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社會觀察 > 正文

從小康跌入赤貧

  9月,27歲的中學教師馬鑄銘帶着這段災難史走進報社。他揣着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完全不認識的記者。他挨個詢問,前4位都不在。還好,第5位在。

  當記者聽着他的訴說不自覺地點頭,他竟激動地叫了起來:「哈,你聽了還會點頭!說明你還有同情心。你聽了能點頭,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當記者後來發短訊告訴他決定採訪時,他回復的短訊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

  「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

  這是中國億萬個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居住在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的縣城裡,父親,母親,兩個兒女。這個家庭1996年以前的記憶是愜意的。

  那時,馬鑄銘是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整天想着怎麼玩」,騎着一輛七八百元的帶減震的山地單車,遊盪在縣城裡,出入遊戲廳。當時時興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他可以連續玩十三四個小時而不「斃命」。

  父親馬國林是一家貨運公司的會計,並在一家日資小企業中謀了一份兼職。馬鑄銘直到現在還時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親去跟日本老闆談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親故意問:「你們猜,我談了多少?」

  「最高不超過500塊。」母親王翠霞說。「你再使勁往上猜。」

  「800?」

  「1500!」父親說。

  馬鑄銘一下抱住父親的脖子:「是真的嗎!?」「你聽他的,騙人呢。」母親說。

  這個家庭就這樣搭坐上這個國家前進的快車。父親的兩份薪水,加上馬鑄銘師範學校畢業後教書的幾百元收入,以及母親約300元工資,在全國城鎮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個年頭,這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經有36000元左右。「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王翠霞說。

  一家人夢想着,到2000年,可以買上一輛私家車。

  誰也沒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災難即將開始。

  1997年前後,母親的尿液變得像水一樣無色,無味,沫多。她渾身沒勁,吃啥吐啥。經確診,得了尿毒症。

  什麼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麼,馬鑄銘那時並不理解,「無非是要透析、吃藥唄」。

  看病吃藥,對這個家庭來說,此前從來不是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馬國林在旗交通局下屬的貨運公司參加工作開始,一家人便與全國城鎮地區幾乎所有的勞動者一樣,享受着計劃經濟下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即使是家屬生病,也能報銷醫藥費的一半。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一度紅火的貨運公司像無數國有企業一樣逐漸衰敗。王翠霞的醫藥費發票,一分錢也報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從貨運公司調入了旗公路養護段。儘管這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在這裡,王翠霞的醫藥費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報。

  「上級每年撥款130多萬,只夠這裡100多人一年的工資,」公路段段長說,「從情理上講,我們應該解決,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和財力啊!」

  這家單位已經有10多年沒有醫療報銷規定,只是每年給職工發放一點醫療費:在職職工工齡10年以下的每年藥費30元,工齡11年~20年者每年藥費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藥費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樣糟糕的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那時還遠沒有確立。在2004年以前,這家單位未參加任何社會醫療保險。

  王翠霞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醫療保障。她並不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全國有半數左右的城鎮人口和七八成的農村人口,像她一樣,漸漸失去了醫療保障。

  對於這個龐大的群體而言,看病吃藥的擔子,完全落到了每個家庭的頭上。

  王翠霞的病繼續惡化。「肌體全紊亂了,」馬鑄銘說,「心臟開始積液,肺部、肝臟積水,全身浮腫,高血壓,貧血……」

  「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1998年1月,春節前,父子倆揣着2萬元,帶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診斷之後,大夫說:換腎吧。「那得多少錢哪?」「先交5萬吧。」父子倆頓時傻眼:「這麼多?!」醫生說:「至少也得4萬。」「你知道那時我們覺得2萬元不少了,怎麼著也能抵好一陣子吧。」馬鑄銘後來說。「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馬國林趕緊回內蒙古籌錢。做着小康夢的這家人,自然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人們的工資以10~20倍的幅度上揚,醫藥費用卻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漲。

  一下子,他們連小旅館也住不起了,「20塊錢一晚,真捨不得啊。」馬鑄銘說。於是,每天晚上,父子倆像「游擊隊員」一樣游弋在13層高的醫院大樓里,躲避醫護人員的巡視,找地方睡覺。「這家醫院我簡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馬鑄銘說。

