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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程映虹
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教授

一、一個在中國被忽視的課題:「文革」的世界性影響
二、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三、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四、「文革」行為方式在亞非拉的影響
五、龍種與跳蚤──毛主義「文革」的餘波
結語:毛主義留給世界的未盡思考
【注釋】

一、一個在中國被忽視的課題:「文革」的世界性影響 

    「文革」是一個世界範圍內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對這一判斷,無論時光怎樣流逝,無論是對「文革」抱持何種態度,大概都不會有爭議。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發動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義者那裡,這個目的並非一廂情願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判斷之上。因此,對「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須聯繫中共對當時「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

    「文革」時最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在20世紀60年代這個口號所宣稱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實是想表達如下觀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國革命才有可能達到最終勝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就象列寧當年利用「第三國際」輸出革命一樣,不但源於「一國不可能或難以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革命原理,而且也包含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在毛主義者看來,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共產黨國家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從而「變修」的歷史經驗更證明了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正確。從這一角度觀之,「文革」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是如此「離經叛道」(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但其精神血脈上卻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一脈相承。

    由於「文革的世界性影響」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有必要對本文探討的範圍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對「文革」在海外產生的衝擊和影響作概括性的敘述,並不試圖對這種衝擊和影響作深層次的理論剖析。這種衝擊和影響的內容既包括毛主義在「文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如「造反」、「破四舊」、依靠「覺悟」和精神力量實現社會變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對外輸出,如黨的領導、依靠農民的武裝鬥爭、劃分社會階級、明確鬥爭對象等等。

    其次,本文將集中介紹「文革」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不涉及「文革」期間西方的左派和激進思潮,也不涉及蘇聯東歐國家對「文革」的反應。這主要是因為「文革」在西方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已經有些介紹,而「文革」在蘇聯東歐的影響又非常有限──蘇聯東歐國家對「文革」意識形態的免疫力要強於西方國家的左派。在蘇聯東歐國家看來,「文革」是一種瘋狂,沒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鑒意義。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輸出的毛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共的發展模式是以亞非拉國家為主要對象的,在這些國家裡,中共不但對民眾、而且對政治領導人和黨派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三,本文論及的「文革的衝擊和影響」,既包括中國向世界主動輸出的「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也包括亞非拉各種左派勢力對這種輸出的積極反應。分析並討論中國的「輸出革命」與亞非拉左派勢力對毛主義的響應之間的區別,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因為70年代「文革」高潮過後,中國出於國際政治的需要,放棄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線,對以往向世界強行輸出毛主義和「文革」意識形態的行動有所節制,甚至開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權打交道。然而,毛澤東思想發源地放棄毛主義之時,卻正好是亞非拉一些地區將毛主義發揚光大之日。在毛主義和「文革」熏陶下發展起來的政治勢力,此時以「文革」和毛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者自居,並開始發揮影響,2005年尼泊爾的政變即挾毛主義旗幟而行。此情此景,可稱為毛主義當年撒下的「龍種」,今日仍在亞非拉地區收穫「跳蚤」。將這一課題納入討論範圍,或可將「文革」的「世界性影響」看得更加清楚。

二、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從中共建政開始,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共也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此特別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於是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就是中共對這一形勢判斷的公開表述。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後來成為「文革」前期骨幹之一。該文從醞釀、起草到定稿,整個過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連續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之後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文件,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為名,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黨的領導」等一系列所謂「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

    該文強調,在堅持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具有階段性,即先實現「民族民主革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文章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在談到「輸出革命」時,該文指出:「革命的『條件』不能輸出」,「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並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於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鬥爭。」概言之,這篇文章有三個要點:一,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二,亞非拉是發動革命的地區,是包圍西方「城市」世界的「農村」;三,中國理所當然地承擔「輸出革命」之大任。

    該文的基本觀點很快成為中共「輸出革命」的路線方針。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肯定了此文的觀點,並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慶祝國際勞動節的社論標題就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該社論聲稱: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影響着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箇舊世界以摧毀性打擊」,美帝蘇修和「一切害人蟲」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正是在這一形勢判斷下,中共調整了對外策略。

    這一調整體現了毛澤東本人的主張。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澤東就對一些訪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到,中共內部在國際問題方針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線(對帝、修、反和氣一點,對世界革命少援助一點),這「三和一少」與國內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關聯,和「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兩全」相呼應;而毛澤東則主張「三斗一多」 (對帝、修、反要鬥爭,對世界革命多援助一點)。「文革」開始後,中共中央公開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指控此前17年劉鄧執行的是「三降一滅」路線(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於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駐外使節都必須回國參加「文革」運動,接受批判,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往來被迫中斷,連主持黨與黨關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受到衝擊。當時中共為了全力推動「輸出革命」,不惜犧牲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

    其實,「文革」前為了輸出革命和支持外國共產黨,中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尤其在東南亞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較彰顯,而劉鄧為主導的黨內「務實派」始終積极參与這些活動。例如,據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換取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和平進程;於是馬共領導人被召進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與他們會談,要求他們堅持武裝鬥爭的革命路線。鄧小平說服他們的主要理由就是,東南亞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革命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馬來亞共產黨必須配合這個高潮,中共將傾全力支持他們。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馬來西亞共產黨重新投入武裝鬥爭,而陳平被認為對武裝鬥爭的信心不足,於是留滯北京,由長期在中國受教育的其他馬共領導人回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馬共的武裝鬥爭一直艱苦地堅持到1989年才終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0年鄧小平再次召見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1]。馬共的事例說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層,劉鄧為首的「務實派」對「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樣認為「世界革命」形勢「正在高漲」。顯然,毛澤東指責劉鄧等人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這條總路線確定後,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宣傳方針,打破了宣傳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業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和很多「文革」時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這份「批准」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為了貫徹這一精神,中宣部隨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澤東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着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2]

