽視差別搞均攤，而應該是一絲不苟地，按照各鄉各村各家各戶實際的經濟收入確定負擔。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同樣，也不可能會有絕對的公平。李秋鴻在用這個看法評價安徽省太和縣為代表的農村稅費改革經驗的時候，首先就與他歸納出的四個「改革目標」中的「降低稅費的徵收費用」的目標發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縣有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真要按各家各戶的實際經濟收入徵收稅費，縣委縣政府需要組織多少人進村人戶，才能鬧清每家每戶真實的收人情況；又需要調動多少人才可以落實這項浩繁宏大的稅費徵收工作呢 ？豈不是痴人說夢! 大家對財政部農財司這位年輕處長的發言，開始認真注意起來。 接着，李秋鴻又以同樣的理由，談到了特產稅的問題。「對於農業特產稅，稅務部門的態度非常明確，絕對不能搞平攤。保護糧食增產，調節種植業內部不同作物間的收益，這是設計這個稅種的目的，如果平均攤派，那麼徵收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更實現不了制定這項政策的目標。」 李秋鴻這裏所說的，正像姜春雲副總理在阜陽視察期間批評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時已經指出過的，這依然是個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 - 來自基層的許多代表聽到這兒，就已經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無可忍地站起來，開始了嚴詞責問。-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急轉直下。 誰都知道，一九五八年頒佈的《農業稅條例》中就有了農業特產稅，但那時它只是含在農業稅中，課稅範圍也是指農田以外的山場或水面，針對茶葉、水果、林木、山珍和水產等特產品徵收的。因其收入較高，單獨徵收農業特產稅也是應該的，但是一旦徵收了特產稅，就不再徵收農業稅了。至於種糧食的農田從來是沒有特產稅一說的。據實計征農田上的特產稅也才是近幾年的事。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脫離實際的計征政策，已經使得這種農業特產稅演變成了「田畝稅」和「人頭稅」，早已喪失了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一種「合法」的農民負擔。特別是，這種計稅農田上的特產稅的本身，也早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業產業化的羈絆；在傳統農業區，它更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大敵，農民奔小康的攔路石! 各地代表不僅強烈要求取消農田上的特產稅，還指出現有的農業稅政策的缺陷也同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農業稅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佈的，如今三四十年過來了，農業稅的徵收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與現實情況嚴重脫節的地方，諸如計稅常產與實際常產、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計稅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等等，千差萬別，從而產生了「高產低稅」或「低產高稅」，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或名義稅率低實際稅率高，以及有稅無地或有地無稅等等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再加上國家定購糧食任務的畸輕畸重，這實際就等於產糧區在為非產糧區納稅，貧困地區為富裕地區納稅，這種種弊端都已經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經營農業的積極性! 作為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家財政部農財司的一個官員，不去設法解決農業財稅政策上的這些問題，卻對地方上進行的這些難能可貴的改革試驗，橫挑鼻子豎挑眼，缺少起碼的熱情，在這樣的研討上引起眾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回憶，李秋鴻說得最為理直氣壯的一段話，也是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段話，這就是：「從我們接觸的農民上訪情況看，沒有一起是因為農業稅的比例過重而上訪的；農民反映的全是稅費混在了一起的。所以我們在業務工作中主張稅費要堅決分開!」 他說得似乎確可信據，卻招來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駁，使會場上趨向了白熱化。 因為，造成這種稅費不清的首先就是國家財政。 一九八五年開始的以鄉鎮為主的農村辦學體制，這是產生中國農民負擔問題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着九億人口的中國廣大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卻是讓農民自己掏腰包。財政該出的錢不出，甚至連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工作、鄉村道路這些本該政府支付的費用，也逼得鄉村的幹部挨門逐戶向農民強行索取。現在，來自京城的農財官員非但不領下邊的情，反而倒打一耙，嫁禍於人。這確實把基層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規定農田特產稅『據實計征』，」從改革試點第一線來的代表抓着「特產稅」的問題不放，提出反潔。「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沒有，就不收；有多少，則收多少。可為什麼財政上年年卻又層層下指標，派任務，這不明擺着是說歸說，做歸做，教人弄虛作假嗎 ？農村幹部『替人受過』，搞壞了名聲，搞壞了形象，反過來還說下面不執行政策。這都叫個什麼理？!」 安徽省渦陽縣的代表來了個現身說法。他說，渦陽縣為不折不扣執行「據實計征」的特產稅政策，專門在耿皇鄉做了試點，鄉政府從財政所和經管站組織了十九人，進村人戶，嚴格按照規定跟蹤這個鄉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全過程。前後用上兩個多月，認真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後徵收到四萬多元的農田特產稅。可是這些人下鄉的用品、工資以及誤餐補助的支出，加起來也達到了四萬多元。結果，徵收到的稅額，基本上就被徵收的成本抵消一空。就是說，按照現行的制度和辦法徵收稅款幾乎是無法做到的。 耿皇鄉的故事近乎荒誕，但這種試驗卻把今天脫離實際的稅制問題暴露無遺。 誰知渦陽縣的代表話沒落音，李秋鴻就接過話極力爭辯。 太和縣農經委副主任鄒新華，一直冷靜地注意着李秋鴻的發言，耐心地聽着這位財政部官員對太和縣試點的橫加指責。因為對方說的就是「太和」，作為太和縣試點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駁，至少他要顯示出太和人的寬容和大度。但是，渦陽縣的代表舉出的這個例子，已經是那樣的說明問題，對方卻依然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鄒新華激動地指着李秋鴻，只差沒把指頭戳到對方的鼻子上；憤然道：「你們就是不看實際情況，坐在辦公樓里瞎想。今天事實就擺在面前了，還死不認賬!」 他說得過於衝動，聲音都變得沙啞，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顫動。 接着會場上四處都響起了憤懣的斥責聲。 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文文靜靜，甚至是一臉書卷氣的李秋鴻，他在會上極力堅持的，其實是國家財政部的意見，正因為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發感到，大家正在熱心試驗着的這場農村稅費的改革，其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又是太和縣試點的直接參加者，何開蔭就改革中的一些問題，也旗幟鮮明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商品的價格差不多都放開了，惟獨糧食這樣大宗的農產品國家仍限價定購，使得糧食不能成為商品，其比較效益日漸降低，毫無疑問，這種定購制度必須取消，糧食的市場和價格也必須放開，否則中國的農業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當然這需要條件，我們將稅費改革徵收的辦法用公糧代替定購，正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讓國家最可靠地掌握糧源，保證非農用糧的供應；二是因為農民有這個習慣，征交公糧，對農民來說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們把稅費改革和推進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聯繫起來，這就為下一步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準備好條件。只有取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徹底地放開糧食市場和放開糧食價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場，封閉的社區結構才會最後被瓦解，中國的農村才可以說大有希望! 何開蔭的發言，有着濃郁的理論色彩，卻由於他講得深入淺出，富有很強的說服力，會場上一下變得安靜下來，連喝茶、走動的人也生怕打擾了別人，把動作放得又慢又輕。 這氣氛顯然也感染了何開蔭自己，他開始變得激動起來。他說，其實我們搞的，只是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還不是實際意義上的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假如現在就搞稅費制度改革，立法部門說不定馬上會來制止，渦陽縣新興鎮的改革被縣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證。因此，它肯定會有較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目的也只是側重於規範徵收的辦法，先把農民的負擔儘可能地減下來，政策規定上的「槓子」粗了一點，卻簡單明了便捷易行。雖然還不全公平合理，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對於過去的亂收費來說，農民已比較滿意。 當然，他還想說：今天搞的還只是稅費徵收辦法上的改革，就搞得這樣艱難，如履薄冰，幾近夭折；其實，即便就是真的進行稅費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關鍵在於由此帶動農村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儘管，誰都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但會上沒人這麼明說，當然今天他說了也等於白說。 主持會議的杜鷹，在作會議的最後總結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總的感受是，我們在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研討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我們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工業化高速增長的時期，在這樣一個階段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況如何，將是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現代化命運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年，『三農』的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存在的問題也同樣是比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而這些問題與我們這次會議研討的內容無疑都是密切相關的。」 5 報告進入最高決策層 杜鷹回到北京後，就忙着組織人就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試點的情況，給國務院寫出報告，並特邀何開蔭、楊文良二人參加討論。 報告的題目十分鮮明：《事關農村發展和穩定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 姜春雲副總理親自到過阜陽試驗區，看了這份報告後十分高興，很快作出批示：「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擬專門開個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 就在農業部轉上來的這份報告和姜春雲的批示，還都沒送到主抓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朱鎔基的手上時，朱鎔基卻先看到了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一篇《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的消息。顯然這是朱鎔基第一次接觸到這類消息，有點詫異，就把文章批給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和副部長項懷誠：「請仲藜、懷誠同志閱。」同時批給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這個試點是怎麼回事 ？」 當我們最初從《河北省公糧制改革大事記》中，看到朱鎔基的這個批示時，很是感到意外。因為農村稅費的改革，從提出到試驗，從秘密試驗到公開試點，直到發展成七省五十個縣的「燎原之勢」，已走過了漫長的五個春秋，不說大報小報已對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還在京召開過範圍很廣的研討會，國務院許多相關部門的同志都到會了，朱鎔基副總理對這事兒怎麼可能會一無所知？ 後來，細細一想，才覺得並不奇怪。何開蔭改革設想的文章被刊發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上，引起過李鵬總理的關注，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可那畢竟是在一九九O年春天，朱鎔基還在上海工作，對這一切不了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後，他進京主管國務院的經濟工作，又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跌人低谷之時，工業生產滑坡，中央財政吃緊，擺在他面前的，僅全國累欠的「三角債」就高達五千多億，要想在如此重關如鐵的困境中走活一盤棋，他幾乎是在拳打腳踢，甚至用出鐵腕手段，發起清欠攻勢；同時展開了一場狠打泛濫成災的假劣偽冒產品的活動。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出現一個加快建設的熱潮，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經濟工作還遠沒從「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尷尬局面中走出來，經濟的高增長几乎是和混亂同步，開發熱，集資熱，炒地皮熱，已經熱到了朱鎔基用一句英文表述「Crazy」(瘋狂)的程度，「過熱」發展的經濟，引發出了建國以來中國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接下來，朱鎔基就又大刀闊斧地運用起經濟、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種措施，數管齊下，並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大力整頓金融秩序。 朱鎔基確實沒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像他抓城市的經濟那樣，去抓農村工作，再說，他對農村的情況又遠不如城市工作那樣熟悉。在一九九三年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的講話中，他對糧價的放與收，就沒有像對金融和國企改革那樣自信。他說：「去年我們缺乏經驗，放開糧價太快了一點，準備工作不足。沒搞過市場經濟，不知道厲害，結果，十一月以後糧價暴漲，沒有按照預定的調價步驟來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對中國的農業是重視的，對農民的負擔更是感同身受。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間，發覺個別地區的夏糧收購資金未到位，向賣糧的農民打白條，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難以為繼，他氣憤已極，嚴厲訓斥湖南省的主管領導，並對下面地區的負責人說：「我留下電話號碼，你們什麼時候湊夠了資金，就什麼時候給我打電話，我要看看究竟會拖到哪一天!」返京後，他深感問題的嚴重，遂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農業部清理農民負擔的三個文件，公開徵稅的項目和範圍，明令不能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當依法處理。 就在朱鎔基要求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去鬧清河北省公糧制試點是怎麼回事的四天之後，財政部長劉仲藜即把同樣有着朱鎔基批示的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批轉給了部里的稅政司：「請稅政司閱，是否與國辦三局聯繫一下，農稅處也派人參加了解一下。」 劉仲藜部長作出的這個批示，無疑已經是多餘的，因為從時間上看，在他還沒見到朱鎔基的批示，就是說，在他張羅屬下「聯繫一下」「了解一下」的一天之前，朱鎔基已經接到了姜春雲轉給他的阜陽研討會的有關報告。朱鎔基看罷報告，河北省公糧制改革試點是怎麼回事，就一切都再清楚不過的了。 儘管姜春雲在報告的批示中，已經對各地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經驗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並且認為「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他的建議也十分具體：「擬專門開今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也許正是因為姜春雲在批示中強調得那樣重要，「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朱鎔基在看了報告之後，處理得也就相當謹慎。他對「擬專門開個會』的建議繞開不提，將這份報告批給了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不過，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個國家稅務局局長金人慶：「請春霖、人慶同志閱處。此事要徵求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綜合部門意見。」 朱鎔基顯然沒有表明具體的意見，只是作出了具體的交待。這一天，是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勢出現在中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引起了他的關注。 6「十三號文件」誕生 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中國的傳媒機構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宣傳，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高潮。從《中國改革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到《中國經濟時報》、《經濟日報》直到《人民日報》；從《內部參考》、《學習研究參考》到《國內動態清樣》，直到《領導決策參考》，盛讚這場改革的文章可以說是連篇累牘。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到河南視察。當他了解到一些地方在打着教育的旗號向農民亂收費，最終又不是把錢全用在教育上，這引起他的不安。視察期間，他還了解到，現在農村中的村提留、鄉統籌的收費辦法，隨意性太大，本來就是一種「多收有利」的機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層幹部的切身利益掛鈎，這就導致了農村的「三亂」屢禁不止，成了老大難。於是他想這恐怕要從這種收費辦法究竟行不行上來考慮一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視察期間，李嵐清又聽說有的農村已經實行稅費合一的規範管理辦法，這辦法不僅受到農民的歡迎，各方面的經費也有了保證，十分感興趣，要親自去看一看。聽說這事就發生在鄰近的安徽省阜陽地區，他便臨時決定，改變行程，彎到阜陽。在阜陽，他聽取了當時的地委書記王懷中和專員喬傳秀的專題匯報。聽了以後，覺得這辦法的確不錯。從匯報中他還進一步了解到，全國政協的幾位老同志也到阜陽的農村進行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回京後，他就派人要來了他們的調查材料。看過之後，感到頗有價值，於是他就又把要來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見，送給了李鵬總理。同時也送給了朱鎔基、鄒家華、吳邦國、姜春雲幾位副總理共同參閱。 其實，促成幾位全國政協的老同志深入農村搞調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王郁昭。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在揭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那驚心動魄的歲月里，王郁昭曾是萬里麾下的一員大將，後來出任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說，他是經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場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過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對中國「三農」問題的關注，依然是他樂此不疲的一件事情。 打從一九九五年四月開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中的幾位曾長期在國家領導機關從事過經濟工作的老部長們，就組成了一個專題組，圍繞着當前農民「減負」的熱點問題，在王郁昭的帶領下，不辭辛勞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回京後，又與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進行了座談。為在更大範圍，了解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盛夏七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在四川省樂山市召開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貴州、吉林、廣西八個省區相關部門參加的「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研討會」。着重研究了近年來一些地方進行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改革試點情況，探索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出路和辦法。 專題組的一行八人，一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調查中發現，近年來由於各地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過多過濫，基層黨政機構的幹部編制嚴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少數幹部橫徵暴斂，魚肉鄉里，農民苦不堪言，引發出一批惡性案件。特別是發現農民承受負擔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作為國家主要糧源的中國中部農業大省，由於糧棉定購任務較重，農民獲得的實際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國家原本是想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費」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以內的規定，不但掩蓋了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貧濟富」的負面效應，反而加重了低收入農戶的負擔，成為雪上加霜! 每當接觸到這些沉重的話題，專題組的同志就感到分外壓抑。只是當親眼看到安徽省太和縣、河北省正定縣正在搞改革試點，親耳聽到這些改革深受農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歡迎，才由衷地感到一些欣慰。 後來，通過與國家有關部、局的座談交流，經過樂山會議的深入探究，王郁昭親自主持寫出了《關於切實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建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為此在京專門召開了一次主任擴大會議，對《建議》進行了一次認真審議。 王郁昭在這份《建議》中認為：解決農民負擔最根本的出路，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農民負擔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就必須從根本上改革並完善農業稅賦的征管制度，堅決堵住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各種調查表明，農民負擔過重，往往與政府制定發展目標時的要求過高過急有直接關係，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上面。 《建議》幾乎是在大聲疾呼：要堅決清理那些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凡是加重農民負擔的都要堅決取締。 《建議》有着十分具體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農村稅費征管法》，加強農村稅費征管隊伍的建設，絕不允許運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隊征繳稅費；如提出要堅決精簡機構，改革幹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現有各種經濟技術協會的基礎上考慮建立農民自己的群眾組織，溝通政府與農民的關係，以便於貫徹執行國家的各項政策的法令，又有利於真正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一直很關心，看了由經濟委員會主任擴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報告，十分高興。這一天，他約來王郁昭，明確表態：「你們提的建議我完全贊同。如果需要開協商會，請李鵬同志參加，會我主持。」 李瑞環還指示，將《建議》分別送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按組織程序送出去之後，王郁昭的心情還是難以平靜。他考慮到在中央領導中，溫家寶是各地農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國的農村工作的，就又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溫家寶呈送了一份。 當然，王郁昭並不知道，他的這份報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嵐清副總理就已經把它直接送給了李鵬總理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參閱，李鵬、朱鎔基也都批轉給了財政部；更不知道，姜春雲副總理在讀到李嵐清送來的報告後也已經轉給了溫家寶，並表明了他的意見：「請家寶同志閱批起草小組認真研究。」這時溫家寶領導的一個起草小組，正在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一個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文件。 兩份《建議》溫家寶都收到了，他和姜春雲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它對正在起草中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即將頒佈的一個決定極有參考價值。按說，這事溫家寶已經批辦了，對王郁昭個人呈送上來的《建議》，就無須再作處置了，不過，他是個做事認真得一絲不苟之人，雖已有過交待，卻仍然又一次拿起毛筆，將《建議》批轉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劉濟民和農業部副部長萬寶瑞，並且多寫了幾句話。他的批示，每一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甚至連標點符號也絕不馬虎，像他以往處理任何一件工作一樣的嚴謹和認真： 「濟民、寶瑞同志：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這份建議，對研究和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許多好的意見，在中央起草的關於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文件中已經吸收；一些帶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積極進行試點。請將這些情況告政協並郎昭同志。」 這份由王郁昭執筆的《建議》被送達中辦國辦後刁；久，一個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有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農業部、國家糧食儲備局、中央紀委以及中央電視台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很快奔赴離京最近的河北省進行農業稅制改革的專題調研。從中央黨校學習歸來的省委副書記李炳良，接待了調查組的全體同志，並匯報了河北省三年多來公糧制改革的情況，同時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 這期間，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廣大農村流傳：江澤民總書記派出秘書，一竿子插到最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太和縣。