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捷奮戰傅作義附逆
在天津一陋巷中
到天津後，經過一位朋友的介紹，我就住在一家估衣莊裏，老闆是山東黃縣人，夥計四人， 也都是山東黃縣一帶的鄉下人。他的估衣莊不大，前邊是門面，後面則是老闆和夥計的宿舍。我們山東人外出經商，不論是下關東或者到平津一帶，向來不帶家眷，小夥計要替老闆打洗臉水、點煙倒茶，不過不做針線活。所以那家估衣店，住下來到也方便。只是山東商人會省錢，而且特別節儉，所以除了舊曆初一和十五加一點菜以外，平常總是吃窩窩頭和白菜燉豆腐。
那家估衣店，在一條陋巷中。住閒的人，除了我以外，尚有一位剛自長春逃出的軍統局的王先生。也是老闆的朋友介紹到這家估衣店中暫住，候船南下。我們兩人，都是驚弓之鳥。所以在那家估衣店住下之後，沒事時，都不多講話，怕有匪諜潛伏在店中。但經過幾天之後，才發覺四個夥計，都是在山東老家被清算鬥爭，掃地出門的人，對共匪十分痛恨，於是我們也就敢於放言高論。每天在打烊以後，並且和老闆下幾盤象棋，談談天下大勢。閒得無聊時，就看德齡公主着的「御香飄緲錄」。那是記述清廷宮中西太后的故事的小說。
我們兩人住在天津，都是在等候輪船，因為那時長春大學和長春青年訓導班有一批流亡學生，住在天津郊外的大王莊，當時長春青年訓導班的主任張曾明─也是長春市議會的副議長，把這批流亡學生集合在一起，借住大王莊的一所小學中，由教育部撥款，供給伙食。因為我在長春大學做過講師，所以張曾明告訴我，不必急於南下，等載運學生的輪船駛滬時，同乘一條船前往。
就是由於貪圖省下船票錢，所以就又淪陷在天津。而造成以後的再度逃亡。自然在天津攻防戰中，我又是在炮火聲中，親身經歷了那次浩劫。又一次看到林彪匪部，戴着「火車頭」式皮帽，進入天津。
風雲變幻
我逃亡到天津的第二天，便到一家圖書館，去翻閱舊報，看看在我逃亡的十五天中，國內情勢，有些什麼變化。有那些地方的國軍，反攻得手。華北的局勢，能不能夠穩得住。結果是令人失望的。
根據當時的報紙記載是：十一月五日，華北守將傅作義飛往南京，向中樞請示機宜。同一天新疆省主席張治中也飛到南京。六日中樞決定進行總體戰，九日徐州會戰開始，共匪發動五十萬人，猛攻徐州。同日南京和上海發生了搶購食米風潮。十日首都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自每晚十一時至翌晨六時宵禁。
十一月十一日，國軍師長劉聲鶴將軍，殉職於徐州東方的八義集。同日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博士，在聯大指責蘇俄援助中共匪幫。十二日行政院公佈「修正金元券辦法」政府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准銀元在市面上流通。十三日陳布雷先生以「油盡燈枯」在南京自殺。十四日徐州東翼前線的國軍，打了一次勝仗，收復八義集。十五日共匪竄宿縣。十七日邱清泉兵團擊潰進犯徐州之陳賡匪部和劉伯承匪部。二十日自徐州潰敗之共匪部隊，獲得魯南匪軍之增援，又捲土重來，與國軍在碾莊一帶，展開激戰，宿縣失守。廿二日黃伯韜兵團深入殺敵，因後援不繼黃將軍和副軍長楊廷宴將軍，壯烈殉職。二十六日華北重要城市保定淪陷。
我在圖書館中，翻閱我逃亡期間的報紙，看來看去，熱淚竟奪眶而出。最後是視線模糊，覺得報上的標題字在旋轉。特別是讀到陳布雷先生的「油盡燈枯」時，心中有着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痛楚。我深深的記得，在第一次改革幣制時，不准人民持有金銀，布雷先生，首先把他歷年積蓄的一點金子，全部拿去換了金圓券，以示倡導。但後來金元券毛得不值錢了。而在他自殺的前一天，行政院卻又公佈了修正金圓券辦法，准許人民可以持有金銀。……
北平沒有改變
我在抵達天津的第三天，搭乘火車，去了趟北平，到上海大公報駐北平辦事處去看張高峰，並請他替我發一封電報到上海總社，轉告胡政之先生和張蓬舟先生，說我已經脫險，逃抵北平。第二天胡政之先生的電報就回來了，大意是說：我在擔任該報駐瀋陽記者那段時間，表現優異，並能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為報社拍發新聞電報，使他十分感動。即由北平辦事處撥應變費若干元，表示慰問之意。同時對於我能化裝逃出匪區，深感快慰，並希望我把今後的行止告訴他。當時發給我的金圓券數字多少，已記不大清楚，但是所撥的錢，剛好是三兩黃金的價錢，也可以買到九十袋麵粉的價錢。在當時那真不是一個小數目。
記得張高峰當時向我說：拿了這筆應變費，趕緊搭輪南下，他預料平津的局勢，將步東北的後塵。然後他說：大公報現在仍在國民黨的政學系手中，仍然是反共的。到上海總社去，政之先生會加以照顧。接着他又說，他自己如果不是攜家帶眷，有妻室之累，早已回到上海了！因為他知道，共產黨來了，對知識份子，必加殘害。我在北平東城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幾天，把應變費買了一兩黃金，五十幾個銀元。趁機再逛了一次故宮。
華北的局勢，雖然一天比一天吃緊，但北平人的悠閒情調，並沒有改變。老北京人對於局勢的看法是：北平歷盡多少浩劫，都沒有改變，日本人佔領北平，沒能使北平改變，而且被同化了。滿清王朝，入主中夏，結果也被北平同化了！他們的結論是不論什麼朝代，不論什麼政治體制，都奈何北平不得。他們相信，即使共產党進了北平，也一樣被北平所同化。但他們卻不知道共產黨是所有政治體制中，最陰狠、毒辣的東西，是最不人道，最殘酷的東西，也是最沒有人性的東西。
那是冬天，是「霜露既降，木葉盡脫」的冬天。在政治上是冬天，在軍事上也充滿了肅殺之氣。但北平人卻執拗的認為，北平的冬天不長。他們沒想到北平的冬天，一過就是二十五年，共匪的極權統治，一下子就是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是抗日戰爭時間的三倍。
流亡的一群
我回到天津，一直住在估衣店中，和那位軍統局的王先生，下棋聊天，但我們都在焦慮的等待搭乘免費的輪船南下。我雖然有一兩黃金和五十幾塊銀元，但不敢輕易浪費，我們在那家估衣店中，住得無聊時，他就出去訪友，我則到郊區的大王莊，去看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的學生。
那一批學生，大都來自松花江北岸，有三分之二男生，三分之一女生，他們沒有家，也沒有錢，一切伙食費用和禦寒衣服，都要靠教育部接濟和張曾明外出張羅。他們的生活也僅止於吃窩窩頭和鹹菜頭。我每次去看他們時，同學都要向我問起局勢的演變，以及什麼時候能有船南下。有時我也會找三五同學到附近吃一次小館子，所謂吃小館子，也僅是每人一盤燜餅，一碗高湯，卻不敢叫菜，也不能喝酒。
那批學生視青年訓導班主任為唯一的依靠，曾明對於學生，也以誠相處。可以說是共患難的師生。在那種情況下，學生當然不能上課，但他們也很少外出，因為外出時，衣服單薄，會露出一付窘像。
在大王莊流亡的一群，一直到共匪佔據天津後，張曾明被共匪通緝，逃往北平後，才自動解散，有一部份人，被共匪送回東北，另外大部份都自行逃亡，抵達台灣。
和這批流亡學生有很深感情的張曾明先生，在抗戰時間，在東北作抗日工作，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報務員，由於工作，他們要偽裝夫妻，後來竟然弄假成真，由假夫婦而變成真夫婦。在大王莊時代，曾明的夫人，也常替同學們，作些縫縫補補工作。
張曾明在天津的家，就住在流亡學生群的附近，我也常到他的家中吃飯，但吃飯時，沒有桌子，地上僅墊塊木板，盤膝而坐。他知道我喜歡在晚餐時喝兩杯，也常要他夫人，出去買四兩白乾。那時候真是肚子裏邊缺少油水，看見一塊紅燒肉，就想一整塊把它吞下去，酒瓶剛打開，就覺得滿屋子都是香味。
四十年代的幾件大事
我在三十七年十一月廿日，抵達天津，一住就住了四十多天，在這段期間，有幾件大事，那是十一月廿六日，翁文灝內閣總辭，由孫科繼組新閣。十一月廿七日，徐州戰事南移，蚌埠受到威脅。廿八日秦皇島和山海關的國軍主動撤退。
十二月五日淮陰淮安陷匪。七日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由徐州南下時，在夾溝一帶，遭共匪狙擊，戰況激烈。十日總統頒佈命令，全國戒嚴。十五日共匪逼近北平，政府派了一架專機，接運胡適等學者名流到南京。二十五日李宗仁和程潛，乘軍事逆轉之際，倡導與匪和談，要求總統下野。二十九日行政院發表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
三十八年一月一日，總統發表元旦文告，呼籲國內和平，不計個人進退，促成永久和平。一月八日總統召見孫科、張群、張治中等商談和平有關問題，十日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在永城殉職。
這一連串的新聞，都不是好消息。特別是李宗仁和程潛要求總統下野的消息刊出後，使許多人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悲觀。因為除了蔣總統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領導戡亂剿匪工作。很明顯的要求總統下野，那是共匪的陰謀。現在，歷史可以為我們作證，程潛投匪了，李宗仁也附逆了！當時被人稱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和張治中，都先後投匪了！後代的史家，將不會饒恕這一批「政治販子」。
在今日想來，如果三十八年一月間，總統不宣佈隱退，美國的軍援能適時而到，中國的現代史將會改寫，如果政府中，沒有匪諜潛伏，軍事上不節節失利，中國的現代史，也將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天津公園的傷兵
在天津，我看到了一批一批的傷兵，從前方退下來，他們沒有人照顧，就睡在公園中，沒有吃的，就到商家去乞討，後來散兵游勇多了，竟然「成群結隊」的到大商店去強討，於是商店看見「散兵群」，就紛紛關門。
天津的警備司令部，正忙於部署作戰，沒有人來處理傷兵的事，於是事情越鬧越大，那時候，共匪的滲透份子，也穿上傷兵的衣服，最囂張時，傷兵們居然在鬧區發表演說：他們看見經過的部隊，竟然高叫，「你們還打什麼仗，你們看見我們的榜樣麼？替國家打仗，現在落得如此下場」。這些話當然是共匪所作的瓦解民心士氣的心戰工作，但在當時竟然沒有人取締，於是共匪份子化裝的傷兵，一聲呼叫，我們的傷兵，就隨聲附和，天津的民心士氣，就在這種情形下瓦解了！
那時如果要是有像今天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這一組織，來安置傷患，共匪也就無法向傷兵們作滲透活動，天津的攻防戰，可能不會很快的就土崩瓦解。
我在天津公園內，看到傷兵躺在石凳上睡覺，飢餓時就出來乞討，心中自然難過，但奇怪的是天津市政府不管，當地的軍事機構不管，而且允許他們到處發表演說，當時的心境，真是預感到另一個末日，就要接踵而來。
當時天津的守將，是陳長捷將軍，他個人的戰志很高，聽說他的幕僚中也多主戰，失敗主義的氣氛，並不濃厚。他也常抓了匪諜，就地槍決，他不是想和共匪妥協的投機份子。
當北平和天津間的交通，被共匪在楊村一帶，毀掉一段鐵路時，天津的人心，立即惶恐不安，那時天津的「民國日報」，尚能沉得住氣，一連寫了許多篇社論，安定民心。
天津市因為存糧豐富，所以物價也還穩定，在那個動亂的歲月中，一切的物價，都跟着糧價走。由於糧價未漲，所以其他日用品，也沒有跟着上漲。那是當年各大城市淪陷前，唯一的例外。
陳長捷戰敗
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天津的西郊發生戰事，那是林彪部隊以勝利者的姿態，向華北進兵的第一次攻擊。當時在林彪身邊的彷佛有吳法憲，和政委譚政等匪軍頭目。那也可能是毛匪澤東，最依靠林彪的時候。
林彪匪部，進攻天津的戰術，是先切斷北平與天津的交通線，先向北平圍城，似有越過天津，直取北平模樣，但對北平卻圍而未攻。
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向天津發起總攻
他們進攻天津時，所採用的仍是「人海戰術」，被打死一波，再衝上一波，一月十二日軍方發佈公報說，「進攻天津的匪軍，一度被擊退」。但在第二天，匪軍又大舉來犯，十三日戰事呈膠着狀態，十四日在天津城內，已聽到了炮聲。
十四日中午，我曾到郊區大王莊去看長大和青年訓導班的學生，從天津市內到大王莊，要經過小船擺渡，在船上就聽到人們說：郊外的戰爭，打得很激烈，天津大概是守不住了！不過我到大王莊以後，看到同學們都很寧靜，那些大孩子們，還不知道天津已危在旦夕。
十四日的晚上，不僅炮聲越來越近，市區內也發現信號槍，那是滲透市內的匪諜和匪軍聯絡的信號。我住的估衣街不是匪軍攻擊的中心，但我和軍統局的王先生以及商店的老闆，卻常常跑出屋外查看。到了下半夜，不僅炮聲越來越大，也聽到了槍聲，有時錚錚的步槍聲，也凌空而過。不過沒有炮彈飛落。
王先生說：「完了！一切又都完了！我們又淪陷在天津城內」。我說：「在東北，我們能大難不死，這次也一定可以逃過」，我說那話時，是一種自我安慰，是夜行人吹口哨，用來壯壯膽子，實際上心裏又感到一陣涼森森的，一種沒有依靠的感覺。
那一晚我們自然沒有入睡，想到自己的命運，為什麼會壞到如此程度，第二次的逃亡，又不之能不能逃得成功。冬天的夜很長，陽曆的一月十五，快接近陰曆年了，不知道自己又在什麼地方過年。
夜好長好長，王先生和我都在房中坐立不安。他說：我們都是「國特」，被抓去是要扒皮的。我告訴他，「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們不能等着別人來埋葬我們。
一月十五日凌晨，槍聲漸息，店老闆打開門縫，向外張望：他說了一聲：「進來了」！「真的進來了」！又過一會他打開大門，我們也跟他向外張望，果然進來了！正是那批戴火車頭帽子，穿灰棉襖的林彪匪部。他們端着槍，在街頭疾走，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們在向他們注視。
一月十五日，天津沒有報紙，打開收音機，已是匪軍的廣播，告訴人們各安生業，商店要照常營業，街頭也在貼安民佈告了。我和王先生又變成小老鼠，我問店老闆 還敢不敢收留我們，他說：這幾天不收留你們又怎麼辦，不過千萬不能說一個是軍統局的，一個是新聞記者。我們告訴他，我們都有商人的身分證，那個老闆因為痛恨共匪，對我們十分同情，並囑咐他的四個夥計，不要說出我們的身分。那四個夥計對我們的態度，也毫無改變。
就在天津失守的同一天，共匪的廣播說：陳長捷已經兵敗被俘，他們已經有效的控制了天津。同時北平傅作義的機關報北平「平明日報」也提出主張：北平「局部和平」，那當然是傅作義要附匪的先聲。十七日我們又知道，國軍已撤離塘沽港。華北的局勢，是陰黯的。
關於天津的失守，以及失守得很快，頗令人失望。但較諸一些「不戰而降」的將軍，陳長捷的格調是高潔的。至少他沒有像傅作義那樣，附逆投敵，不保晚節。
陳長捷
又遇到林彪匪部
天津失守後，我候船南渡的念頭斷絕了，但卻也不敢外出。天天躲到房子裏，悶得發慌，每天腦子裏想的全是怎樣逃亡。那時王先生說：先逃到北平去，可能安全一些，他預料天津在一周後，一定要進行一次大搜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再天津淪陷後的第七天黎明，住在郊區大王莊的青年訓導班主任張曾明，倉慌而來，他說： 林彪的政工人員，昨天夜裏，曾到他的住處搜捕他，因為他最近兩天，躲到別處，林匪的政工人員撲了個空。
他提了一個包袱，催我趕快上路，一同到北平去躲躲，我把一兩黃金，早就縫在兜袋中，五十幾個大頭，也分別縫在破棉袍中和破被子中，於是提了破被，隨他奔向天津車站。
那一天，是三十八年一月廿三日，剛好是「北平局部休戰，協議生效」，傅作義宣佈投匪。天津車站，擠滿了向北平逃亡的人群，我們買了票，朝人多的車上擠，雖然是冬天，卻擠得一身冷汗，因為人多的地方，可以「魚目混珠」。
車開到楊村，說是前面的路軌斷了一大段，需要步行過去，我和曾明也混在人群中，朝前一站走。路上看到一批傅作義的部隊，在田野間休息，像是在作行軍演習。後來才知道，他們是自北平撤出，由林彪匪部的四十九軍入城接防。
傅作義的「出城部隊」在休息時，全部武裝，並且站崗放哨，槍口向外，以防匪軍偷襲。同時我看到部隊的士兵和軍官，每個人的眉宇間，都充滿殺氣，憤憤不平。很明顯的他們是不服氣，而且不齒傅逆作義所為。
不久，休息的部隊向天津方面前進，唱起了軍歌。歌詞是：「勸人莫當共產黨呀，當了共黨沒有好下場呀……」。由這首歌詞證明，我所判斷的傅作義部隊，並不願投降的正確性。
現在再回想這首歌詞：「當了共黨沒有好下場呀」！果然不錯，二十三年後的林彪，果然給共黨殺害了，做共黨作到了「副主席」的地位，說殺就殺，是共產黨員們，值得深思的事，也是左傾的共黨尾巴們，值得深思的事。共產黨的功狗林彪，被共黨處死，或者是飛機被打落而死，那都是狗咬狗的事。因為共黨本身，就是又陰狠又毒辣的東西，如果要他們改變，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
傅作義附逆
我們走過楊村，繼續擠上了開往北平的火車，在上車時受到一次匪軍不大嚴密的檢查，便放行了！因為他們相信我們是商人。
在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從前門車站下車，那一天共匪的四十九軍，僅有一團人，開進北平。北平確是比天津自由得多了！張曾明把他住的地方告訴我，我也把我的地址告訴他。就此分手。