    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毛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應該指出,在國際政治中,一國政府出於政治、經濟、民族、自然資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國的反政府武裝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無論在西方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中都不鮮見。而中共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是在「世界革命」的總戰略指導下,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版圖,同時為國內不斷激化的「繼續革命」創造外部環境,因此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並非出於與具體的受援國或政治勢力有什麼特殊利益或利害關係。這是將中共的「輸出革命」和出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加以區別的關鍵。

    1. 中國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

    中共當時以支持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的對象國遍及亞非拉,尤以東南亞為最。由於東南亞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撾,後來再加上柬埔寨作為公開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前文所述中共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支持就是一例。據陳平回憶,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採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裡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印度尼西亞也是當時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國。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楊奎松的研究,毛澤東本來對印尼共產黨遲遲不願開展武裝鬥爭不滿,當印尼黨被鎮壓,數十萬黨員和左派分子被殺害後,毛澤東反而很高興,因為從他的「辨證觀點」來看這是件好事,這樣一來,印尼共產黨只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所以他在內部明確講:不要認為印尼革命搞壞了」。此後毛「甚至不顧脆弱的外交關係,積極支持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起武裝來了。」[3]

    印尼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後,在1966年8月發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聲明,從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聲明幾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並列,提出黨的「三面旗幟」,把中共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道路。該文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把前一時期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受蘇聯路線的影響。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電賀印共成立50周年,說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與議會道路的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

    儘管「文革」前泰國和緬甸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老撾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老撾、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徵兵么!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讓老撾共產黨到雲南的老撾族中去徵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老撾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象」,毛澤東說將來老撾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歷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大中國情結髮展勢力,模仿中共的行動方式,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併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暴力,而且參加了馬來西亞共產黨控制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鎮壓。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共產黨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蕩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歷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蹟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象是玄談。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四小龍」獲得經濟成功的共同歷史經驗。李光耀一直視中共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產黨的支持為威脅新加坡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訪問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諾放棄對東南亞「輸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訪華時,他堅決要求鄧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馬共電台,以換取東盟國家對紅色高棉在聯合國地位的支持。鄧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擔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產生影響,這一方面緣於「文革」的烏托邦色彩和青年學生的「先鋒」作用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則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華裔,很多人對北京有「祖國」或「大中華」情結。1971年中國對新加坡開展了」乒乓外交」,邀請新加坡乒乓球隊訪問,接着新加坡邀請中國球隊回訪。令李光耀感到震驚的是,在中國和新加坡球隊比賽時,球場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觀眾嘲笑自己國家的球隊,並高呼讚美毛澤東的口號。李光耀說,他後來「公開嚴厲」地批評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為新加坡的「小毛澤東」。

    筆者曾與一些經歷了那個年代的新加坡人交談,了解到以下情況: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仍然還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險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國遠洋貨輪上觀看《決裂》、《春苗》等宣傳「文革」成果的電影。在李光耀的建議下,新加坡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頒佈了一道法令,禁止30歲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國去訪問,以防這些頭腦簡單的左翼青年被召募為「顛覆分子」,這條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1976年李光耀訪華,他的女兒隨行。這位年輕女子原來對遙遠的「祖國」有親近感,對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訪華過程中,她親眼看見中國的封閉、落後、愚昧,於是改變了對中國的印象。女兒思想的轉變過程使李光耀悟出一點:要讓青年人放棄對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去中國,逗留得越久,放棄得就越徹底。因此李回國後廢除了這條禁令。後來李光耀還注意到,很多在50年代回到中國的華僑青年經歷過「文革」後,「對中國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徹底破滅,他們回國後可以成為我們對付毛澤東主義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對新加坡保安局不準這些人回國的禁令。[5]

    在菲律賓,中共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馬利亞·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在毛主義的影響下,西松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激進派當中很多成員來自左派大本營菲律賓大學。西松於1969年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爭取到中共的支持。為了介紹毛主義並使毛主義和菲律賓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西松撰寫了《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菲律賓社會與革命》、《菲律賓人民戰爭的特點》等著作。在1969年3月發表的《糾正錯誤和重建黨》中,西松宣稱「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已經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魯卡為代表的以及其他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左』、『右』傾錯誤」。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

    1971年,為了迎接菲律賓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國路線」,派黨內第二號領導人里卡多·馬來率領一個14人的代表團連同其家屬一起到中國受訓──這是當時派遣去中國受訓的通常做法,因為受訓者往往要在中國停留很長時間。這個代表團的具體任務是:「一、在中國代表菲律賓共產黨;二、確保從中國獲取物質援助;三、和其他共產黨在中國的代表建立聯繫;四、領導在華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員;五、作為菲律賓革命在中國的人力資源;六、建立圖書館和檔案庫;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為一個組成部分而展開活動」。[6] 卡多·馬來在中國一直住到1981年。當鄧小平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解除軍管後,卡多·馬來離開中國去了荷蘭,8年後再回到菲律賓,擔任《馬尼拉紀事報》的編輯。他在採訪中說,中共當時除了提供軍火,還教他們如何使用針灸和草藥,如何在海上航行這些游擊戰所需要的知識。他表示,自己當時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之間有重大差別,不能照搬毛主義模式。

    2. 中共對南亞國家暴力革命的影響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間曾出現過「那夏里特(Naxalite,源於地名Naxalbari)運動」,這是印度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發生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查魯·馬祖達(Charu Mazumdar)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是毛主義的忠實信徒,他稱頌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世界範圍全面勝利時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凡熟悉中共「文革」語言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就是林彪宣稱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

