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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碧微回憶錄:遭遇丈夫徐悲鴻的婚外戀

對於我個人來說,1930年是一連串不幸的黑色歲月,許多重大的事故,都在那一年裡發生。4月間,丹麟弟病勢沉重,咯血不止,我們請王蘇宇醫師為他診治。稍微好了一點,於是決定送他到牯嶺普仁醫院療養。5月7日,母親陪他同行,我們送到碼頭,真想不到這竟是最後的訣別。同年暑假,我們到宜興避暑,住在西氵九邊程老先生的學生們為他所建的「雪堂」。三個多月以後,8月19日,聰明好學的丹麟終告不治,病逝廬山。噩耗傳來,徐先生立刻趕到牯嶺,幫忙母親料理喪葬事宜。辦完喪事,再陪母親回到宜興;我因為這時靜娟姑母也病得厲害,所以便留在宜興侍疾,徐先生則在開學前獨自返回南京。到了11月初,姑母病重,父親趕回來照料,延到15日,她老人家竟一病不起,與世長辭。她和丹麟弟的逝世,使我傷心萬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時候,接到徐先生的來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說,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愛上別人了。我沒有理由懷疑徐先生會移情別戀,我想可能是他急於要我回家,所以才不惜寫這樣的信,因此我仍然等到姑母落葬以後才動身。


  徐悲鴻與蔣碧微在上海 1928年

  我帶着孩子到家的當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認,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動,他很喜歡一位在他認為是天才橫溢的女學生,她的名字叫孫韻君。

  徐先生毫不隱瞞地告訴我:孫韻君今年十八歲,安徽人。她曾在這一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學院,沒有考取,於是就到藝術系旁聽。她一開始作畫,就獲得了徐先生的特殊青睞,讚賞有加。當我在宜興的時候,他約她到家裡,為她畫像,有時也一同出去遊玩。有一次正在作畫,孫韻君忽然提起她的身世,她說她父親原是孫傳芳的秘書。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孫傳芳的軍隊土崩瓦解,全部潰敗,她的父親曾被關進監獄,因此他們的家庭一直籠罩着痛苦與不安。徐先生並且承認:他聽了她的話很受感動,曾將雙手按在她的肩上,告訴她說:「無論如何,現在有一個人在關心你!」於是吻了她的額頭。

  我聽了他的話,猶如焦雷轟頂,心裏有說不出的委屈和傷心,一時無法遏止悲痛的情結,於是就哭了起來。徐先生連忙安慰我說:「你已經回來,我想以後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他並且鄭重地向我承諾,讓我們設法到外國去。但是,誰又想到,這一件事竟從此把我推入痛苦無邊的黑暗深淵。

  儘管徐先生不斷地向我聲明解釋,說他只是愛重孫韻君的才華,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因為徐先生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我心懷苦果,淚眼旁觀,我覺察他已漸漸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濫。

  從這時開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總是一清早去上課,下午再去畫畫,晚上還要到藝術系去趕晚班,因為他初到南京時,中大曾經在藝術系給他預備兩個房間,這兩個房間他一直保留着,後來就做了他的畫室,學生們當然也常到他畫室里請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歸,並非完全由於教學上的需要,其中還夾雜有感情的因素,因為在那充滿藝術氣氛的畫室里,還有那麼一個人。——當丈夫的感情發生了變化,每一個女人都會有敏銳的感覺。

  有一天,盛成先生陪着歐陽竟無先生到我們家來拜訪,坐談之下,歐陽先生提起想要參觀徐先生的近作;徐先生便請他到中大畫室去,歐陽先生也邀我同行,我沒有理由拒絕,就陪他們到了那裡。一進門就感到非常驚異,因為我一眼就看到兩幅畫:一幅是徐先生為孫韻君畫的像;一幅題名台城夜月,畫面是徐先生和孫韻君,雙雙地在一座高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孫韻君侍立一旁,項間一條紗中,正在隨風飄揚,天際,一輪明月——

  台城,是南京的名勝之一,和雞鳴寺毗連,登臨其上可以遠眺玄武湖全景。我看到這兩幅畫擺在那裡,未免太顯眼了些,趁着他們在看別的畫,暗中將它們取過,順手交給一位學生,請他替我帶回家裡。回家以後,我把《台城夜月》放在一旁,孫像則藏到下房傭人的箱子裏面。我並且向徐先生聲明:「凡是你的作品,我不會把它毀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這幅畫最好不必公開。」徐先生聽了,也就不便開口向我要回去。

  但是,以後只要我不在家,他便翻箱倒篋地尋找,卻是一直都沒有找到。後來抗戰軍興,我們一家都逃難到了重慶,傭人當然不會把這幅畫像帶走。勝利回京,家裡的東西都已搬空,不知這幅畫落入何人之手。至於那幅《台城夜月》,是畫在一塊三夾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將它藏起,整天擱在那裡,自己看看也覺得有點刺眼。一天,徐先生要為劉大悲先生的老太爺畫像,他自動地將那畫颳去,畫上了劉老太爺。這幅畫,我曾親自帶到重慶,三夾板上裹上層層的報紙,不料被白螞蟻蛀蝕,我又請吳作人先生代為修補,妥善地交給了劉先生。