到了北平，我又住進東柳樹井的一個商人朋友的店中，那也是山東人開的小雜貨店，後面有三間客房，到也雅潔。北平的世界日報，繼續出版，總編輯仍是方乃和。到北平以後，翻閱報紙，才知道總統已經在一月二十一日宣佈：「身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職權，並於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搭專機離南京飛往上海。也知道谷正綱先生，在總統引退那天，曾痛哭流涕，向新聞記者表示，他要：「一心學可法，誓不作承疇」的名句。當我看到那條新聞時，心中像有一塊鉛在壓着，透不過氣來。
北平城的人們，都知道傅作義投降了，我住的那家店鋪老闆就說：傅作義的半世英明，付諸流水，他抗戰時的一切功績，全被他自己糟塌了！
傅作義附逆，是和誰接觸，由誰牽線，當時都語焉不詳，但傅是在風平浪靜中，把一座歷史上的古城，獻給共匪，卻是一個事實。當然傅作義的身邊，有高級匪諜，在影響他，□動他背棄中央，是不容置疑的事。
傅作義投降時，毛匪澤東的總部，已移到石家莊，不過在傅投匪後，在城區內的小機場中，我仍看到了幾架小飛機，據說：那些飛機，是到北平接運不願投匪的政府官員，後來那些飛機，是否飛回南京，就不得而知了！
歷史會對忠臣烈士，有所記載，但亂臣賊子，也逃不過歷史的審判。傅作義甘心作亂臣賊子，是因為他讀書不多，他不是誤上賊船，而是甘心賣身投靠。很不幸的， 我在北平又遇上了「政治舞台」的落幕。雖然我是坐在最後一排的觀眾，並沒有看清楚舞台上那批政治丑角的真正面目，或是他們化了裝的面目。
1949年1月，傅作義部接受改編。圖為解放軍在朝陽門接防
在北池子邊上徘徊
北平陷匪以後，住在王府井大街的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有一天派了他的一個侄兒到天津去送信，要我到北平共商逃亡的方法，但他的侄兒，走到半路，被共匪搜出函件，要他「坦白」，他果然「坦白」了，說他叔父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我是「新報」的採訪主任，於是共匪派人到天津我住的地方搜捕，結果是那家老闆告訴他我已返回瀋陽。袁笑星的侄兒被放回後，帶了一個口信，那是說：匪幹們要他告訴袁某和於某，「逃不出人民的掌心」，笑星知道了那件事，躲了幾天，後來我到王府井大街去找笑星，他的夫人告訴我那一段經過，於是我也搬離東柳樹井的住處，跑到西城的汪伯母家，汪伯母的大兒子，是我大學時代的同學，他們是自瀋陽遷往北平避難，那是在瀋陽淪陷以前。就在西城租屋而居。以後一直到我再度自北平逃出，就一直住在汪家。
那時和我接觸最多的是瀋陽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瀋陽新報經理劉興武，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他們都是在我逃出瀋陽前後，先後脫離虎口。我們在北平，常到劉興武的姐姐家中，商討逃亡之策，有人主張走山東，有人主張走徐州，我則主張走西北，入潼關，經秦嶺赴重慶。而最重要的是，要找一張路條，以便應付路上匪軍的檢查。
就是這樣，藏藏躲躲的混過了二十多天，但每天都是坐困愁城，無計可想。
有一天我在北池子邊徘徊，突然有一個人從我的身後拍了我一掌。回頭一看，原來是長白師範學院的劉漢漠，他在長春青年訓導班做過職員，和我同過事，握問他今後的行止，他說：「像我這樣為國民黨工作的職業學生，那有生路。要逃走又沒有錢，看來只有跳北池子了」！在那個緊要關頭，難得他有必死的決心，在激動之下，我告訴他，我有一兩黃金，五十幾個大頭，足夠兩人逃難了！於是我們互相留下地址，作為以後聯絡之用，果然劉漢漠成為我以後逃難行程中，最忠實的夥伴。
讀明史悽然淚下
我住在汪伯母家，天天翻看地圖，天天愁眉苦臉，他家是書香門第，剛好有一部明史擺在書架上，我睡不着時，就夜讀明史；所看到的大部是「州官獻城，太守請降」，越看心中越不是滋味，最後是讀幾行，便悽然淚下。
汪伯母告訴我，要逃還是早一點逃，但路條要準備好，我到那裏去找那東西？在瀋陽時我是共匪列名的第五級的小「文化戰犯」，剛好有一天，他家來了一個會刻圖章的金石家趙先生，我私下求他替我刻一個小機關的圖章，他說他有一個親戚在順義縣的修械所做事，於是他用豆腐乾替我刻了一個順義縣修械所的圖章，我用印泥蓋在舊毛頭紙上，真像機關的大印，於是我自己用劣等黃信紙，寫了一個證明書：上面共寫了八行字：第一行是：「臨行證明書」，第四十三號。以下是順義縣政府修械所，姓名於春財，年齡三十二歲，籍貫甘肅、蘭州，職別雜役。右給氏名，貼付照片，確係本所員工，返原籍地，希沿途軍警驗證放行，此致。下署主任師自久，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五日。這東西原是用來騙騙共匪的，但這東西居然在路上暢通無阻，過黃河時，共匪的檢查人員，居然在我的證明書上，蓋了一個驗字圖章，並且用筆註上了三月五日。這個證明書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手中，作為「出生入死」的紀念。一轉眼已經是二十四年了！當然我寫的年齡，比我的實際年齡，大了五歲。那是為了和我留着鬍鬚，不梳頭，不洗臉的樣子配合。
有了證明書，我決定逃亡的路線，是遠走西北，不去南京，以避開共匪的正面攻擊目標，把我的原籍，改為甘肅蘭州，是便於西行。
看你橫行到幾時
我把逃亡的計劃，告訴了劉漢漠，他十分高興，但是他要弄張假路條，我又把計劃告訴劉興武，他也出去想辦法弄路條。為了等他們弄妥路條，我大約在北平多隱藏了兩周多。那時汪伯母告訴我說：逃難時不要在涿州停留，因為他家的老二，已加入了「八路軍」，駐防涿州。他家老二，在勝利以後，俄軍佔領瀋陽時期，曾抄收過重慶的廣播，分送給同學，當時是個愛國青年，僅僅四年間，竟又作了共匪的鷹犬，真是令人不解的事。
我計劃離開北平之前，也去看了一次張曾明先生，那天他剛要出門買菜，把帽邊壓得低低的。我說我要走了，希望他和我同行，他說：他夫人正在懷孕，行動不便，作丈夫的不能丟掉她。同時他表示：北平的情形不算緊張，他在日據時代，做過特工，諒共匪也奈何他不得。然後他約我到他住的朋友家的後屋，屋子十分清潔，而且牆上還掛了一幅齊白石的畫 「蟹」，上面題了：「看你橫行到幾時」他說：這題詞是說給共匪廳的。我告訴他多加小心，他要我路上注意，然後約定，在重慶再見。沒想到他竟然沒逃出來，十多年前，我在中央黨部看到一張匪報，而被共匪以「國特」罪名，槍決的名單中，張曾明先生，竟然列名。現在回想起他胖胖的身材，他在長春市議會發言時的神態，我們一道提着小包，自天津逃往北平的情形，猶歷歷在目。而他卻真的成為烈士。離開我們這個世界。遙念故人，不禁涕淚滂沱。
出北平記
離開了古城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終於離開北平，作第二次逃亡。同行的夥伴，有瀋陽新報副經理劉興武，長白師範學院學生劉漢漠。那一天我們在劉興武姐姐的家中，吃了一頓高粱米飯，然後出西城，在路上碰到了北京大學的學生和長白師範學院的學生王鐵軍兄妹以及張澤民等，數數人數一共是十一個人。同學們穿着藍布長衫，那是當時北平城中，最時髦的打扮。我仍然穿了我自瀋陽逃難時的破棉袍，我的一兩黃金縫在兜袋中，它的位置剛好在肚臍眼的位置，如果搜身時，那一兩黃金，剛好補了肚臍眼的空隙。
在劉興武姐姐家出發時，我囑咐劉漢漠和興武，在路上遇到他們的同學時，千萬不要說明我是新聞記者，一定要說我是修械所的雜工。出了西直門後，劉漢漠就替我背起棉被包，他知道那床棉被中，縫了許多銀圓。而那一兩黃金和四十幾塊銀圓，正是我們逃難的全部旅費。
北平的二月末，沒有一點春天的氣息，出西直門後，更顯得寒風刺骨。我對於這座古城，沒有什麼留戀，腦子裏所想的，全是如何應付匪軍的搜查，如果被敵人逮住了，該怎樣脫身。我在長春時，領的假身份證，要不要帶在身邊。逃往西北的路上，會不會比由瀋陽逃往山海關的路上，搜查得更緊。一邊思索，一邊走路，走到海甸時，遇到了大批改易便裝的國軍憲兵，他們毫不諱言，他們是為了反共，而要遠走綏遠。他們並說：駐守北平的憲兵二十九團，沒有一個人投匪，事實上確是如此。我當時在想，北平的憲兵中沒有一個人投匪，正表現出憲兵中具有高度的軍魂，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的知識水準較高。在路上聽到憲兵們的談話，多是痛罵傅作義的附逆和李宗仁的無能。
逃難的第一天晚上，我們住在北河，我和劉漢漠睡在一家小店的馬棚中，人躺在馬吃的雜草中，覺得特別溫暖。當然我們睡馬棚，仍然是為了我常在睡眠中說夢話。
石家莊戒備森嚴
逃亡的第二天，我們住在保定，那是出北平後的第一個大城。保定失陷時，似乎未經過激烈戰??，所以縣城也很完整，我們住在保定的一家小客棧中，夜裏匪軍草草的查一次店後，問問學生們到什麼地方去，並沒有每一個人都加盤查。學生們上床休息，我和劉漢漠仍住馬棚。
從保定出發時，往石家莊的路上，有北方大車招攬生意，我們十一個人，就雇了一輛大車，黃昏時候，到了石家莊。那時候，石家莊是共匪的政治中心，因為毛匪澤東就住在那裏。我們到石家莊那天，是二月二十五日，前三天，毛澤東就在那個地方和李宗仁的代表邵力子見面。
石家莊戒備森嚴，崗哨很多，有三道關卡，對來往行人進行檢查，不過他們對學生的檢查，比較鬆些，但夜裏來查店時，仍要詳細看過「路條」，核對照片。那一晚我告訴劉漢漠要特別當心，如果聽到我說夢話時，一定要把我推醒，劉漢漠在那個晚上，沒敢睡覺，第二天清晨，我看見他滿眼血絲。
當我們自石家莊搭上汽車奔向娘子關時，漢漠悄悄的告訴我，昨晚他聽到店外的腳步響時，就心裏發慌，現在總算逃過了一個大關口。因為我們在北平時，就知道毛澤東躲在石家莊，遲遲不入北平城。在石家莊看到戒備森嚴的情形，證明了毛匪澤東，確實是在石家莊觀望戰局的演變。並引誘李宗仁等墜入他佈置的陷阱。
那時共匪的兵力，佈置在長江北岸，林彪的部隊，取得天津和北平後，也把他的主力向南調動。共匪對山西的太原，圍而不攻，他們對太原城的戰略，似乎是採取圍困長春的方式。
在南京的李宗仁，仍在夢想能與毛匪隔江─長江─而治，而最昏庸的是他在二月十七日，發命令給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儲存的黃金外運。
出娘子關
從石家莊到娘子關的途中，在一個村莊裏，聽到有火車汽笛的聲音，於是我們決定改乘火車西下。當我們抵達那個不知名的車站時，看到了一輛貨車，車上擠滿農民。我和劉漢漠相互遞了一個眼色，往人最多的車上擠，車上有持槍實彈的匪軍，也在人叢中擠來擠去，但他們沒有搜查。車子走了一些時候，停在一個大站上，那是有名的娘子關。
出娘子關後，經過許多小站，火車忽停忽駛，二月廿六日，我們在火車上過了一晚，在天亮時，抵達榆次。火車繼續向西南方向緩緩行駛，經祁縣、平遙、介休，二十六日午夜抵達焓別??譎蘇舊希????礁澆??碾u鳴。車子不開了，我們就在靈石車站上，坐到天明。
那一晚真是百感交集，因為在路上，我看到了華北農村的貧窮，在石家莊附近的小村頭村，我看到農民們穿着補了又補的破灰衣服，面黃肌瘦，在田中散佈糞類肥料，在頭村中，我們休息時，一個農民並和我們聊天，他竟然敢罵攻共匪的剝削農民，比地主還要厲害。他說：過去交地主的地租是每畝二斗，而現在交給共匪的地租，則是三斗半。他並且說：頭村的人民，從日本投降後，一直就沒有看見過中央軍。那老農和我們談話時，悄悄的流着眼淚。
在靈石車站，雞啼聲一聲接着一聲，我和漢漠背對背靠着，他在打着瞌睡，我則想到自己的命運和頭村那批農民的命運。他們曾經告訴我，糧被共黨徵去了，人民吃雜糧作成的米糊。同時我看到，八九歲的孩子，眼邊都爛了，那顯然是營養不良所致。
頭村的旱田，顯然土很薄，村莊也沒有樹木，那一些農民，在日本佔領時期，苦了八年，好容易祖國光復了，但他們卻沒有看見「漢家旌旗」。當然他們都是一批宿命論者，認為一切都是老天爺的安排。
在靈石聽雞鳴，在深夜裏，在萬籟俱寂時候。一個流亡者，一個失去國家保護的人，我忽然想起于右任先生的一首詩：「倉皇變姓出關門……」之句，我雖然出了娘子關，但生死未卜，前途茫茫，就像靈石早晨的迷霧一樣。
逃亡的夥伴
我們十一個人的逃亡群，那批學生的顧慮較少，他們在路上，可以大罵共匪，也有人在大車上唱，「跑馬溜溜的山上」和「揭起你的蓋頭來」，有一位男生和女生，並在旅途中熱戀起來。不過大家的反共意志很高昂，我深深的記得，其中一個同學問道，「如果在我們的行列中，發現匪諜，我們應如何處置？」大家異口同聲的 說：「砸死他，用石頭砸死他」。
從靈石到霍縣那一段路程，大家又雇了一輛大車，中午就找一間小店吃飯，山西的小飯??，設備簡單，一??面、一碟辣椒粉、一碟咸鹽、一碟醋，用這些鹽醋和辣椒粉拌麵，便是一餐。逃難的第六天，我們就住在霍縣，那是二月廿八日。那一年二月是個小月，所以廿八 日，也是二月最末的一天。當然同學們仍然睡木板床，我和漢漠照樣住馬棚。
一路上沒有看見共匪的正規部隊，只由少數匪幹，指揮地方的民兵，從事來往行人的檢查工作。住在霍縣的那一晚，我們仍未受到嚴格的盤查。
山西的境內很窮，我們經過的地區，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戰??，所以看不到田園寥落干戈後的跡象，但人民對共匪都沒有好感。我們在大鄉鎮吃午飯時，常有鄉民問起北平的情形。他們知道這一批逃亡者的去向是政府區的西安。同學們也不諱言。至於我，因為打扮是一副傻像，再加上棉袍上露着棉花，倒沒有人理會我。他們以為我是學生們的僱工，替他們背行李的小工。
三月一日，我們從霍縣，雇了大車，直奔洪洞。洪洞縣是戲劇中「蘇三起解」的地方，縣城不大，匪軍不多。一日晚上，我們就住在洪洞小縣。在大車上，同學們有人唱起「一十六歲把懷開」的戲詞。而我則沒有那份聽的興致，我自己的感覺則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只要能逃得出去，什麼都好了！
不過這次逃亡，確實比自藩陽走出時，平安多了，相對的危險也少得多了！
三月二日，我們走了一天，進入新絳縣境內，夜宿大杜村。那個村莊，是個大鎮，晚上沒有人來查店。劉漢漠說：照現在的情形估計，我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逃離匪區，但我告訴他仍應心為是。
木頭店打鑼開會
從大杜，坐大車，進入了稷山縣，那一天是三月三日，也是我們逃出北平的第九天。大約下午四點多鐘，就到了一個大村莊「木頭店」。在木頭店。我們剛剛住進小客棧，便聽到街上鑼聲四起，居民們奔跑着向鳴鑼的地方走去。其中包括老人、婦孺、連小客棧的「小二」，也跑光了。
我們沒有人前去看熱鬧，怕惹上一身麻煩，黃昏時候，客棧中開會的人回來說，那情形每隔幾天，便有一次，因為那地方，己被共匪列為「老解放區」。不斷的進行政治教育。那家店 小二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黨開會說瞎話」。那個店小二，從心裏對共匪有着反感，他為我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他們村莊裏有一個人，不願替共匪當兵──共匪稱之為「參軍」，理由是他膽子太小，不敢和任何人打架，共匪准許了他的請求，但六個月後，一場大??爭開始了，於是共匪告訴那個由於膽子小而不願當兵的人說：現在共黨要試驗一下他的膽子到底小不小，同時要幫助他把膽子變大，使他能有機會為「人民」服務，參加「人民的軍隊」。
店小二說：??爭開始時，村中的婦女都出動了，每人拿了一個掃帚，向那位不願當兵的人身上打，最初他不還手，拼命的逃，由他們的村莊，逃到另外一個村莊。但在那個村莊中仍有大批婦女，用掃帚打他，他再逃回本村，婦女們再群起圍攻。他在不能忍受的情形下還手了！於是共匪便說：他懂得抵抗，證明他的膽子，已經大了起來，於是村莊的匪幹，為他「雙??花，十字披紅」，送他參軍。
店小二說：共匪整人，有他一整套方法，逼人非上他的圈套不可。在他們整人的過程中，一步比一步逼得緊。接着他又說：他之所以能當店小二，是因為他的右手食指在鍘草時，給鍘刀鍘斷了，由於不能放槍，所以才被留在後方生產。然後他伸出右手給我們看。
這個故事，隔了二十三年，在我的腦中，仍留有深刻印象，那店小二帶的瓜皮小帽和一付憨直相，直到現在，也還留在我的記憶中。那是善良的北方農民的典型。
河津之夜、相互對泣
在我們住稷山縣木頭店的前一天中午，在臨汾縣城內午餐。在臨汾，我們看到上空有國軍的運輸機，正向太原城的方向飛行。那時候太原城正在被圍困中，也正是閻錫山將軍身上披了一塊寫着「與太原城共存亡」的牌子的時候，用以激勵士氣。我們在臨汾城內，看到了亂糟糟的市場，也在那裏賣了幾個銀圓。但作生意的，擺地攤的，也全是老弱和婦孺，在城內沒有看見壯丁。
三月四日，我們由木頭店出發，坐大車赴河津，河津是黃河邊上的一大縣，第二天我們就 要渡過黃河。黃昏時候，我們抵達河津，住在一家較大的客棧中，客棧的窗子是用白紙糊的，顯得很乾淨，客棧的耳房邊，就是馬棚，馬棚旁則是草料茅棚，同學們選定了耳房過夜，我和劉漢漠則選定的茅棚。
那是一個淒風苦雨之夜，晚上十點多鐘，匪幹們堤着馬燈來查店，那一晚查得很嚴，連馬棚和草料房都查到，匪幹們看了我的假路條並沒有懷疑，但是他發問了，「為什麼住草料房」？我說：「因為身上沒有店錢」。「你到蘭州做什麼」？「探望老太爺」。「你的老太爺做什麼」？「在蘭州氈鞋店做工」？「聽你的口音不是蘭州人，為什麼路條上寫的是蘭州人」？「我出生山東，落籍東北，父親在東北軍當兵，在西安住了幾年，開小差到蘭州氈鞋鋪做工」。匪幹點點頭，不再問了，但他走後，我的心反而跳起來。因為那些話是我臨時編的。他要再問下去，就難於對答了！
匪幹走後不久，劉漢漠從毛廁里走出來，原來那時他正如廁，趁機會躲了起來。他出來說，好險啊！這是「雁過拔毛」的地方。然後他緊緊的拉住我的手。他說一會兒會不會再來一次檢查？匪幹去了，沒有再回來，但一個打着燈籠的老婆婆出現了！他提着燈籠，直奔耳房、我和漢漠側耳靜聽。那是一個蒼老的聲音。
