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則是探索財富（wealth）的本質，以及如何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典型的探討「經濟成長」課題。我們實在有必要回歸亞當.史密斯，好好返本歸真向史密斯挖寶。

我們知道，銀行接受存款，但也做放款的事務，而且接受存款時還支付利息。這項利息的源頭來自放款收取的利息，而放款利息當然要高於存款利息。因此，銀行的職責就在物色善用資金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將每一塊錢賺取高於一塊錢加上利息的利潤，如此一來，存款者也才能安心將款項存入銀行，而經濟活動也得以順利進行。問題是：央行可以扮演一般銀行的這種角色嗎？

（作者提供）金融這個名詞已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琅琅上口的詞，而且也發展成一個重要的產業，在大學裏更是熱門的科系和課程。所以它是一種專業，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尤其在衍生性金融源源不斷出爐，利用高深數理，更讓一般人莫測高深，望而卻步。另一方面，自泡沫經濟出現，尤其幾次金融大風暴、二○...

在我看來，資助金錢是一種錯誤的幫助，它會使一個人失去節儉、勤奮的動力，而變得懶惰、不思進取、沒有責任感。更為重要的是，當你施捨一個人時，你就否定了他的尊嚴，你否定了他的尊嚴，你就搶走了他的命運，這在我看來是極不道德的。作為富人，我有責任成為造福於人類的使者，卻不能成為製造懶漢的始作俑者。

美元依然是世界貨幣，縱然經過３年多疫情的衝擊，以及大撒幣、通貨膨脹、美聯儲（Fed）多次調升利率的影響，美國經濟是否會陷入衰退，甚至出現「停滯性膨脹」局面受到關切。但比起其他的經濟體，尤其中共國岌岌可危崩盤情勢，美國還是處於相對優勢，而「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裏，美元仍將維持全球準備貨幣地位」，所以，「美元還是不可能被拋棄！」

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共毀了香港後，打算重造一個「黨控制」下的「自由港」，但外資會買賬嗎？而所謂的「自由市場」能沒有法治嗎？且自由經濟體和黨的領導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說，在黨的控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其實，由今日香港的褪色、殞落，昔日的「自由繁榮香港」已經消失不見就可知端倪。不過，既然談到昔日「亞洲四小龍的香港」，難免讓人想回顧「昔日香港經濟奇蹟」是如何出現的。

有專家已警告說，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而且成為一種經濟疾病，早在一九七○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現象就浮上枱面，如今已不知不覺地緩慢影響全人類。它經由金融、保險、房地產三大火紅產業，在規模與權力上大幅擴張。結果就是經濟成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嚴重、其他經濟部門被掏空、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金融詛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來了。也就是說，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強更烈。

作者以其作為多年《紐約時報》財經記者的經歷，用清晰且具故事性的報導文筆，對歷年來FED印鈔票、大開印鈔機，[5]甚至是「直升機撒錢」的實際運作在書中詳實報導、解釋。而且採用批判角度剖析QE對美國與全球經濟造成的副作用與種種影響、詳述FED近三十年來的政策沿革。

《人的行為》中譯本第四版封面這本書是奧國學派第三代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的不朽巨著《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三次中譯本。最早的中文譯本是一九七六年由台灣銀行經...

本書封面（文章作者提供）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這句當代人幾乎都能琅琅上口的話語，其原始出處雖有爭議，但它之所以能膾炙人口，無疑歸功於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成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金融思維已在企業根深柢固，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就能產生五倍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的收入。有專家已警告說，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而且成為一種經濟疾病。

遺憾的是，這些弱勢邊際勞工原本是最低工資立法所要保護的對象，結果卻反而受到傷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飯吃卻變得無飯可吃」下場，是標準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事例。而且僱用這些邊際勞工的廠商也往往是「邊際廠商」，或是中小企業，它們是利潤薄且無力調整生產方式，在基本工資實施及調升下，減產、甚至關門是很可能的。

雖然共產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也是寇斯最在意，認為中國經濟無法進一步自由化的關鍵因素，也就是缺乏「自由思想觀念市場」），不過，張五常卻巧妙地藉由經濟學教本悄悄地打開了這個市場，這也讓我想起台灣威權時期言論管制，不只媒體家數，連發表的言論都受高度管制，但在「經濟言論」上卻不設防，於是自由經濟學者受邀在有限的媒體上作口頭和文字傳播，借着對「自由經濟理念」言論的傳布，將「自由思想」廣泛散佈，對台灣的解嚴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