這位秘書在太和縣的各處進村入戶，所到之處，一概是認認真真地聽，仔仔細細地看，邊聽，邊看，邊認真地往本子上做記錄。臨了，太和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希望他能夠談一談調研後的看法和意見，這位秘書卻只是謙和地笑笑，說：「我的任務就是看，就是聽，然後回去，如實匯報。」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最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具體地提出了「三減」：減免貧困戶的稅費負擔，減輕鄉鎮企業負擔，減少鄉鎮機構和人員的開支；明確提出了「五個嚴禁」：嚴禁一切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升級活動，嚴禁在農村搞法律規定之外的集資活動，嚴禁對農民的一切亂收費、亂漲價、亂罰款，嚴禁各種攤派行為，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而且提出「兩個加強」：加強領導，實行減輕農民負擔黨政一把手負責制；加強監督檢查，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行為。 《決定》特別指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對有些地方進行的負擔分流和一些糧食主產區進行的稅費改革探索，可以繼續試驗。」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在「紅頭文件」中，對各地正在進行着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公開表明了肯定的意見! 「十三號文件」下達的第十四天，即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溫家寶便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就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說：「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中央認為，這項改革可以繼續試驗，但目前還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廣。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這項改革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改革方向，繼續改革必須與現行的糧食購銷體制和以農業稅為主的財稅體制的改革統籌考慮，這件事涉及面廣，而且較為複雜，需要全面設計方案。試行工作要有領導地進行，已經批准開展試點的地方，要認真試好，並注意總結經驗。」 溫家寶不但肯定了各地稅費改革試點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而且精闢地指出這項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設計方案。 溫家寶的這個講話，高屋建瓴，振奮人心；他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詮釋，更是高瞻遠矚，人木三分! 7是非功過憑青史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經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提名和與會代表的選舉，朱鎔基出任了國務院總理。 在擔任總理兩個月後的六月六日，朱鎔基簽發了一項國務院令，發佈實施《糧食收購條例》。 早在四年前的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就過問過糧食的收購工作，不同的是，以前是通知，不遵照執行還只是工作態度或認識上的問題；這次卻是國務院令，這就把通知上的許多規定，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不執行就是違法。並且，這次的《條例》，還特別增添了一些硬性的規定，制訂這些新的規定，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每年一千億斤糧食的定購需要，並對國家糧食部門實行有效的保護。當然，它的意義，還遠不止這些，因為《條例》上明確規定：除農業稅外，糧食收購時「不得接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委託，代扣、代繳任何稅、費」。這裏指出的「組織」，顯然包括各級政府；這裏提到的「個人」，自然包括黨政領導幹部。新的《條例》無疑是想從「糧食收購現場」，對愈演愈烈的搭車收費現象予以堅決的狙擊，從而徹底減輕農民負擔。 可以說，制訂這部《條例》的良苦用心，是無可置疑的，卻又是一廂情願的。因為，當今農村基層稅費的徵收背景十分複雜，比如就像《條例》上提到的「統籌款、提留款」，這也正是國務院過去正式下文要求向農民徵收的，而其中的許多費用本來就應該是由國家財政支付的，國家財政該給不給，這才造成農民負擔，現在這許多十分具體的問題避而不談，不去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卻硬性規定鄉(鎮)村幹部不得在收購現場坐收除農業稅外的任何稅費，這其實就把農村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推向了極端--要麼就只有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你的《條例》上的規定；如果要執行，結果也只能是迫使下面更多地以「小分隊」、「工作隊」或是「突擊隊」的形式，甚或運用司法手段，挨家挨戶上門強收強要。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糧食收購條例》明確無誤地指出，糧食的收購只能通過國家的糧食系統，而且要求糧食的收購，必須「戶交戶結」，資金又只能「封閉運行」，這就與各地正在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做法有了無法調和的矛盾。 當時，河北省還正籌劃着要將公糧制改革的試點進一步擴大到全省去呢，作為這一課題組主持人的楊文良，正勁頭十足地張羅着「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當他弄懂了《糧食收購條例》上的那些具體的規定後，等於挨了一記悶棍，他立刻意識到，這五六年來三任省委主要領導重視的，自己更是傾盡了大量心血的公糧制改革，即將中輟；全國所有的稅費改革的試點也都不得不面臨在一個早上完全停止的厄運。 楊文良心急火燎地坐下來，把《糧食收購條例》反覆地看了又看，試圖從中找到對稅費改革有利的字句。顯然，他無法找到，不過他依然樂觀地認為，從總體上和本質上看，公糧制的改革同《糧食收購條例》，都是為了規範農民的負擔，確保國家掌握必要的糧源，二者的關係並不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 於是，他連夜向省委寫了一份專題報告：《公糧制改革試點應當繼續進行》。 但是，除了像他們這些對稅費改革情有獨鍾者，其他人並不如此認為。就在楊文良將專題報告送上去不久，河北省政府辦公廳金融貿易處也向省委書記程維高、省長葉連松和分管副書記趙金鐸寫了一份相反的報告，指出：「『公糧制』和『費改稅』試點的做法，不符合《糧食收購條例》的具體規定，也影響到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資金的封閉運行。針對上述情況，建議我省應按照國務院頒發的《糧食收購條例》的有關規定執行。」 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種特殊的體制下，下級是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令還是暢通的。正因為如此，河北省的主要負責人就不可能也不敢不執行中央的《條例》，於是，就只有放棄才剛剛推行的公糧制改革。 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因為同時也兼任河北省縣級綜合改革小組負責人，他對公糧制改革給農村帶來的新的氣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貿易處送上來的報告，心情是極其複雜的。就在前幾天，他剛在楊文良起草的一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議程表》上批出「同意」兩字，可是現在，他必須作出相反的決定。 趙金鐸在後來的一次會上曾這樣說道：「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可以列上十條八條的好處，但除農業稅外任何稅費不准代扣代繳這一條，是剛性約束，《條例》就是法規呀，在執行上打折扣是不允許的，我們只能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停了公糧制改革，並不等於是否定了這項改革，只是因為它與《條例》有了牴觸。」 楊文良參加了這個會，趙金鐸代表省委在會上的這番解釋，他聽清楚了，但似乎又變得更糊塗『了。既然公糧制改革有那麼多的好處，值得充分地肯定，為什麼就一定要中止它呢？ 接下來，省長葉連松也批道：「全省都要統一按國務院《糧食收購條例》執行」，還特別指出：「即召集省綜改辦、地稅、糧食、農發行研究，並即聯合發出通知，依法執行。」 在葉連松作出指示的當天，綜改辦、財政廳：、糧食廳和農業發展銀行四家就迅捷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地必須堅決執行國務院發佈實施的《糧食收購條例》。 楊文良幾乎都要急瘋了，就在四單位聯合下發通知的同一天，他再次上書河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就繼續進行公糧制，改革試點的問題向中央緊急請示。 也巧，這期間，國家計委的一個調研小組到河北省了解夏糧收購情況，回去後給溫家寶寫了調查報告。溫家寶在調查報告上作出了這樣的批示： 「『公糧制』問題可納入稅費改革繼續研究，目前應統一執行《糧食收購條例》。」 溫家寶的指示其實是十分清楚的，他說了兩層意思。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他必須強調由朱鎔基總理簽發的國務院令的嚴肅性，要求堅決執行《條例》；但過去他曾就高度評價過安徽、河北等七省五十個縣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現在，他的態度依然沒有變，他對河北省搞的公糧制改革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果我們再仔細地加以領會，就會發現，他在兩者的提法上還是有區別的。他在「應該執行《糧食收購條例》」一句前面，加有「目前」二字，也就是說，作了時間上的界定，而提到稅費改革時，則要求「繼續研究」。因此，至少可以這樣認為，溫家寶主張在執行目前的《條例》時，不應該影響到對具有更深遠意義的稅費改革的試驗與探索。 遺憾的是，葉省長並沒有全面地去領會溫家寶指示的精神，便作出了措詞更加嚴厲的批示：「要認真貫徹落實家寶副總理批示。必須做到敞開收購、戶交戶結、不准鄉村幹部在糧站坐收統籌提留款，以往的『公糧制』試點縣統一執行《糧食收購條例》，這些問題都要很堅決。如我們的幹部不聽招呼，查出典型要嚴肅處理。」 於是一個早晨，一場轟轟烈烈歷時五年之久的，已擴大到了三十七個縣市的公糧制改革，就從河北省的地平線上消失得乾乾淨淨。 與此同時，全國七個省已經發展到了六十多個稅費改革的試點縣市，也都幾盡終止。 這消息，使得楊文良心急如焚。 然而，不管楊文良如何認為公糧制的改革是在探尋解決農民問題的治本之策，繼續進行試驗是十分必要的，但改革畢竟由於《糧食收購條例》的頒佈而停了下來。 公糧制的改革被停了下來，問題也就跟着來了。在有些人看來，被宣佈停下來，等於被堅決否定，而作為這一研究課題的實際負責人楊文良，這五年多的忙活，就都是在瞎折騰了! 一些流言蜚語隨之而來，一些異樣的眼神也接踵而至。 楊文良頃刻陷入到四面楚歌之中。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楊文良萬般無奈，一遍又一遍地重讀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他固執地想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找到答案。他堅信，農村的稅費改革，必將會繼續下去，因為它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他甚至認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這條不歸之路，就不應該繼續推行糧食的統購統銷，逐步放開糧食市場才是良策。 他多麼想找一個志同道合可以傾訴苦悶的對象，可是，除了何開蔭，他又能找誰呢？一想到何開蔭，就料定老何的處境肯定也不會比自己好到哪裏去，他的心裏便充滿了牽掛。 何開蔭此時的處境確實已變得十分狼狽了。十年了，為了農村稅費的改革，他飽嘗了人生的艱辛與世態的炎涼，但他無怨無悔，一直信奉着鄧小平的一句教誨：「不爭論，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大膽地干。」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改革已經受到七個省六十多個縣農民的普遍歡迎，現在卻突然都相繼夭折，他確實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最不能接受的，還是隨着稅費改革的被迫中止，他發現，原來的情況全變了：過去熱情支持、笑臉相迎的人，一下子換了面孔，好像不認識他了；而一向冷眼旁觀的，這時卻紛紛出來證明他們的先見之明；本來就持有反對意見，等着看笑話的，開始走出來「秋後算賬」了，將各種各樣的屎帽子扣在他的頭上。說他的那些改革設想，純粹就是異想天開；說他寫的那些文章，更是在胡說八道；說他把國家的糧食政策和財稅制度已經攪成了一鍋粥；說他做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自己出風頭，為了欺世盜名。隨之而來的是，他寫出的文稿，因為無人為他簽字，在省政府辦公廳已不能再打印；早在一九八七年，由於得到當時的省長王郁昭、常務副省長孟富林的特批，他就參加了當年的高級職稱評審，並於次年獲得「正高」職稱，現在碰到工資改革了，卻再沒人為他兌現，只能享受到科級待遇。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省政府辦公廳在為幹部職工解決住房時，何開蔭在分房的打分申明明得分高居全廳第二，但是，如今辦公廳機關的每一位幹部，包括分來不久的小青年，都享受到了政府辦公廳的住房，惟獨他，依然住在原來行管局房管所十分尷尬的老房子裏。 夫人顧咸信，見老何成天心事重重，走在大街上也是勾着腦袋，怕他出事，更怕他會跑到什麼會上，或是去什麼場合，像過去一樣想到什麼說什麼，就動員老何去學學抽煙喝酒。因為，她聽人說，酒可以消愁，煙能助人深慮，她只希望老何平安地度過這段日子。 「這些年來，你身為高級農藝師，經常有人找上門來，請你去作這方面的技術指導，放着又省心又來錢的好事不干，偏要光着腦袋朝刺棵里鑽，圖啥呢？現如今，話已難說，就別說了，改革的事也不要瞎操心了。」顧咸信勸着何開蔭。 不過，在難耐與苦悶之時，他真的接受了夫人的建議：抽煙，喝酒。於是，平日從不沾酒也無煙癮的何開蔭，開始正兒八經地抽上了煙，每天晚上喝上兩盂酒。誰知，一抽一喝，竟然發現，煙酒這東西確實好使，他的心情真的平靜了下來。 可是，沒過多久，他的心潮又一次涌動起來。他發現，安徽省的稅費改革並非全軍覆沒，發現了這一點，他又變得激動不已了。 原來，安徽省省長回良玉，在《糧食收購條例》下來之後，就以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名義，向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強調安徽省阜陽地區是經國務院備案的全國第一個農村政策試驗區，為探索減輕農民負擔新途徑，要求繼續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為解決稅費改革與國務院頒佈的《條例》相銜接的問題，安徽的試點決定將按耕田徵實調整為按人付款。 由於回良玉的據理力爭，當全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都停下來的時候，安徽阜陽卻是一花獨放，稅改的試驗工作一天也沒有終止。 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何開蔭終於放下心來，更令他鼓舞的是，在他已年滿六十應該退休的時候，回良玉省長聘任他為省政府參事。這就是說，只要身體康健，他就可以干到七十歲；給了他深入研究農村改革十年的時間和更為廣闊的空間。他在感奮之餘，立即又開始醞釀一個新的計劃：那就是，把我們今天的糧食收購政策，作一次系統的研究! 儘管這種研究，在當時是件十分敏感的事，更是頗多風險的事，可他決心已下，就奮不顧身了。 他早就注意到，一九九三年夏收之前，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就下達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做好夏糧收購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糧食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但是，這項旨在保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增產增收所採取的重要措施，卻隨着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分稅制的推行，各地就難以貫徹了。因為政策規定是中央定價，敞開收購，出現虧損，要由地方財政補貼，問題是，產糧大縣連工資都發不下去，哪有錢補貼 ？沒有補貼，文件對糧食系統提出的那些要求，就等於沒說；政策還規定，國有糧食企業只能順價銷售，但中國的糧食系統養了那麼多吃閒飯的人，又如何能做到順價銷售呢 ？政策規定的保護價，其「保護」的資金，並不是直接「保護」給賣糧的農民，而是有相當一部分被那些不法的投機倒把分子或壟斷尋租者漁獵而去。對廣大農民來說，這些政策不過是畫餅充飢，反而誤導農民多產糧食，而糧食又是糧食部門壟斷着市場，結果就把農民坑得更苦!這些年來，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經低於人均負擔額的增幅。 「這些情況，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是清楚的，不清楚講不過去啊!」何開蔭感到難以理解。這種明顯不合理的糧食收購管制政策，過去下達的還只是《通知》，而這次頒佈的卻是具有了法律效力的《條例》，這就使得它變得天經地義，不容置疑! 可是何開蔭依然對這一《條例》表示了懷疑。 他承認，《糧食收購條例》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國有糧食部門的利益。稅費，在這一點上，稅費改革與《條例》是有矛盾的。但他並不認為改革的試點在這方面就是錯的，相反，正是這種稅費改革，觸動了國有糧食部門的既得利益，才推進了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這些年，廣大農民對國家實行糧食低價定購制早就表現出強烈不滿，探索解決農民負擔治本之策的稅制改革，理所應當地要把取消這樣的定購製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毫無疑問，這樣的改革試驗，它在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長期所承擔的「隱性負擔」的同時，也截斷了糧食系統牟取部門利益的一條主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一些國有糧食部門依靠着政企不分、官商一體的管理體制，左右逢源，下坑上騙：在收購環節上，通過壓級壓價、扣雜扣水的不良手段坑害農民；在銷售環節上，通過亂攤成本、漲級漲價坑害城鎮居民；在貸款的使用上，大量挪用擠占糧食收購資金，或利用少收定購糧、多收議價糧，虛報、冒領政策性貸款；在財務的結算上，又通過「平轉議、議轉平」等卑劣伎倆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層層截留儲糧補貼。總之，這次改革改的就是國有糧食部門官商一體、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改革的規定之一便是「糧食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擔風險，不再承擔任何國家行政職能，國家也不干預其經營行為」，迫使糧食企業轉換職能，走向市場。 既然改革是利益的再調整，那就不可能會使所有部門的所有人都滿意。 他認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是在理論準備和政策準備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啟動的。第一步改革，基本上是在農村內部進行的，有相當的獨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也只是破除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而我們又有着幾千年家庭經營的歷史，農民有着這種傳統意識，只要政策允許去搞就行，農民家家戶戶都會。可這一次的改革就不同了，它勢必深入到金融、財政、價格、計劃、物資、內外貿易等等諸多領域，觸及到城鄉之間，以及部門之間，大量的深層利益結構的調整，面臨着空前複雜的局面。第二步改革的重要內容，是要在經營主體變革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如何去建立，我們的歷史沒有這種記憶，農民不曉得，我們的政府也不清楚。因此，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超經驗的，憑以往的經驗是無法把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我們把以往的改革定義為破舊的話,那麼新一輪改革，就應該認定為創新，即組織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是在為市場運作夯實基礎。 中國有十二億人口，人均不過一畝一分多地，永遠不可能存在糧食過剩問題，為什麼在發達國家人均擁有一千公斤糧食也沒有出現賣糧難的問題，而我國的人均只有四百公斤就會出現糧食過剩呢 ？這就要求我們不僅應該從糧食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幾個方面去分析，更應該從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糧食的政策上尋找原因。 我們經常強調：「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關係到國計民生。」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往往會得出應由「政府統管」的結論，把糧食視為一種統管產品，但同時應當看到，糧食有其特殊性，但它畢竟又是一種商品，仍應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只是如何調控市場的問題。再說，就全國而言，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有百分之六十八來自農業，農業收入中種糧的收入又佔到百分之五十二，種糧收入對今天的中國農民來說依然至關重要，而提高糧食生產的收入，所有的研究都在表明，只有走優質優價和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的兩條路，但現在的很多政策實際上已經把這兩條道不能說基本管死，也是大部分管死。可以說，不觸動現有糧食體制中的利益分配結構，提高農民收入就永遠只能是一句空話。 何開蔭經過幾天痛苦的思考，一鼓作氣，拿出了一篇《徹底解決糧食購銷體制問題，必須進行農、財、糧、價、稅、費聯動的綜合配套改革》的沉甸甸的文章，決定再次進諫中央。 直言無忌，自是坦蕩的君子所為! 通過這幾年稅費改革的風風雨雨，何開蔭確實領悟透了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至理名言：「中國的事情別着急，慢慢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沒誰不知道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我們確實也不應該忘記，正是在那樣一次偉大的會議上，「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還曾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而後來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卻正是以「包產到戶」、「分田單幹」為實質的「大包幹」取得重大突破的，所以，當那次會議的精神一傳達，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傷心地說：「早也盼，晚也盼，盼來了兩個『不許干』!」 三中全會是「不許」，四中全會就改成了「不要」。「不要」無疑比「不許」寬容了許多，嚴禁變為勸告，變成「對已經搞包產到戶的不批評、不鬥爭、不強制糾正」。再後來，中央三十一號文件，對「不要」也有了鬆動：「深山區孤門獨戶可以搞」，網開一面了；到了中央七十五號文件，其範圍就被進一步擴大，又成了「三靠地區可以搞」。 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三年之後，經過許多次反覆，幾十遍修改，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被送到了中央最高決策層；先是中央書記處討論，繼而由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後政治局常委通過，於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將此《紀要》作為該年度的一號文件，印發全黨--明確提出：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而且，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何開蔭後來在給楊文良的一封覆信中，不僅回顧了中國農村改革走過的那段曲折的歷程，還試着步楊文良詩作的原韻，和詩一首，以此明志。 他很喜歡楊文良詩中透出的萬丈豪情，特別是「成敗得失靠實踐，利弊是非問群眾」兩句，他覺得是可以稱之為神來之筆的。 是啊，人民群眾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這永遠應該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最後的歸宿! 在農業和農村的問題上，農民擁護，政策就對頭；農民反對，政策便出了毛病。世界上的事情什麼叫好？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歡迎的，就叫好；否則，就不能叫好。 他告訴楊文良，他的最近一篇分析糧食購銷體制、希望綜合改革的文章，經新華社以最高內參形式，已經發給了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同志。 何開蔭對「大包幹」歷史的回顧，以及捎來的安徽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消息，都成了深陷苦悶中的楊文良的興奮劑。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楊文良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寫出要求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 8 中國農民的福音 事情到了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轉機。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日子裏，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江澤民指出：尊重實踐，尊重群眾，這是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領導農村改革的立足點，獲得的根本經驗，也是我們今後推進農村改革，做好農村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正確對待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尊重農民的創造和選擇。 對於農村改革，他強調堅持兩條：第一，鼓勵試，不爭論；第二，堅持「三個有利」的判斷標準。在改革的實踐中，要不斷幫助群眾總結提高，加以引導，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改正就是了。 江澤民還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着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課題。其中特別指出：「改革和規範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這是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堅定而明確地倡導和鼓勵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他在講話中最後強調：「深化農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這裏只是點一點題。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從當地實際出發，繼續大膽探索和實踐。」 總書記的講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從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國各地，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疑團與迷霧。 於是，看似停滯已呈膠着狀態的農村稅費改革，頃刻間，獲得了巨大的動力，步伐驟然加快了。 一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七日，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部長陳耀邦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段應碧，三人就農村稅費改革問題專題致信朱鎔基總理。他們提出，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論證修改」及「試點實踐」三個階段，並把每個階段的大體設想也作了匯報，還把實施的時間也作了確定。 既然江澤民總書記已經十分明確地把農村稅費改革作為「着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來，許多地方過去又早已進行過這方面的試點』，並取得許多寶貴一定的經驗，所以，朱鎔基對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提出的這種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滿意。他在他們的材料上作了明確的批示： 「三個階段可交叉進行，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OOO年。先出個文件，各省市可根據具體情況自定改革時間，爭取有幾個省明年出台。」 那段時間，朱鎔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間仍念念不忘稅費改革的事。據《廣西日報》十月三十日報導，朱鎔基在北海和南寧的談話中就指出：「農村中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是目前腐敗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這些『三提五統』費用為藉口，加收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政府年年喊錢不夠用，農民天天怨負擔重。