    馬祖達領導的印共(馬列)模仿毛澤東在1949年前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把印度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依靠農民,發動和激化農村階級鬥爭。馬祖達領導的印度農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後來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結合的產物。在印度大吉嶺地區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那夏里特運動」的主要戰略是殘殺鄉村精英: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用馬祖達的話來說,「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在這種殺戮中,那夏里特運動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他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就象當年中共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這種極端做法在「那夏里特運動」內部也引起了「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疑慮和爭論。在「那夏里特運動」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布:「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與中共如出一轍的是,馬祖達用來為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游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還宣布說:「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7] 值得一提的是,馬祖達本人和「那夏里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都不是窮苦人出身,而全都來自印度種性制度里的最高階層婆羅門。

    在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中殺人是常見現象,但如此鼓勵濫殺並用原始手段製造血腥效果的事例卻不多見。一些研究「那夏里特運動」的學者在閱讀大量文獻之後提出這樣一種解釋:「那夏里特運動」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徒手殺戮看成是培養一個「革命者」的過程。在舊的社會秩序下,殺人和被殺者是統治關係,農民被地主和鄉村精英踩在腳下,心理上認為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低賤的。這種社會身份差異帶來的自卑感日積月累根深蒂固,難以消解。而現在,每當農民向過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這種社會距離感就消失一點,自己的身份也就提高一點,直到最後把敵人消滅,自己也就獲得了一種新的社會身份,成為了「新人」。這樣一個血腥的暴力集團在「文革」時期卻被中國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發展。《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里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里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斯里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早在1952年,當中共因介入朝鮮戰爭而被聯合國制裁時,斯里蘭卡就和中共簽訂了長期條約,向中共提供橡膠,從而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滿足了中共的戰爭需要。1957年兩國建交後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斯里蘭卡領導人班達拉奈克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贊比亞的卡翁達等人一樣,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義意識十分強烈的領導人。班達拉奈克擔任總理後,改變了親英政策,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對內實行國有化,把外國資本的橡膠園和茶園收歸國有,取消英國的軍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後,其夫人繼任總理,並積极參加「不結盟運動」,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在印度洋地區保持軍事基地;同時她也反對蘇聯,譴責蘇聯入侵捷克。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為使中共政府將其視為理想的國際統戰對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計保持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的關係,1961年還應斯里蘭卡政府的請求,將中國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該國佛教徒瞻仰。佛牙到達之日,斯里蘭卡舉國上下以最隆重的儀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間,斯里蘭卡卻成為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因為斯里蘭卡是個佛教國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經濟上是大地產制(茶園和橡膠園),又曾經是殖民地,和西方國家經濟關係十分密切。這些西方國家大多數是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標國。「文革」前中共和斯里蘭卡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中國的「極左派」指控「務實派」推行「三降一滅」政策的證據,於是中國駐斯里蘭卡的外交官通過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當時斯里蘭卡將毛像和毛著列為禁運品,但中共仍然設法偷運。1967年8月,一艘中國船被攔截,搜出一箱毛澤東像章,斯里蘭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稱這是斯里蘭卡政府兩年來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的繼續。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邀請了斯政府高級官員,但大使館門口卻掛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大幅標語,又引起斯政府強烈反應。

    1971年,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佔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里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據當時在科倫坡的中共外交官回憶,「斯里蘭卡人民陣線」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館,要求面見大使,並要求中共公開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大使在向國內緊急請示後拒絕了這一要求,同時嚴令使館人員不得私下和斯里蘭卡的造反派接觸。不與反政府武裝發生接觸不但是駐外大使的權限和責任,更是「外交承認」的題中應有之義,大使向國內報告是可以理解的,但還要向國內「請示」就耐人尋味了。

    1972年,斯里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里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被迫對中共大使館採取了一系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里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為了保住和斯里蘭卡的關係,周恩來被迫接見斯里蘭卡大使,不但沒敢就斯政府的監控措施提出抗議,反而說班夫人很聰明,反覆檢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牽連,「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嗎?」周恩來甚至還說,中國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蘭卡政府在搜查中國駐斯機構時發現有這類人物,「請坦率地告訴我們,幫我們清理階級隊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顯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語言實令人匪夷所思。

    3. 對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游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維亞毛派共產黨60年代中期的綱領和印尼共產黨同一時期的文獻一樣,體現了林彪文章的影響:「1、在人民戰爭中堅持政治挂帥;2、人民戰爭是群眾爭取解放的武裝的政治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群眾中尤其是工人農民中堅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裝鬥爭分不開的,政治工作必須和武裝鬥爭相始終;3、人民戰爭要經過如下階段:A.和農民暴動相聯繫的游擊戰;B.運動戰;C.陣地戰,或者以農村為依託奪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和「統一戰線理論」也充分體現在這些政黨或組織的路線中。它們強調在現階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確定主要敵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敵對勢力。當時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面臨「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挑戰。毛派共產黨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不懂得發動農民和解決土地問題,不懂得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智利共產黨在文件中這樣總結毛派的「人民戰爭」路線和「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游擊路線」之間的區別:「人民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游擊戰』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總統埃切維里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此消息經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里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里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游擊隊的問題。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志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游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調整外交路線時在拉美取得的一大勝利。為了鞏固和墨西哥的關係,周恩來迅速邀請埃切維里亞訪華,給予極其隆重的接待,藉此向墨西哥輿論表明中共無意支持反政府游擊隊。不但如此,毛澤東在和埃切維里亞談話時還用開玩笑的口吻沖淡嚴肅話題,要埃切維里亞提防熊向暉(熊是情報官出身)在他的國家「搗亂」、「搞顛覆」。當時,拉美國家對中共「顛覆」普遍表示擔心。1974年,拉美另一個大國委內瑞拉和北京建交,據黃志良回憶,委政府宣布建交後卻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觀察了一年多,確信北京沒有「顛覆陰謀」後,兩國才互派大使。[10]

