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佔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裏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裏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着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這時逐漸有人圍了過來，對他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從地上拖了起來，接着是更激烈的拳打腳踢。打人者中有兩人都是彪形大漢，「兩臂有千鈞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時的想法：我這樣一個糟老頭子，手無縛雞之力。他們用牛刀來殺我這一隻雞。結果如何，讀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但事實是「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正式做出拘捕決定的。」王文正還說：因為「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都沒有見過文字記載」，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風「到底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公安部的決定」。胡風被捕以後，為了進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證據，公安機關在全國各地展開大規模搜捕「胡風分子」的行動。從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到「整天與機器打交道」的歐陽莊，凡是與胡風有點瓜葛的人，都未能倖免。

1951年四川土攺，殺人高潮時，有小記者問溫江地委書記賈啟允：何需殺這麼多人？賈書記微笑說：新政權，需要殺人立威嘛！老夫幼讀經典，教的儘是以德立威。殺！實是立恐！這恐怖，既恐在民，也恐在濫施暴者。難道，老毛與中共的恐病，不由此濫殺種下，再被餓殺幾千萬而加深嗎？

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着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着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欖杆市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整整一條街上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基本都被殺光。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籌款須知》稱，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一招，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抬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一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

翁文灝被稱作中國地質學的奠基者。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已經是77歲高齡。紅衛兵抄家批鬥，讓他難以承受。無奈之下，兒子翁心源只好向總理辦公室求救。隨後，翁心源本人也無法自保，於1970年在湖北潛江石油部五七幹校時，因難以忍受無休止的批鬥而溺水身亡。面對如此慘痛的人間悲劇，翁文灝再也無法承受，於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文革」期間，在北京中關村福利樓上貼着一幅大標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許多從海外回國的科學家看到這幅大標語不寒而慄。幾乎所有的從海外回國的人都被懷疑成「特務」。當時流行的口頭禪是：「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基本如此。」

方志敏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方志敏因他抗拒農民運動，率領農會農民將他捉拿起來召開公審大會處死。方志敏的父親祖母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留五叔一命，方志敏不為所動，毅然殺死了他的五叔。方志敏最轟動的綁票撕票事件，是綁架殺害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史文明夫婦。世間罪惡莫過於殺害無辜，弒殺親人傷天害理至極。然而只要冠以「革命」的名義，似乎就可以成為「宇宙的真理」，這「真理」真讓人不寒而慄啊。

顧聖嬰：1937年生，江蘇無錫人，著名女鋼琴家。1958年參加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獲女子鋼琴賽最高獎。1960年參加華沙第六屆蕭邦鋼琴賽獲很高評價。同年獲中央音樂學院榮譽畢業證書。後連續多年被評為上海市優秀青年和三八紅旗手、文化局優秀團員。1964年參加比利時國際鋼琴賽再次獲大獎。1967年1月31日，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還差一個指標。這時候謝文炳校長仗持自已是1949年前地下黨負責人身份起來講話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識分子2/3都是右派，怎麼這麼多？如果信得過川大黨委，能否給我們一點權限進行甄別一下？」李井泉輕聲指着謝：「就是你呀，而且是總右派！」

瀋陽法院的人要他們坐下，說是給他們辦個學習班。一個人在寫什麼，另一個在教育她，說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她和媽媽劃界限。他要她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曾林林就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她說的。當時她心裏很亂。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她談話的人，他們又嘀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後。要她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