  半年多的時間,都在痛苦煎熬之中度過,我們兩夫婦本來就沒有什麼話可談,如今更是分外的疏遠。為了徐先生的名譽和前程,我不敢將徐先生師生相戀的事告訴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會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對妻兒子女的責任,迷途知返,何況師生相戀,在當時那種環境,又怎能得到別人的贊成和同情?我想我只要竭力地容忍,也許問題自會圓滿解決的。然而卻沒有想到,到了第二年暑假,我得到消息,孫韻君投考中大藝術系,竟以圖畫一百分的空前成績,獲得錄取。我一聽之下,立刻便有大禍臨頭的感覺,因為孫韻君考進中大,一念便是四年,這四年里他們朝夕相處,是不是會發生什麼問題,誰都不敢預料,這時候我才明了不能再期望奇蹟了,我決定向徐先生表明態度。

  當天,我向他說:「你和孫小姐的事情發生之初,你曾親口承諾,讓我們設法再到外國去,現在,我請你實踐諾言:辭職,出國。」徐先生聽了非常的生氣,但是他有言在先,無話可說;只好寫了一封辭職信,交給我,意思是要我去送給當時中大校長朱家驊先生。

  當晚,旅法時期的好友郭有守先生請我們吃飯,因為他剛和楊皙子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結婚,這天回到南京來歡宴親友。我們雖然心情不好,但是這個宴會卻不能不參加。郭先生請了兩桌客,記得我和徐先生是分桌而坐的,吃到一半,徐先生忽然向鄰座說他胃痛,要先回家休息,便不聲不響地走了。我一轉眼就看不見他,忐忑不安地坐到終席,時間已經八點多鐘。謝壽康和徐志摩兩位先生自告奮勇送我回家,徐志摩先生還買好了車票,當晚就要搭車到上海去的,我請他不必送我,但是他堅持不肯,他說他要順便看看徐先生,他的胃病好了沒有。

  回到家,傭人劉媽迎上來,劈頭就告訴我們說:先生剛才回家,拿了一隻小箱子,裝些衣服什麼的,一句話也沒說,下樓就走了。

  我們三個人聽了,不禁相顧愕然,他正在胃痛,為什麼又匆匆地離家出門?還帶了箱子衣物,他會到哪兒去呢?

  研究討論了半天,仍舊是毫無結果。這時候徐志摩先生急於要到下關趕車,他只好先走,留下謝壽康先生陪我,謝壽康先生越想越不對,便正色地問我:「碧微,最近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我頹然地坐下,默默沉思,自從徐先生和孫韻君有了不正常的感情以後,我咬緊牙關,忍受着生平最大的痛苦,不在人前透露片言隻字,不使親戚朋友看出破綻,以我明朗爽直的性格來說,這是很難想像的。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愛護徐先生;萬一這件師生相戀的新聞傳開,對他聲名的打擊,一定會很嚴重。

  但是現在事態愈演愈烈,徐先生的行動更進一步地超出常軌。謝先生是我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的知己朋友,他緊緊地追問,使我再也無法隱瞞,我只得把一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向他和盤托出。

  謝先生聽完我的敘述,非常驚駭與着急,他說當前最要緊的事,是把徐先生找回來。他猜想他一定去上海,於是他請我跟他趕到下關車站,因為那時候到上海的夜車還沒有開。

  懷着焦灼慌亂的心情,急急忙忙地趕到下關車站,謝先生買了兩張月台票,夜快車升火待發,旅客們紛紛登車,我們也攀上車去,從最後一節車廂,一直找到最前面,可是沒有看見徐先生。無可奈何,謝先生又把我送回家裡。


 第二天下午,謝先生乘五點鐘特快車,到上海直撲邵洵美家,果然被他找到了徐先生。謝先生立即打電報給我,讓我安心。原來徐先生料准家裡會找他,所以他在下關車站附近,住了一夜旅館,第二天才坐早車去上海。他到了上海,立刻寫給我一封信,信上說:他默察我,近來唯以使他憂煩為樂,所以他不能再忍受;他說: 「吾人之結合,全憑於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已不可能。此後我按月寄你兩百金,直到萬金為止,兩兒由你撫養,總之你亦在外十年,應可自立謀生。」我接到了這樣的信,除掉悲傷痛心而外,實在想不出什麼挽救的辦法。這時謝先生知道一時難以勸徐先生回京,因此便提議:趁着暑假,不妨到廬山牯嶺陳散元先生府上,小作盤桓。

  在這時期,陳登恪先生和謝壽康先生,經常和我通信,讓我知道徐先生在牯嶺的一切情形。

  散元先生一家對我非常好,徐先生則默然不理。朋友們極為掇促我們同出同游,我們曾登臨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沖淋,遊興雖濃,但是這些都不曾使我們之間的僵局有打開的希望。轉瞬間十多天過去了,暑假將盡,中大就要開學,有一天母親忍不住地問徐先生:「現在怎麼辦呢?」他竟怏怏地回答:「有什麼怎麼辦?只好大家回去罷了。」就這樣,我們算是一齊回到了南京。辭職出國的事,當然也就從此不提。