  大廳,樓道,水房,地下室,從1層到13層,除了重症監護和特護病房區,馬鑄銘幾乎都睡遍了。

  馬鑄銘抱怨医院裏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發慌,不能睡人。最難受的要數貼着樓梯間的暖氣睡覺。一面是盤旋在大樓內的呼呼冷風,一面卻是燙人的暖氣。

  這曾是極其愛好乾凈的人家。他們吃的黃瓜、菜花都會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進醫院,馬鑄銘從來不用手觸碰門把手,而是用腳將門輕輕頂開,然後側身閃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馬鑄銘此時最喜歡的睡覺地方,是医院裏堆放醫療垃圾的污物間。那裡有將死人推到太平間用的推車,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樣舒服安穩。

  直到除夕,父親說:「過年了,咱上旅館裏好好睡個覺吧。」父子倆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張床,兒子白天去睡,父親夜裡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倆加起來在旅館總共只睡過3天。

  1998年初,當王翠霞做完腎移植手術,他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醫院複查。接下來,這家人才真正發現,自己正滑向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原來換腎還不是最貴的,最貴的是沒有盡頭源源支出的藥費!」馬鑄銘說。他擰緊了眉頭,鏡片後的眼睛裏,透着一種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為了不讓身體對移植的腎臟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兩瓶油狀的葯。馬鑄銘說,僅這一項,每月費用就要3400元。

  這個家庭同時還遭受着另一種動蕩:馬國林兼職的日資小企業倒閉了,貨運公司徹底解體了。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來的日子裏,馬國林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親戚朋友都被借遍了,連家裡的房子也被抵押給了銀行。

  那段時期,馬鑄銘偷過旅店的一塊毛毯,後來又在一家醫院偷過一床沾着血跡的被子。

  「現在我坦白承認,」這位中學教師低下頭,「我窮,我沒錢,我得活下去,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想得理直氣壯。」

  他們沒想到,更慘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

  2000年前後,王翠霞體內植入的腎臟開始被身體排斥。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為腎臟已經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體內再度開始積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時,由於植入的腎臟還在體內,抗排斥葯也不能間斷。每月的醫藥費,上漲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時期,我們家一下子徹底垮了。」馬鑄銘說。

  馬國林儘管有中級會計職稱,但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裡,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爾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撿過破爛。但沒多久,被一群聯防隊員連板車扣下,要查看身份證,並威脅要處以罰款。

  更緊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顧卧床的妻子,幫她量尿液,掐着鐘點叫她吃藥。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體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幫一家企業做過審計之後,企業給每個會計送了一張600元的購物卡。他考察了這家大商場之後,欣喜地跟兒子說:「這家商場的藥店不錯。」結果,這張卡全部買了葯。

  漸漸地,馬鑄銘聽到有人悄悄跟他說:「你知道你爸怎麼跟人要錢嗎?」

  他只知道父親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卻不知道,父親一次次跪下給人磕頭。

  在內蒙古籌錢,這位縣城裡體面的會計,在胸前掛上這樣一塊紙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陽醫院急需手術醫療費,敬請幫我一些錢,救救她一條性命!

  叩拜 謝謝!

  而在北京,當他對妻子說:「我上外面轉轉」,或者說「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說,「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實上,他卻跪在北京的街頭乞討。

  經常,他早晨在家吃飯,然後找個借口離開,中午不吃飯,只帶上冰糖充饑,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為了能將透析次數減到最低,她每天盡量少進食,挺着不喝水,實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裏含着,然後吐掉,絕不敢往下咽。即使這樣,她也需要每周透析一次,一次費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馬鑄銘當時一個月工資。

  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錢。父子倆沒人告訴她。她問馬國林,得到的答覆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問兒子,兒子回答說: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這麼難受了他也不來侍候我。」她那時這麼想,看見丈夫她就生氣。終於有一次她忍不住這樣埋怨丈夫,並責問他:你到底跑哪兒去了?