這個事不能拖了，你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 他還說，「幾年前我就已經有了個好的想法，思考了許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費納入農業稅的範疇，讓村幹部吃『皇糧』，稍微提高一些稅就可以了，農民也負擔得起，除了農業稅，其他收費都屬於非法的；除了稅務部門外，其他任何單位、個人都不能向農民收費，誰收誰違法。這樣亂收費的人就找不到藉口了，農民拒絕亂收費也就更加理直氣壯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是完全可以做好的。這對農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對有效制止亂收費、搞好幹群關係、杜絕腐敗都大有好處的。河北省搞了幾年試點，實踐證明是不錯的。」 沒過多久，朱鎔基再次給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作出批示： 「根據我同許多省市領導交談，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當然工作要做細，也不必由中央規定一切細節，劃一實施時間。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越多越辦不了事，需要哪個部門辦事和商量，國務院已授權你們可以召集。」 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華社信息中心編印的《決策參考》第四十七期《權威論壇》，朱鎔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一次說到了稅費改革，他說：「河北省一個地方已經推行了好幾年了，採取公糧制，一律橋歸橋，路歸路，不向農民收鄉統籌、村提留，都在農業稅裏面收，非常有成效。」這年年底，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鎔基再次談到「鄉村費改稅」時，又十分明確地說道：「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安徽、河北的這項改革搞得還是好的，要繼續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在京召開，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莊嚴承諾：「抓緊制定農村費改稅方案，並付諸實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會後，國務院辦公廳本年度第六號《參閱文件》，就刊出了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三人合寫的《關於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 到了這時候，河北省因《糧食收購條例》的頒佈被推遲了九個多月的「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終於在石家莊隆重召開了。會上，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對這麼多年鍥而不捨地從事公糧制改革研究的楊文良，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揚。他充滿感情地說道： 「文良同志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執着。無論是這項改革順利的時候，還是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他都是一往無前的，也確實費了很大的心血。特別是在《糧食收購條例》出台後，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是有分量的，我看許多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現實性。這些文章分別寄給了朱總理辦公室、中財辦、國務院研究室等單位。」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也應邀前往石家莊並作了專題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農民的福音：農業稅費改革是農民減負增收、理順農村利益關係、發展農業生產的得力措施》。他的發言在研討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於一九九八年農民負擔執法檢查情況的報告》，要求各省市區「抓緊制定並實施農村『費改稅』方案，積極探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有效途徑」。 至此，農村稅費改革終於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各地都在積極的探索和抓緊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稅改方案，一個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國各地的農村呼之欲出了! 這期間，新華社編印的《半月談》雜誌從全國各地眼花繚亂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這就是：安徽省太和縣的「農村稅費總額大包幹」模式、河北省正定縣的「公糧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崗市的將「三提五統」費改為「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並公開了推進的時間表：「明年國家先在幾個省區進行試點，其他省區也可在個別縣(市)試點，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現在，朱鎔基把改革的步伐驟然加快了。 確實沒有理由不再加快這項改革試點的步伐了。儘管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擬就的改革試點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區對這個試點方案持何種意見，而且眼看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到了「明年」，朱鎔基還是把「幾個省區進行試點」的時間，定在「明年」，同時宣佈，幾個省區大約只要一年的試點，就可以「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朱鎔基的決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來，依然是他那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的施政特色。 然而，當國務院授權財政部長項懷誠等人組成的專門領導小組，拿出《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將他們擬就的試行方案發到全國各有關的省區以後，因為這個方案並沒有集中起各地試點工作中成功的經驗，有着明顯的政策缺陷，執行這個方案，農民的負擔可能會被減輕，但地方財政由此出現的巨大的財政缺口，卻無力填補。所以，除安徽省委書記回良玉因是這方面的專家；顯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餘各省都先後打了退堂鼓。但就是這惟一堅持試點的回良玉還因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調離安徽，出任江蘇省委書記，這就使得農村「費改稅」的試點工作，頓時變得撲朔迷離，陷人僵局。 但是，朱鎔基的決心沒有變。早在一年前，他在給財政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長陳耀邦、中央財經辦副主任段應碧的批示中，就指出過：「實行時間不必拖到二OOO年」，「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隨後又在全國經濟會議上明確提出：「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顯然可以看出，他確定的時間表卻一再被耽擱，最後還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勢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二OOO年必須推行改革，這一點，不能再有絲毫的動搖了。 於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我們注意到，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出的後來曾轟動全國，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一封信，正是二OOO年三月二日。 這既是一種巧合，卻更像一個寓示，它至少說明，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不僅順應民意，還是十分及時的! 《通知》指出：「中央確立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少數縣(市)試點，具體試點工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決定和負責，試點方案報中央備案。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在試點的基礎上摸清情況，積累經驗，逐步推開。」 《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要帶頭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精神，積極支持和配合搞好試點工作。要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的方針，可辦可不辦的事情不辦，能緩辦的事情緩辦，決不能用犧牲農民利益的辦法求得事業發展。」 確立安徽作為稅費改革惟一的試點省，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安徽最大的信任與鞭策，當然更是對安徽率先提出稅費改革並連續七年進行大膽探索的充分肯定。 這期間，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當安徽省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朱鎔基總理來到了安徽代表們中間。 他坦誠直言道：「我一直關心農業的問題，考慮增加農民的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已經是現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辦法卻又不多，只有『減負』。這是必須下決心的。『費改稅』，是一攬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費很多，什麼二百種、三百種，我看只有一種，就是農業稅，其他都是屬於非法的，不能再叫種田的吃虧了。這項工作，已經搞了一年的調研，也定了一些試點，可是到今天卻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現在良玉同志還到江蘇去了。」 朱鎔基望着新任省委書記王太華，問道：「你太華還搞不搞呢？」 王太華非常清楚這場改革意味着什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什麼可能都會出現，什麼困難都會發生，但是，為了讓億萬農民過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還是願意承擔一切風險，迎難而上。也許此刻，他有許多話要說，卻只是莊嚴地一笑，說了一個字：「搞!」 朱鎔基高興地點了一下頭，說：「有這個勇氣，是要表揚的!」 接着，他指出：「這條路很艱難，也很光榮。萬里同志當年在安徽搞『大包幹』，那是開創了一個歷史；今天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不亞於『大包幹』，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件事的重大意義。」 說到這，他的感情變得複雜起來。他認真地環視一周，動情地說：「我是南陵人，南陵縣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統。安徽的歷史上，有浮誇的『美名』，當然，全國都有，安徽卻是比較嚴重的，我擔心這次稅費改革，下面還會搞浮誇。現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糧站視察，他們就對我弄虛作假。今天只有搞『費改稅』這樣一條路了，我們必須紮實工作，一定要謹防虛報，農民的稅費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這一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職。」 他感慨道，「這麼多年，我們培養了一批會匯報的幹部，這些幹部不去訪貧問苦，不去做調查研究。今天我們搞稅改，就是要講實的，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講問題。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進一步改進領導作風，能聽得進不好聽的話，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後說道：「太華同志比我年輕，風險我替你擔了，但我依然為你捏把汗啊，因為『費改稅』的工作是會非常艱巨的。我馬上要下了，(任內)看不到結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團結起來，勇敢地挑起這個擔子!」 就在那次全國人大的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來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團中間。 他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搞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意見和建議之後，親切地對來自家鄉的代表們說：「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措施。工作中，會有不少困難，安徽作為試點，我們就一定要精心組織，認真安排，有步驟地進行。」 歷史，又一次降大任於八皖大地。一場億萬農民期盼已久的，中國農村第二步偉大的改革，就在這世紀之交，在「大包幹」的發源之地，終於拉開了序幕! 江淮兒女又一次勇立潮頭!
第八章 破題 1遲到的「新聞」 安徽省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宣傳發動陣勢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現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一千三百萬農戶印發了《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在三十五萬個村及村民組張貼了《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黨的政策迅速走進千家萬戶。 可以說，其聲勢之浩大，鋪天蓋地，這種場面，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安徽就再沒有出現過。 緊接着省委又從各部門各機關，抽調三百六十五名幹部，組成八十五個督查組，奔赴大江南北，長淮上下，宣講稅費改革的意義，解釋稅費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實稅費改革的情況。 這次安徽以省為單位搞的改革試點的方案，是由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確定的。歸納起來，大致是四句話：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項調整，和一項改革。具體內容是：取消現行的按農民上年人均收入一定比例徵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對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用三年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徵收使用的辦法。 其方案簡單地說就是「費改稅」。 原來的「鄉統籌」，即鄉、村兩級辦學經費的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修建鄉村道路費等五項由鄉鎮支配的資金，改革後被納入了農業稅，鄉統籌的名目被取消；原來的「村提留」，即管理費、公益金、公積金三項由村級支配的資金，改革後將其中的公積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一事一議」的辦法籌集，而管理費和公益金均改為農業稅附加。 為便於廣大農民好懂易記，又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一正一附，一事一議。」「正」，即農業稅正稅；「附」，是指農業稅附加；規定農業稅附加的比例不得超過農業稅正稅的百分之二十。村里興辦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的資金，實行「一事一議」，一律由村民大會民主議論決定，並規定此項資金每年每人不得超過十五元。 應該說，這次出台的以減輕農民負擔作為第一位目標的改革方案，將過去屬於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統籌提留」中絕大部分項目納入了稅收軌道，改「費」為「農業稅」或「農業稅附加」，這就使得原來一般性的行政行為，具有了依法征繳稅收的性質，那些不在此例、無法可循的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都將失去其合法性，農民交納不交納已並非守法不守法，因此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交。再說這次又有着空前的宣傳陣勢，上下聯動的強力推進，也迫使鄉村的幹部必須依法行政，這就為減輕農民負擔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為確保改革試點工作順利進行，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也行動起來。他們以極大的熱忱，對以往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規，進行了一次全面而又徹底的清理。他們把改革開放以來凡與稅改精神不一致，或與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不相符的各種規定，一律予以重新修訂，或乾脆宣佈作廢。 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和省涉農案件辦公室，三家也聯手發出《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詳細地宣傳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以及「一事一議」籌資和「兩工」的改革政策，並進一步把涉及農民的行政性收費內容作了一一公示。最後他們將准許收費的範圍，限定在中小學收費、計劃生育收費、農機監理收費、婚姻登記和建房收費等十項，每一項收費的數字也都規定得十分具體。譬如建房，除允許土地證每證收取工本費五元外，其餘的面對農民建房的一切行政事業性收費，統統取消；譬如婚姻登記，只准向農民收取結婚證工本費，並限定簡裝本的結婚證工本費為兩元，精裝本為九元，農民使用簡裝本還是精裝本，均由當事人自願選擇，不得硬性強求，除此而外，就不准再收取保證金、押金和代收其他的任何費用，更不得強行推銷禮品、宣傳資料、婚照等等服務項目。 在《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中，三家權威部門還分別公開了各自的舉報電話，讓農民吃顆定心丸，有了護身符。 這種惠民政策，不用說，很快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他們聽懂了，鬧明白了，知道了自己擁有的權益和維護這些權益的途徑，所以，無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 我們在鳳陽縣小崗村，訪問了當年「大包幹」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談到稅費改革給農民帶來的變化時，他興奮地說，這一年，對小崗來說，正是個難關，春上播種時頂頭遇到旱災，秋里收割時又趕上澇災，有的地里顆粒無收，還幸虧實行了稅費改革，大夥的負擔減了將近三分之一，不然，群眾的日子真不知該怎麼過! 早在安徽省作為試點省以前，還是回良玉任省長時，安徽就在原先阜陽地區進行改革試點的基礎上，發展到了沿淮一帶二十多個縣市，現在這些縣市改革的範圍進一步拓寬，內涵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農民負擔減輕的幅度也更大。其中，懷遠縣的改革還是得到了高層的肯定的。 過去，懷遠縣二十六個鄉鎮，絕大多數都出現過因農民負擔屢屢上訪的事件，一九九八年就發生了二百八十九件(次)，被稱作「安徽上訪第一大縣」。到了一九九九年，全縣開始搞改革試點，因農民負擔引發的上訪事件當年就降到了五件(次)。這次試點，算是懷遠縣的第二輪改革了，減負的成效因此就來得更加明顯。 二OOO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南方周末》一位記者走進了懷遠縣包集鎮林莊村宋莊村民組，三十七歲的村民宋家全正在自家院子裏篩芝麻。雖然那一年宋莊和風陽縣小崗村一樣，都碰上了春旱秋澇，收成低於往年，可一臉鬍子茬的宋家全看起來心情不錯。宋家四口人，經營着四畝五分地，上半年他們全種了小麥，午收以後又種了兩畝花生兩畝玉米，還見縫插針地點了一些棉花籽和芝麻。小麥畝產六百五十市斤左右，攏共收了兩千六百斤，按每百斤五十三元的收購價，合一千三百七十八元；兩畝花生一千斤，合一千元左右；兩畝玉米一千一百斤，合五百元左右。他家全年的種地純收人大約是兩千三百二十元。六月初，宋家全收到的納稅通知書上寫得明明白白：根據他家的耕地面積、計稅常產、稅率和今年的糧食收購價格，應交農業正稅一百七十八元八角七分，農業稅附加三十五元七角七分，兩項相加，共計二百一十四元六角四分；村里公益事業的『一事一議』按規定最多不過十五元，就是說，把這次稅費改革的「一正一附，一事一議」全算上了，不到二百二十元。統籌款取消了；農業特產稅也按「不重複徵收，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徵收了，除此而外，宋家全按政策有權拒絕再交納任何稅費，於是他很痛快地按時交糧完稅，變得一身輕鬆。 他對記者說，要擱在前幾年，鎮裏村里定的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他家四個人就要交到六百元，大多數的名目聽都沒聽說過，他一個農民怎能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讓人沒法承受。 包集鎮鎮長朱興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說，宋家全家的負擔從六百元降到現在的二百一二十元，不僅是數量減少，更是質的變化。「以前是用行政手段收費，是無序的，現在是依法收稅，農民容易監督，亂收費沒了名目和依據，只要認真執行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二OO一年臘月的一場冷雨過後，我們也走進了這個包集鎮，見到了鎮長朱興年。他是本縣梅橋鄉人，當過六年民辦教師，一九八四年二十五歲時開始擔任副鄉長，以後分別在四個鄉鎮當過領導，一千便是十七年。我們見到他時，他正舒心地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喝着茶，一邊看着上邊發下來的文件。提到減負，問到稅改，他就高興地打開了話匣子。他說馬上要到年跟前了，過去逢到這種時候，誰敢這麼清閒地呆在辦公室，心平氣和地喝口茶呢，越是靠近年關越是忙，上門催錢逼糧呀!累斷腿不講，還最容易發生涉農事件，有時，甚至指望僱請的「收糧隊」也不行，必要時還得靠派出所扮黑臉。現在好了，給鄉鎮幹部鬆了綁，農民再也不用擔心吆三喝四的「收糧隊」上門扒糧搬櫃牽牲口了。農民的田好做了，幹部也好騰出手替農民實實在在辦些事了。 我們去的那天，包集鎮的黨委書記何雲剛從常墳鎮調過來，這是他在包集鎮上第一天班。何雲和朱興年二人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談起了溫家寶副總理到懷遠搞調研的一段佳話。 二000年四月十二日，安徽遵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溫家寶就風塵僕僕地來了，要到「安徽上訪第一大縣」的懷遠縣去看個究竟。儘管溫家寶來得突然，地方黨委和政府還是作了周密安排。那天下午，車從京浦鐵路的重鎮蚌埠出發，經渦河旁邊的五岔路口馳人去懷遠縣包集鎮的公路。眼看就要到包集的地面了，溫家寶乘坐的車卻故意落在後頭，接着一個冷不防，車頭猛地轉了向，並且下了公路，直奔沒做一點兒安排的淝河鄉常湖村。他要「突擊檢查」一下那兒的農村稅費改革的進行的情況。 在淝河鄉常湖村，溫家寶在作了詳細的調查之後，感到確實不錯，這才又回到公路上。誰知，車子開出不遠，溫家寶發現路的一側有條簡易的機耕小路，他就又要司機拐下去，然後一直朝前開去，開到了《南方周末》記者採訪過的那個林莊村宋莊村民組。 也許是因為在基層的地質部門幹了十七年，一年到頭翻山越嶺，練就了一雙好腳板；也許是深居高位後仍然經常深入到第一線，溫家寶的精力顯得十分旺盛，走起路來腳底生風。他在林莊的村頭下車後，疾步進莊，就像那裏的常客一樣，同村民們熱情地打着招呼，隨便地停下來和老鄉們拉着呱，再不就是出東家進西家，他要來個眼見為實。 談起那天陪同溫家寶的情景，何雲不由肅然起敬。他說，四月十三日，縣裏本來是安排溫家寶去常墳鎮。車過王莊時，溫家寶忽然又喊了聲「停車」，車剛停穩他就跳了下去，走得飛 快。 當時何雲還是常墳鎮的書記，為了跟上他，居然要一路小跑，竟累出了一身的汗。 應該說，常墳在懷遠縣是比較富裕的一個鄉鎮，溫家寶進了王莊村，卻是誰家房子差進誰家，誰穿得不好就專找誰調查。鎮裏事先組織好的座談會，泡了湯，在王莊的村委會裏，溫家寶卻開成了一個由他親自主持的農民談心會。他讓大夥放開談，往實里講，揀真的說。 調研的結果，令他十分滿意。他確信，農村的稅費改革確實使這個產糧大縣、「上訪大縣」的農民負擔正在被減輕。 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年，安徽省審計廳對全省十七個直轄市六十二個縣(市、區)的八十五個鄉(鎮)二OOO年稅改情況，進行了一次認真審計。結果表明，這些鄉鎮人均負擔已由一百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下降到八十三元一角四分，比稅改前減少了四十元八角四分，農民負擔明顯減輕。 省委書記王太華在接受採訪時說：「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進展，總體上看是比較順利的。 「改革首先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經測算，改革後，全省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及附加總計為三十六億六千一百萬元，比改革前減少十一億六千四百萬元。加上取消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農民總的稅費負擔減少了十六億九千萬元，減幅達百分之三十一。同時，省政府取消了各種面向農民的收費、集資、政府性基金和達標項目五十種，『三亂』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公元---000年八月五日，一個周六的晚上，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新聞。這顯然已經不是這條「新聞」的第一時間，而且它與「中央確定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時間，也已經相隔了五個月又三天。這當然不是中央電視台的「失誤」，只能表明，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這次改革的慎重與注重實效。因為這時午收已過，安徽省的農村稅費改革工作開局喜人，已經初見成效了! 2兩份「內參」 農民負擔的減輕，意味着縣鄉財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彌補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一時成為他們火燎眉毛急於要解決的課題。 以最早進行稅改試點的太和縣為例，在開展這一輪農村稅費改革的二OOO年當年的收入缺口，就達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萬元，少了將近一個億! 錢不夠花，要麼開源，要麼節流。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確保農民負擔切實降低不反彈」，從農民身上再打主意這一重要源頭已被堵死。飯不夠吃，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只有減少吃飯的人。早在五年前開始搞稅改試點時，太和縣已經精簡過一茬人，現在的缺口卻是比任何時候都大，只有清退所有不在編的聘用人員，於是精簡鄉鎮中所有的超編人員，這些平日下不了決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別無選擇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可是，連清退不在編的聘用人員和精簡超編人員依然無濟於事時，對於在編的人員也要看鍋吃飯了，有的，不得不通過勸其病退，或提前退休，來壓縮編制。當然，誰退，誰不退，這中間還存在個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種複雜的因素要考慮，但是，將吃皇糧的人數儘可能地壓縮下來，已屬刻不容緩! 減少吃飯的人以後，還要接着過緊日子。太和縣委縣政府，隨後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車子、關機子」的口號，並相應出台了《小車配備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縣裏的六大班子如此，鄉鎮幹部的小汽車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車，而且中午一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級更是取消了招待費用……所有的資金都必須首先用於工資的發放，在不能保證工資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其他開支一律停止! 那些過慣了無拘無束快活日子的鄉鎮幹部們，對現在這種缺鹽少油的緊日子存有腹誹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儘管這次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和省里的決心都很大，絕大多數地方確實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總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 其中性質最惡劣、政治影響很壞的，當數碭山縣程莊鎮事件。 碭山縣，縣內其實並無山，倒是鄰縣附近有』一芒碭山，秦末時曾為劉邦落難隱藏之處，碭山縣名也許由此而來。它位於安徽最北部的黃河故道，歷來以盛產酥梨而名馳天下，但這麼多年了，種梨的程莊鎮農民卻並沒由此富得流油，只因為那裏的農民負擔一直很重。