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後陳寅恪在自家陽台授課陳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大師，我這個學識淺薄、年齡相差四十多歲的後生晚輩怎能是大師的弟子？但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書。其時，陳大師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單憑這一點，我就應該稱陳寅恪為吾師或本師的。不僅如此。1953-19...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向達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向達躺在床上對夫人說：「我恐怕是過不了這一關了。」夫人哭問：「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向達指着地上的書說：「我一生的積蓄都在書上，我死後你就賣書度日吧。」向達去世不久，他留給夫人的書，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書極為珍貴，不乏善本。

馮友蘭49年10月5日寫封信給毛澤東，大意「自己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10月13日，馮友蘭收到一位騎着摩托車的軍人送來的一封毛澤東冷冷的回信。

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資源，比如對朋友、對師長、對異己，都有相對穩定的整套看法，這些東西影響知識分子之深已融人他們的血液中。但曾經有一段時間，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不斷的暗示中，對知識分子心理產生了巨大壓力，久而久之，這壓力便轉換成一種內心的...

但最早提出後悔的人，就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陳寅恪學貫中西，在中國是唯一一個跨兩個學科的教授（中文與歷史）。被同行稱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個教授。總統蔣介石亦稱之為國寶的教授。國民黨敗退台灣時，蔣公親自下令：國寶不能留在大陸，必須帶走。當時北大的代理校長傅斯年一天三個電話催他走，陳寅恪不肯走。當「新中國」的體制出來後，陳寅恪後悔了。在日記中寫到，悔當初沒有去台灣。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陳寅恪的學問令人敬佩，但是誰能想到，他居然連個象樣的文憑也沒有！這是先生的侄兒陳封雄披露的。他說：寅恪叔被人們尊為‘教授之教授’。……他本人終其生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他在國內的學歷是‘吳淞復旦...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運動啟動前，由周恩來親自示範，在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份子為什麼需要改造。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的循循善誘、公開解剖自己，讓知識份子深受感動，他們也學着向黨「交心」。

按:此題擱置已久，近承洪光華君托請，收到《甌越此門兩代賢》展覽圖冊，有劉節《我之信條三則》手跡，乃檢書匆匆寫出。此篇主要是鈔書，不必作為文章看待。然則我鈔的文章，卻是比我自己的文章重要多了。第一個文本1953年，汪籛受命南下廣州，動員他的老師陳寅恪到京就任...

1982年冬天，北京頤和園知春亭餐廳，牆上掛着「禁止划拳、行令、播放音樂、跳舞」的警示牌。@張化學：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看標題。

俞大????出生名門世家，她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還是陳寅恪的表妹。她的哥哥俞大維抗戰時期被譽為中國「兵工之父」，戰後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和台灣的「國防部長」，還娶了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她的妹妹俞大彩嫁給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她有個堂侄俞啟威，又名黃敬，是共產黨這邊的老革命，江青的革命引路人，也是是前國家領導人俞正聲的父親。俞大????22歲嫁給表哥曾昭掄，攜手40年。

陳寅恪提出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資源，比如對朋友、對師長、對異己，都有相對穩定的整套看法，這些東西影響知識分子之深已融人他們的血液中。但曾經有一段時間，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不斷的暗示中，對知識分子心理產生了巨大壓力，久而久之，...

現在人們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讀了研究生讀博士，讀完博士還有博士後……事實上學歷真的能代表一切麼？我們讀書究竟是為了什麼？有這樣一些大師，他們在學問上廣采博納，博大精深，學究天人，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學歷卻低得嚇死人。魯迅：南京礦路學堂、仙台醫學專門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