    4. 為在非洲發動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Ian Greig的《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挑戰》一書介紹,中國對非洲的支持可能早於蘇聯。早在1961年,就有6個喀麥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為期10周軍事訓練的情況。除了軍事技術,這些非洲人還學習了中共革命的經驗,「訓練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在『中國革命鬥爭』、『人民戰爭』、『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6個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屬非洲展開武裝鬥爭。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一個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

    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詳細情形: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學習中中共教員認為,在非洲傳播毛主義的一大障礙是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學習中強調要批判伊斯蘭教。中共為他們準備的教科書規定,在回答「同志們,什麼是《可蘭經》?誰是先知?」這個問題時,標準答案是「《可蘭經》、先知和伊斯蘭教的其它表現形式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帝國主義的發明」。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及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相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參觀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陪同人員告訴這些非洲人:「黑幫」是那些沒有教育好的、自以為有知識膽敢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和教師。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11]

    5. 中共對外政策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突然轉變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輸出革命」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對外政策的中心,自從70年代初中美關係改善之後,中共的對外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同時反對美蘇和一切反動派(即所謂「全面出擊」和「四處樹敵」)轉為重點反對蘇聯。這一轉變源於兩點:在國內,「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世界革命的狂熱也開始降溫;在國際上,60年代不顧一切地「輸出革命」不但沒有實現推動世界革命的戰略目標,反而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國際影響大大減弱。即使從推動「世界革命」本身來看,策略也需要調整。因此,從70年代初開始,中共雖未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但聯美反蘇的戰略居於優先地位。

    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對外政策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突然轉變,中共不但從多年的死敵美國邀請政治家訪華,竭力營造「中美友好」氣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國際反動派」的政權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扎伊爾的大獨裁者蒙博托曾長期與中共支持的游擊隊作戰,不但被稱為「非洲的蔣介石」,而且在60年代中期中國編演的話劇《赤道戰鼓》中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大惡棍。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卻被視為中共在非洲對抗蘇聯的中堅,1972年和1974年兩次訪華,與毛澤東相談甚歡,建立起了異乎尋常的個人友誼。毛澤東不但批准給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會見中和他商談如何對付反政府游擊隊,即中共過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來和智利社會主義政黨領袖阿連德的政府關係密切並建交,周恩來還多次向阿連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意見。1973年阿連德政府被皮諾切特領導的右派軍人暴力推翻後,這一事件和印尼右派軍人1965年政變並列,成為兩起國際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戰」時期「國際右派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罪行。當時全世界左派力量同聲譴責,蘇聯東歐集團和其他一些國家和智利斷交,和智利有外交關係的80個國家中只有38個表示承認軍政府。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智利軍政府很快照會北京並召見中國大使,表示願與中共保持關係。周恩來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衡量得失(主要是不願給台灣以可乘之機)之後,作出了所謂「冷而不斷」的決定。在全世界同聲譴責智利軍人的政變和隨後的鎮壓浪潮中,中共的「見利忘義」受到了國際左派的強烈抨擊。

四、「文革」行為方式在亞非拉的影響 


    除了輸出革命和支持武裝鬥爭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為模式也經由官方和個人輸出國門,成了「文革」的世界性影響的一部分。

    1. 中國駐外使館的「文革」行為

    「文革」開始後一些中國使領館紛紛採取「破四舊」行動。中共駐埃及大使館的花園裡原來有十多尊精緻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還有帶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羅馬雕塑的遺迹,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館內的「造反派」連底座挖起,扔進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斷裂,難以修復,在駐在國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領館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也是「文革」的重要行為方式。和國內幹部甚至中高級幹部相對簡樸的生活比較,當時中共駐外機構被認為是在「外事特殊」的借口下滋生特權之地。在「文革」剛開始時,坦桑尼亞和奧地利的毛派人士於1966年8月寫信給中共有關部門,指責中共駐外機構生活方式資產階級化,毛澤東1966年9月9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機構「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統的「五一六」通知,其後果之一是很多駐外機構將字畫工藝品和傳統藝術品作為「四舊」撤除,改掛毛澤東語錄和圖像。但與「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權威的反」(當然毛本人的權威不但不能反,而且還要被神化)以及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這類「文革」初期的行為方式相比較,以砸塑像換陳設來「破四舊」和實現生活方式革命化就微不足道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機構也經歷了內部的「造反」和奪權,很多派出人員在駐在國向大使和領事等「當權派」挑戰,與駐在國的毛派或左派串連,他們內部往往又存在派性,這些都構成了「文革」在海外影響的一部分。

    2. 中式「文革」在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儘管中國經濟在「文革」中近乎停滯,但中國政府對坦桑尼亞卻有求必應。當時坦桑尼亞得到中國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有130多名專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時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鎮,紡織系統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紡織系統「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裡有不少「造反派」。該組的英語翻譯原來就是上海紡織工業局「造反派」的常委,因為在國內沒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來到海外「開闢第二戰場」。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馬,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並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專家組領導都是「走資派」。不但如此,他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的「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1968年初這些人又開始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大肆活動,要求他們起來造本國政府的反。