「他們（指匪幹）走了，不會再回來了」那老婆婆大約已經六十出頭。
「你們是從北平來的大學生」？
「是的，我們由北平出來」。
「是到西安去嗎」？
「是啊」！
「哀！你們真是好福氣」。
「還不是在逃難」。
「這地方不是人住的，共黨的一套，是嘴甜心狠，他們不是人呀。他們心狠手辣。他們是梁山泊魔頭變的」。
「老太太怎麼知道」？
「他們剛來時，老大娘老媽媽，叫得滿親熱的，住民宅，在開拔時，把院子掃得乾乾淨淨。借的針線、盆??，一個不短的送回來，但在他們站穩腳步時，什麼都來了！??完富人，??中等人家，??完中等人家，再??窮人。??完窮人，??地痞流氓。那些流氓、地痞，把共黨勾引進來，替他們作眼線，最後他們也完蛋了」！
「是啊，好可怕的共產黨」。
「你們還不知道，他們要人參軍的方法更毒更辣。我的三個兒子，全給他們弄走了！現在我開這座小店」。
「沒有請幫忙的麼」？
「我的幾個女兒幫忙照顧，這個店不知道能開到那一天」？
「老太太不要難過」。
「我問你們，蔣委員長還要不要我們，他什麼時後來救我們，這日子沒法過了」。老太婆嗚嗚的哭了起來。學生們也嗚嗚的哭了起來。我和漢漠把這段對話，聽得清清楚楚，於是我們也在草棚中用袖子擦眼淚。
在那個淒風苦雨的夜裏，在黃河邊上一個旅店中，那個蒼老的聲音：「蔣委員長還要不要我們」。那是多麼沉痛的一句話！二十三年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靜時，回憶這段往事。那蒼老的聲音，也常在沉重的回憶中環繞耳際。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拯救她和他們？那一大批我們的同胞，他們同樣是皇帝的子孫，如今在共匪的統制下，他們卻成為一大群藍螞蟻。
河津之夜，是我半生中，永難忘懷的一夜。
渡黃河到龍門鎮
三月五日清晨，我們沒有和那位老婆婆道別，徒步走向黃河邊。在河津檢查哨。果然是「弓上弦，刀出鞘」，共匪的刺刀，裝在步槍上。劉漢漠向我示意，要提高警覺，我先伸手在棉袍袋中，取出路條，順便摸一摸兜袋中的一兩黃金，剛好在肚臍眼處。
共匪的政工人員，檢查得很嚴，並且搜了身，然後問學生們到那裏去，他們說是到韓城探親，一位匪幹苦笑一下，明明你們是去西安，明明你們是到「白區」去──當時共匪稱政府區為「白區」。不過讓你們去好了！問到我時，我粗里粗氣的說，「回蘭州看老太爺」，他居然沒有再盤問，並且在我的假路條上，蓋上「驗」 字圖章，上面用毛筆寫上三月五日。
我們上了渡船，居然順利的通過這道「鬼門關」。漢漠用臂肘觸了我一下，在船上，面現笑容，那是他一路上第一次給我看到的笑容。我心想這個要跳北池子自殺的學生得救了！但我卻沒說出口。
過了黃河，沒有大車，也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問了去韓城的路，沿黃河邊上步行，黃河岸上，到處是蟻穴，常常一腳踏入蟻穴中，就陷了進去。被陷過一次後，大家開始小心。
走了一天，晚上住在龍門鎮，那就是舊小說中，描寫鯉魚躍龍門的地方。龍門鎮上，顯得很荒涼，一路上都是風沙。
黃河的這一邊，是□西省界，雖有風沙，但是多少有點春天的氣息。龍門鎮雖然也是匪區，但比黃河那一邊松得多了！我們住在龍門的那一晚上，連查店的匪軍，也草草了事。
龍門鎮屬韓城縣，我們看到的居民，仍然是老弱婦孺，穿着也是破爛的衣服。那一天因為徒步走了一天，晚上睡在小店的草料棚中，下面鋪草，身上蓋草，醒來時倒出了一身熱汗。不過腳已經起了泡，劉漢漠替我擦了凡士林藥膏，並用一塊白布包紮。三月六日清晨，是我們逃亡的第十一天，龍門鎮有大車去韓城，於是我們就上了大車。
在韓城看掃街
在大車上，坐了一段時間，到了韓城，韓城街道整潔，全是清磚瓦房，但卻很古老。很明顯的韓城沒有遭到兵??。
我們抵達韓城時，天未過午，但滿街都是婦女在打掃街道，而且掃了再掃。那是我們沿途所見匪區中最乾淨的城市。過去中國有句老話「閒來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共匪的統治下，那個觀念完全改變了！
在韓城休息時，有一名梁姓老人，和我聊天時說：自從共黨來了以後，一切都改變了，他們的刑罰殘酷，人與人之間，已經再不能有什麼情感，韓城現在沒有盜案，但那不是由於人民的生活好，而是畏懼共黨的嚴刑峻罰，和豪不留情的清算??爭。因此每月都有兩三起懸樑自盡事件發表。他說：人們生活在恐怖中，活着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那位梁姓老人並說：城外的農村，比城裏更苦，現在沒有地主了，但共黨卻是真的大地主。他講的話沒有錯，因為我在沿途農村中，沒有看見過一頭肥牛，和一隻瘦狗。共匪區內沒有狗的原因，據說是為了便於匪幹們偵查人民的行動，因而把狗全部殺掉了！
韓城城內的生意照常，那是黃河邊上一個寧靜的城市。在城中，我沒看見共匪的軍隊，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政工人員。
三月六日晚間，我們坐了大車抵達韓城縣屬的吳莊，並在那裏過夜。七日通過頜陽縣，住在一個叫做三家村的地方，八日走了一整天，晚間住在朝邑縣城。朝邑漸漸接近國軍的防守區，我們預料檢查得一定很嚴，但結果卻出人意料的平安度過了一晚。
朝邑的前一站就是趙渡鎮，是真空地帶，沒有國軍駐守，也沒有匪軍駐守。
冒着槍彈前進
在我逃難行程的第十五天，中午時分，抵達真空地帶，趙渡鎮，那是黃河邊上的一個小村莊。當我和漢漠正在暗暗的慶幸已經逃離匪區時，突然傳來了兩聲槍響，不久一小隊匪兵，突然出現。他們迅速的揭掉牆壁上的標語，那些標語寫的是：「擁護蔣總統」，「反對共匪的清算??爭」，「三民主義萬歲」。……匪軍揭掉那些標語後，貼上了他們的標語。然後告訴我們說，你們要退回去，這地方就要發生戰??。接着一批一批的匪軍來了。那批大學生們，聽說那地方，要有戰??，掉頭回去了！只有我和劉漢漠沒有動。匪軍問我們，你們兩個不怕死嗎？我答：父親病重，必須加緊趕路。他們沒有再理會我們。漢漠和我計議，這是生死關頭，我們怎麼辦？我說：向前走可能逃得一命，要退回去，則可能被押解回去。他同意我的意見，背了小行李卷便走。果然不到五分鐘，戰??開始了，我們聽到槍彈錚錚的從頭上飛過，並有些子彈趴達趴達的落在前面，把土地打得一股煙一股煙的。我們開始躲在黃河邊的土崖下，心想這回真的要「性命交關」了！於是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能保佑我們的安全。若是這樣死去，實在有些不甘心。
槍聲越來越密，但落地的子彈不多。半小時後槍聲小了！我們決定，退回趙渡鎮。那批匪軍仍然沒有退走，並且譏笑着說：怎麼樣，你們一心只想向「白區」跑。告訴你們，你們不要作冤死鬼。我們躲進趙渡鎮的一家民房的裏面，那座房屋，沒有人住，屋子裏也沒有東西。又過了些時候，槍聲停了，我和漢漠出去查看，夕陽將落，那股匪軍已經全撤走了！
趙渡鎮真的成了「真空」，因為對面的國軍也沒有進駐。劉漢漠說：這回可真的逃出來了！我們要趁天還沒黑以前，繼續前進。當然往前再走，會不會再被打在夾縫中，是一件不可預料的事，但前面不會再有匪軍，則是可以用常識來判斷的。
劉漢漠背起我的行李，邁開大步疾走，他的腳力很強，我在後面急追，走得一身大汗。那是在逃命的時候，人為了求生，格外有的一種力量。
在薄暮冥冥時分，我們抵達了三河口江邊，在距離五十米的正前方，出現了兩個人，黑色褲掛，頭系白布「包頭」。他高聲喊叫，你們舉起雙手，我和漢漠，立??高舉雙手。
三河口夜話
那兩位黑衣人拿着手輪，前來搜身，然後問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說：「來自北平，投奔政府」。於是其中的一個人說：「難得你們千里迢迢的奔來了！」。這一句話使得我和漢漠，放聲大哭。我們彷佛失去母親的孩子，又投向母親的懷抱。痛哭以後，心裏覺得特別舒適，彷佛一路上的委屈，都傾吐了出來。
黑衣人掏出兩個饅頭，為我們裹腹，然後他說：他們是諜報隊員，今天晚了，不能渡河，明天一早，有大船擺渡。說完，他們的影子消失在暗夜中。他們竟自去了！留下我和漢漠，坐在河邊上。三河口邊，還在結冰，但河心的水在流動。
大約是九點鐘左右，那批退回去的大學生，結隊趕來。大家就坐在江邊，漢漠特別囑咐我，今晚仍不能向學生們暴露新聞記者的身份，以防萬一。那一天是三月九日。
夜很冷，坐在江邊無法入睡，我和漢漠共同披着我的那床被子。兩人都十分興奮。漢漠說：這次跋涉了幾千里，已經百分之九十，保住了一條性命。此外他認為這次行程，對我而言，等於在匪區中，作了一次化裝採訪。是最有價值的一次採訪。尤其是河津的老婆婆與學生談話時，雙方痛哭失聲的那段故事。希望將來能完整的把它寫出來。
我告訴漢漠，這次逃亡，比起由瀋陽奔向山海關的那一段，真算是幸運多了！因為一路上沒有被關過，也沒有討過飯。更幸運的是瀋陽陷匪和天津失守，北平易手，我都沒有被俘，而成為漏網之魚。我們山東人在「逢凶化吉」時，第一要感謝老天爺，第二則要說是「祖宗有德」。這兩種感激，在當時我都體會到了。
那一晚，夜似乎很短，不久看見東方發白，我說：天亮了！過了河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漢漠說：過了河才能算真正安全。
重獲自由的瘋狂
三月十日，早晨八點多鐘，從三河口的對面，駛過來一隻木船，船上站了一個士官，年紀二十多歲，船沒有完全靠岸，他涉水踏水而過，對我們一個一個盤問。同學們說：大家來自北平，職業是學生，他問到我時，我說是工人，他看我穿的過於破爛，指着我說：不許你上船。眼看着那批同學，踏水涉水，奔上木船，漢漠說：不要管他，我背你上船，因為他知道我的腳上，又起了泡。漢漠背了我約走了五十幾步，我看他又要拿行李，又要用一隻手拖我的腿，為了爭取時間，我從他的背上滑下來，兩隻腳立刻插入水中，由於急的混身出汗，又突然兩隻腳落入冰中，覺得寒氣直入心肺。兩隻腳立時抽筋。在船上發現，左腿已經青筋突起，從那時起我便患了靜脈曲張。那是共匪給我生命史中，留下的記號。
我和漢漠上船後，那位士官，突然發現我也擠在船上，不由分說，就打我兩個耳光，打得兩眼直冒金星。他一邊打一邊說：叫你不要上船，你偏要混了上來。我看你一定不是個好東西，然後他操起船上的一隻空槳，要攔腰打下。這時候我大喊了：我是「新聞記者」呀！我的一聲吼叫，驚動了岸邊站着得一位軍官，他也大聲喊叫，不要動手。那位士官，才算饒恕了我。於是軍官隔岸發問，你叫什麼名字，我答稱：于衡。對方問：是不是常給新聞天地寫文章的于衡，我高喊是的！沒想到給新聞天地寫文章，竟然在危急情形中管了用。
船上的學生們，都用驚奇的眼光注視我。船靠岸後，那位軍官，先扶我下船，然後罵了那個士官，並向我致歉。我說：他是應該的！因為我穿得太破爛。
下了船後，那批學生和我，為了重獲自由，大家似乎都已瘋狂，不能自己的伏地叩頭，感謝上蒼。過了三河口，我們所看到的是，人們有了笑容，彷佛土地也有了芳香。
那位軍官告訴我他姓李，是一個上尉連長，中央軍校畢業，他守的陣地就是三河口的這個河岸。昨晚的兩名諜報員，也是他的部屬。於是他把我和劉興武邀到他的連部。因為混在學生群中的劉興武也是記者。那位李連長，自掏腰包，要勤務兵到附近小鋪，打酒買肉，招待我們在連部午餐。我和興武是主客，劉漢漠和其他同學作陪。
一杯白乾下肚以後，李連長問我的第一句話是：「七億美援，什麼時候會來，李宗仁有沒有堅定的反共意志」。我沒有答覆他的問題，但眼淚卻流了出來。……
作者附記：
（一）採訪二十五年之九：將張曾銘先生之名字，誤為張曾明，承劉慰嚴女士指出，特此更正。
秦嶺上的春天
拔髯棄袍
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我從華陰抵達西安。住到西京飯店，在旅社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脫掉一路上穿着露了棉花的長袍，並把它丟掉。我希望在以後的歲月中，永遠不要再穿它，再過逃難的日子。第二件事，是在洗臉以後，用手拔掉長達兩寸多的鬍鬚，拔鬍鬚時，似乎並未怎樣痛苦，只是留了一點血。那是在一種興奮和愉快的心情下拔掉的。
在西安，我有很多朋友，但我上街的第一件事，是買了本「日記」，晚間在電燈下，開始寫我的「脫險日程表」。然後開始寫到：「從三十七年冬瀋陽淪陷時起，我便停寫了日記，隨着生活也失去了重心，四個多月，過的不是『人』的生活，日子不知怎樣打發過去，然而在今天，我畢竟從險惡的環境中，沖了出來。很自由的寫我的日記。四個月的灰色生活，四個月的被迫害生活，現在結束了！
三千里的跋涉！餐風露宿，當災難結束時，心境感到特別的輕鬆，但同時也感到：我們該如何拯救那些身陷匪區，而無力自拔的人。他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敢講，只能像一之馴順的牛似的，為共匪服勞役，而所得到的是不能一飽。
讓中國好起來吧！我們要國家。愛好自由的人們團結起來吧！因為世界上再沒有比失掉自由，生活在恐怖中的人更痛苦。」
在西安我和劉興武先生同住在一起，一路上和我共患難的劉漢漠，則回到流亡學生群中。
季節的春天和屬於我們的春天，終於來了。在西安停留的一周中，我去看了胡宗南將軍，他下了個條子，可以免費乘坐飛機飛往重慶，也可以免費乘軍運辦公處和歸軍方指揮的車子走秦嶺去重慶。並要他的部屬替我們安排。
西安的「記者工會」在一家最好的餐??中，請我和興武吃飯，並且把我們逃出匪區的消息，刊在「西京日報」上。那一餐飯，是我們幾個月來，所吃到的最好的一次晚餐，因為我們的肚子中，沒有一點油水。
西安的溫暖
在西安，朋友替我們換季，量制新衣，白天我和興武到各地去玩，晚間則在西京飯店，接待朋友，談論北平淪陷後的情況。三月十六日，我們到臨潼去洗溫泉，臨潼由於「西安事變」而聞名天下。那裏有正氣亭、中正林，中正林旁，就是「長生殿」舊址─那是歷史上傳說：唐明皇漢楊貴妃游息的地方。也就是白居易詩中：「七 月七日長生殿，半夜無人私語時」的驪山之麓。
我和興武在貴妃池裏沐浴，在華清池院內，看異草奇花。幾個月的疲倦，一下子洗得乾乾淨淨。從正氣亭向下眺望，田園桑麻，已綠成一片，那是春天，是風和日麗的春天。
我們做在軟椅上，一杯清茶，一支香煙，默默的欣賞驪山之麓的風景，直到黃昏，看山下炊煙四起，也使我想起中國的唐漢之盛。
西安，給與我的是無限溫暖。在西安也沒有看到一些戰時的景象。西安的人民相信，在抗戰期間，日本軍隊，沒有佔領它，共匪也打不進這座古城，因為胡宗南將軍的部隊，正是「士飽馬騰」。
西安的社會秩序也好，物價低廉，街頭的反共書刊也多，我走在秦嶺的途中，一路上所看的一本書，便是在西安所買到的，科拉夫青科所着的「我選擇了自由」。那是一本反共最深刻的著作。
在西安的一周中，我也到西京日報去翻看了舊報紙，在報紙上看到了孫科所領導的行政院於二月四日遷到廣州，二月十四日李宗仁下令，要孫科把行政院再遷回南京，但孫科則稱病不理。二十日李宗仁自己也飛到廣州，二十一日飛赴他的根據地廣西桂林。
三月一日，京滬治安機關，破獲了李濟琛所佈置的勾結共匪，顛覆政府的一個機關。同一天台灣省實施「軍公教人員及旅客入境辦法」。三月六日李宗仁指派吳鐵城，邵力子等十人，研究與共匪的和談方案。同一天共匪的林彪部隊，則沿平漢路南下。
三月八日孫科內閣總辭，十二日李宗仁提名何應欽組閣，並經立法院同意。
三月十八日陳毅匪部陳兵長江北岸，林彪匪部也向長江地區銜枚疾走，那時匪軍的士氣很旺盛。李宗仁顯得進退失據。
廟台子的鐘聲
在西安停留的第五天，胡宗南將軍派他司令部的一位參謀來告訴我，搭飛機赴重慶的機位，還要等一段時間，如果趕着要走的話，坐軍車走秦嶺，日內便可成行。川□公路，過去我曾經走過，山路十分險峻，但為了急於要到重慶，最後還是決定走秦嶺這條山路，那也是自西安赴重慶唯一的一條陸路。
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時我和興武自西安搭火車赴寶??，車子經過咸陽和馬嵬坡。馬嵬坡就是舊小說中傳說的楊貴妃埋香處，晚九時車抵寶雞，已是萬家燈火。那一晚我們住在新生飯店。那是當地最好的一家旅??。
第二天一早「通俗日報」和「統一日報」的負責人來訪，晚間並邀我們餐敘。寶??是一個山城，也就是「楚漢」相爭時的「古陳倉」。人口雖少，但卻是一等縣。在這裏出版的「通俗」、「統一」、「新世紀」三家日報，都靠手搖發電機發電，平版印刷。
我們要在這裏等候晴天，因為從我到寶??那天起就連續落雨，在寶??沒事時，就到通俗日報去玩，晚間提着燈籠，返回旅??，別有一番韻味。
在寶??我賣了一錢二分金子，得銀圓四圓和流通券二萬三千九百元。當時每一銀圓值流通卷五千三百元，所以那二萬三千九百元值銀元四元半，合計起來，是一錢二分金子，賣了銀元八元五角。而當時的物價，是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麵粉。我們整整在寶??住了一周，臨走時結算旅??費時僅僅是銀圓三元。
三月二十八日，我們從寶??出發，軍運督導處和三家日報負責人都來送行，當時我從未想到西安和寶??，在不久之後，也很快的淪陷。而且當地新聞界的朋友，一個也沒有逃出。
那天中午我和興武從寶??搭車，一個下午僅跑了二十華里，住在一個叫「酒店溝」的荒村中。那一天我們看見了駱駝隊。秦嶺上櫻花開了，楊柳樹綠了。酒店溝雖是個荒村，但名稱卻十分典雅。
三月廿九日，天一放亮，我們就上了汽車，那一天共走了一百八十公里，途經漢時張良的故鄉「廟台子」和蕭何追韓信的地方「馬道」，過諸葛武侯墓，夜裏住在青羊驛。這些地方都屬於褒縣。褒縣也就是東周列國志上所記載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地方。
車過柴關嶺時路旁的桃花盛開，一大片松樹林，被蒙蒙的細雨澆着，更顯得清新。在廟台子，停車二十分鐘，看着蒼松翠柏，獨木橋，小溪流，蒙蒙的迷霧。還有從留侯廟中，傳出的悠揚鐘聲。觸景傷情，我忽然悲從中來，淚如湧泉，想到從瀋陽和北平逃出時，一路上??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在敵人的迫害下，居然檢回一條性命，現在又處於一個悠美的環境中，是不是在作夢？若不是司機站在旁邊，真想痛哭一場。