  丈夫這才捋起褲腿給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蓋上黃一塊青一塊紫一塊」,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說。

  於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討。等丈夫出門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門;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討來的錢交到丈夫手裡,丈夫這才知道。從此,兩人經常一起出門,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邊,儘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會叮囑一句:回去注意營養,好好休息。

  乞討的生活並不容易。總有人瞟老倆口一眼,說:騙子吧?於是,馬國林攤開他的會計證書和自學考來的大專文憑,擺上王翠霞的診斷書,而王翠霞則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針扎翻了的胳臂。

  他們的乞討還剩最後一點體面:在馬國林的面前,有三種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後兩種是請人翻譯的。不過,據馬鑄銘說,他的父親通蒙文、俄文以及一點日文和英文。

  馬國林當年的老師在多年後,還對馬鑄銘說起他父親的優秀:「你的學習要趕上你爸就好了。」但馬國林高中沒有念完,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他們一家來北京之後,第一個遊覽的是清華大學。幾年的乞討生涯中,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一位小夥子給的20元。這位陌生的小夥子,馬國林時常還會念起。

  有時他們在住處附近的菜市場乞討,鄰居們見到都心酸得遠遠避開。房東太太記得馬國林曾這樣對她說:「嫂子,我把臉皮抓一邊去了。」

  馬國林的家族在當地算得上體面。有人擔心,馬國林這樣的舉動,有損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馬國林說。

  「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

  窮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難以想像。

  馬鑄銘說,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還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將就吃三天。除了油和鹽,家裡沒有其他作料。房東太太看到他們把大白菜切了,只捨得擱一點點油,「真跟餵豬食一樣」。偶爾來個客人,燒點肉食,就得到房東太太屋裡借醬油。即食麵吃完了,調料要省下來,用來炒菜。他們去撿別人遺棄的電話卡。每張卡,當卡里還剩一塊多錢時,馬國林就開始計算,總能想法將卡用得一分不剩。他們把鄰居給的舊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隻塑料袋,都仔細疊起來,綁好,小的用來裝垃圾,大的用來鋪桌面。

  在北京的幾年,一家三口去過的旅遊景點只有天安門和動物園,前者免費,後者門票2元。當馬鑄銘2002年將自己的新婚妻子帶到北京時,他只帶她去了景山,門票2元,可以俯瞰輝煌的故宮。他們至今還沒有拍過婚紗照,儘管在當地只需要幾百元。

  一年春節,兒子給母親買了幾隻蘋果。王翠霞捨不得吃完,給丈夫和兒子一人留了一隻。「過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說。丈夫和兒子很聽話地接過蘋果。可是幾天後,兒子又拿給她兩隻蘋果。她一看,正是她幾天前給爺倆留的。

  每到假期,馬鑄銘就到北京打工。他擺過地攤,打各種零工,教外國學生漢語。

  一次,他給一家公司掃描資料。他時常一天在電腦前工作16個小時,吃飯只花5分鐘。半個月里,他一個人掃描完12年的資料,而另外兩個同夥加起來只掃完9年的資料。「我一點不覺得累,我心裏很高興:我可以掙錢了!」馬鑄銘說。他覺得挺可惜,要是這家公司不管飯,將那10元盒飯錢折成現錢給他,那才好呢。

  因為,「每一分錢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腎臟,他的母親又得了子宮肌瘤,還有闌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術,後者做了1次手術。「乾脆在你肚子上裝個拉鏈好了。」馬國林對她開玩笑。

  她可笑不起來。在她將子宮切除後,醫生讓她接受輸血。「我不輸!不輸!」她嚷道,「哪來的錢啊?我不要輸!」

  2004年初,植入的腎臟徹底壞掉,父子倆決定讓她第二次換腎。這一次,王翠霞拒絕治療。這時,因為體內大量積水,她連睡覺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這樣的舉動讓跟着馬鑄銘學漢語的一位韓國學生感到不解:「中國人真奇怪,為什麼有病不去看呢?」

  馬鑄銘只能回答說:「這就是中國。」

  來自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在這個國家,生病的人們中約有一半不去就診,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中有三成沒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你去給我買瓶安眠藥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丈夫說。

  「那你買兩瓶,咱倆一起死。」

  「我可不這麼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掙錢,幫着孩子還債。」丈夫說。

  父子倆幾乎是將她抬進了的士,送到醫院,做第二次換腎手術。他們感謝一位叫韓修武的醫生,為他們減免了部分醫療費。當他們根本交不起2萬多元手術費時,是這位醫生擔保先做手術再交錢。

  這筆錢,到現在也還沒還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馬國林卻不能像他原先計劃的那樣,幫著兒子還債了。王翠霞換完腎後狀況一天天好轉,馬國林卻開始腹痛、噁心、吃不下飯。