    連中國為坦桑尼亞培養的雜技團也深受「文革」鬥爭精神的熏陶。1968年7月,坦桑尼亞雜技團學成歸國,最初團內還相安無事,但很快就鬧起了派性,動不動就「造反」,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爭名奪利。連中共外交官也說這是他們在中國培訓時受了「『文革』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的影響。結果是坦桑尼亞雜技團內部鬧得不可開交,演員們無法繼續合作表演,只好解散。一個成功的文化交流項目就這樣毀於「文革」的影響。[12]

    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動引起了坦桑尼亞政府安全部門的注意,把情況上報給總統尼雷爾。當時尼雷爾正在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國際社會懷疑他受到中共的影響,國內很多人紛紛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而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前車之鑒。在這兩次政變中,右派軍人的借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這兩次政變使中共在這些國家多年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尼雷爾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國「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文革」在坦桑尼亞的發展非常憂慮。

    1968年6月尼雷爾訪華時當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中方「造反派」的問題。根據中共外交官的回憶,尼雷爾與毛澤東會見時,雙方一開始由於對「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儘管毛澤東後來也表示,不允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活動,但他的理由卻與「文革」沒有關係,而是說這些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有了毛的聖旨,周恩來與尼雷爾會談時表示,中共絕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那個企圖在坦桑尼亞開闢「造反第二戰場」的英文翻譯,被使館送回國後即下放勞改。除尼雷爾之外,中共在非洲的另一個盟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也向中共直截了當地表達他對中共外事和援外人員在該國傳播「文革」和毛主義的強烈不滿。

     3.發展中國家的「校園文革」

    中式「文革」的學生「造反」也在一些國家引起了反響。在菲律賓,以學生造反為中心的「校園政治」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盛行一時,國立菲律賓大學成為散布毛澤東語錄和「文革」材料的中心,很多學生「造反派」自稱「紅色風暴」的傳播者,後來被西松的菲律賓共產黨吸收。

    印度的「那夏里特運動」亦有大量學生參與。1970年春,這個運動的學生參與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發起了一場校園「文革」。在很多大學,學生們抵制考試,衝擊學校辦公室,砸毀傢具和設備,在牆上塗寫毛澤東語錄。他們還衝進書店,焚燒書籍,被燒的有甘地、尼赫魯和泰戈爾等印度歷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誕辰百年紀念中心的書籍和展物慘遭洗劫。學生還砸毀馬路上和校園內的歷史塑像,一時被砍下的塑像人頭滿地亂滾,後來政府不得不在每個塑像前派警察站崗。這場學生造反因此被稱為「砸毀塑像」運動(Smashing Statue)。印度的報刊嚴厲譴責這些行動,《政治家報》發表題為「毛對抗甘地」的社論,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輿論。這篇社論說「文革」「愚蠢而令人噁心」,它反文明,毫無建設性,甚至是「邪惡」的。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參與這場校園「文革」的學生很多都是「那夏里特運動」的成員,但這場校園「文革」的最初發生卻與該運動的領導意旨無關。馬祖達雖然也號召學生離開校園,但卻是為了讓學生「和工農相結合」,並沒想讓學生去衝擊校園、燒書和砸毀塑像。因此,這場「砸毀塑像」運動最初是印度學生受中國「文革」期間學生「造反」影響下的自發行動。但馬祖達很快就從毛主義的立場和邏輯出發,看到了這場破壞背後的「建設性」並支持學生的行動。馬祖達說,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任何信奉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意識形態的人」都必須培養起對這個制度的「仇恨」;學生的行動是破壞也是建設,因為「不破壞這個殖民主義的教育制度,不砸毀那些由買辦資產階級樹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來」。[13] 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到,馬祖達及其追隨者和毛澤東「不破舊就不能立新」這一「文革」邏輯之間的驚人一致性。

    4. 「文革」式宣傳如何惡化中國的對外關係?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表現為聖像崇拜(戴毛像章、張貼毛畫像及樹立毛塑像)和傳播閱讀紅色「聖經」(毛著作)等──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並不激烈,但卻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為方式,而且是傳播「文革」意識形態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觀念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徑,因而在海外有着廣泛的影響。這些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官方推動的結果,因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國國內印製後通過官方途徑運到駐外機構,駐外人員又將散發這些宣傳品視為日常工作,認為散發得越多就越能顯示自己對毛的「忠誠」。當時由於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國家都把毛像毛著列為違禁品不許入關,但中共駐外人員則認為,這正說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與散發工作的「偉大意義」。

    在東南亞,中共的友好鄰邦柬埔寨有好幾個省份受到中共影響下的「造反」的困擾。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驅逐了兩名中國專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華僑學校開刀,限制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控制課程,不準散發毛澤東語錄和像章。西哈努克說,「文革」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國際社會的欽佩而是輕視。中共大使館發表公開信,說「崇敬毛主席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這裡說的每個中國人即包含華僑,因為他們中一些人仍是中國國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訪華,要求中共放棄在柬埔寨的「文革」宣傳,但中方卻反過來要求西哈努克「允許在柬華僑有熱愛毛主席、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驚,認為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國的友好協會,其真正的目標在於解散宣傳「文革」不遺餘力的「柬中友協」,北京的「中柬友協」聞訊立即打電報給金邊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協」,要求和「反動派」鬥爭。西哈努克在氣憤中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經周恩來的苦心勸阻,柬埔寨駐北京大使沒有成行。

    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傳中心,鼓勵華僑學生佩戴毛像章,攜帶毛著進入學校。緬甸本來就對北京支持緬共游擊隊心存芥蒂,這種「文革」宣傳加深了這一矛盾。於是,緬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攜毛著,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緬矛盾的惡化使得緬甸1967年6月出現了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和大使館都受到衝擊,10多名華僑和1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共作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20多萬人遊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群眾示威中隨即打出「絞死奈溫」、「油炸奈溫」的標語。[14]