僅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程莊農民人均負擔的各種稅費，就分別佔到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九九、百分之十一點四一和百分之十三點二四，這與中央劃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相去甚遠! ； 年年收穫甜梨的程莊人，一年忙到頭，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澀與心寒。 ； 二OOO年，按照縣裏制定的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看，程莊鎮農民人均負擔仍有一百六十一元七角，在實際的執行中，鎮裏又無視中央和省里關於嚴禁額外加重農民負擔的規定，根本不打算在開源節流上動腦筋，做點兒與這場改革相適應的事情，而是一切照舊，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一百五十五萬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一角二分錢。在徵收的過程中，不僅違反規定，按畝平攤，而且既不張榜公佈，也不下發納稅通知單，更不開具稅票，依然亂來胡搞。 好在安徽這次試點的透明度極高，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與廣大農民直接見面的，且不說省委、省政府印發的《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發到了千家萬戶，就是《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也張貼得滿道皆是，程莊鎮黨委和政府的這種做法顯然與上邊的精神不一致，許多農民便紛紛站出來抵制。 鎮黨委書記龐家良也並非凡角，他見群眾拒不執行鎮裏的決定，便認定村民們是犯上作亂，就決定給大家一點顏色看看。於是，一個由他提議，由鎮黨委鎮政府聯席會議通過的「思想政治學校」便正式開辦，他們將不能及時如數繳納稅費的農民，集中起來進行「教育」。鎮黨委書記龐家良親任名譽校長，鎮長傅正勇任校長，其他有關的黨政負責人一個個都分別擔任了副校長。 要求完成稅費上繳任務的時間確定在六月底，這對梨農來說，正是個「青黃不接」的日子，因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陸續上市，不把梨子賣出去，梨農們怎麼可能有錢呢 ？去借高利貸吧，很多人還不起。這樣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納數目的，名單便由村幹部提供上來，學校就出車上門去強行帶人。人到學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乘車費」，然後，每人每天還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費和住宿費。 打從進了鎮裏開辦的這所「思想政治學校」，梨農們就別指望還有人身自由。當時，正值盛夏，呆在屋裏不動彈還要汗流浹背，學校卻把大家趕鴨子似的轟到操場上，去曬太陽，還逼着一個個繞着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罵，甚至受到體罰。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來，責令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扇巴掌，巴掌必須真扇，且要扇出聲，不聽響不算，一次規定三十下。一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一片。 這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了呀，如此慘無人道強收稅款的野蠻行徑，自然激起了程莊鎮農民的強烈抗爭。一人呼，百人應，二支不討個說法死不回頭的上訪隊伍，分乘幾輛拖拉機，向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奔去。 這事當即驚動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長張平急忙驅車，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里的長豐縣曹庵迎到了上訪人員。他耐心地聽着大家的申訴。他本人就是與碭山縣接壤的蕭縣人，對蕭碭地區的農民太了解了，他深知勤勞純樸的黃河故道兒女，不被逼得走投無路，是絕不會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的。 張平誠懇地說道：「請大夥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莊去調查。」他大聲向人們作出許諾，「請相信我，這事一定會處理好的。」 第二天，省農委主任助理許偉一行五人，從省城合肥趕到了幾百里外的碭山縣城。他們首先找到縣委書記馬駿了解情況，沒想到，馬駿竟說得十分隨便：「那個地方的老百姓，一貫不好好生產，就會告狀!」 許偉一聽，知道這位縣委書記是太年輕了，到了這種時候，尚不清楚程莊事件的嚴重性。便說：「我們下去看看。」 馬駿見省里一行人執意要到下邊調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險性：「你們這種時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許偉當然不信。憑他的經驗，只要讓群眾講話，並且尊重群眾的意見，絕大多數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相反的，如果一味迴避矛盾，甚至把群眾視為自己的對立面，事情就沒有不辦砸的。 許偉等人沒在縣城逗留，馬不停蹄地趕往鎮裏。 程莊鎮農民見省里果真來了人，確信省里的領導就是不一樣，言而有信，大夥趕集觀燈似地，紛紛迎出村頭，然後，齊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淚水。 許偉慌忙要大夥站起，忍不住地哽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來聽大家的意見的!」 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從省農經委的匯報中，了解了碭山縣農民集體上訪的真相，氣憤地說：「這樣對待農民群眾，還是共產黨嗎？我們要這樣的黨員幹什麼!」 他當即趕往碭山，要親自去處理這一起「程莊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安徽省監察廳，就這一事件查處的情況，向全黨發出了通報。通報指出，碭山縣程莊鎮嚴重違背了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無視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特別是舉辦「思想政治學校」，變相關禁體罰群眾，極大地侵害了群眾的利益，侵犯了群眾的人身自由，傷害了群眾的感情，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幹群關係，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對這種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無視黨的原則，背離黨的宗旨，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嚴肅處理。 研究決定：開除鎮黨委書記龐家良黨籍；撤銷鎮長傅正勇行政職務並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鎮黨委副書記王法洲黨內職務；給予副鎮長孟凡昌、王岩行政記過；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馬駿、縣長沈強，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 「程莊事件」，以及後來受到的嚴肅查處，這在安徽省當時的廣大農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給那些因為財政缺口極想鋌而走險的鄉村幹部敲了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 其實，像碭山縣這樣的反面教材，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第一年，也並非獨此一例。王太華書記在接受採訪時，並沒有迴避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特別指出，由於監督體系還不夠完善，個別地方仍出現鄉村幹部上門扒糧抬物而引發事端的現象。具體指的就是皖東地區來安縣的廣大鄉。 來安縣，也是安徽較早開展稅改試點工作的縣份之一，各種政策法規的宣傳不可謂不到位，然而，這一年廣大鄉的負責人，在部署夏季農村稅費徵收：工作時，用的仍然是老辦法。他們在全鄉兩級幹部的會議上公開動員：「對少數有錢不給、有糧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必要時，還得採取扒的政策!」 鄉領導在大會上敢說這種話，村幹部的膽子就能大上天。 這個鄉的農民劉春國，原是本分的莊戶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時足額交納稅費的，雖不堪重負，卻從不多說一句話。偏偏全省啟動稅改工作這一年受了災，劉春國一時拿不出現金來，村幹部卻認為他是在同稅改工作對着幹，屬於有錢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一類，於是領着一幫如狼似虎的徵收人員，大呼小叫地強行扒糧，劉春國氣不過，當場喝下農藥，自殺身亡。 稅費改革畢竟牽動着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這種利益不光是長時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種權力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因此改革任務的艱巨，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一些地方就會生發出各種各樣的花招，變着法子增加農民負擔。 鑑於這種情況，省委書記王太華，在大會小會上強調，要求全省各地進一步健全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法制監督、輿論監督等多方面的監督作用，暢通農民反映問題的渠道，儘快形成一個全方位的農民負擔的監督體系，以確保農民負擔得到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談得上能夠長期保持穩定。 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發生的故事，就為王太華的此番講話作了最好的詮釋。 一天，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新安晚報》社的編輯部，突然收到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黨中央、國務院在我們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目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我們打心眼兒里表示感謝和擁護。但我們這裏在具體執行稅費改革政策時卻不從實際出發，將『計稅常產』核定為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發下來的納稅通知書，規定要公示的『計稅常產』、『稅率』、『農業稅附加率』等許多項目全都空着不填，只填上我們應交多少錢。如果按畝產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計稅，我們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一截，日子將更加艱難了……」 接到這封農民來信，報社領導非常重視，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調查核實。 史守琴算不上資深記者，卻是年輕記者中出類拔萃的，雖為女輩，巾幗不讓鬚眉，頗有幾分古道熱腸，敢說真話，敢碰硬，人稱「史大俠」。 這次，報社領導派她前往肥東，自然事出有因。從前肥東縣路口鄉的一個村，也反映過農民負擔問題，就是派她去調查核實的，為此，還鬧出個「半碗渾水」的佳話。那天，她因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一件剛從日本帶回來的大花連衣裙，竟也沒顧上換，就風風火火地上了路。當趕到那個村子，向田頭的農民說明自己的來意時，發現農民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全好奇地看着她，她這才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套服裝幫了倒忙。她於是取出村民給報社的信，作進一步說明，誰知，一位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農民突然站起來，拾起身邊一隻藍邊大海碗，走到田溝處，彎腰舀起了半碗渾水，然後送到她面前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史守琴一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一眼，胃裏便覺有東西在翻；不喝吧，馬上就得走人。她聽不得對方說出那樣的話，於是，心一橫，毫不猶豫地接過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當快要喝完時，碗被奪了過去，她看到，青年農民臉上呈現出慚愧之色，在場的農民表情也都變了。 那次採訪結束後，一村的農民全出來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一程又一程。 後來她用一篇報道給村民解決了問題，為表示感謝，一位七十多歲的農村教師冒着那年少見的大雪，給晚報送來一幅丈二對聯，上書：「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後她堅定了一個信念：「站在黨旗下，盡心盡力為老百姓說話!」 這次，當她看完這次村民寫來的信，心情很沉重，當即就出發了；實地調查核實後，她變得越發不安。從了解到的情況看，那裏的農民，對中央稅費改革的大政方案並無異議，對省政府確定的農業稅率和農業稅附加率也都沒啥意見，只是對龍塘鄉「核定」的「計稅常產」，每畝竟高達一千零四十三公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變着法子加重農民負擔。因為畝產數字「核定」得越高，農民按規定稅率需要交納的稅金就越多，已經多到了他們無法承受的程度。 村民丁有發，拿出過去交的收費卡和今年的納稅通知書給她看，丁有發家兩口人種了不到兩畝地，以往上繳的是一百六十一元四角八分錢，今年稅費改革了，卻要上繳兩百二十一元五角九分錢，稅費改革本來是要減輕農民負擔，現在卻越改負擔越重了! 村民楊尚祿給史守琴詳細算了他家一年種田的收支明細賬。他說，他家四口人，種着三畝三分田，買稻種花去六十七元五，農藥用了二十元，化肥是一百九，從電灌站打水的支出一百四，前後兩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給了五百，稻穀脫粒八十，這樣把投入加起來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將近一千元。再說這兒一畝稻子常產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一季收了一千八百一十五公斤，按今年糧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購價，可得一千六百六十九元八；一季油菜，收了兩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兩項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農業稅、水費和淠史杭工程外資還貸，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一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這兒，楊尚祿苦澀地一笑，說：「這還沒算完。前幾天，村會計又來要錢，說是清溝費還有一百二十二元；建電灌站，建在哪兒還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澇費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費的二十二元九角五，鄉村道路費的五十元四，總共加起來，就又是三百零一元一角八!但這錢我沒給。我卻特地要村會計寫了一張交費條子，我是存心要告這個 。 史守琴確實看到了那張條子。她也替楊尚祿算了一筆賬：這一年，楊尚祿一家四口人，從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勞力且不算，扣除各種稅費之後，就只拿到了四百一十四元八角七分錢!一家人，一天竟攤不到一元二角錢；即便就是算上一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錢! 在一盒普通火柴都由兩分錢漲到了一角錢的今天，三角錢又能幹什麼用呢？ 楊尚祿一臉無奈地對史守琴說：「負擔這麼重，叫我們農民怎麼過？我們村裏的農民都商量好了，『計稅常產』不降下來，鄉、村幹部還繼續背着上邊亂要錢，我們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謀生。」 史守琴聽了，心中一震。 她也納悶：一畝田的「常產」能達到一千公斤嗎？她找到龍塘鄉黨委書記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認不可能達到，「那麼，在核定『計稅常產』時，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干呢 ？」她直截了當地問。 沒想到，王文中也是滿肚子苦水：「誰也不想定這麼高，但如果不這樣，鄉、村兩級政府就運轉不靈。」 他也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按實際常產，照稅費改革的規定計稅，今年鄉級財政收入較往年就要減少十多萬元；全鄉十個村委會的收入，也就比過去減少四十七萬八千多元，這樣兩級幹部的工資，辦公費用，興修水利，修路，綠化，報刊雜誌的征訂費，以及支付五保戶的生活費，等等等等，就統統有了困難。 他說農民有農民的難處，鄉村兩級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認為出台的稅費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訂和補充，方案制定得太死，基本上沒有兼顧減負與平衡的關係，下面在操作上就一點靈活性都沒有。 鄉長李澤芬也想不通：「我個人認為，上邊在制定政策時，應該是對減負面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每戶農民都達到減負目的，這在理論上講講可以，實際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採訪歸來，遲遲沒有動筆。她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性很強，而且又是在試點階段，肯定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鄉、村兩級幹部遇到的這些困難，確實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當然，稅改後的農民負擔非但沒減，反而加重，這肯定也不是稅費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楊尚祿一臉無奈說出的那番話，更是需要引起上級領導深思的。 因此，她認為，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反映出的農民負擔，不僅僅是個需要「曝光」的問題，如果寫成一篇內參文稿或許會更加合適。 於是，二OOO年十二月十一日，史守琴以《「計稅常產」緣何放「衛星」》為題，將三清村全體村民寫給報社的信，連同她的「調查附記」，編成了一期《新安內參》，直報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長和省政協正副主席，同時，抄送合肥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省市稅改辦公室。 「吏大俠」的此番用心，不僅使三清村的農民「計稅常產」，由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實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內參出來後，常務副省長張平還牽頭召開了一個專門的會議，會上根據安徽省的實際情況，對全省農業稅的徵收工作確定出一個雷打不動的「上線」：「計稅常產」每畝不得超過八百公斤。有了這一條「高壓線」，安徽全省類似龍塘鄉變着花樣兒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隨之被徹底根除。 晚報的一次「輿論監督」，不僅引起省委、省政府對鄉鎮和村級組織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高度的重視，進一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試點工作，而且僅在「計稅常產」的問題上，就使得全省四千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證。這消息，傳到龍塘鄉三清村時，全村人都感到歡欣鼓舞。後來，楊尚祿受大伙兒的委託，準備買上幾大盤「千頭鞭」或是「萬聲雷」，拿到晚報社門口痛痛快快地放上一回，以表他們的喜悅感激之情，但一來「大俠」不允，說即便是感謝，也要感謝黨的好政策，二來又聽說，合 肥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亂來，這事才作罷。 3 南極人的喜淚 在稅改試點工作日益深人人心，各地也不斷地冒出些反彈故事的時候，在江南富甲一方的寧國市，卻傳出了一條轟動一時的新聞：南極鄉三十八戶擺弄山核桃的農戶把鄉政府告上了法庭。 接着，就有更詳細的消息傳來，說要告鄉政府的不光是三十八戶，準確地說應該是三百一十八戶；說農民不光把鄉政府給告了，同時被告的，還有寧國市財政局和林業局；還說農民們又怕寧國本地的法院審理不公，就直接把官司打到了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地區法院考慮這是南極鄉農民在全省實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期間，起訴鄉政府強行徵收稅費的行為違法，這在地區，乃至在全省，都是第一例，且原告人數眾多，影響較大，按照規定就予以受理，只是他們念及這麼多農民要從寧國的南極鄉，跑到宣州城裏來打官司，花銷太大，訴訟的又是一件事，完全不需要這麼多人一齊出庭，推出部分代表就可以了，這依然是從減輕農民的負擔考慮，於是就成了現在的三十八屍。 人民法院，依法保障農村稅費改革，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新聞! 案情特殊，但案件本身並不複雜。原來，早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旬，寧國市政府為搞好農業特產稅的徵收試點工作，曾組織過一個工作組開進盛產山核桃的南極鄉，對全鄉山核桃的稅源進行過一次全面的普查。不過，普查歸普查，農業特產稅徵收計劃的數字，還是層層下達下來，寧國市不得不依然像往年一樣下派了稅收任務，這任務顯然與普查的結論出入太大。就是說，如果按上次普查到的情況徵收，南極鄉便根本完不成交下來的任務，鄉政府也不得不依照過去的老辦法，以稅定產，把分解後的指標作為任務下達給各村，再由各村如法炮製，最後分攤到戶。 每年，南極鄉政府都是這麼幹的，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妥；擺弄山核桃的農民，以往也都是這麼繳的，雖然不滿，胳膊總歸扭不過大腿，只好就這麼認着。現在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已經同農民零距離接觸，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 不按照實際產量收稅，首先就背離了稅費改革的政策，更何況，接到徵稅通知單一看，竟發現在徵收山核桃農業特產稅的單子上，還被注有「含育林基金」，這就把稅費混收，「搭車收費」了；而且有的甚至把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重複徵收，明擺着是在胡作非為了。 農民們氣不過，忿忿不平地罵道：「黨的好政策，盡叫這些歪嘴和尚念糟了!」 鄉政府發下來的《農業特產品計稅產量核定通知單》上印得明明白白，農戶對核定的數額如有異議，可在三十日內向徵收機關書面申請複查，徵收機關將按規定程序予以複查，並以複查結果作為依據，據實徵收。現在，南極鄉的農民還真的就要「按規定程序」向鄉政府叫板了。 第一個拍案而起的，是南極村下洪村民組三十六歲的青年農民吳深田。先是由他執筆寫了複查申請，然後二十多位村民就跟着先後在申請上簽了名。但是，當他們把這份書面報告交給鄉幹部程桂萍和唐承權時，二人卻拒收。這下惹惱了下洪村民組的所有農戶，他們就把下達給各家各戶的核產通知單，統統退還給了鄉政府。 接着聯合村的所有農戶，也全把核產通知單退了回去。 很快，事態進一步擴大。關嶺村栗塢村民組二十六位村民，也向鄉政府遞交了《要求實事求是徵收農業特產稅的申請報告》；沒過多久，關嶺又有七十位村民再次寫出報告。 這時南極鄉的農民已是群情激昂，強烈要求核查山核桃產量的書面報告，接踵而至，紛紛要求鄉政府重新核定山核桃的產量，以減輕因強行下達指標給村民造成的過重的負擔。 然而，所有的申請報告都如泥牛人海，鄉政府既不打算重新核定全鄉山核桃的實際產量，更不願做出任何解釋，這使得已經激化的干群矛盾，迅速惡化。不過，南極鄉政府並不懼怕幹群關係的這種惡化。在許多農戶的山核桃剛開始採收，尚未售出的時候，鄉里便開始行動。儘管中央一再強調，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可他們依然組織起有司法機關參加的徵收工作組強行徵收。還劃定出一個時間界線，超出期限一天，交納山核桃的計稅價格，就要從每斤八元增加到十三元；徵收期間，還對不能及時足額交納現款，或對計征產量與價格表示不滿的，就破門入戶扒糧抵稅，或扣押東西抵稅；稍不順眼還會當場抓人。 對南極鄉政府這種濫用行政權力利違法亂紀的做法，許多村民想到去市里或地區上訪，請求上級領導機關出面干涉；也想到去地區或省里的報社，甚至想到與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取得聯繫，求助新聞記者下來曝光。但是，也有不少人靜下心來作了認真分析，覺得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是中央親自部署的，既然有黨中央為農民撐腰，國家又制定了那麼多的有關規定，民告官已是有法可依，難道說南極鄉的大老爺們連個「秋菊」也不如 ？學一回秋菊打官司又何妨!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咱也試一試這話是否就當真! 第一個當眾站出來的，是被強行用山核桃抵稅、妻子也被抓進過鄉政府的南極村下洪村民組四十六歲的紅臉漢子吳雲凌。吳雲凌牽了頭，接下去便滾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來三百一十八戶農民，要同南極鄉政府對簿公堂。 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無論怎麼看，這都是中國農民了不起的進步。當然，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宣城地區法院很快依法受理了此案，院長劉順道十分重視，不但多次聽取匯報，還指派副院長吳玉才和行政庭副庭長陳衛東，及時深入到寧國市南極鄉去協調這件事，後在協調無果的情況下，便依照法律規定，要求原告補正起訴狀內容和補充提交起訴證據，同時，要作為被告的南極鄉政府提交答辯狀。 南極鄉政府在答辯狀中，避而不談司法機關參與了徵收工作組的事實，辯稱鄉財政所徵收農業特產稅的具體行政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出具給村民的完稅收據是財政廳統一印製的，且加蓋有「南極鄉人民政府專用章」，所收稅款還是進了財政金庫的，這不能說是亂收費行為；更避而不談中央的稅費改革政策，辯稱寧國市政府過去下文要求財政和林業部門，互相代征農業特產稅和育林基金，並採取一張票徵收的辦法，因此鄉財政所在徵收農業特產稅時代征育林基金的行為，既沒超越職權，也不屬於「搭車收費」。只是承認，在徵收過程中，「難免存在不足甚至失誤之處，應當接受群眾監督，並及時改進」，但依然辯稱：「對少數抗稅者採取強制措施行為是合法的。」 在以生產「文房四寶」中的宣紙而聞名於世的宣城，我們在地區法院採訪了本案的主辦人陳衛東。陳衛東庭長說，處理這樣的行政訴訟案，就要求法官不但要掌握全國人大通過的那些有關的法律，對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也要熟悉，特別是，從這個案子看，中央部署安徽作為稅改試點省，這就更需要把稅費改革的政策，爛熟於心。總之，他認為，依法為農村稅費改革保駕護航，是人民法官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我們趕到宣城時，宣判大會剛開過，陳衛東介紹說，通過調取證據，又案經庭審質證，合議庭最後認為，被告南極鄉人民政府提舉的有關統計南極鄉山核桃產量的證明材料，只屬一般年度統計數字或屬預測估產證明，不能作為核定農戶山核桃實收產量的依據，原告質疑理由成立，予以採信；被告對原告所述基本事實沒有提出反證，僅是對有關性質問題提出辯駁，質疑理由亦不能成立。 在公開宣判的那天，正趕上初夏的一場豪雨。南極鄉的五六百號農民，包乘了九輛大客車，頂風冒雨，趕到宣城。陳衛東審判長一看來了這麼多人，不可能全讓大家進入法庭，怕會鬧出個什麼意外，就慌忙迎上去，說你們懂得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很好，說明大家有很強的法律意識，因此希望今天能夠出庭的，和不能出庭的，也都能儘量表現出當今農民良好的素質，模範地遵守法庭的紀律。經陳衛東這麼一動員，他發現，站在雨地的農民群眾，頓時秩序井然。只有一個農民，突然衝動地擠出來，準備要向他提出什麼，卻頓時遭到大家的反對。這場面，又讓陳衛東有說不出來的感動。 在宣讀長達二十四頁紙的《判決書》時，陳衛東曾窺視了一下站在旁聽席上的農民代表，他發現大家就那樣一動不動地站着，沒有一個人交頭接耳，甚至聽不到一點響動，哪怕只是輕輕地咳嗽。 轟動一時的寧國市南極鄉民告官的官司，以民勝官敗而告終。宣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南極鄉人民政府重新作出核定徵稅的具體行政行為；宣判強制徵收行為違法，未按規定徵收育林基金的行為同樣違法；本案受理費全部由南極鄉人民政府負擔。 宣判結束時，南極鄉副鄉長周小平已是眼淚汪汪了，他顯然感到委屈，也感到困惑；因為今後南極鄉政府依然無法依照規定去「據實徵收」農業特產稅，而且有些任務壓根兒就是上邊攤派下來的。許多農民代表更是淚流滿面了，他們委屈過，憤怒過，現在當他們擁出法庭，和站在大雨中的黑壓壓一片的農民匯合到一起時，就已經分不清流淌在他們臉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因為他們運用法律的武器，對鄉政府隨意徵稅收費的行為予以了成功的抵制! 4天下第一難題 細想下來，自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大包幹之後，中國農村的改革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只是因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單兵挺進，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就一直沒有被觸及。這次稅費改革卻不同，它讓農村中長期潛伏着的各種問題先後浮出了水面，這也就為整體挺進、統盤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契機。 至少，在鄉鎮體制上存在的種種弊端就被空前地突顯出來。 首先是，這種體制下的鄉鎮組織，幹了許多不該幹的事。它們常常超出實際能力地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又過多地參與了農民們的市場活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別無選擇地被擺上了桌面。 