  2004年4月底,兒子將父親領到醫院做了B超檢查,醫生診斷:胃癌晚期,連肝臟里都布滿了癌細胞,最多還有一個月生命。

  兒子裝作若無其事,打算瞞着父親。但是一走出醫院,父親就用手碰了碰兒子,說:「銘子,你爸不傻。咱們趕緊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囑一聲:「不要告訴你媽。」

  鄰居們看見他時常疼得攥緊拳頭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時他疼得哭出聲。夜裡,他怕呻吟聲影響妻子睡覺,妨礙她恢復,就到屋外溜達上一夜。

  兒子要給他買杜冷丁,但連這幾塊錢一支的鎮痛劑,他也拒絕使用,兒子給他打點滴,他強行把針管拔出來。「他要把錢都拿去給我媽買葯。」馬鑄銘說。

  半個月後,一家人收拾完畢離開北京回老家。出發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鍋,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頓炸帶魚。

  1998年一家人剛到北京的時候,馬國林是個富態隨和的中年人,1米7的個頭,體重約180斤。6年後離開北京時,他黃瘦黃瘦,像個垂老的人,體重不足120斤。

  幾天後,馬國林告別了人世。

  臨去世時,兒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臉看了兒子最後一眼,馬鑄銘看到那雙黃色的眼睛,特別黃,他嘴巴動着,卻說不出話。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眼睛滴出兩滴眼淚,一滴沒有流下,頭歪着的這側,眼淚緩緩滴了下來。「他是被壓死的,」馬鑄銘流着淚說,「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風俗,人們將要給他穿壽衣,一種藍色的袍子。但是馬鑄銘堅持一定要讓父親穿着西服離開。「就穿這個好看,」他說。是的,西服,皮鞋,襯衣,還有一個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領帶。「就系這個吧。」馬鑄銘說。「真懷念以前那段時光,」馬鑄銘無限留戀地說,「那時父親出去參加朋友聚會,都會穿上西服,繫上領帶。」

  馬國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張醫療發票,總計40多萬元。他還留下一包零錢,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和紙幣,這些見證了他的乞討生涯。

  他留下了一個小本,封皮上寫着「請您留名」,記載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筆錢,本子里夾着幾張捐助人裝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還留下了一萬多元錢。

  他的遺囑上寫道:「一、全部家產用於妻子王翠霞的治療上,兒子、兒媳孝敬母親,否則不準繼承產業,眾親友為證。二、喪葬改革,去世後不燒香,不燒紙,不燒花圈,廢除一切傳統喪葬習俗,喪事簡辦。」

  「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為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

  最後,馬國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給了兒子。

  現在,每個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藥費來維持。「我父親去世也算是一種解脫,否則,他每天都會發愁。」馬鑄銘說。

  每次提起父親的死,馬鑄銘就會連脖子根都漲得通紅,語氣里會充滿怨恨:「為什麼痛苦要讓我們一個家庭來承擔?」

  承擔這種痛苦的,何止馬鑄銘一家。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示,這個國家的城鎮貧困戶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貧。像一位社會學家所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馬鑄銘們便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被甩出了前進的方陣。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錢。「有時候我想,攤上這樣的丈夫和兒女,就偷着樂吧,可是心裏就是難受,不知咋的。我總想,好好活着吧,別添麻煩了,可就是睡不着覺,有時候就想大哭一場。」她說。

  馬鑄銘說:「我爸這一生,註定是為我媽活的,我也是。這樣說或者不準確,但至少我媽是我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我總得讓我媽活及格吧,怎麼著也要活到60歲,現在還差3歲。加上我爸的4歲,至少還要讓她活7年。」「我這個人活得其實挺窩囊的,沒什麼學歷,沒有文化,沒有能力,也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媽當作一個成就來做。」

  儘管馬鑄銘現在一個月的工資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為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則,對不起我的父親。」他說。

  幸好,遲到的醫療保障終於還是來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儘管在當地這種醫療保險最高支付的限額只有9萬元,但畢竟現在每個月可以報銷藥費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還得靠馬鑄銘「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飯,按時按點吃,因為我的身體絕對不能垮。」這個家庭的重壓,從父親馬國林的肩頭,轉移給了他。

  站在阿旗縣城的街頭,看着來來往往的車輛,馬鑄銘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說:「咱們也會有一輛轎車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強地笑了笑,「可是什麼時候呢?」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冰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社會觀察熱門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