    在中國的北鄰蒙古,「文革」爆發後很多中方人員要在華僑學生中組織「紅衛兵」,被使館的臨時代辦勸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員採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為。中方人員除了在駐蒙建築公司和友誼醫院廣為散發毛像和毛著,還把烏蘭巴托的「華僑培才學校」變成在蒙古的毛澤東思想宣傳站,這個學校是受中共控制的當地華僑子弟小學。中共外交官回憶說:「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影響下,毛主席著作成為必修課,師生們的『革命』情緒很高漲,他們把《毛主席語錄》帶回家,不僅念給父母聽,也向蒙古鄰居廣為散發。」蒙古政府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宣傳,尋找借口將三名華僑學校教師驅逐出境。中方人員要在車站為這3個人舉行「歡送」儀式,要用「讀毛語錄,喊『文革』口號,唱《國際歌》」來表示抗議。蒙古政府得悉後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召見中國代辦,提出根據蒙方規定,不得在車站舉行這樣的歡送儀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堅持上述歡送儀式,結果和蒙古警方發生衝突,一些學生和中方人員受輕傷。中蒙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後北京發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駐華大使館的車在友誼商店門口不慎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毛頭像的海報,在場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圍攻這位司機,焚毀了那輛汽車。這位司機隨即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途經二連浩特時又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從火車上揪下來,強迫站在高凳上為他破壞毛澤東「聖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鬥。[15]

    「文革」前,中國的西鄰、 喜馬拉雅山麓的尼泊爾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派出很多工程技術人員幫助尼泊爾修建公路和水電設施。「文革」期間中方「造反派」在中尼邊境樹起標語牌,要推翻尼泊爾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員也積極活動,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語錄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員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於是搜查「尼中友協」,沒收「文革」宣傳品,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圖片展覽櫥窗,並和「捍衛」毛思想宣傳陣地的中方人員在現場發生衝突。中方強烈抗議,指尼政府與美國勾結,結果尼政府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人員。

    在非洲,肯雅政府於1967年宣布中國代辦李頡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肯雅。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國大使館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和抗議堅持散發毛像章毛著。加納甚至為同樣的原因和中共斷交。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裏,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而和中共發生外交糾紛。但這些事件在當時都被中共官方說成是國際帝修反的反華行徑,加劇了在國內製造的「中國被帝修反所包圍」的恐懼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開始前,中共和古巴的關係即因中共強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兩黨兩國關係一度非常密切,毛主義和卡斯特羅──格瓦拉主義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有諸多共同點,如都急於超越蘇聯,依靠革命覺悟和精神力量向共產主義過渡,在國際政策上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發難,兩國公開決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減大米援助;另一個理由則是,中共不顧古方長期的勸阻和告誡,通過各種途徑向古巴黨政幹部和一般群眾散發中方的宣傳材料,甚至利用郵局直接把此類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羅曾專門為此召見中共駐古巴臨時代辦,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傳材料,提出強烈抗議。中共使館受此難堪,立刻電告國內。儘管古巴和中共決裂有哈瓦那難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保持平衡的深層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無忌憚的宣傳無疑是兩國兩黨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臉後,中方聲稱,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有趣的是,整個60年代後半期,古巴的政治氣氛和中國的「文革」非常類似,古巴當局在1968年到1970年間發起的「革命攻勢」,是古巴版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物。[17]

    現在看來,「文革」時期所謂的中國被「帝修反」等「國際階級敵人」包圍,純粹是自食其果。

五、龍種與跳蚤──毛主義「文革」的餘波 


    「文革」在中國是畫上了句號,但60年代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在「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龍種」,卻繼續在一些國家收穫着「跳蚤」。目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就自命為毛主義,尼泊爾的反政府武裝也被國際輿論稱為「毛主義叛亂」(泰米爾組織幫助訓練了尼泊爾反政府武裝)。這些毛主義組織固然受到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響,但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以及秘魯的「光輝道路」相比,它們僅局限於實踐毛主義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和用暴力消除階級差別,不同於「文革」那種「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且它們產生時間較晚,也未受到中共支持。

    「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一些領導人60年代及「文革」時期就在中國,他們除深受「文革」影響外,還接受中共的資助。他們崇拜的不只是毛主義的一般理論,例如信奉槍杆子和用農村包圍城市,更是毛主義「文革」理論的實踐者。他們要繼承和發展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毛主義,他們認為這些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已完成;而有待繼承和發展的是60年代毛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文革」理論與實踐,但毛澤東死後中共當局所拋棄的恰恰就是這一點;中共拋棄了毛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就為「紅色高棉」與「光輝道路」創造了歷史機會,讓他們自命為毛主義繼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義。

    1.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毛式「革命」更殘酷的「紅色高棉」革命

    中國讀者對「紅色高棉」的血腥統治或有所聞,但對這些政策的目的及其與「文革」的聯繫則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和20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18] 與印度「那夏里特運動」一樣,「紅色高棉」鼓勵用原始手段殺人,甚至用鐮刀、斧子和鋤頭。

    那麼什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呢?「紅色高棉」認為:毛澤東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徹底;而沒有經歷「文革」的越南則變修了;紅色高棉要吸取這個教訓。一個「紅色高棉」的高級幹部對回國的知識分子介紹說,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革」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都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拿工資,而且還把錢省下來回國時購買免稅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文革」後中國人還是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在這個意義上,「紅色高棉」是吸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經歷了「文革」的中國都未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從而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