在秦嶺上
三月卅日，天亮時起身，坐在司機座旁，那一天走了一百四十公里，天黑時到了廣源縣城。車子經過五丁關和西秦第一關時，走走停停，有時剎車不靈，倒退下去，甚至隨時都可翻車，經過西秦第一關後，便進入了四川省境，我又看到了嘉陵江，嘉陵江水靜靜的流。川中父老，仍然頭系白布，在稻田裏工作，他們似乎不知道北 方的局勢大變，大片的土地和人民都被關進「竹幕」之中。
在廣源，因為司機要修理車子，一住便住了三天，那三天我遊了皇澤寺，參觀的武則天的塑像。在皇澤寺山門前，向下看去，江山在望，廣源市街，盡在眼底。嘉陵江畔的小船，和從船上冒出的清煙，還有在江畔洗衣服的女孩，那??是太平盛世的一幅山水畫。
在廣源看到了三月十九日到三十日的報紙，但報面上，仍然沒有令人興奮的消息。在廿二日報紙上，一眼就看到了毛匪澤東宣佈：他要用武力佔領南京。廿五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章士釗、李蒸為政府的和談代表，共匪派周恩來、林柏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談判自四月一日開始，地點在已經淪陷的北平。三十日：國民黨的中央執監常務委員和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廣州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和談的五項基本原則，其內包括（一）停戰須在和談以前實現，（二）國體 不容變更，（三）修改憲法須依法定程序，（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須保障，（五）土地改革首先實行，但反對以暴力實行土地革命。
四月三日中午，從廣源出發，走了八十公里，黃昏時抵達劍閣，住竟成賓館。一路上看到的是千年古柏和野圃黃花，劍門關上，有張群寫的四個大字：「古劍門關」。
劍門關這個小城，寧靜得和往常一樣，夜裏，使我想到唐明皇「劍閣聞鈴」，和「憶??妃」的大鼓詞。也聽到了午夜打更的梆子聲，還有城裏的紅燈籠。
四月四日，由劍閣出發，車子拋了兩次錨，那一天僅走了八十華里，黃昏時抵達梓童，在車子拋錨時，我就坐在路邊讀科拉夫青科着的「我選擇了自由」，那本書中，所描繪的蘇俄的恐怖統治、清算鬥爭方式，和毛匪的統治方式，完全一樣。住在梓童的那個晚上，仍然有打更的梆子聲。
四月五日凌晨自梓童出發，那一天是舊曆三月初八清明節，一路上看到紙灰飄揚，處處祭掃，在綿陽和三台一帶，看到麥子已經長穗，風過處，麥浪起伏，使人心曠神怡。晚上住在射洪的「集雲旅社」，店主人告訴我們，從梓童到射洪路程是一百五十公里。
四月六日黎明??起，繼續南行，車行一百三十公里，抵潼南，住在濱江旅社，七日車子僅行八十公里，下午二時，到了西泉。那是一個重慶附近的小鎮，周圍有山，瀑布從山上流下來，潺潺有聲，那一晚我計算從寶??出發，整整走了十一天，但這十一天中，卻像是作了一次春季旅行，雖然局勢並沒有好轉，但一路上卻過得很閒適。心理想到：「沒有恐懼的自由」，對於一個人該是多麼重要。
四月八日的下午五時，我們終於抵達了重慶。重慶顯然比抗戰時蕭條了許多。一般旅社的客人，只有四成。在抗戰期間，重慶人愛說：外省人把重慶吃窮了，而現在則說：抗戰結束了，重慶也蕭條了！在重慶和川□公路唯一不同的是這裏又有了電燈，有了黃包車，晚間也有許多人在街頭閒逛。早晨，有許多人和過去一樣，在茶??里聊天，閒話「天下大勢」。
重慶小住
在抵達重慶後的第二天，我到一家茶??去喝茶，聽着重慶人談論天下國家大事。在茶座上大家高談闊論著：「北平被共產黨佔據後，一切都沒有改變，而且老百姓過的生活和平常一樣」。我聽了那些話，覺得渾身不舒適，一股怒氣，湧上心頭。突然間，我踏上我自己坐的凳子。我像在教室里講書似的，高聲說道：「我剛剛從北平逃出來，我要告訴諸位，那裏的情況」。居然全座鴉雀無聲。「現在我要說：那裏的情況，不像諸位所說的，那是一所人間的地獄，那裏的情況，全改變了，富人們收起他們的皮大衣，窮人們被勸說參加軍隊。清算鬥爭，已經在市郊的農村進行，他們生活在恐怖中。共匪正開始製造仇恨。他們告訴市民，那不是中國的改朝換代，而是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一切要血債血還」。
接着我解說了從北平到河津，一路上所見到的匪區情形。把河津之夜一個老婆婆打燈籠問我們：「蔣委員長還要不要我們」，和學生與老婆婆共同哭泣的事也述說一遍。
我不知道那裏來的那股勇氣，居然瘋狂般在茶??里發表演說。也許是我要把在匪區里遭受的委屈和迫害，藉那個機會，傾訴出來。
我講了那些反共的故事以後，茶座中有稀稀落落的掌聲，但也有人竊竊私語。我講完以後，馬上付賬離去，老闆卻連說「免了！免了！」。但我還是付了茶錢，憤憤而去。那件事在今日想起來，確實有些魯莽，但在當時，我卻以為做得很對。無可否認的，那時的情緒，確實不很穩定，甚至失去平衡。
那一天，我整天情緒很壞，中午喝了四兩白乾，回到四川飯店，呼呼大睡。一覺醒來，已是黃昏時候。那一天劉漢漠和一群流亡學生，也到了重慶，他打聽到我住的地方，到旅社來看我，當我告訴他：我做了一件「憤憤不平」的演說時，他說：如果是他遇到這種情形，他也會和我一樣，不顧一切的駁斥那些謬論。果然後來他到了廣州，借住中山大學，在當地學生為共匪作傳聲筒時，他現身說法，講述共匪在北方的罪惡。同天晚上，他的行李，就被中山大學的學生給丟出宿舍。
呆不下去了
我抵達重慶的第三天，到重慶的「大公報」去看王文彬先生，王文彬是當時重慶社的負責人。他尚能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中，掌握住大公報的原則，支持政府的重要政策，維持國民黨政學系辦的「大公報」，對政府的態度：「小罵大捧場」的方針。
王文彬先生是□西人，滿臉麻子，但為人厚道，那一天他留我在編輯部里晚餐，飯後並要我向編輯部的編採人員，報告北平淪陷後的情形。我當然毫不保留地把共匪進入北平後，如何虐待知識份子，如何欺騙人民，如何在鄉下，進行清算鬥爭，以及張高峰囑咐我快些逃走，北平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如何大罵共匪，說原先他只看見國民黨腐化，在共党進城後，卻目擊他們的陰狠毒辣。方乃和的結論是國民黨雖然腐化無能，但卻想推行仁政。而共黨口唱一切是為了人民，實際上卻在殘害人民。我的結論是：在共匪控制地區，「人的價值，已不存在，人的尊嚴，全被抹殺」。那是知識份子所無法忍受的事。
我報告完了以後，沒有掌聲，也沒有人表示同意我的意見，相反的則聽到竊竊私語：「一個國特，怎麼會跑進大公報的編輯部來」。這些竊竊私語，我聽到了，王文彬也聽到了！
王文彬送我到四川飯店途中，他說：胡政之先生寫過信給他，說我可能經過西北，轉往重慶，並介紹我在瀋陽兼任該報社駐瀋記者時，表現的不錯，要是我願意留在重慶社工作時，希望他給我一個記者的位置。王文彬說：因此他才留我在編輯部晚餐，並介紹我和編採兩部的人員見面，想不到我竟然說了許多沒有分寸的話，被編輯部的人，目為反共的死硬派，被目為國民黨的特務。現在他只有替我買張船票，投奔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了！最後他更明顯的說：他本想留我在重慶社工作，俾對政之先生，有個交代，但實際情況是：我已無法呆下去了！
我給他的答覆是：我無意在重慶停留，但對政之先生和他的好意，衷心感激。文彬先生當晚就派人送來一張船票。那一天是四月十日。王文彬和我是第一次見面，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誠實而儒雅的職業報人。當然那時候大公報的重慶分社已為部份共匪份子所滲透。後來聽說：共匪進入重慶後，王文彬也給滲透的匪諜鬥爭過，經過勞動改造後，在一所中學裏作教員，現在恐怕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朝辭白帝彩雲間
四月十日夜，在萬家燈火中，我和劉興武自四川飯店，趕往江邊碼頭。因為我有了船票以後，告訴興武趕緊也買一張船票。以便繼續同行。從重慶坐江輪東下，我是第一次，興武也是第一次。
我們從碼頭，坐了小划子，登上「民來輪」。在甲板上眺望重慶市的燈火，像似繁星，從江北岸不斷傳來犬吠聲。民來輪停在江心，水平如鏡，船上的燈光，照入江中，十分壯觀。
四月十一日凌晨五時左右，民來輪牛吼了幾聲，緩緩的開始移動，船身輕輕的搖盪，就像孩提時睡在搖籃里一樣舒適。過去我坐過在海上航行的大輪船，坐小火輪在長江中航行，還是第一次。
站在民來輪的甲板上，可以看到兩岸的田舍、人家，還有在江邊浣紗的少女。黃昏時，看江畔人家的炊煙四起，又是另一幅圖畫。天要黑時，船抵萬縣，已駛離重慶八百華里。
四月十二日民來輪航行的路線，正是唐詩中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地帶。在三峽一帶，我站在船頭上，看兩岸的景色，山勢險峻，江流湍急，在我們船的四周，有很多小船，揚帆起航。在三峽一帶，我注意到民來輪的掌舵老人，坐在船尾，一會兒伸出三指，一會兒伸出兩指，一會握拳，原來那是航行的手勢，要船長看他的手勢，決定航線，因為一不小心，船就會觸礁。
當然在那一段航線中，我也看到的岸上的猴子，聽到了啼聲。??是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是一幅上好的江山圖。那一晚船停在宜昌。不繼續前進。我們換乘了二○五登陸艇，繼續東下。
十二日晚，我們舍舟登陸，到宜昌街上看看，宜昌的戒備森嚴。是一種「弓上弦，刀出鞘」的景象，因此我和興武在街頭兜了個圈子，就回到二○五登陸艇上。
四月的長江，江水尚寒，我們在登陸艇上，露宿一宵，第二天醒來，四肢發冷，一清早便鑽進鍋爐房烤火。二○五號登陸艇，在宜昌停留了一整天，並不開船，一個張姓水兵告訴我，從沙市到城陵磯這一段航路，岸邊常有匪軍出沒，襲擊船隻。
四月十四日清晨登陸艇自宜昌開出，下午五時在沙市拋錨，我和興武下船到街上去玩，雖然只有一道街，卻很完整，只是物價很高，我們兩人在一家餐??進餐，化掉金圓券三萬五千圓，約合銀幣一圓。比起重慶來，物價要高出三倍。
四月十五日，我們正式受到船上警告，從沙市，到城陵磯的一段航程，要經過監利，那地方，有匪軍不斷出沒，時常襲擊船隻，因而我們搬到船艙下面。夜裏登陸艇 停在監利附近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並熄掉燈光。十六日上午十時，船抵城陵磯，我和興武，還有其他乘客，顧了四艘小艇，逆流而上。中午時分，抵達岳陽。並且看到了岳陽樓。在岳陽我賣了一塊銀圓，得金元券九萬元，晚八時登上粵漢路的火車，車上擠滿了人，黑鴉鴉的一片，二等車廂內，也無隙地。在長沙車站下車時，聽 到??叫，看看表，是凌晨四點鐘。我們被接車的人引導，住進車站附近的永泰旅社，那是四月十六日。
長沙、瀰漫着和談氣息
在長沙，我們住了三天。並且到望城坡的第一兵團司令部，去看過陳明仁將軍，當時的陳明仁除了擔任第一兵團司令官，還兼任長沙警備司令。我們去望城坡時，要渡過兩道江，其中一道是汨羅江，江水是黃色的，滾滾濁流，江中桅杆林立，大都是漁船。
當時的長沙，正瀰漫着和談的氣息，有一張左傾的報紙叫「自由報」，主張和談最力。他們之所謂和談，不外是要共匪兵不血刃的進入長沙，國軍無條件的投降。
在長沙街上，我看到「反戰」和「反政府」的標語，前面有人貼上，警備司令部的人便在後面用大刷子沾水，把它刷掉。但卻不逮捕貼標語的人。當時湖南省的主席，就是後來投匪的程潛。
我和興武去看陳明仁那天，問他如何應付戰局，他說：共匪如果打長沙，他將用手槍自殺，以報黨國。聽他的口氣，十分堅定，和他當年在東北守四平時的態度，沒有什麼改變，不過他說：第一兵團的編制是，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敵人來了，他除了自殺以外，別無他途。
誰知他後來，竟然變節，隨同程潛一同賣身投靠，向共匪投降。使他在抗戰期間和剿匪期間的戰績，盡付東流。
長沙的物價，天天上漲，一元銀幣賣到金元券三十萬元，在長沙我所看到的是暴風雨??將到來前的寧靜，寧靜中有着不穩定的情緒。
街頭上的士兵，懶散的缺少鬥志，刺刀雖然??在槍上，刀尖卻是向下的，背在士兵的身上。城裏的社會秩序，雖然還維持着，但人心是浮動的。車站前面「叮叮噹噹」的是叫賣銀圓的聲音。從長沙到廣州的火車，連車頭上都坐滿了逃難的人群，車票更不易買到。
局勢陰沉
在長沙的青年會館，我再翻閱自四月一日起到十九日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局勢一點也沒有轉機。出現報面上的是「和談」和「投降」。是毛匪澤東狂妄的叫囂，是李宗仁軟弱無力的答覆。
在報上我看到了四月一日，政府的和談代表飛抵北平，二日政府和談代表團向周匪恩來建議，在和談前，雙方軍隊，固守原防。五日和談開始了，匪酋毛澤東卻向李宗仁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在十二日前，向共匪投降。七日李宗仁拒絕毛澤東的要求，主張隔長江而治，共匪則說：無論和戰，他們的軍隊都要過江。十一日閻錫山飛到奉化溪口，謁見蔣總裁。同一天安慶戰事復起，十二日，毛澤東再通知李宗仁投降，但展期到十五日為最後期限。十三日在北平舉行和談第一次正式會議，匪方重申他們要渡江的堅定立場。十四日監察院通過「政府把俞鴻鈞自南京運到台灣的金銀，再運回南京」。
四月十五日和談第二次會議，共匪提出了八條二十四款，要政府的代表簽字。並以二十日為最後期限。他們所謂八條二十四款，用一句話可以代表：??政府向共匪無條件投降。
十六日李宗仁的代表黃紹□從北平飛返南京，攜回共匪的八條二十四款。同一天共匪開始猛攻山西省會太原。十八日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重申政府的和談五原則，不能作投降式的和談。十九日李宗仁所領導的政府，拒絕了共匪提出八條二十四款。那時長沙的傳說是：共匪就要渡江，南京危在旦夕。
四月十九日晚，我和劉興武擠進了長沙車站，在混亂的人群中踏上開往廣州的客車。但火車停在車站不開，直到午夜三時，才緩緩移動。二十日黃昏抵達郴縣。在車 上過了一夜，廿一日突然覺得天氣熱了起來，那天中午火車開進廣東車站，看見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扇子，廣州已經是夏天了！
好熱鬧的廣州
隨着人潮，走出車站，當我正在東張西望時，袋裏所有的十幾萬元金元券，卻被扒手掏走。幸而劉興武身邊尚有現款，於是我們叫了車子住進銀門旅社。
廣州使用港幣，一圓銀幣，可兌港幣五元七角，一圓港幣則可兌金圓券六萬。也就是說一塊銀圓，價值金圓券三十四萬二千圓，廣州人稱金圓券是按分秒貶值的紙張。事實上這種說法一點也沒有錯，因為我站在一個香煙攤旁，看見那個賣煙的人使用毛筆，按分秒在香煙上塗改價錢。那恐怕是這個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
在廣州我我的心裏落了底，因為廣州的「中正日報」，仍繼續出版，而編輯部負責人正是長春「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先生。我 在銀門旅社掛了個電話給他，他馬上跑到旅社裏來看我和興武，並且約我們一道晚餐。他說：長春中正日報的同事，在這裏的工作很多，要我第二天就遷到報社去 住。那時候我??有回到自己家裏的感覺。
在「中正日報」內，我也看到了我的老社長王侯翔先生，他和張知挺要我??日起開始工作，因為中央黨部，已遷到廣州，立法院也遷來了，他們正缺少能說國語的記者。
我遷到中正日報的客廳中，張知挺先生送給我一張行軍床，於是我又「以報為家」，正式恢復記者的採訪生活。「北平脫險記」，是我替中正日報寫的第一篇文章。
我到中正日報工作，沒有談待遇，也沒有談名義，沒有固定的採訪路線，但卻包辦了整個的政治新聞。
廣州給我的印象並不太好，只覺得那地方，街上的人太多，太熱鬧，公共廁所多，但並不乾淨。街上走的人，全是黑布唐裝。而且天氣熱得使人喘不過氣。
我在中正日報工作的第三天，就在愛群大酒店遇到了立法委員侯庭督先生，他既驚且喜，一下子就掏出二百五十元港幣，要我制裝。因為他在瀋陽做前鋒報社長時，我兼過該報的駐長春記者。我接過那筆錢時，眼淚幾乎要流出來。因為那不是一個小數目。
又過了兩天，中央宣傳部長程天放先生派了龍書祁到中正日報來訪，他是看了我的「北平脫險記」那篇文章，約我到宣傳部去，聽聽北平的情況。從那時起我認識了現在教育部擔任參事的龍書祁先生。
我到廣州的那一天共匪發動了全面攻擊，並在荻港渡過長江。同一天政府發表文告，堅決作戰，李宗仁並發表何應欽兼任國防部長，指揮作戰。
四月廿二日蔣總裁自溪口赴杭州，會晤李宗仁、何應欽、張群、白崇禧。廿三日國軍撤出南京，李宗仁飛往桂林。廿四日太原失陷，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五百人自殺殉國。廿五日中央政府正式遷到廣州。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時刻。
作者附記：
謝謝署名酒徒先生的來函，糾正「出北平記」坐車及徒步，坐火車和坐汽車，沒有交代清楚。酒徒先生的指示：十分正確，將來出單行本時，將加以更正。
漫天烽火近羊城
採訪時局越來越壞，李宗仁卻在情況緊急時飛回桂林觀望，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未隨政府遷到廣州。但他的住宅，給共匪搜查了。就在那段歷史上最陰暗的時期，蔣總裁在四月廿五日由象山乘太康艦駛往上海。駛往最危險的地方。