其次是，養了許多不該養的人。鄉鎮如此，村級同樣如此，因此精簡人員已是不容迴避。 再就是，花了許多不該花的錢。先看村級，別的不說，單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門強要訂的報刊費用，就足以耗盡一個村委會的全部財力，不向農民口袋裏掏錢，就啥事幹不成，而那些報刊又大多與農事無關，最後全當廢紙處理。再看鄉鎮，在安徽省壽縣負債高達一千一百多萬元的一個鄉，這次稅改嚴格了一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這筆費用就省下十三萬；嚴格·了一下電話管理制度，也節支近三萬；健全了一下用車制度，省了十四萬；規範了一下用電制度，又省下十一萬；假如三年內不再安排基礎性的建設支出，預計每年僅通過節支就可以減少赤字一百萬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一改嚇一跳! 而其中，尤為突出，尤為緊迫的，還是機構的臃腫，人滿為患。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難題。 用安徽省常務副省長張平在全省鄉鎮機構改革現場會上的話說，就是：「吃皇糧，橫向看，超過了任何國家；縱向看，超過了歷朝歷代。你說我們能養得起這麼多人嗎 ？養不起，最後只有轉向老百姓去斂財，搜刮民脂民膏，橫徵暴斂。當然我不是指現在都是如此，但不堅決管住，發展下去，就難避免這個趨勢!」 』 也應該看到，農民不合理的負擔並不就是那麼簡單。如果說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現行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們今天的改革不作綜合改革與整體推進的設計，勢必會顧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不是設在國務院的綜合管理部門，而是放在財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財政、財經和農業三個部辦領導牽頭制訂，他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慮到本部門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教育集資，財政並沒有相應地投入，這樣做雖然部分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卻使得農村的義務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比如，這一方案很少考慮過去各地改革試點已經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經驗，依然毫無道理地保留了無法讓人據實徵收的農業特產稅，無法做到據實徵收，就依然會造成鄉村幹部的隨意亂收；同時將原來「村提留」中的公積金，從「農業稅附加」里剔除了，好像是把它從農民的負擔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還是農民的負擔，而且這種「一事一議」，就極有可能為以後的亂收費留下隱患。特別是稅費改革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同時也給鄉鎮正常運轉和村級組織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從全省看，稅費改革後鄉鎮的收入普遍減少三成多，村級收入減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僅使正常的工作難以開展，也嚴重製約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畫餅充飢，改革的目標就會落空；而解決這些問題最現實，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簡機構，分流人員，壓縮開支，減負輕擔。 安徽省五河縣，正是在解決這個「天下第一難題」中大膽突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敢於率先走出這步險棋的，是當時的五河縣委書記朱勇。這是一位從祖國西部導彈發射基地歸來的轉業軍人。正因為在內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爬摸滾打過，·就沒有什麼困難可以讓他低頭。 朱勇以為，要帶領大家搞好這樣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領導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說：「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頭上。」 五河縣也是沿淮一帶過去較早進行稅改的試點縣之一，那時試點，他們一次就清理清退了鄉鎮不在編和臨時聘用人員兩千三百五十四人。動作不能算小，由於工作做得細，就沒發生上訪或是鬧事的。當二OOO年四月，安徽將稅改試點在全省鋪開時，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稅費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稅費徵收辦法的一次改變，不是大刀闊斧在全縣減員，減事，減費，減機構，且不說鄉、村兩級的正常工作將難以維持，中央部署的這次農試點，五河縣也就只能是轟轟烈烈一陣子，過後又恢復老樣子。可是，精簡機構，分流人員，需要面對的問題會很多，困難也大，必須動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更要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今天按下了葫蘆，明天就起了瓢，這方面的教訓已經不少。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僅鄉鎮的機構上已經精簡過好幾回了，結果都是風聲來時雷鳴電閃，事情過後皮蛋輕鬆，總是陷入一個「精簡一膨脹一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甚至，越精簡，越膨脹，始終走不出這個怪圈。現在中央和省里都下了這麼大決心，革了「費」的命，剩下的問題就看下面各級黨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燒身，給自己真正來個「釜底抽薪」。 在五河縣六大班子的動員會上，朱勇操着濃重的外鄉口音說道：「這一次咱要來，就來點真傢伙，胡弄是不管(行)的，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當然，辦法不是坐在辦公室可以想出來的，以往的經驗也不一定都是可靠的，惟一的方法就是深人實際，深人群眾，像毛澤東說的那樣，你要親口嘗嘗「梨子的滋味」。 採取大動作，須有大氣魄，並伴之以周密的計劃與安排。為此，縣委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進百村、住百天、訪百戶」的活動，調動起縣鄉兩級上千名幹部，下村駐點，拿出了當年鬧土改的勁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老老實實做好調查研究，切切實實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現的那些矛盾和問題，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體的操作方法。 為確保此項工作萬無一失，縣委書記朱勇，縣長張桂義，以及六大班子負責人，率先垂範，親赴第一線。全縣二十個鄉鎮，二十個縣級幹部「分兵把守」，「駐點包片」，什麼時候把負責的鄉鎮機構改革的任務圓滿完成了，什麼時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縣城。 先行試點的最大經驗就是：一個決心不走樣，六大班子一齊上。領導班子的精神狀態，決定着這場改革的成敗。因此，朱勇特別強調：在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的問題上，縣級、科局級的領導幹部，尤其不准優親厚友，不准打招呼說情，不准搞人情照顧，必須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誰違規就查處誰」，而且決不搞「下不為例」! 從二OOO年九月一日開始試點，九月三十日全面推開，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結束，歷時五十天，五河縣成功地開展了一次後來影響到全省的「三並三改」工作。「三並」，即並村、並校、並事業單位；「三改」，即改革鄉鎮機構、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談並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學、相對集中、務求實效」的原則，五河縣農村中小學，由原來的四百三十五所，合併成為二百四十所，撤銷了一百九十五所，減少面達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數；分流在編教師一百七十五人，從而使得全縣農村中的整體學校佈局、師生比例以及師資力量相對變得更加科學合理。 和並校同步進行的，是並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着眼於規模適度和便於管理，大村並小村，強村並弱村，穩村並亂村，把全縣四百三十八個村，撤併為二百二十五個村，減少了二百一十三個村的編制，精簡面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這樣一來，村幹部就由早先的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銳減到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減少了兩千零六十七人，人數精簡過半，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組也由三千一百二十二個，調整為一千七百五十六個，減少了一千三百七十六個，精簡了百分之四十四。 並村並校工作的整體推進，為鄉鎮機構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更提供了保障，接着，全縣鄉鎮黨政機關內設機構，就由二百二十個，壓縮到四十五個，砍掉了一百七十五個，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事業單位也由二百五十六個，壓縮到一百二十四個，砍掉一百三十二個，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實有人數由一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簡為七百六十八人，精簡掉五百二十四人，達到百分之四十一；其中財政全額供給人員，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簡為五百二十人，精簡掉四百六十二人，也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稱道的還是，在這次鄉鎮機構的改革中，縣委特別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曆次機構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種精簡，多是單純的機構合併或撤銷，很少考慮職能的轉變，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觸及自身內部的利益層，當然，那時更不可能會想到要去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次「三並三改」之後，一些職能相近、業務交叉、工作任務較為單一的單位，如農業技術推廣站、畜牧水產站、水利建設管理站、林業站、農業機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併，變成了農業技術服務站；土地管理所、村鎮建設規劃站也合併成為土地村鎮建設站；法律服務所和勞動服務站均改制為社會中介機構。除還保留原計劃生育服務站及文化廣播電視站兩站而外，通過合併、撤銷、劃轉，就將鄉鎮原有的十三四個事業站所，壓縮成了五個。當然，在精簡壓縮機構和人員的同時，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為促成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各鄉鎮都增設了經濟開發服務中心，城關鎮還特地增設了社區服務中心。在黨政機構的設置上，鄉鎮還都將原先門類齊全、分工過細的十餘個內設機構，作了較大的壓縮：除城關鎮和三個中心建制鎮，設立了黨政辦公室、經濟發展辦公室和社會事務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而外，其餘的十六個鄉鎮，只保留了黨政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和經濟發展辦公室，而辦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黨政班子成員兼職，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幹部的職數。 「三並三改」的最大特點，是五河縣的鄉鎮機關從此不再是「五臟俱全」。 由於鄉鎮機構改革的順利實施，有力地推進了五河全縣鄉鎮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增強了五河縣農村基層幹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一句話：改出了壓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產力! 有人說：這樣「傷筋動骨」，是在削弱基層黨的領導。朱勇卻說：減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強黨的領導! 十二月九日，臨近年尾，省委書記王太華也來到五河縣。他就如何進一步深入開展農村稅改工作，與縣裏的四大班子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談。 他談得很細。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鄉鎮分流人員的安置上，一是三年待崗期間的工資要發；二是到企業以後，企業開展養老保險時，在機關當公務員這段時間也應計算在內。 他說並校的工作，現在才起步，我們從數量上，表面上，撤併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進一步完善。將來在農村，不論中學還是小學，都要強調規模辦學，合理辦學，並且要通過教師競爭上崗等措施，不斷地提高教學的質量。他說現在農村的學生一年的學費，等於農民白種了幾畝地或白養了一頭豬，學校收費高的主要原因是輔導材料太多；過去沒有輔導材料、同步試卷，不也培養了那麼多的大學生嗎 ？減輕學校負擔，減輕學生負擔，就是要從減輕學生的書包這些具體的事情上抓起，同時要禁止向學生收取看電影、素質教育等這費那費。 他說，稅費改革了，農民負擔減輕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將所有的村支部書記，都用財政包起來呢？你們可以試一試。那些機構改革中比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里任支部書記的。如果他能當好一個村支書，以後到鄉里、縣裏來工作，就絕對沒有問題。村級集體經濟下一步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這些同志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脫，就一心撲在工作上。當然下派要實行任期制，要進行任務考核，完成任務考核目標的，就可以成「飛鴿牌」，再換另外的年輕幹部接着干，這是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農村發展和農村穩定的需要，更是鍛煉幹部的需要。 他說鄉鎮機構改革後的轉變職能，重點要做到「三個統一」、「三個為主」。這就是：過去是對上負責，現在要對上、對下統一負責，並且是以對下負責為主；過去是單一靠行政命令，現在既要摘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辦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為主來開展工作；過去只是完成任務，包括要完成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等任務在內，現在要轉變為把完成任務和搞好服務統一起來，而且，要做到以服務為主。 他說：「三個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王太華回到省城後不久，省委就從全省各市縣挑選出了三千名優秀年輕幹部，派到貧困村、後進村去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加強那裏的基層黨組織建設；隨後不久，省委又從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抽調出一萬名優秀幹部，自帶行李，進駐全省一萬個經濟相對滯後、基層組織相對薄弱的行政村，幫助派駐村建立健全以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規章制度，完善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的運行機制。當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場規律、尊重群眾意願地幫助那裏的農民迅速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安徽省各地開展的農業結構的調整、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農村稅費改革同步進行了。 5 一號議案 在安徽省全面試點的頭一年，雖然出現過淮北平原的碭山縣陳莊鎮，江南山區的寧國市南極鄉，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南不北，地處江淮之間的肥東縣龍塘鄉和來安縣廣大鄉，也照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鬧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總體的形勢，還是令人振奮的。稅費改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推動了鄉鎮財稅征管體制上的改革，改善了黨群幹群關係，也促進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建設，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一句話：開局喜人。 也許正因為有了如此喜人的開局，二OOO年十二月十三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就在北京發表了這樣一個講話：「明年將加快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步伐，中央財政也將每年拿出二百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這項改革。」 二OO一年二月十五日，《新華網》接着也發佈了一條有關的新聞信息．：《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展開》。消息稱，「二OOO年三月，中國政府決定先在安徽全省開始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今年在全國推廣，二OO二年基本完成。」 這是新聞傳媒第一次公開披露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明白無誤地表明：從試點，到全國推廣，直到基本完成，每一個階段只用一年時間；整個工作不超過三年。就是說，被稱作繼土改、「大包幹」之後中國農村第三次偉大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將在本屆政府任期之內大功告成。 面對如此消息，不少有識之士深表懷疑，覺得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因為，這項改革已經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許多問題是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才逐漸暴露出來的，有許多我們過去不曾熟悉的東西，還需要進一步去認識，尋求凸現出來的這些新問題的解決辦法，也有待時日。可以說，這場偉大的改革，還只是剛剛破題，現在就宣佈此項工作將於二OO二年「基本完成」，無論怎麼說都過於草率，而且，讓人不可思議。《新華網》上的消息，顯然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新華網》發佈這條消息不久，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便在安徽省省會合肥市隆重召開。 因為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了黨中央、國務院在農業發展的新階段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採取的一項重大舉措，又是事關各省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所以，決定將被擴大試點的二十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國務院有關各部的部長，幾乎盡數趕往了中國中部的這座城市。 據統計，合肥的會議，僅正部(省)級領導就來了四十八位。因此，這個會，不但成了安徽省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會議，也成為中國近年來有關農村改革規格最高的一次全國性會議。 會上，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兩會期間出現了一件轟動性的事件，合肥會議的精神肯定就會很快地在全國更大的範圍得到貫徹落實，就像《新華網》所說的那樣，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試點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時間推向全國。 但是，在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的一件議案，卻改變了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這種進程。 合肥會議這邊剛剛結束，那邊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就在北京拉開了序幕。會上，朱鎔基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十五」期間要把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許多代表聽了朱總理的工作報告，心中的感傷卻遠多於興奮。因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這類「常識性」的話，幾乎是每會必講，已經不知講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農」問題依然還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之後，當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一九九O年二月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堅決制止亂收費和各種攤派的決定，這以後差不多年年都下達這樣的通知或是決定，但時至今日，農民負擔仍是叫人扼腕嘆息的一樁事情! 福建代表團的人大代表饒作勛發言時，就坦陳當前農民最擔心政策不穩，最怕的是負擔過重；四川代表曹慶澤，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總理的報告中雖然提出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並沒有舉出突破性的過硬措施。 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先後召開的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共有十位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其中半數言及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 兩會期間，丹麥記者甚至反詰到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農民，只是城裏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在大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曾就中外記者關心的農村稅費改革給大家詳細算了一筆賬： 「我們目前從農民手裏收取三百億元的農業稅，六百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那裏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億元，甚至還要更多。我們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我們現在收取的三百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五百億元，也就是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把其他的鄉統籌、村提留的六百億元和亂收費一律減掉。當然，農民減負擔，地方財政會有缺口，這個缺口很大，中央財政又會拿出二百億到三百億米補貼給困難省區市的農村的。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億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地方財政的缺口究竟會有多大？ 農民負擔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億嗎？「甚至還要更多」，這「還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總理都沒有具體說。 決定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與否，能否真正地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其關鍵之處，無疑就在於把賬算清楚。這些至關重要的東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數。 《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對此作過具體的調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國農民的負擔遠遠不止一千多個億，至少是在四千億元以上!」 他分類列出幾筆賬：全國縣、鄉、村所欠債務有六千億元之多，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需支付七百萬名老師的年工資就是八百億，每年支付校舍維修、設備儀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債等就有五百億；全國縣、鄉黨委政府及各有關部門「幹部」計有一千九百多萬人，村、組級「幹部」兩千三百多萬人，每年工資一項就又要兩千五百億。 以上三項，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億元以上。 此外，全國近三千個縣，約有近三萬個科局，近五萬個鄉鎮，七十萬個鄉鎮所屬部門都需要運轉，還有四百萬個自然村近八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公共晶的需求，這些每年至少還要三千億元。 總之，在縣以下的各項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農民負擔的。農民的口袋就是縣鄉財政。若按現在的農民負擔政策，農民每年的實際負擔則高達四千億至五千億元! 與農民的實際負擔如此之大，這顯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而農民負擔卻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所在。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朱鎔基總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過的那句話：「我們往往把好的情況當作普遍情況，而又誤信下面報喜，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還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為稅改在安徽試點已經一年了，一年裏，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着重重困難，可謂竭盡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改革試點之後，鄉鎮村級組織的經費變得捉襟見肘，還可以從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增效節支上來尋求解決的途徑，但是，目前實施的這個稅費改革的方案，將原有的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予以取消，而這個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當多的農村中小學辦不下去，農村教師拿不到工資。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試點工作中出現的這種有關義務教育上的問題，及時反映上去，並得到有效的解決，一旦中央將稅改工作在全國展開，農村義務教育受到的衝擊，以及造成的損失，那將會是無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覺得有責任將這件事寫成一個議案提交大會。 於是，就在這次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安徽省代表團在認真總結了一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後，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礎教育投入，儘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的議案。 安徽省代表團提出的這個議案，頓時在各省的代表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轟動一時的熱門話題，並被列為這次大會的「一號議案」。 發起這個議案的，是安徽的一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廳的副廳長胡平平。 胡平平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為兩會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 胡平平已經當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為人民代言，早已成為她自覺的行動。