  徐先生的戀愛事件發生之初,他心裏未嘗沒有歉意,他曾經很鄭重地向我表示:「我從來沒想過要跟誰離婚,要跟誰結婚!」但是漸漸地,他終於無法剋制自己,任由泛濫的情感一天天地發展,到了最後階段, 「自以為是」的觀念牢牢掌握了他,他不覺得自己的心理行為有變化,反倒認為是我在吃醋捻酸。

  這次回南京,孫韻君已正式成為他的學生,他逢人便宣揚她的天才和智慧。由於他自己都毫不隱諱,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會,轟動一時的花邊新聞便不脛而走。許多小報繪聲繪影,譬如當時的南京《朝報》,就不知道登了多少有關這樁三角戀愛的故事。

  平時,我們很少大吵大鬧,可是家裡的冷戰卻在與日俱增。每天早晨出門去上課,徐先生總是要東尋西找,忙上一陣,一會兒拿些繪畫紙,一會兒帶幾支畫筆,一會兒又取幾張畫片。後來有徐先生的學生告訴我:這些都是徐先生帶去給孫韻君的。

  有時晚上參加應酬,他經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詞要上夜課而退席,把困窘而尷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難堪的是,他會在酒席上趁人不備,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裡,後來我知道,這些也是帶給孫韻君的。碰到他這樣做的時候,我只好裝作視而不見。

  有時我也促狹起來,他把帶給孫韻君的東西預備好以後,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間,我就悄悄地藏過,他回來一看東西不見,不好意思問我,也就訕訕地走了。

  徐孫師生戀愛,鬧得滿城風雨,孫家當然也會聽到消息。一天,孫韻君的父親特地由安慶來到南京,下榻鼓樓飯店,通知徐先生的學生蔣仁,說他要見徐先生。

  徐先生一聽,非常起勁,興緻勃勃的,當時就要去拜訪孫先生。但是他的學生們婉加勸阻,他們認為由徐先生主動的去拜訪他,似乎不太合宜。經過一番商議,決定邀請孫先生在雞鳴寺的茶座會晤。

  雙方初次相見,居然談得很好,孫先生還向徐先生表示,想和我會一次面。蔣仁立刻打電話回家,徵詢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好拒絕,請他們一道到家裡來。

  放下電話我不由滿腹狐疑,孫先生是為他女兒的事而來,照理說他應該瞭然於事實的真相,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進而採取某種有效的措施,這才不失父母管教女兒應有的態度。可是他為什麼不從此處着手,反而先會見徐先生,接着又要來看我,他究竟是什麼用意?何種居心?

  不久他們來了,孫先生、徐先生、徐先生的學生蔣仁,彼此介紹過後,我招待他們坐定。這時候徐先生顯得特別興奮,笑逐顏開,滿面喜色,他並且說要請孫先生全家吃飯。不久孫先生辭去,徐先生馬上派人到飯館訂菜,一會兒又破天荒地提議打麻將,總之那一天下午,他快樂高興得像瘋了似的,家裡的人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到了六點多鐘,請的客人都到了,唯獨孫韻君沒有來。孫先生之外,陪客中有徐仲年先生、華林先生、蔣仁、鄭阿梅夫婦及鄭老先生。席間徐先生談笑風生,只有他一個人最興奮。一直鬧到夜闌人靜,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樓上,心裏有說不出的悲哀,滿腹積鬱,又增加了新的創傷,於是我走向樓外的陽台,坐在欄杆上暗自落淚。

  這時我聽見徐先生正在樓上樓下到處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現一定會使我傷心。一會兒,他發現了我,很快地向我走來,他看見我在流淚,默然無語,輕輕地將我扶下欄杆,攙我走回房間。

  我忍受着長時期的內心痛苦,瞞着父母家人,竭力地為徐先生保守秘密,唯恐風聲泄露會影響到他的聲譽。同時孫韻君當時只有十八九歲,來日方長,前程要緊,我也不願意她蒙受大眾的指責,成為她一生中的白璧之玷,所以才極力容忍曲予回護。可是自從孫先生到過南京,消息便揚揚沸沸,越傳越廣,事情弄到表面化,中大藝術系若干同學也公開地表示對徐先生和孫韻君的不滿。徐先生是中大聘請的教授,同學都希望多接受一點他的指導,可是他卻一心只在孫韻君,無形中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被侵佔了,於是憤懣的情緒漸積漸深。

  起先是有些同學暗裡埋怨、批評、指摘,他們說徐先生在中大藝術系只教一個人,其他的同學全是「陪公子讀書」的,當然也有許多難聽的話,很迅速地在同學中流傳。

  有一天清早,謝建華先生氣急敗壞地跑到我們家裡,神情非常的緊張,他劈頭就跟徐先生說:「你今天最好不要去上課!」「為什麼?」徐先生也很慌亂地問。「我剛才聽說,藝術系的同學寫了滿地的標語,他們攻擊你——」

  徐先生顯得很懊喪,那天他果然沒有去上課。(摘自《蔣碧微回憶錄》,蔣碧微著,學林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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