在黃埔江的復興島上，蔣總裁接見了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懺、湯恩柏、毛人鳳、陳大慶、石覺、谷正綱、陳良，聽取報告。並指示作戰機宜。
四月廿七日，共匪大舉渡江，爾蔣總裁卻不顧危險，住進了上海市區，並發表文告說：「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已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帶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到底。」
蔣總裁在局勢最危險時期，做鎮上海，並發表文告，使全國惶惶不安的人心，轉趨鎮定，，使金鈔波動的上海，轉為平靜。我在廣州也聽到了一些傳說：那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在看看風色和氣候，因為司徒雷登，對共匪一直抱有幻想，而當時美國的國務院中，左翼份子和共產黨的同路人，氣焰很囂張，那些人正想利用機會，對中國政府，下井投石。
這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告全體黨員書」，號召全體黨員反共救國。那時四月廿八日的事。也就在那一天，共匪扣留了政府的和談代表。宜興、長興、吳興的國軍撤守，廿二軍軍長楊幹才殉職。
廣州人心惶惶
我在廣州「中正日報」的編輯部，看來自各方的電訊，沒有一條新聞，能使人心振奮。金圓券按分秒暴跌，在廣州流通的港幣，時刻上漲。編輯部的同仁，也都惶惶不安。我一邊採訪新聞，一邊注視局勢的發展。靡敗的局勢，已經形成。政府的官員們大都缺少??志，何應欽內閣的閣員，大都想掛冠求去，沒有人願意支持那個危局，也拿不出抗拒共匪的辦法。
在廣州那個臨時的首都，政府各部會中，自南京倉惶撤退時，有些會部，連機關的大印，重要文書，都沒能搶運出來，唯一在撤退時秩序井然的是外交部，不僅沒丟掉一樣東西，而且行政工作，迄未中斷。他們撤到廣州後，立即辦公，並和各國使館，保持聯繫。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看到自己的國家混亂到那種程度，心中感到十分悲憤，但卻一點勁也使不上。很明顯的，烽火逐漸接近羊城，接近那個臨時首督。因為我有過兩次逃亡的痛苦經驗，這一次一定要早些離開廣州，於是我向總編輯張知挺先生說明：希望中正日報，派我到台灣工作，他馬上同意發表我擔任中正日報駐台灣特派員，但有一個條件，那是在離開廣州以前，繼續替中正日報採訪政治新聞。
荔枝灣的畫舫
四月廿七日，在廣州的陪都飯店，遇到了我在長春大華日報工作的社長張明初先生，還有軍統局過去派在長春的負責項乃光先生。異地相逢，真是悲喜交集。
那天晚上，明初請我們游荔枝灣，從「沙面」上船，順流而下，江心中全是畫舫，在船上張明初講述項先生從被圍的長春逃出時，化裝北方趕大車的農夫，他的電台就藏在大車的輪胎中。我們閒話長春舊事，和當年在蘇俄軍隊佔領下，大家奮不顧身的愛國熱情。
項乃光先生的豪情不減當年，他說：他仍然願意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和共匪纏??，為國家和民族盡一點力。那一晚張明初喝了很多酒，他不斷的講，接收初期，政府所犯的錯誤以及熊式輝主持下的東北行轅，和蘇俄交涉時期，畏首畏尾，拿不定主意，他的抱怨比悲憤多。我講述了在我逃出瀋陽，抵達山海關外，看見關內燈火輝煌，關外一片漆黑，遠處有隱隱炮聲，「叫關」不開，當時的心境；和我在天津，又被打在裏面，躲躲藏藏的驚險故事。
張明初那時已改行經商，並在台灣成立了一家公司。他說，過去他實在太傻，為了愛國在蘇俄軍隊佔領下，辦大華日報，險些送掉性命。以後的歲月中，他決不參與政治活動。我告訴他，中國的社會，正因為聰明的人太多，才把國家弄成這個樣子，當前我們所需要的仍就是一批有傻勁的人。我們也談到國家的前途，談來談去，實在談不出什麼結論。最後則是相對唏噓。
那一次的荔枝灣之游，到現在仍清楚的記在我的腦中，廣州「沙面」上的船娘喊着：「遊河阿！遊河」的聲音，也時常出現在腦際。
五月五日，中正日報的一位同事陳復偉，陪我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在烈士墓前我落了淚。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上寫道：「中國會亡嗎？不，不！中國絕不會亡於蘇俄及其附屬共黨之手。因為我穿過匪區時，見到的人民，都恨共黨入骨。然而可惜的是，我們的官員太不爭氣，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一個人毀家紓難。黃花崗的先列們，泉下有知，將永不瞑目。黃花崗的風景雖好，只是我的心情沉重，沒有興致來觀賞。……」
赴黃花崗後，一連好幾天，我的情緒很壞，夜裏常常做些惡夢，大叫而醒。那時我雖然每天還是照樣採訪，但是情緒總是寧靜不下來。於是我加緊辦李台灣的入境手續，並拖採訪市政的梁若萍小姐，替我在廣州市府領了一個國民身分證。
西安失守的晚上
戰火逐漸向廣東逼近，身為代總統的李宗仁，仍然躲在桂林，五月二日，居正、閻錫山、李文范、白崇禧等飛往桂林，確請李宗仁到廣州主持政務，六天以後李宗仁才從桂林飛到廣州。那一天他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大局雖然陰黯，政府當力求革新。當時我們所看到的李宗仁是一臉晦氣，全無戰??意志。
在李宗仁抵達廣州第三天，也就是五月十日，立法院在廣州集會，由行政院長何應欽將軍報告和談破裂經過。事實上共匪在那個時候，已經不願再談，所謂和談破裂，就是政府沒有接受共匪單方面所提出的嚴苛條件。
在廣州我一邊採訪新聞，一邊利用空閒時間，辦理到台灣的入境手續。同時接洽到台灣的交通工具。空軍總部的副處長錢國勛，為我安排機位，但要等候一個相當時期，陸軍訓練司令部在廣州負責招收青年學生的負責人黃亦晨主任，答應我可以做他們接運學生的輪船赴台。但我所盼望的仍是國軍能夠打一次大勝仗，把局勢穩定下來。而出現在報紙上的則是五月十二日，崑山、嘉定，國軍撤守，十五日武漢淪陷，十六日共匪發動四十萬人，猛攻上海。二十日國軍撤離西安。
在西安撤守的那天晚上，我整夜未能入睡，因為那地方有許多曾經在我逃亡中，幫助過我的人，那天晚上我寫完稿後，一個人在「沙面」徘徊，許多熟悉的面孔，一個一個的在腦子裏出現，我想到在西安時，有的朋友替我寫臨時身分證明書，有的朋友，替我量制新衣，有的朋友陪我到各地去玩。曾幾何時，他們遭遇到我同樣的命運，不知有多少熟人，能夠逃出來。回到報社，躺在行軍床上仍然不能瞌眼。再爬起來，默默的為西安的朋友們禱告，願上帝保佑他們，安全的脫離匪區。
我也懷念那座歷史的名城，整潔的街道，寧靜的市區，三個朝代建都的古長安。還有我曾經憑弔過的西安附近的「長生殿」故址。驪山之麓的臨潼，華清池。那些美好的畫面，都變成痛苦的回憶。
我在斗室中踱來踱去，在煩躁到極點時，猛吸香煙，跑下樓去，想到街頭長嘯幾聲，或者買一瓶酒，尋求暫時的麻醉。
走到排字房時，看見工人正在拼盤，真想一拳打翻那些鉛字，甚至希望西安失守的消息，是一項謠傳，因為我一直相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是抗拒共匪最雄厚的力量，而且政治工作和組訓工作，做得都好。部隊也並沒有腐化。
然而新聞的來源是中央社。是千真萬確的消息。於是我再走回臥室，在日記上寫道：「西安真的淪陷了！距我離開那個城市，僅僅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戰火燃燒的竟是那樣快，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胡宗南將軍，也失敗了！古長安竟然也沒有逃過紅色的浩劫。那是我自北平逃離匪區，重獲自由的第一站，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地方……」
閻錫山的戰??內閣
日子是在煎熬中渡過，那時我常常到中央宣傳部去採訪，中宣部長程天放先生，是為反共意志很堅強的人，他總是說：政府官員中，灰色份子太多，失敗主義的色彩太濃厚，如何組織一個「戰??內閣」，是當前最需要的事。
五月廿五日上海的保衛戰，進入緊張階段，廿七日國防部發佈新聞說：「上海國軍在殲敵十一萬人後，主動撤守」。五月卅日，何應卿內閣提出總辭。李宗仁提名居正組閣，卅一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居正以一票之差被否決，那是憲政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一天我又到中宣部去，天放先生告訴我，黨方屬意閻錫山組閣，希望新聞界多加支持。他說：他深信閻錫山具有戰??精神可以支撐當時的局面。
六月三日李宗仁再提名閻錫山組閣，立法院投票同意。當時廣州的新聞界稱閻內閣是「戰??內閣」。閻錫山在廣州組閣期間，對新聞記者，隨到隨見，而且有問必達。因而新聞記者都對他有一份好感，百川先生，可能是我在廿五年的採訪生活中，所遇到最喜歡和新聞記者接近的一位行政院長。
閻錫山先生願意接見記者的習慣，一直到他抵達台灣後，仍然沒有改變。不過他在答覆問題時，總是要經過一番深思，然後再慢慢的說出。在廣州他向我講述了一個故事，他說：共產黨是製造仇恨的專家，也是統戰專家，他一生中，就是吃了共產黨的虧，因此他在太原時，凡是抓到共產黨，就分別而輪流的要他自己的幹部動手行刑。閻錫山說：凡是對共黨用過刑的人，他自己心中就會記住，他和共黨結了怨，共黨將來一定不會放過他，使他終生反共。他說：這種作法，可以破壞共黨的統戰工作。
閻錫山有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他看人也很清楚，當時他就肯定的說：李宗仁的才具，僅能作一個省主席，無法領導全國戡亂工作。他接見記者時愛說：「政治如棋局，一着勝，全盤贏」，後來他果然修正了那句話。並稱道潘啟源是一個肯研究問題的記者。
閻錫山六月九日宣佈他的內閣名單，副院長朱家驊、內政部長古政綱、外交部長葉公超、財政部長關吉玉、教育部長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長張知本、經濟部長劉航琛、交通部長陳良、蒙藏委員長周昆田、僑務委員長戴愧生、國防部長由閻先生自兼。政務委員長張群、吳鐵城、陳立夫、黃少谷、萬鴻圖、王師曾。陣容是堅強的。說他是戰??內閣，當不算過甚其辭。
閻內閣組閣的當天，政府鄭重宣佈：國軍關閉上海港口，警告外國船隻，迅速離開上海。人們在徘徊迷惘失望之際，對於閻內閣，寄予極大的希望。
堅決反共的梁華盛
在廣州我也目擊了一幕，查封報紙的故事，那是「新聞天地」周刊的一部分同仁，集資在廣州創辦了一份報紙，「天地新聞」。主持人市做過中央日報採訪主任的陸鏗。那張報紙出刊不久，就銷路大增，因為那張報紙的出資人全是職業新聞記者，所以內容和編排，都十分新穎，一時竟然洛陽紙貴。尤其是零售報，竟為全是報紙之冠。但由於刊布新聞「橫衝直撞」，為符合當時的政策，於是當局下令查封，並拘捕了陸鏗。
陸鏗是黨國元老於先生右任先生最欣賞的新聞記者之一，於是於右老自動出面奔走。一天中午，我在中正日報的樓上，聽到報社的同事說：「天地新聞」給高信查封了！理由則是登載了一幅不該刊登的圖片。當時的高信先生，是廣東省黨部的負責人，在政界中很有力量。
由于于右任先生的奔走，陸鏗不久就被釋放，不過「天地新聞」事件，在當時的新聞界中，確確成為人們談論的一件大事。
戰火由浙江、福建逐漸向西南燃燒，廣東情況，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在廣州公園裏，也發現了傷兵，沒有人理會的睡在石板上。使我馬上想起了天津公園的傷兵。馬上想到烽火接近羊城。
於是我加緊趕辦入台手續，同時並詢問船期。那時廣州中正日報的董事長，仍是梁華盛將軍，當時他擔任廣州綏靖公署的副主任，我在五月八日，曾到東山他住的官邸去看過他，他對於大局的演變，雖不樂觀，但仍有戰??意志，而且堅決反共，他說：必要時他將組織反共游擊隊。我想我在離開廣州以前，應該在去看他一次。再聽聽他對時局的意見。就在我想在看一次梁華盛將軍的那一天，陸軍訓練司令部的大隊長宛敏盈中校，打來電話說：他們接運青年從軍的輪船，日內即將自黃埔啟航。我說：我的入境證還沒有辦好，他問我有無其他證明？我說中正日報的記者證和中央宣傳部給台灣警備司令部請准予入境的公函，他說：那個公函比入境證更為有效。
於是我開始整理行李，所謂行李，也僅是隨身衣物，重量大約有兩公斤，另外則是花剩下的十幾塊銀元。我去看總編輯張如挺先生，說我要走了，他下了個條子給會計室，要我領取薪水和旅費，但會計先生僅發給我到台灣後第一個月的薪水，算起來換不了十塊銀元，而鈔票卻是一大堆。
六月九日我邀集了劉興武和另外四名學生，其中有兩名是長春大學的，兩名是青年訓導班的，坐在大卡車，直奔黃埔灘邊。那天的氣溫接近華氏一百度，坐在卡車上，熱風撲面。夜裏，我們就露宿江邊，仰看天上星斗，覺得心境十分寧靜。
第二天我打聽到輪船尚要等幾天，才能啟航，於是在回中正日報，總編輯張知挺先生又送我一具行軍床，作為在江邊露宿之用。
鐘聲、聖詩、孩子們
又是一段閒散的日子的開始，我和興武以及四位同學，白天到附近地區的鄉間去玩，晚上則在江邊過夜。有時我們六個人去吃小館，有時在江邊買米自炊。我們自己洗衣服，在江邊野浴，有時並跑到附近農村去看農民打穀。我們唯一不能適應的是晚間蚊子太多。
六月十一日宛敏盈大隊長告訴我，我們所搭的輪船是「海湘」輪。他並下了個條子給隊長艾立精，上面寫到：「于衡同志六人，准先上船，可與梅副處長同住一處」。那時軍的青年住在江邊的大部隊裏。同時我們知道這艘船將再十三日下午啟航。所以我們仍然白天下船，晚上上船。
在黃埔灘邊，看到的是一片寧靜，一些也沒有火藥味，江水靜靜的流，日夜不斷的流。在江邊的「東固」附近，是一片草原，那裏有一座教堂，有一天下午，我在草原散步，沿着教堂傳出的鐘聲，聽到了銀鈴般的歌聲，那是一群孩子在唱聖詩。我忽然覺得心境又沉重起來，我想戰火就要燒到廣州，燒到黃埔灘邊，這群無辜的孩子，將何去何從？
我們的第二代是無辜的，善良而純潔的，那就像他們的歌聲一樣純潔。當天我在日記上寫着：「聽了歌聲，感慨萬千，我常常想救別人，然而卻忽略了我也自己也需要別人來救」。
那一晚我又很久沒能入睡，我想起了在北方的家，父親老了，勤僕的二哥和他的孩子們….他們被共匪「清算鬥爭」以後，「掃地出門」以後，日子將怎麼過？
宛敏盈大隊長
在船開的前一天，宛敏盈大隊長陪我去看來自各省的從軍青年，那些青年都是反共的，有些是來自河北，有些是來自東南，有些來自山東，有些來自松花江北岸，他們的家庭被共匪破壞了，大部分人，都和共黨有一份血債。
宛敏盈說：他擔當的這份職務，是搶救這批流亡青年，到台灣的陸訊部去，做為反共的幹部。這些反共的種籽，將會很快的在肥美的土地上發芽，成長，並將結實纍纍。
宛敏盈中校，畢業於中央軍校十五期，那時他很年輕，熱情而且正直。在黃埔灘邊的那幾天，他常常在晚間邀我去聊天，談天下大勢，談我們軍隊在北方失敗的原因，談他的抱負。他告訴我，他把這批青年送到台灣以後，他希望能再有機會回到廣州，搶救另一批青年。但他的第二次回廣州的願望，並沒有實現，因為廣州在兩個半月以後，也淪陷了！
宛敏盈到台灣後，又進了參謀大學和三軍聯大，累官至副師長，兩年前退役。他已盡了他所應盡的責任。過去他搶救出的青年中，現在已有很多人，升到上校，並且有許多人由政府保送到國外就讀，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
在黃埔灘邊的幾天接觸中，我深深的感到，如果國軍軍官，都能像宛敏盈一樣，北方的戰局將不至敗潰得那樣迅速。共匪也不會很快的渡過長江，佔據南京。假如全國軍官，都能像北平憲兵十九團那樣，寧死不屈，沒有一個人向共匪投降，共匪也不會打進山海關。
在黃埔灘邊的那幾天，我有許多時間思索問題，想到熊式輝、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衛立煌，傅作義、陳長捷，……被俘的被俘，逃走的逃走，降敵的降敵，那些人都是封疆大吏，都是方面大員。想到舞會開時，樂聲起處，衣香鬢影，酒食徵逐，接官號、儀隊，……而現在一切都消逝了！一切都幻滅了！餘下來的卻是殘山剩水，半壁河山，而李宗仁還一再飛回桂林，只是他的張淦兵團，保存實力。
冠蓋滿京華
六月十三日下午二時，海湘輪開出了黃埔，駛向高雄港，屈指算來，我自四月廿一日抵達廣州，到我離開那天為止，在廣州共停留了一個月廿三天，在那段日子裏，我大約做了一個半月中正日報的政治記者。剛好碰上了南京失守，上海淪陷，廣州成為陪都。中樞無人主持的日子。
當時的廣州，真的很熱鬧，我看見了大員們飛來飛去，看見了冠蓋滿京華，更看見了我們的議論未定，而賊兵已經渡江。那是多麼悲慘的歲月。
我永遠不會忘記，廣州市的香煙攤子，一秒一秒鐘，用毛筆改變香煙的售價，在飯館吃飯時，掏出一大堆金圓券，抵不上一毫子港幣。還有從粵漢路涌過來的大批逃難者群，連火車頭上擠滿了黑鴉鴉的人群。
在局勢一天比一天嚴重時，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正該團結一致，抱頭痛哭一場，共謀抗敵大計之時，而李宗仁卻在杭州失守那天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說：「政府未能善用美援」，自己去挖自己的牆腳。……我更記起在廣州採訪的那段日子裏，我常到中山大學和五三小學，去探望從北方流亡到廣州的學生，他們旁徨、迷惘，想救國卻使不出力量，談反共卻被當地的左派學生所敵視。
