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陳秀舫18歲，這一年她嫁給了唐山開平鄉屈莊村的李印東，按照以後的階級成分來算，她是貧農，李印東是地主，家中略有薄產，在1949年前李印東還當過保長這樣的地方小官，在當時來看，她算是嫁了一個好人家，最少不愁吃不愁穿了，家中事務都由陳秀舫操持，在農忙時也請過短工。日子就這...
剛到大圍山就有人告訴我們，那個每天趕着一頭牛優哉游哉，別的啥農活也不會的人是個四類分子。此人約摸60多歲，刮瘦，勾着背，低着頭，聳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掛在衣架上，空蕩蕩的。四類分子言語不多，偶與人言，沙啞着喉嚨，細聲細氣，臉上掛着笑容，和顏悅色，從來也不與別人較真，好像生來就沒...
無論鄉親們怎樣向駐隊幹部求情，說鄧叔其實不是敵人，而是世代貧農，只不過是喜歡開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隱藏的反革命，都統統沒用，第二天縣公安局就開來了吉普車，把鄧叔帶走了。還順便把村裏的幾個老地主也一同帶走了，說是同夥。鄧叔在牢裏只坐了兩個月，天天被提審，見他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把他放回來了，而反革命的帽子還戴着。
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我們隊裏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告訴我：「咱們隊的人都不壞，不欺負地主富農；別的隊都窮得很，壞得很，把地主富農往死里欺負呢。」我們的隊幹部關國棟甚至說：「那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八成兒人（即二百五）」,我不解地問：「那麼又為啥要選二百五當貧下中農代表呢？」關國棟說：「嗨，你沒有聽過這樣的話嗎？犁地要用爬山虎，搞運動整人要用二百五。」
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為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