她所以會想到要提交這樣一個議案，不光因為她是教育廳副廳長，她本人也就是教師出身，再說安徽又是農業大省，關注農村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鄉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便成了她萬死不辭、樂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過認真調查，胡平平發現，安徽在搞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徵收「三提五統」中的一項，即「教育附加費」；再就是向農民搞「教育集資」。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農村基本上都沒有欠過教師的工資，九四年因為實行了國稅地稅分稅制，地方上的財力受到了削弱，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就主要依賴於向農民收取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餘下的，全省農村每年教師工資還有的三億元的缺口，是靠向銀行借貸發放的。截止二OOO年，僅這一項的負債，已累計高達十七億元。實施稅費改革之後，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兩項收費全被取消，改革後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要求從鄉鎮財政預算中安排，可鄉鎮財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糧，這筆經費其實便沒有了着落。省教育廳為此作過調查，二OOO年安徽全省鄉鎮可用財力只是四十六億元，而全省鄉鎮負責供給的六十六萬人的工資額就已經是四十九億五千多萬元，根本沒錢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況，稅費改革的兩項有關教育的收費，每年空出來的缺口就是十一億元。按規定，農村中小學危房的改造，每年還需要三億元，以前這錢也是靠向農民伸手解決的，現在也就不能再向農民收取。這樣加在一起，安徽全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的缺口，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形勢一下變得十分嚴峻。僅稅費改革搞得最早的一個阜陽地區，截止到二OO一年春天，就已累計拖欠教師工資六億一千七百二十七萬元，全地區平均拖欠教師十個月工資；有的，是自稅費改革以來就再沒給教師發過工資! 全省農村義務教育欠下的教師工資、銀行債務、教育佈局調整的基建費用以及危房改造資金，累}t-高達六十多億元! 胡平平一想到這些就心急如焚。 這麼大的缺口怎麼辦？似乎也只有兩條路町走，要不就是把臼分之四十的農村中小學停辦，再不就只能這樣繼續拖欠下去。 農民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憂心忡忡地說道：「現在是，輕了農民的擔子，餓了教師的肚子，誤了俺們的孩子!」 許多農村教師百思不解：國家既然禁止了鄉鎮政府的亂收費，那麼首先就得保證這筆龐大的開支有「出處」，這道理聽起來似乎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因為那麼多的城市義務教育經費，又是如何解決來源的呢 ？怎麼沒見哪個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費來辦義務教育呢 ？農民已經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本就該和城裏工作的市民一樣成為納稅人，按照「公共財政」的原則，中央政府財政收人的支出就應該考慮到全體國民的利益，不應該「城鄉分割，一國兩策」。況且，從根本上說，義務教育本就應該由政府財政撥款，否則還叫個什麼「義務教育」呢？ 問題的癥結當然不在稅費改革，只是由於稅費改革工作的展開，使得這樣一個長期被農民負擔掩蓋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突顯出來，這就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嚴重脫離，以致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負責的事務卻又太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目前中國的義務教育的投人中，百分之七十八由鄉鎮負擔，這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由農民「買了單」；百分之九由縣財政負擔，縣鄉兩級的負擔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還負責了百分之十一；中央負擔的，僅是百分之二左右! 無論怎麼看，這樣的政策設計，都是極不合理、也無道理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奮一個民族的強大動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都僅次於軍事費用，占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教育經費卻僅佔到三十分之一。這讓人難以思議。 我們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是長期的熟視無睹，這同樣讓人不得要領。 建國五十多年了，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不再年輕，但是在中國的農民中，沒有接受過起碼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萬？而且還有那麼多的文盲。面對今天經濟文化依然如此落後的中國廣大農村，如果我們不迴避事實，就不能不承認，在教育上，我們確實是個失敗者。 中央實行財經集權的初衷，就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而九億農民義務教育的事還小嗎？ 應該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儘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這不僅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需要，更是貫徹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頒佈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的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應達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僅實現百分之二點七九，少投入了一點二個百分點。二OOO年，我國生產總值實現八萬九千四百零四億元，財政收入達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按照《綱要》規定的教育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四的目標，就應增加一千一百億元以上的教育經費。 如果中央財政按照《綱要》的規定拿出一千一百億元，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乃至農村稅費改革中的許多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們必須認識到，要求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對農民「發善心」，也不是在對他們搞「施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O年，國家僅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差就從農民那裏無償地拿走了一萬億元；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糧食定購價低於市場價，從農民的手裏拿走的就更多。 我們已經欠了他們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應該再這樣欠下去了! 胡平平決計要寫這個議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協四大班子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後，省里決定將它作為安徽省代表團的一件議案，提交本次大會。 一號提案一出現，不僅引起兩會代表的強烈反響，還引起出席過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的二十個省區領導的格外注意。現在，他們都認真地算了一下細賬，於是先後寫出報告，要求中央財政幫助解決試點工作中轉移支付所需要的資金。有一個省，只是要求解決義務教育和機構改革的實際困難，就申請補助一目零五億元。各省加起來，少說也有一千多億元! 改革，改出這麼大的缺口，這是朱鎔基沒有料到的。中央財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麼多的。 是呀，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中國農村的問題是長年積累的結果，更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綜合顯現。問題實在是太多，也太複雜了。 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毫無疑問是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位的目標。但深究農民負擔的成因，其複雜的程度，卻足以讓所有人都會感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有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原因；有匱於投入，基礎薄弱的原因；有財政體制不順，流通領域梗塞的原因；有城鄉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監管失控，貪污腐敗的原因；有社會和經濟上固有的，深層次的，許許多多的原因；當然，也有農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說過：中國的經濟要出問題，可能就出在農業上。因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當我們感覺到需要認真解決它時，就可能已經發展成了大問題。 二OO一年四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閉幕不久，海外傳媒突然熱鬧起來，關於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遭遇流產的報道連篇累牘。 當然這是毫無根據的。「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取得成功」--中國政府的這種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沒有流產，也不可能流產，只是再聽不到《新華網》曾經披露過的那個改革的時間表。中央重新作出決定：繼續由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全國其他省區暫不擴大試點。 儘管這種調整，與合肥會議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這種變化，前後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但這確實又是極其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最冷靜而又最明智的決策! 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受挫、流產的時候，人們卻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看到朱鎔基總理正在安徽農村視察，他勉勵安徽省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再接再厲，努力解決好農村稅費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堅決把這項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6 寄希望於安徽 我們在採訪中獲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一年後的二OO一年，朱鎔基總理就先後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期間，他在合肥周邊的農村調研；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許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趁着「五一」期間的長假，合家老小外出旅遊時，他卻又是在安徽的農村度過的。兩次來皖，朱總理恪守諾言：不照相，不題詞，不讓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輕車簡從，甚至，不讓發消息。 對於這兩次總理來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沒有再像以往那樣刻意準備，更沒挑選「亮點」甚或造假給總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的。 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鎔基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帶領教育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十多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省長許仲林的陪同下，驅車前往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發軔之地阜陽地區。這時阜陽地區，已改為阜陽市，他們來到了有着三十多年歷史的阜陽市潁上縣十八里舖鄉宋洋小學，重點考察稅費改革試點之後義務教育的目前情況。 望着教室里空落落的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鎔基顯然有些詫異，他問校長王偉：「怎麼沒有凳子？」王偉解釋說：「為了節約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現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都帶回家了。」 那些破舊的課桌油漆幾盡脫光，而且全沒抽屜，為了放書，不少籠屜竟是簡簡單單用線繩穿織而成的。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歷史了？」朱鎔基若有所思地問。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朱鎔基伸出手，下意識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課桌，就在這一瞬間，記者按動了相機的快／刁。 從後來《安徽日報》發表的這張圖片看，簡陋的教室里，看不到講台，站在單薄而破舊的課桌後面的王偉校長，在回答着總理的提問；雙手輕撫桌面的王太華書記，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顯畫面；從繁華的大上海走出來的教育部長陳至立，聚精會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稅費改革的財政部長項懷誠，面部的表情，顯然是十分複雜的。 「這個學校在縣裏是什麼水平？」朱鎔基問王偉。 王偉答：「中等。」 朱鎔基沉默良久，摸着斑駁的桌面感慨道：「很艱難啊!」 那天下午，朱鎔基就在這所宋洋小學裏，召開了一個農村基礎教育的專題座談會。當場聽取附近的鄉鎮幹部和中小學教師，對義務教育的意見和建議。 主持會議的省委書記王太華，開門見山。他說：「總理非常關心稅費改革對農村義務教育有沒有影響。今天請大家暢所欲言，要講真話，不怕講錯話，但絕不能講假話。」 王太華的開場白，使在座的幹部和教師多少有點意外。因為過去每逢市領導來檢查工作，縣裏鄉里總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許說成績，不許說問題，更不准隨便說，如今來了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卻要大家暢所欲言，要求講真心話，不怕講錯話，特別強調不能講假話，這幾句話一講，講得不少人心頭一熱，有的差點掉下淚來。 潁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打了頭炮。他說，他是打心裏擁護這場稅費改革的，希望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改善黨群幹群關係，推動農村各項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改革之後，鎮村兩級的正常運轉卻有了很大問題，正想找個機會把意見提上去，想不到總理親自下來了，太華書記又把話說得這麼懇切，他也就打消顧慮，坦率直言了。 他說：「我們這個地方地處偏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就不能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困難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經欠發教師津貼七十二萬元。」 朱鎔基認真聽着，這時問身邊的宋洋小學校長王偉：「你們學校教師工資欠發嗎？」 王偉說：「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兩個月工資，二OOO年欠了四個月工資，今年上半年的都發了。」 「過去八個月的都補發了嗎？」 「沒有，掛起來了。」 朱鎔基望着王偉又問：「教師每月發到多少工資？」「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還有其他補助嗎？」王偉實話實說：「沒有。」一位鄉幹部接過王偉的話，忙向朱鎔基解「有的教師家裏有承包地，還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鎔基聽了，語調嚴厲地說道：「不能因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師的工資呀!」 插嘴的鄉幹部感到自找沒趣，顯得灰頭土臉。 『 接着，十八里舖鄉黨委書記羅土宣發言。他談到目前農村中小學存在的四個突出問題：一是危房改造難；二是學校佈局調整資金缺口大；三是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四是「兩基」(基本掃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礎教育)欠賬較多。 朱鎔基一邊聽，一邊思索，突然問坐在邊上的夏橋鎮小學校長張勇計：「學校向學生是怎麼收費的？」 張勇計說：「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級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麼錢？」朱鎔基追問。 張勇計說：「以小學五年級為例，每學期，每個學生，雜費五十元，書本費四十九元，作業本十元。」 「還有別的嗎？」 「還要向鎮裏交上四十元。」 「為什麼要向鎮裏交呢？」朱鎔基轉過身問，「鎮長來了沒有？」 聽說夏橋鎮鎮長沒來，朱鎔基就問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學校也向你們交錢嗎？」 李敬業說：「要交三十五元。」 「為什麼要收這個錢？」 「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 朱鎔基轉身又問王偉校長：「你們學校也向鎮裏交錢嗎？」 王偉說：「不交，但收的費中有一部分是要頂教師一個月的工資的。」 「其他學校怎麼樣？」朱鎔基決定來個刨根問底。 六十鋪鎮小學校長陳乃平說：「我們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過和鄉鎮幹部、中小學校長的面對面座談，朱鎔基終於發現，農村有不少中小學的收費，大大超過國務院下文規定的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的標準。他沉吟片刻說道：「感謝大家，讓我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 十八里舖中學教師吳多順，這時發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師專畢業的，現在月工資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縣直中學的教師低一半，比市裏的中小學教師低的就更多。」 潁上縣教委主任陶俊之，接着說道：「農村中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年齡偏大問題普遍。一些學科教師緊缺，最近二十年，全縣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畢業的外語教師。」 朱鎔基一直認真地聽着大家的發言，在結束這個座談會時，他不無感慨地說：「看來，農村的基層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還存在不少的問題。農民負擔能不能減輕，義務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證，這應該成為我們檢驗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這個問題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得另想辦法，只是千萬不能在農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這方面探索出新的經驗來。」 分手時，朱鎔基已經上了車，只見他突然從車窗里又探出頭來，聲音低沉但很堅定地說：「謝謝大家對我們說了真話，使我們了解了很多過去所不了解的實際情況。很對不起大家，讓你們受委屈了。我們回去一定想辦法。」 說得在場的幹部群眾無不動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淚水目送總理遠去。 這以後，朱鎔基還到了安徽省的廬江縣新渡鄉，與農民進一步地懇談；回到合肥之後又聽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匯報。 在匯報會上，他首先對安徽省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中敢為人先、知難而進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同時指出，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且又是在當前市場糧價持續下降、農民增收渠道不多、鄉鎮財政普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需要我們解決好不少棘手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支持，但全面推進這項改革，又必須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安徽等地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情況看，不僅在改革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將來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切實防止農民負擔的反彈，這與農村各級黨政幹部素質的提高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密切相關。如果安徽在稅費改革中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保證了義務教育等各項事業健康發展，還培育了廣大幹部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正氣和作風，這就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也就為我國的改革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朱鎔基最後說：中央寄希望於安徽。中央決定，農村的這項改革，必須在安徽全省試點取得明顯成效，並總結出成熟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在全國進行，否則，貿然推開，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欲速則不達啊! 這年十月，安徽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在省城召開，會上傳達了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這就是：從今往後，義務教育實行「分級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方針。明確規定：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由鄉鎮改為縣級財政承擔。 為支持安徽省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二OOO年中央財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二OO二年增加到十七億元。 儘管這種支付，對正將這場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財政所暴露出來的巨大的缺口來說，不過只是杯水車薪，但是，「輸血」搞改革，也決非中央政府推行這場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過農村稅費的合併、暗費變明稅的辦法，來進行地方支出總量的控制，以期既減輕農民負擔，又逼迫縣鄉尤其是鄉級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然而正如農業專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樣，當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全面引向深入，當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執行者角色的時候，管制型統治模式的弊端就會暴露無遺：中央、地方和農民，不會攜手尋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其中處於最弱勢地位的，自然就只有農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嚴重脫節而未作修補，縣級財政依然捉襟見肘的今天，巨大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由鄉鎮轉移到縣財政承擔，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員私下透露，現在有的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村級開支「一事一議」範圍的擴大和標準被鬆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默許鄉政府和村委會拍賣公共財物來填補財政缺口，而對於公共財物的界定農民永遠沒有發言權的，以致出現農民在自己的田間地頭種樹還要再向村里「贖買」回來的事情；甚至，明火執杖地，新一輪的向農民公開集資的現象再次發生…… 原有的矛盾並未化解，新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如果將這一切都解釋為農村幹部的素質和作風問題，這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來講，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第九章 敢問路在何方 1市場不相信眼淚 何開蔭在寫給中央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就這樣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次稅費改革方案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建立起增收機制。」 安徽在實施試點時，顯然注意到了加大對農業的扶持，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農業科技的進步，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總之，想方設法讓廣大農民增產增收，儘快富裕起來。 他們沒有忘記小平同志的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當然，這種發展，應該是可持續性的發展。 調整農業結構給農民帶來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我們在開始接觸這個話題的時候，正是合肥市屬三縣的瓜農「談瓜色變」的時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場上的各種西瓜都賣了一個好價錢，於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場規律、至今沒有從傳統農業的束縛中走出來的瓜農們，就盲目地蜂擁而上，這一年合肥地區的瓜田，一下擴大到十八萬畝，總產量高達兩億七千萬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萬公斤，加上這些西瓜的品種基本上屬於普通的中熟瓜，品種一般，產量太大，上市的時間又太集中，辛苦了幾個月種出來的西瓜，一角錢一斤也賣不出去，出現一個大西瓜不及半瓶礦泉水值錢的怪事。瓜農落下了傷心的淚水。 為儘可能減少瓜農的損失，省市新聞媒體呼籲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決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時，允許運瓜的小板車、拖拉機和各種農用車進入市區，交通警察還對瓜農實行了「一卡不設，一分不罰，…路綠燈」的特殊政策。 一時間，這座創建文明城市的活動走在全國前面的城市，朱鎔基也盛讚「那裏的環境特別好，空氣清新，環境整潔」的合肥市，整個亂了套：一街二巷，到處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滿灰塵的各種車輛，「肆無忌憚」地往來穿梭…… 社會呼籲市民多吃西瓜，不討價還價地憐憫瓜農，甚至不惜犧牲省城正常的秩序為瓜農提供方便，此番義舉，以及市民們自發的慈善行為，都是十分感人的，這種同情心，當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難時刻幫農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應當的。問題是，市民相信眼淚，市場不相信眼淚。靠善心扶不起一種產品，靠道德更興不了一個行業。市場的問題，終歸還得靠市場的手段來解決。 就在眾多瓜農為西瓜滯銷而愁眉不展之時，講究科學種田的市郊三十崗鄉，他們種出的「京欣一號」、「早春紅玉」和「小蘭」等優質西瓜，在市場上一露面就成了搶手貨，價錢直線上升，竟賣到了一元錢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進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樣是西瓜，一邊是慘澹經營，一邊卻成了大家爭相搶購的「香餑餑」。