一切是亂糟糟的，那情形一直延續到閻錫山組閣，似乎才算有了一個領導中心，有了一個中央政府。就在那一段時期，有些封疆大吏，席捲金銀細軟，逃到海外去做寓公。那些寓公們稱當時的台灣是「絕域」，因為他們認定，台灣四面環海，無處可逃。但在韓戰發生以後，杜魯門宣佈協防台灣，「中日和約」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台灣穩定了，他們卻又回來做官。這些人雖然比賣身投靠，辱身事敵的傅作義之輩，稍好些，但在午夜夢回，自撫良心，應當會感到內咎。報紙的記載，也許會原諒任何一個人，但後代史家，寫「人物論」時，將不會寬恕那一些政治殘渣。
當然，再廣州停留的五十四天中，我也看到了一批孤臣孽子，他們為國家前途，憂心如焚，他們將生死置之度外，表現出「時窮節乃現」的政治情操。
海湘輪駛向台灣
六月十三日海湘輪駛向黃埔，在輪船的甲板上，我聽到了從軍的青年合唱着：「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然後再聽到他們合唱：「中華兒女，打起背包，拿起槍刀。……」
海湘輪共載了兩千多名從軍青年，第一天波平浪靜的航行在珠江上，黃昏時分，看見九龍的燈火。第二天一覺醒來，在甲板上遠眺，天連着海，海連着天，真是一望無際，這是我第一次航行台灣海峽。看見的東西，都感到新奇。海鷗繞着我們的船飛行，遠處有幾隻巨輪，那一天是六月十四日。是一個晴天。海上風浪不大，但可 以看見白色的浪花。
船上歌聲嘹亮，兩千多年輕人的生命在跳躍，宛敏盈大隊長，坐在甲板上和大家聊天，有人展開台灣地圖，我們正航向高雄，航向自己所嚮往的地方。滿船充滿了歡笑，充滿了希望。
那天夜裏，我又興奮得睡不着，躺在甲板上，看天上的星晨，北斗星顯的特別明亮。儘管夜晚很涼，我卻是熱血沸騰。那一年我僅二十九歲。是我做新聞記者的第五年。
海湘輪在寧靜的海上夜航，滿船的人都入睡了，那是個仲夏之夜，我進入艙中，寫了一首短歌，題為：
南海夜航
一艘船，
航行在黑夜的海上，
無風也無浪，
載着兩千多顆自由的種籽，
航向自由的地方。
仰首看天，
天空的星光燦爛，
這寧靜的仲夏夜，
彷佛又回到了童年。
似乎有許多話要傾訴，
卻不知該向誰去講。
海天茫茫，
面對着無際的汪洋。
大陸上正烽火漫天，
祖國遭遇到空前的災難，
歷史在呼喚着中華兒女，
重新締造破碎的山河。
看見了高雄港
六月十五日，凌晨四時，海湘輪停在高雄港外，船雖然停駛，但浪卻很大，船身搖盪的很厲害，船尾上一群青年高喊：「高雄到了」！天漸漸放亮，海已由深藍色變成淡綠，我們看見了一批小帆船，也看見了高雄港。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中午十二時許，海湘輪駛進高雄碼頭，在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的寒爵先生上船來接我們，他是我在長春採訪時認識的朋友，當時他在新一軍的政工處擔任科長，長春圍城時，他就被圍在裏面，吃過豆餅吃過米糠。他自長春逃出後，逕來台灣。我在廣州時和他取得聯繫，並告訴他我決定搭陸軍訓練司令部接運從軍青年的輪船赴台。「函爵」是他寫文章時用的筆名，他的本名叫函道誠。兩人異地重逢，十分激動，他連連的說：「你來了就好了。你來了就好了！」然後他要我搬到他的鳳山家中，先住幾天。
下船後我身上僅有銀圓七元，從北平逃出時所帶的一兩黃金和三十幾塊銀元，抵達廣州後，就已全部花光。那一兩黃金，是在西安、寶雞、重慶、湖南、廣州等地，一片一片用銀樓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錢一錢的賣出，然後換成銀元。在一元一元的把銀元換成金圓券。這七元錢，是廣州中正日報發給我的薪水的一部分。
在高雄碼頭，我和劉興武先生以及長春大學及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傅永林、佟光武等分手，我送給四位同學，每人銀圓一元，自己留了三元，那就是我當時全部的財產。此外還有一個行軍床，一個包袱。十五日晚間七時抵達鳳山，住在寒爵的家中，那時他住在鳳山鎮西六巷六十二號，院內有小圃、鳳凰樹，院子裏花木扶疏，一片幽香。從那時起，我聽到了「含羞草」和「相思樹」這個名詞。寒爵的夫人，殺雞待客，我真像似回到自己家中，嘗到了家庭的溫暖。也結束了八個月的流浪生活。
六月十六日，我已中正日報特派員的身分，參加陸軍訓練司令部舉行的中央軍官學校廿五周年的紀念會，那一天蔣總裁蒞會致訓詞，提到大陸上的失敗教訓。因為演辭感人，與會的人員，有很多人落淚。
作者附記：
謝謝周劍心先生，陳伯誠先生，鄭劍泉先生及不願發表名字的趙先生來函指正「採訪廿五年」文中的錯誤之處。
周劍心先生：「出北平記」中，所提到的憲兵二十九團，應為憲兵十九團，「秦嶺上的春天」文中，「廣源」應為「廣元」。
陳伯誠先生指出：「陳長捷奮戰」文中，為東北戰敗後自北寧路湧入的散兵游勇，致大商店中強討，而非天津防守時之傷兵，作者未能交代清楚。鄭劍泉先生指 出：「秦嶺上的春天」文中稱寶雞新聞界的朋友一個也沒逃出，當時鄭先生是新世紀報的發行人，已於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寶雞淪陷前夕，發行最後一張報後，乘最後一列火車離寶雞赴天水，後輾轉來台。作者且因本文之發表，與二十三年前結識之鄭先生，取得聯絡，再度晤面。趙先生指出：「秦嶺上的春天」，廟台子非張良之故鄉，而系張良隱居之處，「褒城」為褒姒出生之地，而非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地方。
諸位先生所指出的錯誤之處，均在此先行更正，並致誠□之謝意。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候
蕉風椰雨
在鳳山那個寧靜的小鎮，我在寒爵先生家裏，住了七天。給廣州「中正日報」寫了一篇台灣通訊，題目是：「蕉風椰雨看台灣」。
六月廿二日清晨七時，寒爵送我到鳳山車站，並替我買了一張到台北的二等車票，票價是老台幣四十八萬元，合銀元三元。至於我自己僅有的三塊銀圓，寒爵囑咐我要節省着用。
在戰火的邊緣上，在敵人的追逼下，幾個月來，一直沒有獲得一刻喘息機會，到了台灣，看到寧靜的社會，覺得她處處可愛，在北上的車中，一路上從車窗向外面望，沿鐵路線上的綠色竹林，黃色稻田，豆棚瓜架……還有樸質的農民、田舍、人家，一切都有着和諧的美。
一路上我沒有看見軍隊，沒有看見兵車，車廂中也不擁擠，車長來查票時，先脫下帽子，顯得彬彬有禮。那是我幾年來，最舒適的一次旅程。
車到台北，已是黃昏時分，我找到南京東路的「東明貿易行」，因為那家公司的主持人張明初，就是我在長春大華日報工作時的社長。在廣州時他約我抵台北後，就住在他的公司里。
我到那家公司時，剛好明初又到香港，他的侄兒主持公司的業務，他和我並不熟悉，見面後，只聽見他說：「住閒的又來了一個」。因為那時他的公司里住滿了來自大陸的逃難者，其中保括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們。
第一晚我把行軍床打開，放在走廊上，沒有蚊帳，任由蚊子叮咬。第二天早上，他們開飯了，沒有人來請我上桌，我身上除了三個「銀圓」以外，沒有一文台幣，咬緊牙關，餓了一個上午。
中午十分，一位姚老先生走過來和我聊天，他是瀋陽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的叔父，他告訴我，大家都是住閒的人，聽到碗筷的聲音，就上桌吃飯，不必矜持。於是在中午開飯時，我自己上桌吃飯，雖然明初侄兒的臉色很不好看。
四家著名的日報
第二天我到「新聞天地」辦事處去看劉竹舟先生，他送我老台幣一百萬元－合銀元六元多，並代新聞天地社付我稿費兩百萬元，那是我在天津時所寫的一篇「我親眼看瀋陽陷落」文章的稿費。
大約有兩星期左右，我窮得連寫信的郵票也買不起，廣州的中正日報，我已預支了一個月的薪水，不能馬上寫信要求報社寄錢，餓一頓飽一頓的，又得了胃病，但沒有錢買藥。
當時的台灣，剛剛開始改革幣制，當局所採取的措施，市把大陸上的壞習氣和壞毛病，和台灣完全隔開。台灣省主席陳辭修將軍，為了使台灣和大陸完全分開，他採取了三項措施，第一件是在大陸上的銀行，一律不准在台灣復業，以避免金融紊亂，第二件是大陸上的公私立大學，一律不准在台灣復校，以避免學潮，第三件是，大陸上的報紙，除了南京中央日報以外，一律不得在台灣復刊，以避免亂糟糟的新聞界，隨便發佈新聞，混淆視聽。此外從大陸上潰敗下來的軍隊，在高雄或基隆登陸時，一律按實際人數，加以收編。不得帶武器上岸。
這些措施，在當時有一個比喻，那是大陸上的失敗，像一場大火，既然灌救不成，無法撲滅，只有採取隔離政策，不使它燒到另外一條街。
那時候，在台北僅有四家著名的日報，一家是省府的機關報新生報，是台灣銷數最大的報紙，當時的新生報，以上海申報為班底，網羅了報界中第一流的人才，由上海申報的政治記者張明擔任採訪主任，申報的漆敬堯、歐陽醇、李蔚榮，還有中央社的齊振一，分別擔任政治、外交、國會軍事記者。套一句三國演義的話，真箇是「猛將如雲，謀臣似雨」。當時的第二大報是自南京遷來的中央日報，在社長馬星野教授主持下，力爭上遊，要和新生報一爭短長。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是王洪鈞，採訪陣容，也十分堅強，像國會記者龔選舞，政治記者江德成、王康、張力耕，軍事記者劉毅夫、潘啟元，社會記者蔡策，都是一時之選。第三家大報是本省名流李萬居所經營的公論報，也是當時台北唯一的民營大報，總編輯是重慶時代大公報的政治版編輯鄭士éF。李萬居在辦公論報以前，是新生報的第一任社長，他是法國留學生，對讀書人十分尊重，他不懂政治，但卻偏偏做了省參議會的副議長。
第四家日報是中華日報，再中央日報遷來之前，是台灣省的黨報。公論報和中華日報網羅的是地方上的才俊。當時在中華日報擔任採訪主任的是錢塘江，政治記者是卜幼夫和張魯琳。
傅斯年校長
我剛抵台灣時，很想到這幾家日報中，謀個兼差，但一時卻擠不進去。不過「中正日報」在廣州的報譽不錯，從廣州抵達台灣的政府官員，還樂於接見「中正日報」的特派員，所以那時我除了窮苦以外，工作起來，到也方便。只是沒有錢拍發新聞電報，但每周總有一篇通訊，寄到廣州。總編輯張知挺也時常來信嘉勉。
那時我常到台灣大學去看傅斯年校長，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常常拉我到福州街二十號的校長宿舍吃饅頭和稀飯。他對於新聞記者特別具有好感，但卻認為新聞學，不算一門學問。那時他常常和我討論天下大勢，他經常把「新樂園」香煙撕開，放在烟斗里吸。「新樂園」牌，是當時最廉價的香煙，看見他口吐白煙，悠然遠舉，聽他講毛澤東就是「水滸傳」中宋江的化身，專門玩弄權術的故事，十分深刻。他的客廳中，掛着他自己寫的「埋骨于田橫之島」，他常常說：台大學生，有些人說他怕台灣不保，要□到美國去，他乃把這個中堂高懸在客廳之中，表示他將和這個海島共存亡的決心。
那時台大學生的情緒，極不穩定，在四月間，並曾發生過一次學潮，他一提起那件事，就很傷心。但他卻有決心，把台大辦好，他儘量聘請第一流的教授，來奠定台大的學術地位。但卻不浪費一文經費。
我每和斯年先生在一起時，聽他聊天，真是如沐春風。他的愛憎分明，嫉惡如仇，激濁揚清，是我所接觸的學人中，最具有正義感的一個人。
傅先生閒居無事時，愛下象棋，他下棋的對手就是他的司機。他在煩惱時，下象棋是他唯一的消遣。他是「人師」也是「經師」。他的行為和他所講的話，完全一致。他不大寫文章，但每寫一篇，就是擲地有聲的文章。
當一些「失敗主義」者，正做離開台灣的準備時，只有他對國家的信心，十分堅定，那時候，他就喊出，台灣是我們復興的基地，自由將永遠不會淪亡。
危急存亡之秋
三十八年六月，真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那時從美國放出了試探汽球，謠傳聯合國要託管台灣。後來證實了，當時的英國恐怕共匪席捲大陸以後，國軍不能固守台灣，於是在幕後策動美國，要把台灣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甚至當時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也對台灣問題，感到焦慮。怕台灣一旦不保，就被劃入蘇俄的勢力範圍之內，直接威脅到整個亞洲的安全。
那些託管台灣的「試探汽球」，剛剛升起時，立即受到蔣總裁的強烈反對，蔣總裁在六月下旬要我國 駐日代表團朱世明將軍向麥帥說明：中國政府決不接受由盟國或聯合國託管台灣，因為那將違反中國人民的願望，尤其是和蔣總裁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灣、澎湖的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同時台灣在短期之內，即成為中國反共力量的新的政治希望，因為台灣一直就沒有共黨力量的滲入，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使今後的「政治防疫」工作，容易徹底成功。因此蔣總裁希望麥帥向美國政府主張兩事，一是不可考慮承認共匪，二是以積極的態度協助中國的反共力量，協助我國政府，確保台灣。由於蔣總裁堅定的態度，後來美國也就不再提託管的事，更不再放出試探汽球。
六月二十四日，蔣總裁正式遷居台北近郊的陽明山─當時稱為草山─並決定成立總裁辦公室，籌劃反共大計。為以後的反共復國工作，奠定下良好的基礎。
在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裏，廣州雖然是中央政府的首都，但卻缺少堅強的反共意志，而真正的反共決心，則在台北郊區的陽明山。
反共前途初有轉機
進了七月，大陸上各地的情勢，越來越壞，七月七日由蔣總裁領銜的各黨派領袖八十多人共同發表：「反共救國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國如為共匪所統治，民族的歷史文化，將被滅絕，遠東的安全與世界和平，將受到莫大的威脅。在國難當前，時機迫切，吾人將共誓精誠，一致團結，為救國家爭自由，而與共黨匪徒，奮鬥到底。……
在共同宣言發表的同一天，留在上海觀望風色的美國駐上海副領事歐利文，被共匪拘禁。那是共匪向美國打出的第一個嘴巴。使得杜魯門政府感到震驚，也成為台北各報的加框新聞。
七月十日，蔣總裁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之邀，自台北飛往菲律賓舉行「碧瑤會議」，當晚即開始正式會談，十一日兩國發表共同宣言，號召遠東各國，組織同盟，遏止共產主義，十二日下午，蔣總裁飛回台南。那是亞洲國家團結反共劃時代的歷史紀錄。在台北讀到那篇聯合國宣言時，感到非常激動。也覺得反共前途，有了轉機。
但大陸的局勢，仍然十分惡劣，代總統李宗仁，覺得實在支持不住了！於是他和行政院長閻錫山，留在廣州的中央委員、立法委員等電請蔣總裁到廣州主持大計。蔣總裁終於在七月十四日到了廣州。
十六日中央非常委員會在廣成立，推蔣總裁為主席，李宗人為副主席，非常委員則為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吳忠信、張群、吳鐵城、朱家驊、陳立夫等。當天下午並召開了第一次非常委員會議，通過了閻錫山的「扭轉時局方案」。
在廣州，蔣總裁籌劃了穩定東南政局和保衛廣州的軍事計劃。七月十九日，韓國總統李承晚電邀蔣總統訪韓，那是李承晚在響應蔣總裁和季里諾的共同聲明的具體表現。當時在廣州的美國駐華公使克拉克特別重視那件事，於是他要求面見蔣總裁，希望知道一些中菲韓計劃聯盟的事。蔣總裁明白的告訴他，因為美國不肯積極的負起領導遠東的責任，所以中菲韓三國不得不自動的起而聯盟。
記者群逼迫李宗仁
蔣總裁那次廣東之行，共停留了一周，他勉勵軍政幹部的，仍是團結一心，共為抗拒共匪而努力。於二十一日上午，乘華聯輪離開黃埔，轉赴廈門視察，二十四日由廈門飛返台北。蔣總裁的那次廣州之行，另一項重大成就是完成了國民黨的改造方案。並在七月十八日舉行的中央常會中，正式通過。
七月二十四日，李宗仁飛到了台灣，蔣總裁希望他能對反共大業，有點作為，特別到機場去歡迎他，並把他安排住在陽明山的第二賓館。那一天到機場歡迎李宗仁的，除了蔣總裁之外，在台灣的軍政首長，民意代表，雲集松山機場。新聞記者也擠了一大群。
二十九日下午，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在「台北賓館」舉行酒會，在酒會中他被記者們包圍了。我們大約有十多名記者，開始向李宗仁發問，其中有許多問題，使他無法回答，其中最使他難於答覆的是，他是不是尚準備保存桂系的實力？為什麼張淦兵團沒正面和共匪作戰？如果大陸不保，桂系的實力，也將難保，國家到了這個時候，李先生為什麼還想不開？
李宗仁對於那些難答的問題，都採取了顧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並且不斷舉杯，向記者們敬酒。然後趁機向後退。李宗仁每向後退一步，記者們就向前逼一步，而包圍圈也越來越小。最後李宗仁退到了會場一角，再後退就是牆壁了，記者們才未再進逼。
李宗仁在台北，停留到七月三十日，蔣總裁併且親到第二賓館去看過他。也舉行了多次長談，談話的具體內容，雖然台北各報都沒有記載，但人們知道，蔣總裁曾不斷的鼓勵他要負起責任，與共匪周旋到底。
當然那時也有種種傳說：其中最重要的是李宗仁要求把自大陸運抵台灣保存的中央銀行的黃金，運回去一部份。
鎮海會議