    中共60年代中期發動「文革」,是認為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蘇聯變修了,中國可以乘機崛起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紅色高棉70年代中期採取大規模屠殺和清洗、廢除貨幣、拆散家庭、解散學校、撤空城市等極端措施,則是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越南變修了,柬埔寨已成為新的革命中心。這種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紅色高棉之間的血緣關係。

    2. 秘魯的「小毛澤東」以及他比毛主義更「光輝」的思想

    秘魯的「光輝道路」與毛主義「文革」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光輝道路」和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19] 「光輝道路」的領袖古茲曼是大學哲學教授,「文革」時期在中國受過毛澤東思想的熏陶,回國後被追隨者稱為秘魯的「小毛澤東」和「安第斯山的紅太陽」,綽號「香波博士」(指他善於用毛主義給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腦」)。

    1968年,古茲曼從中國回秘魯後,開始造黨內最高領導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責帕是修正主義,走和平道路,說自己和帕之間的鬥爭就是毛主義和赫魯曉夫主義之間的鬥爭。秘魯共產黨原來有份刊物名為《紅旗》(該名稱是否仿效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茲曼於是辦了一份名為《光輝道路》的雜誌。從此,秘共和秘魯左翼勢力就按照「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的分野站隊。

    當時,秘魯的左派主要集中在華曼戈大學等高等學府中,而秘魯的大學又繼承了歐洲大學自治的傳統,政府很少干預。因此這場「路線鬥爭」就在這些大學校園裡肆無忌憚地展開,演變成了一場小型「文革」。對立的兩派在形形色色的辯論會、討論會和批判會上彼此指責對方是叛徒和修正主義,散發攻擊性的傳單和小冊子,張貼誹謗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發表冗長的充滿了領袖和導師語錄的論戰文章;最後發展到在會場外面拳腳相向,一派佔領學生宿舍,另一派調兵遣將來圍攻,展開了武鬥。大學校園裡塗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岡扎洛(即古茲曼)思想萬歲!」「岡扎洛主席萬歲!」「打倒一切修正主義!」之類的標語。「光輝道路」的組織和活動中滲透着毛主義「文革」的影響,只要看看它所張貼的宣傳海報就會發現,無論從圖案設計到口號,都象是中國「文革」宣傳畫的翻版,只不過把文字變成西班牙文,把毛澤東的頭像換成古茲曼的。[20]

    「光輝道路」是一個不擇手段的暴力組織,它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人們不太注意的是,古茲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間策劃、於1980年正式發動武裝鬥爭的,時值中共結束「文革」、清算毛死黨「四人幫」。當中共逮捕「四人幫」時,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頭出現了一些倒吊在樹上的死狗,上貼寫有「鄧小平」三字的紙條。儘管鄧小平與逮捕「四人幫」其實無關,但他的名字象徵著對文革的「右傾翻案」。當「四人幫」被審判時,中共駐秘魯大使館受到暴力襲擊,「光輝道路」的成員甚至把手榴彈扔進了中國大使的卧室。這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毛主義左派對中共結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議。

    象「紅色高棉」一樣,古茲曼總結中共「變修」的經驗並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用「文革」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黨內出修正主義是正確的,但毛做得不徹底,所以他死後國家很快就變了顏色;為了反修防修,「文革」這樣的運動必須經常化、制度化;在秘魯,「人民戰爭」從一開始就必須考慮將來革命永不變色的大問題,甚至在奪權以前就要着手進行準備。這個「光輝思想」後來被稱作「岡扎洛主席的指導思想」,古茲曼的秘共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這個說法明顯來自於毛澤東的一個比喻: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的「文革」結束、「紅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茲曼覺得毛以後的中共變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現在傳到他手上來了,他就是當代的列寧和毛澤東;因此,「光輝道路」必須挺身而出,反擊世界範圍內的修正主義逆流,在秘魯發動暴力革命。由於「光輝道路」沒有機會掌管國家政權,人們無緣領教這「第四把刀子」的鋒芒。但可以設想,如果整個秘魯被引上了「光輝道路」,那麼人們看到的恐怕離「紅色高棉」的「偉大實踐」相去不遠,更有可能的甚至是「紅色高棉」的失敗會刺激「光輝道路」走上更激進、也更滅絕人性的道路。

結語:毛主義留給世界的未盡思考 


    「文革」對世界的影響是「文革」研究和中國革命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20世紀世界歷史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還有賴於中國對有關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解禁。經歷了那個年代的外交人員、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駐外記者已經發表了大量回憶錄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響,但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人員的身份發表此類文字的還非常罕見。不過,在目前可見的公開資料的基礎上,也完全可以了解中共「輸出革命」的基本輪廓與後果:

    第一,「文革」期間,包括「文革」前數年間,由於毛有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強烈慾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總體戰略,試圖以東南亞和中國的近鄰為中心,將中國推動的「世界革命」輻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輸出革命」的戰略建立在如下判斷之上,即「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帝修反的滅亡指日可待,中國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輸出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是中國成為這個中心的標誌和需要。

    第三,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動也是中共強化國內階級鬥爭的需要。中共不顧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以及國與國之間起碼的行為規範,向外輸出革命和毛主義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處於空前的國際孤立狀態,甚至連長期的友好鄰邦也都翻臉。但這種自己製造的困境卻被中共宣傳成是「帝修反」包圍和滅亡中國的陰謀,反過來更刺激了國內的政治緊張氣氛。

    第四,「文革」期間向外「輸出革命」的內容是複雜的,既有「文革」時期主宰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毛主義理論和行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時期的毛主義模式,根據輸出國的不同各有側重。