這在二OO一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毛澤東說：窮則思變。其實思變的，只是那些「先覺者」。 三十崗鄉地處江淮分水嶺，崗沖交錯，原是合肥市郊區一個偏遠貧窮的農業鄉。他們在科研機構的幫助下，不僅培育出了優質的西瓜，還為這些西瓜註冊了商標。隨着生產品種不斷地擴大，他們先後培育出的鮮草莓、鮮水果、新鮮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擁有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註冊商標。 一個地方的農產品，上升為一個受法律保護的知名品牌，這在安徽，乃至全國，還都是一件新鮮事。 肥西縣紫篷山下的農興鎮，是安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調整農業結構使農村面貌變化比較大的一個鄉鎮。在那裏，我們見到了鎮長蔡家德，和下來指導工作的縣農辦主任劉大山。 蔡鎮長介紹說，「農興」這個名字，看起來振奮人心，但長期以來，它不過是這裏農民的一個夢想。全鎮有五分之二的面積是山區，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頭，農業生產的條件很落後，基本上還是在吃老天爺的飯。二十四個行政村，就有半數人、地、牲畜缺水，不搞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就沒有出頭的一天。鎮領導班子經過反覆調研，最後理清了發展思路，這就是：「壓水擴旱，壓糧擴經，壓常規擴優質，壓單一擴混種；調優種植業，調強養殖業，調大林果業，培育加工業。」 劉大山饒有興趣地給我們講起今天的農興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怎麼「玩」起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點子」，舉辦起各種各樣的「野貨」：野薺菜、野蕨菜、野馬齒菜、野莧菜、野菊苣，還飼養起了野鴨、野兔、野山雞…… 在農興鎮上塘村，我們訪問了苗木專業戶余成宴。余成宴屬雞，四五年生，五十七歲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為多半用不上水，過去一直是以種棉花、點花生和侍弄山芋營生，單產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過得很緊。前幾年，在鎮裏的倡導下，他小心翼翼地擺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黃鼠狼娶親--小打小鬧」。稅費改革之後，縣委縣政府選中了農興在內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樹幾個鄉鎮，集中發展園藝苗木，市里還特意從農業大學請來了專家教授，免費為大夥培訓，余成宴動了心，乾脆把承包地全拿出來，大搞園藝苗木。結果，一年生，兩年熟，這位種了大半輩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農民，現在成了遠近聞名的「苗木能人」。他指着滿山遍野油光碧綠的林子，自豪地說，「那是一萬五千棵香樟，市場上很搶手，栽上一棵這樣的香樟，蒼蠅、蚊子都不會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塊錢呀，一萬五千棵，賣個三四十萬元不成問題。香樟那邊，是冬青，也不少於兩千棵。」轉過身他又指着陽光下色澤鮮艷的場地說，「看到了吧，那是全紅紫薇，五千棵；旁邊的，是烏桕，也有三千棵。我現在經營了十多畝，別人出地、出力，我出資、出技術，用城裏人話講，我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實在全縣，我還算不上最大的。」 在領着我們四下參觀的當兒，他腰間的手機不斷響起，不是來向他取經就是聯繫業務，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 在糧價日益低迷，種糧食已無法使得農民變得富足的今天，農民渴望調整種植結構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們畢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無法了解市場的需求，大多數的農民依然是一籌莫展，這就需要一批領頭羊，帶動起周圍一批農民及時地調整了產業結構；也正是由於安徽的農村中，有了這樣一批既有市場經濟頭腦，又懂得用科學種田的「能人」，許多地區才會出現一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生機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們都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肥西縣清平鄉神靈村種植大戶吳正倉，從中國農科院植物所引進的人參果，畝產居然創下了十六萬元的破天荒紀錄。 不過，暴富的吳正倉頭腦還算清醒。他說：「這樣的價格肯定是極不正常的，隨着各地農民大面積的引種，估計價格會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畝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萬元，依然比過去種田划算。」 正如吳正倉所料，當肥東縣解集鄉闞集村的農民知道人參果是個寶，開始了大面積地引種，第二年，人參果在合肥市場上的形勢就不容樂觀，因為數量過大，又畢竟是鮮果，不宜久放，價格就只好「隨行就市」，於是走運的還蒙個高價，每公斤賣到五十元，賣到後來就不值錢了，一公斤能賣到兩元也就不錯。這以後全國迅速發展到十三個省市，大家都在搶着種植人參果，市場上的售價就趨於混亂，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傾軋，低價傾銷了。 人參果後來價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吳正倉的意外，「一畝田好歹可以收入上萬元」的希望卻並未成為預言，他和一部分農民雖然因為較早地引種了人參果，奔上了小康，但隨着這種技術的迅速地推廣，人參果最後變成了許多農民的「傷心果」。 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竟成了農民減收的過程，科學種田並非就一定會增加農民的收入，聽上去，這有些讓人難以思議，但是市場經濟的規律確實又是這樣深奧得很，裏面充滿了辯證法。 於是，人們漸漸認識到，搞結構的調整，適當地壓縮糧食的面積，決不意味着以往糧食抓錯了，調整結構也決不只意味着調整糧(食)經(濟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種一點什麼，或少種一點什麼，甚至並不意味着僅是調整農產品的品種品質，而是要改變過去結構趨同的狀況，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 合肥市在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二年，就從市財政中切出五千萬元作為「支農專項資金」，有計劃地引導郊縣農民進行農業結構的調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處於省級集散中心位置； 與本省其他地區，與外省市，乃至與國內外的農副產品市場，都有着廣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貿、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於這種區位優勢，合肥市在郊縣培育出了五大農產品基地： 發展三萬畝草莓、兩萬畝食用菌、五萬畝反季節甜西瓜和十萬畝櫻桃番茄、彩色辣椒、結球生菜、雜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發展一萬畝紅菱、一萬畝藺草、兩萬畝池藕、兩萬畝荸薺的水生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黑花生、五萬畝黑山芋、五萬畝黑黃豆的黑色作物基地；發展五萬畝雪棗、大紫棗、水蜜桃和優質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萬畝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這種宏觀農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說是大手筆! 大別山區的金寨縣，是個有名的「將軍縣」，又是個出了名的貧困縣，這兩年他們大力發展蠶桑和板栗，老區的農民開始走上了脫貧之路；當塗縣農民，利用稻田、水塘養殖螃蟹，規模逐年擴大，漸成氣候；渦陽、蒙城和利辛三個縣，因為大張旗鼓地發展養牛事業，也已經成了我國著名的「黃牛金三角」；神醫華佗的家鄉毫州市，苦心經營中草藥，更是聞名海內外…… 也有靠種糧種成了「百萬富翁」的。在鳳陽縣黃灣鄉後陳村，我們見到了被省委老書記王光宇喚作「陳百萬」的陳興漢。「陳百萬」認為，當農民，就得要種地，不務農，咋叫個農民呢？ 現在他在黃灣的淮河邊上，承包了附近農民的一千二百畝耕地，為實現農業機械化，他先後購買了旋耕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大馬力的拖拉機，以及「小四輪」和農用汽車。他還築堤興圩，建起了排灌站，確保夏秋兩季旱澇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萬斤稻穀、六十八萬斤小麥，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譽為「種糧狀元」。 「誰說種糧不能致富？」陳興漢自豪地指着他家的二樓說，「種糧不光富了我一個，這一片的父老鄉親也都富了。我的這個樓上，就接待過二十八個國家來華的客人；朱鎔基總理也曾來作過客!」 毫無疑問，從已是全國勞動模範的「陳百萬」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今天黨的富民政策的深人人心，又深得人心。 當然，毋庸諱言，現在安徽廣大的農村雖然已經進行了稅費改革的試點，卻還是同中國廣大的農村一樣，減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見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並且有着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說結構的調整，需要調整的，就遠不是農業內部的結構，它還應該包括城鎮建設，義務教育，鄉鎮企業，非農產業，勞動力結構，資金、金融和經營方式等等，特別是，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平局面。中國需要進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讓更多的中國農民看到進城的希望，並最終讓他們告別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閉鄉野，融人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還很長，很長。 2 在輝煌與富足的背後 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同樣也是勞動力資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二OOO年，全省農村剩餘勞動力就超過一千萬人，已佔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隨着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這一比例，將會進一步擴大。 如何開發農村勞動力的資源，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這已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事關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戰略性的大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拋下農民；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種田出現經營性虧損，農民負擔又造成務農效益的進一步低下，一家農戶就那麼點地的種田模式對農民的吸引力正在喪失；城鄉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許多農民將世世代代視之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種「負擔」，於是一個人數驚人的農民大軍，便浩浩蕩蕩，背井離鄉，衝破了各種人為的鐵壁銅牆，湧進了中國各地的城市。 走進了城市，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城市的「低保」、「醫保」、住房補貼以及各種各樣社會福利的溫情的大網，依然將他們拒之門外。 不可逾越的戶籍制度，註定他們只能成為城市的「候鳥」。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跨省流動人口已經超過一億兩千萬人。在這些跨省流動的人口中，川、皖、湘、贛、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佔到了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超過了總數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國第二。 安徽現有兩千七百多萬農村勞動力，其中就有七百多萬在外地打工就業。在這七百多萬個民工中，僅上海市的就高達一百二十五萬多人，佔到上海外來民工的三分之一。而這只不過是官方的統計數字，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經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又把妻子兒女帶往上海，實際在滬的安徽民工已遠遠超過二百萬人。在中國東方的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納民工的地方，就一準能找到「皖軍」的影子。 七百多萬外出務工的安徽農民，為外地創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萬元計算，總值便是三千億元，這幾乎相當於安徽省一年的GDP總值，就是說，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而他們打工所取得的工資性收入，每年匯往家鄉的，至少也在三百億元左右，顯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財政的收入，也就是說，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農民，每年在外邊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的同時，還又創出一個「回歸的安徽」! 在我們所到的那些偏遠的農村里，常常會在一片破敗陳舊的農舍中間，發現幾處鶴立雞群讓人眼前一亮的樓房。這些樓房，不用去問，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權的鄉村幹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安徽要實現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視和用好這支進城的民工大軍。事實上，安徽省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較早的，隨着稅費改革的不斷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繼出台了許多相關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農民創業之星」。省農委，省勞動保障廳，省民政廳，省公安廳，省交通廳和省建設廳，也都先後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當歐美各國的學者雲集日本箱根，系統而又認真地討論關於現代化的問題時，中國卻正困在一場天災人禍造成的大饑饉中，接着又爆發了災難深重曠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們開始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一場改革時，甚至並不清楚，中國要想現代化，尤其是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人口首先必須大量減少，農村剩餘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勢必將成為當今中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農業人口只佔到全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最快的，這也正是它的農業人口由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減到百分之十五的時候；我國的台灣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發展，同樣是在農業人口從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減到了百分之十五的這一時期。 中國目前有十三億人口，農業人口佔了九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就佔到五億多，鄉鎮企業只解決了幾千萬，農業生產也只需要一億多，還有三四億過剩勞動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說，只有大批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成為市民，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對於億萬打工的農民來說，還不可能會是愛的驛站。他們絕大多數人享受到的，還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們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裏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賦予的職權，對他們吃、拿、卡、要，最讓他們寒心的，還是身前身後佈滿的種種陷阱：沒完沒了的加班卻沒有加班費；損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勞動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設施，許多人則常常上當受騙，幹了活竟拿不到工資；更有因工負傷、患病、致殘，就被一腳踢出門外了事，還有令人痛心地淪為了乞丐、妓女、吸毒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會學研究專家李強等調查發現，僅二OO二年，在北京打工的外來民工，大約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拿不到工資，或是被拖欠工資；由於各種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農民工出現過身上一文不名的現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勞動時間超過十小時，三分之一超過十二小時，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時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過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單位未付分文醫藥費。 這些竟然都是發生在中國的國都北京! 無數外來的民工，用他們的汗水、淚水，心力交瘁地創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輝煌與富足，但我們城市的一些人，卻讓各地的農民工懂得了什麼叫「為富不仁」。同在一片藍天之下，人與人之間那種應有的平等、互助、友愛、尊重和謙讓，就這樣被無情而又徹底地打碎，甚至沒有為他們留下多少憐憫與溫情。 我們已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沐浴着新的世紀新鮮的太陽，但是我們卻依然是被這樣一些消息所困擾，所震驚：農民人均純收入繼續在下降，國民收入苦樂不均的現象變得愈來愈突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痛切地指出，中國已經跨人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已經產生不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為「貧富懸殊」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 當今之中國，凡有能力的人，幾乎就沒有願意待在農村的。頭腦靈活的，通過考學進入了城市，有點門路的也都通過招工、投親或是打工湧向了城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鄉鎮企業蓬勃興起 ？主要是當時的農村積攢了一批人才。但是這以後，農村的人才不斷外流，鄉鎮企業的人力資源難以為繼，創造精神和創業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無疑是近幾年鄉鎮企業後勁匱乏的重要原因。 城鄉差別使一個國家的財富資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財富資源不僅包括人力資源，同樣包括實物資源。因此，與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僅是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資金。從我們掌握到的數字看，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間，淨流出農村的資金累計，就高達三千零五十七億元，年均三百多億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開始起草《戶籍法》了，以期徹底填平橫隔在城鄉人民之間的這條不平等的鴻溝。可是，漫長的十八年的歲月過去了，中國農民望眼欲穿的《戶籍法》，卻至今不見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門的阻力太大，廢除農業戶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二元結構，幾乎遭到政府各個部門的一致反對。 看上去，不可思議，其實，說到底，是我們有不少的政府部門，死抱着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得到的那許多部門利益和傳統特權不放，寧可抱殘守缺，也不肯有所作為。 令人不安的是，隨着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採取了「騰籠換鳥」的辦法，或辭退農民工，或限期使用外來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和職業範圍，導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鄉的民工逐年增多。這是我們今天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在內的一個龐大的農業失業群體，這個群體的人數是大大超過城市失業和下崗職工的人數的! 只要農業的社會保障一天得不到解決，沒有一種新制度來安排解決依然留在農村的農民們的生老病死，農民就只能依存已經十分有限的土地。儘管這種依存是十分被動的，更是無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天中國的農業仍是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那麼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就必然會被進一步拉大；如果城市的產出，農村市場無法接受，我們商品的全面過剩和通貨緊縮將不請自來；如果農村被長期地排除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就極可能會使年輕的一代農民，成為活躍的社會的不穩定源，從而加劇城鄉斷裂的危險，由此引發的衝擊和震盪，肯定都將是災難性的！ 3 小崗村的憂慮 二OO二年金秋，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為「減負」下的決心，不可謂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謂之不苦口婆心，但是農村中的「三亂」卻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來勢之猛，讓許多人始料不及。 據《新安晚報》透露：從二OO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學生家長投訴教育亂收費的人民來信，就多達三百六十九件，幾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臨泉縣五十三件，阜南縣三十六件，固鎮縣三十件，太和縣十四件，泗縣二十一件，定遠縣四十六件，望江縣十六件，太湖縣十六件，天長縣十五件，池州市貴池區十九件…… 其實，問題的嚴重，遠不是這些從安徽省物價局得到的群眾舉報，各地投訴的，還不僅僅是一個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實行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以來，「減負」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壓」態勢，可是涉農收費的問題一直依然還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 安徽省價格檢查所為此開展過一次涉農收費專項的大檢查，檢查中發現，有些地方收費的項目少則十幾項、幾十項，多則又是上百項；收費的部門已經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電、財政、稅務、工商、衛生、公安等等；收費的內容也涉及到上學、建房、結婚、生老病死、出售農副產品等等。 可以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復燃」。 按照試點之初，省政府《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規定，農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門收取五元土地證書的工本費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費用，但有些地方農民在辦理建房審批手續的過程中，交納的費用項目之多、標準之高，再次叫農民無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證工本費，還要收取征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權屬變更費、造地費、開墾費、受益金、耕地佔用稅、建築營業稅等一乾子稅費。農民經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種費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達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農民外出務工辦身份證，要被收取戶籍證明費或身份證遞卡費；農民結婚時，還要被強制收取諮詢費等多項有償服務費；明明是國家投資的農網改造，農民不但要出義務工、小工費甚至要出施工人員的伙食費…… 省委書記王太華又一次拍案而起。 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關部門對群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亂收費、農村建房亂收費等案件，進行嚴肅地查處和糾正，堅決制止和有效防止農民負擔出現的這種反彈。 潛山縣物價局和縣教委聯手超越權限，違反規定，制發了行政事業性收費文件，擅自變更中小學收費標準和範圍，縣物價局局長被免職並給予行政降級處分，縣教委主任和物價局業務副局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泗縣大莊鎮建設所所長，壽縣楊仙鎮黨委書記、鎮長，以及蒙城縣三覺鎮、懷遠縣朱疃鄉、阜南縣三塔鎮等鄉鎮一批黨政負責人，也都因為亂收費分別受到撤職、記過或黨內嚴重警告的查辦。 省委辦公廳和省政府辦公廳，對幾起較為典型的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稅費改革領導的同時，對違反規定、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要堅決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遷就。對農民負擔問題嚴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還要追究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通報中指出，省、市兩級均已成立了涉農案件查處辦公室，要求各縣(市、區)也儘快成立這一辦公室，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以便在全省形成一個涉農問題的監督查處網絡。 這期間，我們也不斷接到這兩年採訪過的農民朋友的來信和電話，反映他們那兒才過了幾天舒心的日子，縣鄉和村裏的幹部就又把手伸了出來，各種名堂的「三亂」捲土重來。 許多亂收費的藉口甚至是讓人哭笑不得，又是觸目驚，b的。 在發生過震驚兩省數縣「大高村事件」的靈璧縣馮廟鎮，農民至今噤若寒蟬，亂收費不僅依然照舊，竟揚言如有上邊人下來檢查稅改工作，不准說有問題，否則，「將對他絕不客氣」。 最不可思議的，還是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後來發生的事情。王營村村民寫給有關方面的告狀信，長達七八千字的狀紙開篇寫道： 「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已進入法制社會的今天，我們王營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還在遭受着如此野蠻的侵害，請看白廟鎮黨委副書記李俠、鎮民政辦主任周占民、村支部書記王俊彬在王營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們不由一驚。 --這不就是當年那位帶頭上訪，一度被通牒追捕，開除黨籍，後受到中央的關註解決了問題、恢復了黨籍並被選為村支書的王俊彬嗎？ 怎麼在王營「被迫無奈又一次舉行集體上訪」時，當年的這位上訪的領袖又成了被上訪的對象呢？ 從狀紙上看，王營村今天又一次出現幹部私闖民宅、扒糧打人的事，並隱瞞國家下撥的「災歉減免款」，村民們提出意見後，鎮村幹部惱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動用執法機關上門抓人。告狀信在陳述了「災減款事件」後，這樣寫 「農業稅災歉減免款，是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在大災之年撥下來減免災區農民農業稅的專項錢款，這是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當然也為了讓農民在大災之年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知道黨和政府時刻在牽掛着農民的生活生產，時刻都在關注着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錢上也敢做文章的官們，他們摟走的，就不是一筆普通的資金，那是黨和政府對災區農民的一片愛心啊!」 讀後，心潮難平。