三十八年八月，是國家為了生存，在苦難中，最痛苦的一個月令，因為八月五日，美國政府發表了對華「白皮書」，使我們的民心士氣，都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而美國發表白皮書時，正是蔣總統應李承晚總統之邀，訪韓的前夕，美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淪陷後的南京住了三個多月後，返回華盛頓的途中。
但當時的蔣總統，卻十分鎮定，他如期自駐節的定海起飛，在八月六日的下五到達韓國的鎮海機場，並和李承晚總統同車到鎮海的海軍司令部。
在韓國舉行的會談，前後共歷時三天，八日下午蔣總裁飛返台北，中韓兩國的聯合聲明，也在同一天發表了！
在蔣總裁訪問韓國的前兩天，湖南的情況發生了變化，那程潛和陳明仁的投匪，中央發表了黃杰擔任湖南省主席。同時對程潛和陳明仁發出通緝令。在報上讀到的新聞是黃杰率領忠貞的軍民，一路上且戰且走。
不過當時台灣的局勢，仍然很穩定，幣制改革後，物價也十分平穩。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將軍，嚴格管制出入境，以防止匪諜的滲透。那時對戶口的檢查，也比較嚴格。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八月十五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由陳辭修將軍任東南軍政長官，轄區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台灣和海南島特區。軍政長官公署就設在現在的總統府。那所建築是日本人統制台灣時的總督府，戰時被盟軍炸毀，剛剛修建完成。長官公署的政治部則設在現在的中央黨部，當時那所建築的名字叫凱歌歸，是新聞記者常去採訪的地方。
陳辭修將軍，那時仍不喜歡新聞記者，長官公署也不大發佈什麼新聞。不過新聞記者從各種跡象觀察，台灣的地位，已經是越來越重要了！那時我常常在凱歌歸遇到中央日報的王康先生，中華日報的卜幼夫先生。儘管長官公署沒有什麼新聞，但大家還是照常採訪。並了解一些政治氣候。
當時的陳誠將軍，可能是台北要人中，最忙碌的一個人，因為他不僅主持台灣省政，而且還要指揮東南地區的軍事作戰。
有一天我們十幾名記者竟然把一大堆名片集到一起，要求和他談話十五分鐘，經由政治部轉達，他竟破例的接見了！但大家坐定以後，他僅向我們說了一句話：希望新聞記者，配合國家的政策，不要像在大陸時一樣，濫發新聞，然後和大家握一握手，就從客廳中，回到辦公室去。
後來長官公署政治部的官員還埋怨我們，為什麼不抓住機會，提出幾個問題問問，我們似乎也覺得錯過了一次機會。因為大家在當時也確實沒有準備什麼問題。
前輩先生
在初到台灣的那段日子裏，我替廣州「中正日報」，寫了很多篇通訊，但大多是寫關於台灣建設方面的，無關軍政大計。報社的總編輯張知挺也常來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說，我應該在台北找個報紙兼差，因為他預料廣州也遲早要丟，「中正日報」出版到那一天，誰也不能預料。不過他說，在廣州危急時，他將赴香港，住到他的女婿家中。不久他又托人為我帶來一個月薪水。是二十元美金，在那個動亂的日子裏，在那個每個人都自顧不暇的歲月中，難得他為一個後輩，設想得那樣周到。
我過去半生中，受人恩惠之處甚多，很多前輩先生，都給與我很多幫助，向吉林省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中央社長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先生和我現在所要記述的中正日報總編輯張知挺先生，所給與我的幫助，每當夜深人靜之際，這些長者的風範，就常出現在我的腦際。
現在知挺先生在香港隱居，已年逾八十，垂垂老矣！體乾先生，身陷匪區，生死未卜，大約已不在人世。竹舟先生，早在十多年前病逝台北。他們所給與我的澤惠，我正把它轉贈給下一代的年輕人。把利息放在社會上。這就是我近年來，在採訪之餘，在各大學新聞系教書的原因之一。
正由於在動亂中，我接受別人的幫助很多，所以我也常以金錢幫助別人。這也是我這多年來，積不下錢的最大原因之一。我初到台灣來的那半年，我的手錶、鋼筆，時常押進當鋪，也 時常贖出。我嘗過進當鋪時的不好受滋味，但當東西所得的錢，並不是我自己急於用錢，常是為了幫助幾個比我更窮的青年人。而向我借錢的人，恐怕到現在還不知 道我曾為他們進當鋪的故事。
受人幫助和幫助別人，我想應該是人生的意義之一。這是我在動亂的大時代中，體會到的人生境界。
冷清清的松山機場
三十八年八月間，我們幾個新聞記者，跑機場的時間較多，但當時跑機場新聞，不似今日，到機場採訪時，看到的是人潮，看到的是「花花綠綠」的衣服，是口銜烟斗的遊客。那時所看到的是自大陸撤退的要人們，高級將領們，每個人都一臉疲倦之色，無精打采的神情，我們在民用機場和軍用機場中行走，所要採訪的對象就是那些撤退的人。
當然那時飛機的班次，極少極少，而且也沒有國外的客機從台灣過境。機場是冷冷清清的，有一次我和卜幼夫先生在機場中聊天時，我們甚至談到，大陸如果全失去的話，大約我們以後，就不要到機場來採訪了。
我們談那些話時，不是想法幼稚，而是當時的情形就是那樣。我們也想到台灣海峽，終將會有幾次戰爭，但我們有信心，能夠打勝敵人，因為我們已經無退路。
那時候，我自己也正在壯年，而且來台灣後不久，就被團管區編為後備軍人，接受過體格檢查，蓋過手腳印，兵種則是「憲兵」。
當時幾個駐在台灣的外國記者，每隔一段時期，就發一兩條新聞，預測共匪佔據大陸後，在什麼時候進犯台灣。在他們來說：當然是從新聞上着眼，但在我們來看，卻多少有些幸災樂禍的成份在內。
外國記者那種預測台灣將受到攻擊的電報，一直發到卅九年六月廿七日。韓戰發生後，杜魯門宣佈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時，才「鳴金收兵」。那段日子，對我們來說：真是「寒天飲冰水，滴滴在心頭」。
當然，那時逃到來灣來的人，也有些人準備找機會遷到外國，桂永清將軍在日，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某一文職大員，曾私下向他請求，要是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時，希望在危急時候，給他留一個艙位。那位文職大員，自然是反共的，但他也十分「恐共」。其實那時候患有「恐共」病的人很多，但他們求生的意念，也比別人更為強烈。
吳鐵城訪晤麥帥
三十八年八月間，有一個現在已被人們遺忘的人，值得一述。那就是已經逝世的吳鐵城先生。他為了鞏固台灣這個基地，曾經多次銜命飛往東京，會晤麥克阿瑟元帥，說明台灣有可守的條件，並且是將來中國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希望麥帥以盟軍統帥的身份，向華府建議，協助鞏固台灣這個基地。他第一次飛到東京的日期，是那年的八月十三日，並且和麥帥長談，他 的若干建議，可能就是在韓戰發生後，杜魯門宣佈協防台灣的「原動力」。因為杜魯門的宣佈協防台灣，是根據麥克阿瑟元帥的建議。
當然吳鐵城的訪晤麥帥，雙方談得融洽的原因，不是吳鐵城說服了麥帥，而是那位有大將軍氣度的麥帥，對亞洲的局勢和吳鐵城有相同的看法，所以談起話來，就非常投機。
不過吳鐵城先生生前，避免和別人談到他會晤麥帥的事，有一次他在松山機場給我碰到了，他鄭重否認，他赴東京負有什麼重要任務，他僅說：到東京去訪一位朋友，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流行「觀光」這一名詞，如果早就流行的話，他一定說他到東京去「觀光」。
卅八年八月間，也有一件令人振奮的事，那是在許多國家要看風轉舵的時候，韓國卻派出首任駐華大使申錫雨，到當時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廣州履新。那真是件雪中送炭的事。當然那是由於蔣總裁和李承晚總統鎮海會談所產生的結果。
但是在八月間，軍事上的失利，毫未扭轉，除了八月四日湖南長沙淪陷以外，十六日福州國軍撤守！贛州也在同一天淪陷。二十六日甘肅省會蘭州也被匪攻陷。
台北、廣州、重慶
那時候真正為國事焦慮的則是蔣總裁，他在聽到廣州守軍將領對於戰略上的布署，有若干歧見時，又在八月廿三日再度飛往廣州。去協調各方的意見，當他獲悉盧漢的態度曖昧時，又在二十四日飛到重慶。
在廣州，蔣總裁除了接見李宗仁和閻錫山外，並先後召見顧祝同、薛岳、余漢謀、劉安祺等十多名將軍。
在重慶，除了召見張群、楊森以外，並召集西南地區的省主席，和軍事將領們開會，研討穩定西南地區局勢的辦法。那時宋希濂、李彌、胡宗南等都到了重慶，惟獨盧漢，因為作賊心虛，不敢前來。於是蔣總裁決定派李彌先回到昆明。
二十九日蔣總裁在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召集高級將領開會時，決定以隴南漢□南，做為決戰地帶，希望能夠確保四川。
那時蔣總裁的辦公室，已在陽明山正式成立，一大批幹練而忠貞的的幹部，集合在蔣總裁的身邊，從事幕僚與參謀作業工作。
八月三十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決定成立台灣防衛司令部，任命孫立人為防衛司令官，在政治方面也開始研擬：「三七五減租」政策，為後來進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工作。
當時，大家對時局的發展，看不出什麼眉目，但人們知道的是，美國發表白皮書後，美援在短期內，將不會再來。至於廣州如果不守以後，中央政府勢將遷往重慶。已成為人們一致的看法。特別是蔣總裁離開廣州後，即飛往重慶，更增加人們對西南地區的注意力。
但人們卻未料到，也會失敗得那樣快。理由是四川有險可守，而且糧食充足，它既能支持了八年的對日戰爭，自然也能支持相當時期的戡亂工作。
作者附記：
一、不願發表名字的趙先生：來函指正：「漫天烽火近羊城」一文中，閻錫山內閣組閣時宣佈之外交部長為胡適，並非葉公超。經查對當時報紙，證明趙先生的指正，十分正確。復經查證，胡適先生當時正在美國教書，曾一再電閻錫山院長，說明他不願擔任外交部長，乃由政務次長董霖代理部務。而董霖又留美不歸，十月初政府正式發表葉公超為外交部長。
二、呂先生詢問作者，何以能在前幾期文章中，把日子記得清清楚楚？我的答覆是：那一段時期，是根據我個人的「日記」寫的。我在前文中交待過，抵達西安後，我就買了本日記。
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
台北機場看撤退
民國三十八年秋天，是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就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候，有些人在歷史上留下了最壞的紀錄，有些人被時代所淘汰。有些人誤上了賊船，向北平的匪偽政權，賣身投靠。
在那段日子裏，我和幾名同業，幾乎天天到松山機場採訪，看到的是將軍們「一身塵土，滿臉風霜」之色。文官們行色匆匆，往來於台北、廣州、重慶、成都之間。但沒有一件消息，使人興奮，當時灰色的失敗主義者很多，對於台灣的前途，沒有人敢下一個定論。
我在松山機場，看天空上的白雲，看飛機起落，聽飛行員們講述大陸上各地的情況，其中包括西北的馬家軍垮了，新疆的對外交通斷了，胡宗南的軍隊，步行爬過秦嶺……李宗仁又飛回桂林了……
當時的共匪，沒有海軍和空軍，所以我們的空軍仍佔着絕對優勢。儘管大陸上到處失敗，但我們的空軍並沒有失敗。
在松山機場，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輕飛行員，就像看到了國家未來的希望，雖然當時的戰??機，仍是P-51，運輸機仍然使用的是老式的C-46。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使用的。
找到了一個兼差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在廣州失守前的兩個月，我找到了一份兼差，那是公論報的採訪主任。介紹我進公論報的兩位先生，一位是台大校長傅斯年，一位是前新一軍軍長潘裕昆的秘書陳鑫上校。當然那時我想進的報社是新生報，但卻插不進去。
我剛到公論報時的月薪是新台幣三百八十元，合美金六十元，照當時的物價算，算得上是高薪，而且分配到一間宿舍，食宿問題，都得到解決。傅斯年先生告訴我說：廣州的中正日報，遲早要關門，先到公論報做一個時期，如果不合適的話，再想法到別家報社工作。
那時的公論報，有記者十二人，編輯部設在桂林路，採訪組則設在康定路，每天晚上十點多鐘，便可以截稿，工作頗為輕鬆。下班後唯一的消遣是和同室而居的副刊編輯王聿均下象棋，下得起勁時，會繼續到第二天黎明。
那時我和聿均兩人合雇一個傭人，照當時的生活水準來說，算得上是中等以上的生活，我自己也未想到我在公論報會做了兩年多，直到四十一年七月我到香港時報工作，聿均到中央研究院工作，才離開桂林路那所木造的房屋。
在桂林路的那段日子中，彷佛閒暇的時候很多，我和聿均也經常到前院鍾國元夫婦的家中聊天，鍾國元是當時公論報的主任秘書，他很好客，所以夏天和秋天，常在他家的庭院中品茗和賞月。日子就在寧靜中消逝。
一塊乾淨的土地
三十八年秋天，在全國局勢逆轉時，台灣是唯一的一塊乾淨土地。這地方沒有共黨的細菌滋長，同時由於自大陸來台的人們，或多或少，都受過共匪的迫害，一個人受共匪之害愈多，他的身上就帶有更多的抗體，可以抵抗共黨細菌的侵入。同時陳誠將軍所嚴格執行的出入境管制，也是台灣一直很寧靜的原因之一。
那時台灣的經濟還很落後，在街頭看見的男男女女，多穿木拖鞋，腳踏車似乎比大陸上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多。黃昏時候，街頭巷尾，常聽到按摩盲者笛子的聲音，飄揚在晚風之中。
在政治舞台上黃朝琴的名字幾乎天天見報，他當時是省參議會的議長，那時參議會的副議長是李萬居，秘書長則是連震東，省議會設在南海路，現在美國新聞處所使用的建築物。
那時在台北街頭，看不到幾輛轎車，除了衡陽街和延平北路一帶是整齊的樓房，其他地區，幾乎全是平房，而且有??生設備的人家也不多。水和電常常中斷，遇到日月潭水位降低時，台北市區，就要輪流停電。
我特別注意到當時的小學生，有些孩子穿着打補丁的衣服上學，電影院裏放映的是一些老片子。到商店裏買東西，沒有謊價，人們對穿制服的軍官，十分敬重。但在市區內，卻很少看到軍人。
在那段大陸逐漸要被紅潮淹沒時，台灣是全國最正常的地區。
反覆無常的盧漢
三十八年九月，中央政府雖然設在廣州，但真正的反共重心，已經轉移到台北。而隨時要發生問題的地方，則在西南，特別是昆明。因此蔣總裁在八月下旬，就由廣州飛到重慶。
九月二日重慶市中心區陝西街發生大火時，蔣總裁正駐節重慶的林園。處理西南的軍政大計。那時西南的心腹之患是盧漢隨時都可能發生叛變，但蔣總裁處理雲南的原則，則是以政治方法解決，避免流血。
正因為如此，所以一度避見蔣總裁的盧漢，在九月三日又致電給張群，表示他希望到重慶晉見蔣總裁，六日盧漢果然到了重慶，蔣總裁在林園和盧漢長談兩小時，盧曾被感動得兩次流淚，並決定在返回昆明後，肅清當地的親匪份子。
九月六日下午，行政院長閻錫山，也從廣州飛到重慶，他到重慶，是銜李宗仁之命，要扣留盧漢，不使他重返昆明，閻錫山把這個意見向蔣總裁報告時，立??受到阻止，於是盧漢在七日下午飛回昆明，這件事外間很少有人知道。
九月十日，盧漢在昆明果然採取了行動，解散雲南省議會，逮捕了親匪份子，一直到十四日他的清共工作，全部完成。
在台北、我們在報上讀到盧漢態度轉變的消息，感到十分興奮。九月廿三日又在報上讀到蔣總裁在廿二日下午抵達昆明，由機場逕赴盧漢家中午餐，並在他家中，停留四小時，召見在昆明的重要將領，商討保??西南的大計，就當時的情況來說：蔣總裁親到昆明，是一種冒險，是身入虎穴。
不過在一個月以後，盧漢的態度又變了，十月廿二日，他向中央請辭雲南省主席職務，十一月一日，他又把過去逮捕的親共份子，全部釋放，等到十二月九日，也就是中央政府自成都遷到台北的第二天，盧漢竟然扣留了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將軍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將軍，他們是奉蔣總裁之命，到昆明去說服盧漢，不要背叛中央，結果人機全被扣留，但到了十二日盧放了張群，繼續扣留李彌和余程萬，直到李彌的部隊，兵臨域下，向昆明進攻時，盧才又將李彌和余程萬釋放。
關於李彌的獲釋，得力於李彌夫人龍娛慧女士，因為在第八軍兵臨城下時，盧漢放李彌夫人出城，要他說服第八軍不可攻城，因為城裏面有李彌在做人質。但李彌給第八軍的手令，卻是惟有第八軍攻城，軍長才有脫險的希望，而李彌的手令，就縫在他夫人出城時，所穿的旗袍中，當李彌夫人抵達第八軍的防區，拿出李彌的手令，並且鼓勵他們攻城時，盧漢果然放了李彌和余程萬。
在台北，我在松山機場訪問過張群，也在報上看到了第八軍攻打昆明，救出李彌的消 息。在下筆寫張群昆明脫臉新聞時，心境是沉重的，因為那時成都也淪陷了。在西南地區，僅剩下了一個西昌。
控告蘇俄侵華案
三十八年九月，在政治上，有幾件大事，那是九月二日政府發佈了通緝令，通緝毛澤東和朱德，廿一日共匪在北平召開了偽政治協商會議，九月廿五日新疆陷匪，九月廿六日廈門的保??戰開始。
但在那段陰黯的日子裏，我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卻在九月廿七日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指出「蘇俄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侵略中華民國」，那個案子，提出以後，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第二天並在政治委員會中通過，把控蘇案，列入日程。