    第五,「文革」初期一度出現的無政府狀態,例如外交部在1967年到1968年間一度「失控」,很多駐外使領館受「造反派」衝擊或控制,國內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紅衛兵」發起和主導,曾使「文革」意識形態的輸出帶有自發性色彩,打破了中共建政以來涉外事務的神秘性和決策權高度集中的格局。但這種自發性並不能說明它們和「文革」時期的中共最高權力無關。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自發性正是「文革」意識形態對外輸出的方便途經,是「輸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時,曾痛定思痛、心有餘悸地稱「文革」是「浩劫」──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國當局在談論「文革」時,卻儘可能地迴避使用這樣的詞彙。與今天對「文革」的遮掩相比,80年代初對「文革」的認識似乎還顯得誠實一些。「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的世界性影響是災難性的。受「文革」和毛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制度極為多元,文化、歷史、宗教和政治傳統更是紛繁複雜,但毛主義影響所及,造成的後果卻非常相似,只是受災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後果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極致,那種原始屠戮即使在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中也不多見。

    毛主義之所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一度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誇大了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階級和階層差別,還有性別、年齡和社會角色的差別,從而把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完全顛覆。例如,在「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革命實踐」中,人們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隨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兒童,他們成了「組織」的重要成員。他們在被「解放」的名義下,從事與他們的性別、年齡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相符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對方手無寸鐵,他們肆意殺人;如果對方是訓練有素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們則被大量屠戮,成為「烈士」。少年和青年學生還被煽動起來反叛社會和成人,把教師、教育制度和社會文明成果視為最直接的鬥爭對象,本來應該是接受教育、培養人格的社會成員卻變成了引導社會「變革」的「先鋒」。毛主義之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群體中有不少追隨者,並不是因為毛主義的革命具有正當性;恰恰相反,這說明了毛主義難以在正常狀態下承擔著社會責任且具有成熟理性的社會群體中找到大量追隨者,只能用「壓迫」去曲解社會秩序、用「解放」來為自己動員人力資源。這是我們今天回顧「文革」,回顧整個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歷史時必須充分注意的。

    追根溯源,「文革」之所以產生災難性的世界性影響,原因在於「文革」意識形態中包含的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差別的惡,因此對人類社會具有的破壞性和對人性的摧殘超出了中國的國界。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惡是對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對原始和野蠻的推崇,對傳統的否定,對肆意「創新」的迷戀,對秩序的厭惡,對破壞的喜好,對人性的否定,對獸性的讚美。

    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等人對共產黨革命之前的文化成就有積極的評價,也欣賞莎士比亞和歌德這樣的傑出個人,但從整體上看,這種意識形態旨在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人類」,對共產黨產生以前的一切制度、文化、價值和道德往往採取否定態度,至多是「批判地吸收」。這種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和批判,雖然在國際共運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國家其程度還是有極大的差別。程曉農在一篇文章中通過對蘇聯20世紀30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在對待人類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就乃至行為規範上,蘇聯和中國有着極大的差別。蘇聯30年代的「文化革命」雖然打擊了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卻沒有否定整個人類文明和俄國文化傳統。相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在不放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不但提倡現代文明,而且不排斥西方和俄羅斯古典文化遺產,從來沒有「徹底打倒」莎士比亞和普希金,這對提高國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質都有積極影響。[21]

    回望20世紀,不難發現:世界範圍內存在着這種對破壞和毀滅的原始性渴望,在現代化過程中遭受挫折的國家和民族中,這種原始性渴望尤其明顯。這些國家與民族熱衷於否定秩序和規範、熱衷於打擊甚至屠戮體現秩序和規範的社會中上階層。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徹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會運動,是中共自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以來內部所積蓄的破壞性能量的大爆發。這種對現代文明的反動不但是中國「文革」的本質,也為其他類似的社會動亂或「革命」所共享。

【注釋】


[1] 陳平,《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年),第383-388頁。
[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4頁。
[3] 楊奎松,「毛澤東與印度之那戰爭」,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之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8頁。
[4] 出處同上,第48頁。又見杜蒲、李丹慧譯,「中越等國領導人關於印支戰爭的談話」,同上書,第319頁。
[5]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第659頁。
[6] Emerita Dionisio Distor, "Maoisi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371。
[7] Sanjay Seth, "Indian Maoism: The Significance of Naxalbari," ibid., Pp.289-302.
[8] 王禹生,《難忘的外交歲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63-69頁。
[9] William Ratliff,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76, P.93.
[10] 黃志良,《新大陸的再發現──周恩來與拉丁美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第181、184、218頁。
[11] Ian Greig,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to Africa,Foreign Affair Publishing Co. Ltd., Pp.171-173.
[12] 有關「文革」對坦桑尼亞的影響,見周伯萍的《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0-26頁;又見尹家民、張鐵珊的「毛澤東周恩來與坦贊鐵路」,載李同成編《中國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頁。
[13] 有關印度的「校園文革」,見Sanjay Seth, "Indian Maosim:The Signficance of Naxalbar," in Arif Dirlik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 Pp.301-304。
[14] 出處同注
[2],第149-151頁。
[15]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58-64頁。
[16]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11頁。
[17] 有關中古關係從1959年到1966年的發展,見本文作者發表於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的文章"Sino-Cub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ist Regime",2006年秋季號。
[18] 程映虹,「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1999年。
[19] 程映虹,「秘魯的小毛澤東和他的『光輝道路』」,《中國之春》,2001年9月號。
[20] Megan M. Ferry, "China as Utopia:Visio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2, No.2, Pp.236-269.該文詳細介紹了「文革」宣傳畫在拉美的影響,包括和「光輝道路」宣傳材料之間的聯繫。
[21] 程曉農,「毛澤東向斯大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見將要出版的《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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