王俊彬前后角色的轉換，也讓我們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難道說我們當今中國農村舊有的體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變得面目全非？ 這使我們想到二OO一年春天的小崗之行。那是在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會議即將在合肥召開的日子，我們極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經引發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偉大變革的發祥之地----「中國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過去的農民負擔，嚴宏昌同我們見過的那些村長一樣，把頭直甩。他說，「小崗的出名，就出在領頭搞了『大包幹』，『大包幹』的三句話，如今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後來的麻煩，也就出在這三句話。上面刮下來的所有的『三亂』風，就沒有一項，不是打着國家和集體的幌子，後來就沒法子可以『交足一留夠』了。你餵豬吧，生豬稅，又多又爛，氣得村民最後乾脆不餵；誰家買了輛拖拉機，交齊機械管理稅還不算，你上不上公路，養路費，監理費，檢測費，少了哪一項也不行；不管你田裏有投有『特產』，也一樣全都得交『特產稅』。」 「當然稅改以後，這些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沒有了，可是，村級收入普遍下降，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嚴宏昌說：「現在村裏的辦公費，一分錢沒有。鎮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返回給小崗村的經費，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塊錢。」 他把右手伸在我們面前，扳着指頭，算了一筆細賬：「村幹部七人。支書，主任，文書，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個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這樣的工資，不能說是多吧，可僅這一項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沒有能攢錢的企業，村幹部工資首先便沒了着落；優撫對象的補貼、貧困戶的救濟，自然全成了問題；再說村里還有三個『五保戶』，每戶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這筆供養費也就難兌現。」 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句順口溜：「現在是，國家財政扶搖直上，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沒啥名堂，村級財政一掃而光。」 他苦澀地笑了。說道：「為搞好這次稅改試點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撥下來專項資金。村級建設專用款，風陽縣撥來二百萬，大村小村一律撥下了五千元，這顯然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總歸還是無濟於事。當然，作為小崗村的幹部，我們再困難，也不能再去向村民們要，村裏的『一事一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十五元錢。稅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幹部想不通，就撂了擔子，梨園村的支書和一個副村長，嚴崗村的副村長，東莊村的村幹部，就先後進城打工去了。這兩年，我從村里總共報銷了十六塊錢，那還是去祝賀我們小溪河鎮居委會成立；上縣開會，沒辦法，全靠掏自己腰包；僅是陸陸續續為村里添置辦公用品，我就已經掏過二百多元錢了。」 我們聽了甚感意外。就問：「你就是按時足額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攤到一百五十元，這點錢，就是養家餬口也成問題，外出開會，添置辦公用品，還都要自己破費，日子怎麼過 ？村長還怎麼當？」 嚴宏昌朗聲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幾分自豪：「老二嚴余山和老三嚴德蘭，兄妹二人早年就闖深圳，現在都幹得不錯，嚴余山還在一家企業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嚴德錦，在省城電視台也當上經濟記者；愛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養殖，養雞養豬，收入也不賴。我這個村長全靠他們支持。」 告別小崗村回到合肥，我們一直在想：這可是小崗村啊!』嚴宏昌們為愛護「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殊榮與形象，可以這樣大公無私，可以表現得高風亮節，有這種覺悟和境界，有這份光榮和責任，相信他們即便再苦，再難，也決不會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這顯然並不能說明，更無法保證其它地方的村官、鄉官和縣官們，都會像嚴宏昌們一樣的「克己復禮」，一樣的「委曲求全」。在稅費改革的「風聲」比較緊的「高壓」態勢之下，有些人可能會變得收斂一些，但如果中國農業體制和政策上的那許多弊端與缺陷，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農民不合理的負擔想要得到徹底制止與有效防止，幾乎是不大可能的。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看來只是遲早的事! 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尚且如此之難，那麼，又怎麼才能解決農民富裕、農業現代化，解決城鄉迅速擴大的問題呢？ 這樣看；搞稅費改革，給農民減負，乃至科學種田、進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些顯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顯然又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4 中國改革正在過大關 中國農業的出路究竟在哪裏？ 阻礙中國農村飛速發展的癥結又到底在哪裏？ 如何才能重新喚起中國農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現出來的那股沖天般的熱情和幹勁，重新激起農民埋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由世代積累下來的巨大潛能，再造二十一世紀中國新的文明史？ 為此，我們尋訪過許許多多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閱讀了大量的有關的研究報告。也許他們講的全有道理，我們確確實實有着許多十分緊要的事，需要抓緊去做!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是一個大學問家，他顯然喜歡借用歷史說話，讓事實說話，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論，卻同樣的震撼人心。他說：任何一項改革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當最初提出改革的時候，誰也想不到，一九八二年就出現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計劃經濟為主的提法，一九八四年便翻過來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時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結果，幾個月後，通貨膨脹出現了，只得向後退；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一點就付諸實施了，也曾興奮得很，以為中國改革從此走上坦途，可是過了幾個月，又決定不實施了。以前，總希望出現什麼開天闢地的事情，現在我卻認為，只要能夠一步一步地前進就很不錯。我們不能對前途盲目樂觀，近年來一些重大改革不斷挫折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正在過大關。」 這位在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革中勇於進行探索，並贏得了「吳市場」稱譽的經濟學家，這兩年特別喜歡引用狄更斯《雙城記》小說中開頭的話，暗示出他對中國改革的解讀：「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吳敬璉說：「在一個錯綜複雜的大轉變時代，我們必須看到，好壞兩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兩種前途都是可能的。我們當然希望有一種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國的未來，只能取決於我們現在的認識，和今天的努力。」 5 跳出黃宗羲定律 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委書記宋亞平，在湖北省是個有名的「改革書記」。為提高咸安區幹部隊伍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他們的改革意識，他曾將三分之一的區鄉幹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鍛煉，每人每月只發給五百元工資，其餘的，就全靠自己在社會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書記」。 二OOm年八月，宋亞平慕名來到合肥，想親自聽一聽倡導農村稅費改革的何開蔭談一談正在安徽試點中的這場「費改稅」。然而何開蔭開門見山的一句話，卻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開蔭說：「『費改稅』不過給農民減輕了三四十元的負擔，我們現在就是稅費全免，不向農民徵收一分錢，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國農村經濟發生質的變化。」 宋亞平多少有點兒詫異地望着何開蔭。 何開蔭說：「我的理解，改革就應該是創新，體制的創新，機制的創新，制度的創新；重大改革，那就應該是一場革命。」 接着，他引用鄧小平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就說過的一句話：「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的前進。」 引用了鄧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改革」的話，何開蔭才又說道：「『費改稅』只能減輕一點農民過重的負擔，並不能解決主要矛盾。自從大包幹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農村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為當時的農民負擔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而且，又是處在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位置上，我們才選擇它作為突破口，先把農民過重的負擔減下來，同時把其他深層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層面上來，然後按其輕重緩急分別採取對策逐個加以解決。」 「遺憾的是，」何開蔭無可奈何地對宋亞平說，「設在財政部的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對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這場改革簡單化為『費改稅』，儘管這種『費改稅』在減負和改善幹群關係，在安定社會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卻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難，使得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難以順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試點的地方，農民的負擔又出現了反彈。究其原因，很簡單，因為財政部只是一個具體的職能部門，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門制訂政策。因此把『費改稅』視作中國農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誤會，重大改革的標誌是把農村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為此我們曾大聲疾呼，不斷提出改善眼下『費改稅』方案的建議，但是我們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從心。 」 酒逢知己乾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現在，何開蔭面對來自湖北省的「改革書記」，談起農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幾個月才能說的這麼多話，一下全說了。他說：「稅費改革其實是有着豐富內涵的。它上連着農村戶籍制度、農村金融體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連着農村基層財稅體制、財務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科技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最重要的鄉鎮村級機構的改革。總之，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十分複雜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如此重大的一場改革，必須由總理和分管副總理親自領導，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持，把改革辦公室設在國務院的一個綜合部門，從各相關的部委抽調出熟悉業務並懂得政策的精兵強將從事這項工作。首先，由財政部修改和完善稅改方案，使之能帶動其它改革，然後，由糧食部門制訂新的糧食購銷政策並進行體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訂義務教育法並由各省制定實施細則；由公安部制定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鄉鎮機構改革的方案；由農業部制定農村科技體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級機構和農民社會保障方案；由衛生部計生部門制定農村公共衛生以及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方案；環保與國土資源部結合農業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並創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帶領農民搞好農業結構調整。所有這些方案匯總到，綜合改革辦公室，進行協調和修訂，最後形成相互配套的綜合改革方案，以實現整體推進。這樣才能奪取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徹底勝利，促進農業的大發展!」 這麼一說，倒引起了宋亞平的共鳴。因為宋亞平過去就在基層工作多年，對「三農」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在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於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進中國農業發展、農村進步以及農民富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意見。 兩人都認為，對中國今天的農業首先應該實施「休養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農民徵收的農業稅及其附加。縣鄉兩級由此導致的減收，可以通過減事減人減支的辦法解決。這樣，中央和省里在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的財政轉移支付，就能夠完全用於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農村的衛生事業。 兩人都還認為，在對中國農業實施「休養生息」政策的同時，可以推行「無為而治」的方略。 將目前的五級政府逐步恢復為三級政府，並鄉建鎮，將現在的鄉鎮政府改為鎮公所，作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如果當前條件不具備，可以先行大規模精簡鄉鎮機構，採取黨政幹部交叉任職的辦法，將「四大家」合為一家，堅決壓縮鄉鎮領導幹部的職數和人員的編制，分流冗員。至於鄉鎮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為中介服務機構或專業經濟組織，改制後的「七站八所」只能緊密圍繞農村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發展要求，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務，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法人單位。村委會原則上不再賦予行政管理的職能，逐步擴大村委會的民主權利和進一步規範村委會的自治行為。與此同時，支持和幫助廣大農民成立有着豐富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內涵的各級農會組織，農會組織在性質上應當同城市中的婦聯、工會等群眾組織一樣，在黨的領導下，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並發揮出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堅決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把土地還給農民，允許農民對自己擁有的土地使用權進行有序地流轉；鼓勵和支持農民向城市遷移，逐步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就業和發展機會面前地位的平等。這些，都十分重要。 同樣還要積極探索由國家、集體、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和農村養老制度；結合農村扶貧政策和其他民政補貼政策，試行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些，也都必須着手去做。 還要逐步加大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 還要改革農村的金融管理體制，放開搞活農村金融…… 何開蔭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曾有過多次農村稅賦改革，唐有『兩稅法』，明有『一條鞭法』，清有『攤丁人畝』的變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收費名目繁多、貪官污吏中飽私囊、農民不堪重負而進行的；改革的內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費為稅，化繁為簡，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內，大都是可以做到『向來叢弊為之一清』，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最後又都無一例外地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並為以後的加稅增費墊高了門檻，農民的負擔反而更重。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曾精闢地將其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後人稱其為著名的『黃宗羲定律』。」 何開蔭說：「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與過去畢竟不同了，我們多麼希望，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產黨人，能夠跳出這個歷史的定律。」 宋亞平回到湖北省咸寧市後，不久，就將他和何開蔭商討的意見梳理出十二條建議，上書省委書記；何開蔭隨後也寫出十分詳細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進諫中央。
並非尾聲 大幕正在拉開 就在我們完成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傳來：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億萬人民的期盼中召開了。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 會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為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人們開始把關注的目光，一齊投向了中國的農村。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在農村；「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瓶頸」! 接下來，二OO三年一月六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在京召開了。從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會」，因為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年都開，可是這次「例會」確實又是非同凡響的，它進一步強調要形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善體系，而不再是原來的「零打碎敲」，這一點被認為是中國在新世紀新階段解決農村問題的「重大新思路」，其鋒芒所指顯然是城鄉的「二元結構」；會議提出了新要求，這就是；將「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強調指出：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 胡錦濤在會上就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了重要講話；溫家寶也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農業和農村工作作了部署；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黃菊、李長春，都出席了會議。 理性的思維和求實的精神，正在主導中國改革的未來! 這是中國九億農民最大的福音! 接着，國務院辦公廳就以二OO三年一號文件的形式，下發了《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這是新一屆黨中央值此新春到來之際，送給中國農民的又一份厚禮，九億農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對待」終於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諾。文件中的許多規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給農民恢復「國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國農村改革的人，都不會忘記曾經有過的「五個一號文件」的歷史。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黨中央連續五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頒佈了關於農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這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極大地調動了當時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從而使得中國的農村工作贏得重大突破。此次「一號文件」的重現，讓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屆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切之情。 二OO三年三月，世人矚目的？兩會」在京召開，可以說，「三農」問題再次成為這次「兩會」最為引人關注的話題。就在這次會議上，原來只屬於學術語言的「黃宗羲定律」，經過新任總理溫家寶的轉述，走出了書齋，廣為人知。「共產黨人一定能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溫總理的這句話顯示出了新一屆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勇氣和決心。 二OO三年四月三日，溫家寶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屆中央政府就召開了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行動之快，節奏之快，說干就干，同樣讓人想到，他在就職當天答記者問時的一段表白：「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他在這個電視電話會議上莊重地宣佈：「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範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 這確實又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項重大決策。可以認為，這一決策是連續兩屆政府所關注的改革走向縱深的一個里程碑。 當然，從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中不難看出，改革的深入並不僅僅體現在試點地域擴大到了全國，更在於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個最直接的政策變化，就是農業特產稅將被全面取消! 新任財政部長金人慶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城市要反哺農村，工業要反哺農業。解決「三農」問題是本屆政府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儘管我國還不很富裕，農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財政也一時還做不到，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向前走，從現在開始就逐步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方向調整，中央已經確定，今後文、衛、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點投向農業! 僅僅過去一個多月，六月一日，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又從八皖大地上傳出：安徽省在全國繼稅費改革後再次率先推行糧食體制的改革試點，全面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全面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同時，全面地調整糧食的補貼方式，將原來通過國家糧食系統的間接補貼，改為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直接補貼到農民的手裏。 這種以糧食補貼方式為核心內容的改革，可以說是對我國農業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過了一個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就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時刻牢記「人民利益無小事」。緊接着，八月三十日，新一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便通過了《行政許可法》。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立法。過去，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審批項目的設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項許可就多一次收費，收費不公開，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這部重要的新法，不僅可以從源頭上解決權力運作過程中滋生的腐敗現象，對進一步解決農村中的「三亂」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證。 這一系列重大的舉措，無疑是對原有改革「硬傷」的一種「修復」。也許，「修復」沒有「突進」來得那麼耀眼和激動人心，不是大刀闊斧，更不是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但是它體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實實在在地讓人們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務實的政策圖景正在漸漸展開。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次將農村稅費改革推向全國，仍還保留有「試點」二字，因此可以預見，這場已經被確定為「整體推進、配套進行」的偉大的農村改革，仍將會經歷一個相當複雜而又艱難的過程。 今天，中國農村的改革，毫無疑問已經進入到一個最關鍵、又是最困難的時期：身後無退路，腳下是雷區，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所有制問題，觸及到了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相結合的問題，難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形成，已經使得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了空前的社會基礎和深化動力，具有了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有着一個可以期待的以胡錦濤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懷信心，和九億農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國的歷史上又一次壯麗的日出! 二OO一年十月動筆 二OO三年十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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