在我們提控蘇案時，正是許多國家在觀望風色的時候，我們忽然提出了那個驚人的議案，自然使許多國家刮目相看，那時有一家美國報紙，畫了一張漫畫，那是蔣廷黻舉着一面大國旗，在聯合國會場上揮舞着，使得許多紳士瞪着眼睛，感到吃驚。
那年的十月一日，北平的匪偽政權成立了，第二天蘇俄就承認了它。半月以後。匪俄簽訂了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十二月十六日匪酋毛澤東有莫斯科之行，去朝見蘇俄頭目史達林。商討匪俄間軍事和經濟上的問題，也就是由蘇俄全盤控制共匪的軍事、經濟。那是共匪與蘇俄的蜜月時期。蘇俄給與共匪的軍事援助，源源不斷的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運到大陸。
也就在蘇俄承認共匪的同時，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漢賊不兩立
在廣州，閻錫山所領導的行政院也發表聲明，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宗旨，中國政府將徹底消滅匪偽政權，那是「漢賊不兩立」字樣，第一次在報上出現，當然在蘇俄承認共匪偽政權以後，波蘭和捷克也接着承認了共匪。
三十八年十月對我們來說：是創痛很深的月份，十月八日，廣州北部的韶關失陷，十月十一日，廣州緊急疏散，十二日中央政府宣佈遷往重慶，十三日李宗仁又飛回 桂林、幾小時後，廣州淪陷。十五日中央政府，正式在重慶辦公。十六日，廈門國軍撤守，把主力集結到金門。在廣州撤守的前四天，蔣經國奉總裁之命，把在廣州的黨國元老于右任和吳忠信接到台北。
那年的雙十國慶，台北雖然有三萬多人的反共遊行，但人們的心境是沉重的。就在那個時候李宗仁繼續在鬧情緒，一會兒說他要不做代總統，一會兒又說要出國，一下子說他不問國事，一下子又反對湯恩伯將軍出任福建省主席。
蔣總裁??要顧全大局，又要挽救大陸的頹勢。要勸說在廣州相互失和的將領，又要飛到西南去部署軍事上的防??，所幸台灣的局面是安定的，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反共基地。
在那段不尋常的日子裏，蔣總裁忽然駛往定海，忽而抵達重慶，忽而成都，忽而昆明，我深深的記得，那年的中秋節，是十月六日，蔣總裁忽然乘「華聯輪」，自基隆出海，赴廈門巡視，隨在他身邊的是谷正綱和蔣經國，那次他赴廈門的主要目的是解決湯恩伯的問題，因為自從李宗仁公開發表談話，反對湯恩伯出任福建省主席以後，湯恩伯正在鬧情緒，蔣總裁赴廈門主要是給湯恩伯一些精神鼓勵。
蔣總裁的那次廈門之行，使得湯恩伯由衷的感激，也為後來的金門大捷埋下了勝利的種籽。
金門大捷和登步大捷
在大陸的局勢逆轉中，自從南京淪陷後，唯一使人振奮的事，是三十八年十月廿五日的金門大捷。
金門戰事的開始，是在廈門撤守以後，湯恩伯部隊，是自十月十六日撤離廈門，共匪乃開始窺視金門。十月廿二日，共匪的船團開始向金門進攻。二十四日夜戰況十分激烈。
十月廿五日是台灣光復節，那天上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現在的總統府──前有一個慶祝儀式。陳誠長官滿面笑容，出現在典禮台上，他親自向群眾宣佈：金門國軍大捷的消息，他說：金門守軍，已殲滅進犯的共匪兩萬多人。戰果正在擴大中。
一向不願和新聞記者接觸的陳誠將軍，在典禮台上，被記者包圍了，他含笑答覆記者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他並且告訴記者，日內他將飛往金門，慰勞守軍。果然廿七日他飛往金門，卅日他到了海南島。
十月廿六日，防守金門的湯恩伯將軍，在金門宣佈：登陸的匪軍，已全部肅清，並且俘虜匪軍的高級指揮人員多人。
繼金門大捷之後，十一月三日共匪又在定海的登步島登陸，守軍奮勇激戰，到五日下午，登陸的匪軍，已為守軍驅逐到海濱，六日上午，已全部肅清，那一戰後，登陸的七千匪軍，被殺得片甲不留。
金門大捷和登步大捷，為以後幾次的金門防??戰，打下勝利的基礎。是大陸失敗後，國軍的空前勝利。
但在兩次軍事勝利後不久，一個壞消息也突然而來，那是中央和中國兩家航空公司，忽然投匪。兩航公司的駕駛員，駕了十二架客機飛往北平投匪。使各線的空運，突然中斷。那是十一月九月的事。就在兩航公司投匪後的第五天，桂林失守，在桂林失守前的幾小時，李宗仁自桂林飛往南寧。同一天蔣總裁自台北飛往重慶。處理變局。
西南半壁河山
蔣總裁那次飛往重慶，是應李宗仁和閻錫山、陳立夫、張岳軍等人之請，到當地去收拾殘局，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沒有人能拿個大主意。七十多名留在重慶的立法委員，也聯名電請總裁：「赴渝坐鎮，挽救危局」。當時的情況是川東匪軍在十三日佔據彭水舊城，南邊的匪軍佔據貴陽市郊的圖雲關。蔣總裁抵達重慶的當天，國軍已自貴陽撤退，秀山已經失守。重慶的人心惶惶不安，而李宗仁雖然接到蔣總裁約他赴重慶，共扶危局，但卻躲在南寧不肯動身，並在二十日自南寧直飛香港，託言醫病，轉赴美國。後來逕自賣身投靠，重赴匪區，而自取其辱。
當蔣總裁飛赴重慶的後四天，關外的瀋陽，也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那是美國駐瀋陽的總領事華德，突被共匪逮捕，華德是美國國務院留在瀋陽的一個棋子，他之被捕，使得國際上大感驚奇，我們在台北讀到那則新聞時，卻感到那是共匪打了美國一個巴掌，而且是打得很重的一掌。
蔣總裁在重慶危城中，停留了半個月，在那半個月中，一方面召集高級將領開會，部署西南地區的軍事，一方面怕李宗仁在國外丟醜。勸他迷途知返能夠及早返國。因而前後派出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芬等人，攜帶親筆函飛港勸李返國，而李宗仁卻表示他的胃疾復發，決定赴美就醫。
蔣總裁在重慶那段日子，不斷的派遣蔣經國，冒着極大的危險，到各軍駐地激勵士氣，但頹勢已經形成，重慶僅能支持到十一月廿九日。
被感動的美聯社記者
蔣總裁在重慶最後的一天，顯示了他的勇敢和堅定，那??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那個故事，不僅使國人激動，也感動了一個外國記者，他就是美聯社的駐華記者慕沙。
慕沙在大陸時期，對我們並不十分友善，他甚至對國民政府保持批評的態度，但他在重慶撤退時，為蔣總裁的高度愛國精神所感動，以後便一直和我們共患難，在台灣的二十四年中，他寫的文章，發的新聞電報，全是支持我們的。在台灣他並且把他的女兒送到輔仁大學讀書，台灣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因為他在那個大動亂的時期，看見了中國的立國精神。
原來在十一月廿八日那天，重慶四周，已經被共匪包圍，二十六日午夜匪軍攻佔綦江，守軍司令羅廣文隻身逃到重慶，蔣總裁身邊的人，都進言希望他早日離開那座危城，但蔣總裁對放棄重慶的問題，卻一直不做決定，他認為如果撤退太早，共匪可能在半個月內，到達成都，那時胡宗南的部隊，剛撤到漢中以南，無法轉進到成都以西地區，所以決定援撤重慶守軍，希望能保住成都，但匪軍在二十八日，已經攻到南溫泉。重慶的命運，已經註定。
二十九日，行政院已經遷到成都，重慶近郊，亦已發生激烈的戰??，市內的秩序，非常混亂，到了無法維持的程度。在中午召開軍事會議時，匪軍已經在江津上游二十里的地方渡江。
重慶的最後一天
重慶完全處於危急情況中，但蔣總裁仍遲遲不肯離開那座危城。直到晚間十時，林園的後面也槍聲大作，這時蔣經國也勸請他離開那個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也來報告，他的部隊，已被匪軍擊潰，那時周圍各兵工廠的爆炸之聲四起，林園的前面，汽車擁擠在路上，一片混亂與嘈雜的情形。最後乃決定赴白市驛機場露營。蔣總裁的座車，駛出林園行邸時，因為車輛阻塞，無法前進，曾三次下車，最後乃步行前進，通過阻塞的車輛後，改乘一輛軍用吉普，午夜時分，才抵達白市驛機場，在專機中過了一夜。當時的情形，給美聯社的慕沙看到了，他曾經把撤退的情形，寫了一篇長篇而動人的報導，那是蔣總裁在重慶的最後一夜。
三十日晨六時，總裁的座機才自白市驛機場起飛，當天上午抵達成都，駐節中央軍校。當總裁的座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匪軍已迫近機場二十華里，在總裁的專機起飛後不久，白市驛機場，自動爆炸，那是我方地勤人員所采的最後措施，因為當時機場尚停有驅逐機四架和教練機六架，因為氣候惡劣，不能起飛，怕為匪軍利用，所採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蔣總裁抵達成都後的第五天，單獨接見了美聯社記者慕沙，說明那次入川，系應李宗仁之邀，並盡領導國民革命的責任，所以惟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難，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
蔣總裁在成都，又停留了十天才飛回台北，那時行政院已經遷到台北，行政院長閻錫山也比總統早兩天抵達台北。據事後獲悉：蔣總裁一直駐節成都，遲遲不肯返回台北也是為了等候胡宗南部隊的南撤。
風雨故人來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日子過得很長，在台北我們除了在報上看到西南各省一幕一幕的落幕，也有一件令人頗為感動的事。那是美國參議員諾蘭的訪問台北和重慶。
諾蘭參議員，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抵達台北，我在飛機採訪過他的新聞，並且出席過他的記者招待會和幾次演講會。
他偕同他的夫人，抵達台北時，一下飛機，便為這個苦難的國家打氣，我深深的記得他穿着深藍色西裝，和陳辭修將軍緊緊握手的情形，二十多年來，他那次訪華的情形，一直留在我的腦中，而且記憶常新。
我記得他在演講中，講的一句名言：「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應該修正，這個世界上不能有一半是自由人，一半被奴役。」那時給他作翻譯的是現在駐巴西的大使朱撫松，朱在當時是政府發言人辦公室的組長。
諾蘭在台北，停留了七天，新聞記者稱他是「中國之友」，他的各次演說，都贏得雷動的掌聲，直到廿五日他離開台北，飛往重慶。在重慶蔣總裁曾兩度和他長談，他到重慶時，正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到廿七日他才離開那裏，四天後重慶淪陷。他是政府在大陸時期，最後離開大陸的一個美國國會議員。
對中國人來說：諾蘭的那次訪華，是雪中送炭，是在我們旁徨與苦悶中，最誠摯的朋友。正由於他過份熱愛中國，在國會替我們說話太多，被人稱為來自台灣的參議員。
諾蘭是中國人的朋友，是我們在患難中的朋友。直到現在許多中國記者訪美，在行程表中，多半都填上拜訪諾蘭的一個項目。
行政院遷來台北
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行政院長閻錫山和他的內閣閣員，遷來台灣，那天下午閻錫山穿了一襲長袍，裏邊襯着一件白色衫衣，我特別注意到他的襯衣領上，已經很髒，但他下飛機時，仍然十分從容。那一天他雖然顯得很疲倦，但依然和記者談了許多話，他說：他的內閣雖然遷到台北，但在西昌仍然設了一個大本營，如果情況好轉時，他的內閣仍將重回大陸。
那天隨閻先生抵台的還有山西省參議會議長郭澄，那時郭澄是閻先生的發言人，當我們包圍閻錫山時，郭澄一再示意，院長經過長途飛行，希望記者們，不要逼的太緊。那天黃昏時候，郭澄並在台北旅社的一個房間中，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
不過我們仍然覺得所獲不多，當天晚上我和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王洪鈞仍然找到閻錫山的住處，投刺求見，閻先生居然出來和我們談了三十分鐘。他直爽的說：他的內閣是戰??內閣，今後誰要再提倡和共匪談和，那就是向共匪投降。他並且講出在大陸發展游擊隊的計劃，而且他對於發展游擊隊，深具信心。
閻錫山抵達台北後的第二天，就舉行了行政院遷台後的首次院會，也就在那一天，張群飛抵昆明，被盧漢扣留。
閻錫山抵達台北後，行政院便遷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內辦公。那時的外交部則借了一個飯??小春園辦公。當然由於成都撤退的倉促，許多機關，有的丟了文件，有的失去關防。到台北的各部會，像似大戶人家搬家時的凌亂。
那時要採訪新聞，則十分容易，做官的人，都失去了官威，見到記者，也非常客氣。不過熱門的機關不多，記者們盯得最緊的仍然是外交部和國防部。
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舉行遷台後的第二次院會，院會決議改組台灣省政府，陳誠免兼台灣省主席，而任命吳國楨接長省府主席。十二月二十一日，陳誠和吳國楨辦理了交接，在當時改組省府，是一件大事。那時在台灣有了三個大機關，一個是行政院，一個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另一個則是台灣省政府。
自從行政院遷到台灣以後，機場上的新聞少了，飛機也少了！但盧漢捉放張群，仍然是第一號的大新聞，李彌部隊，在十九日佔領昆明機場的消息，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
不過西南的戰事，到年底逐漸接近尾聲！那時留在西昌的僅有胡宗南將軍。那是我們寄托在大陸上的唯一希望。
閻錫山的大水瓶
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下半個月，我們幾名記者，採訪的主要對象是閻錫山，那時我們幾乎每天守在長官公署內的行政院長辦公室。我們在行政院長辦公室前，每天看見替閻先生背水瓶的副官到了，便準備一些問題，在門口攔住閻先生發問，每天看見背水瓶的副官出來了，便知道閻院長將要下班。
那時，年紀較輕，涉世不深，心裏想到閻先生可??清苦，連喝水都由自己家帶來，以後若干年，一直到閻先生過世，我去送葬，他的一位秘書才告訴我，閻先生自廿九歲，作山西督軍時起，就自己帶水，在當時他不喝別人的水的原因，是因為軍閥時代，南征北戰，樹敵頗多怕別人陷害，所以他的廚師，不大換人，飲水一直從家帶出，多少年來，已經成為習慣。
閻先生另外的一個習慣就是他不願住高樓大廈，喜歡田園，因此在他辭卸行政院長後，一直住在陽明山山子後附近的茅屋中。
不過我們幾名新聞記者一直喜歡他，在他住山子後的那幾年，我們仍常到他的山居去看他，並和他共進晚餐，同看山間的明月，聽茅廬房邊的泉水聲。
他是一個肯用心思索的人，一直到他逝世的前幾天，還在從事著述。他常說：他一生沒有吃過別人的虧，就是共產黨給他的打擊終生難忘。
陰沉的一年過去了
民國三十八年是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年，那年的最後一天，印度的尼赫魯宣佈承認北平的匪偽政權，那是非共國家中，第一個承認匪偽的國家，那一天我在日記上寫道：印度是最忘恩負義的國家，這個血海深仇，終有一天，我們要報的。也就在那一天，卅八年十二月卅一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繼續援華方案」。在局面陰沉中，那是一個好消息。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
在卅八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我也寫道：「今年是國家命運最壞的一年，這一年中，我看到了忠臣義士和孤臣孽子，也看到了官僚政客和亂臣賊子，現在總算清楚了，屬於上帝的歸到上帝的這一邊，屬於魔鬼的歸到魔鬼的那一邊，但願明年，是否極泰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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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候──大陸逃難與赴台之初的見聞》，標題為HGC所擬，是以《傳記文學》總第124-129號(1972-1973年)連載之于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各同名章節全文光碟版文本為發佈底本；收入析世鑒時，對光碟版文本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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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衡：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候──大陸逃難與赴台之初的見聞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