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2月9日，壬辰龍年的最後一天。除夕夜，在北京佑安醫院一間病房，一位叫「鮑蕙蕎」的女人帶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說：「敦子夫人太勞累了，我們怎麼也要吃頓團圓飯。」不過，這頓年夜飯，只是一個象徵意義罷了。鮑蕙蕎，或是敦子，現在哪有什麼心思品嘗豐盛菜餚。至於病房裏的這個叫莊則棟的病人，這兩個女人各自人生一個階段中最重要的男人，更連張開口的力氣也沒有了。
據悉，前一天中午，莊則棟病情急轉直下，院方通知家屬考慮準備後事。在敦子趕回家中取衣服的兩個小時裏，莊則棟不斷用微弱的聲音呼喚着夫人的名字。他執意讓人用手機撥通電話，用最後的力氣慌亂地呼喊：「敦子，你快回來吧，快回來吧……不然咱們就見不上了。」敦子趕回病房後，他才安靜下來，閉着眼睛緊緊拉着敦子的手。他同時伸出另一隻手，兒子莊飈握住。守在身邊的人問道：「你拉的是誰的手？」也許是潛意識起作用，莊則棟回答說是「蕙蕎」。站在旁邊的前妻趕緊上去，從莊飈手裏接過這隻曾經叱詫風雲但現在一分鐘一分鐘地枯萎下去的手，喉嚨有些發梗，說：「我是蕙蕎。」……
2月10號，癸巳蛇年大年初一，莊則棟永遠合上了雙眼。
中共官方媒體北京2月10日電：
「中國乒壇宿將、中美乒乓外交功臣莊則棟，在與癌症病魔作了頑強抗爭後，終因治療無效，於今天下午17點06分在北京病逝，終年73歲。」
電文六十個字，但這六十個字如何能夠概括得了莊則棟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本文作者曾於2003年9月在北京拜訪莊則棟。
二
五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沒有誰不知道莊則棟的大名的。
1961年，北京承辦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首次承辦大規模的國際比賽。比賽中，二十一歲的莊則棟與隊友過關斬將，最終擊敗稱霸世界乒壇多年的日本隊，首獲男團冠軍。在單打比賽，莊則棟勢如破竹，脫穎而出，第一次登上男單世界冠軍寶座。在視體育也是政治的中國，這個勝利非同小可。特別是，當時的中國大陸，久與世界隔離，又正值大饑荒，內外交困，焦頭爛額，一個冠軍的獎盃就猶如一支起死回生的強心針，讓舉國上下興奮莫名，生活在困難時期的幾億人餓着肚子為莊則棟和他的隊友雀躍歡呼。筆者當時就讀於天津的南開大學，大部分同學都已餓得浮腫了，但那些天一有空便圍在收音機跟前收聽比賽實況轉播。記得莊則棟取得勝利那晚，大家紛紛從宿舍跑出來，在春寒料峭中盡情地敲着臉盆飯碗狂歡慶祝。
當年的世界冠軍莊則棟。
此後，在整個六十年代，莊則棟步步走向巔峰。他橫睨群雄，所向無敵，國家隊內部三連冠、全國三連冠、世界錦標三連冠盡收囊中。從1961年到1971年，以莊則棟作為主力的中國乒乓球隊，四奪世乒賽男團冠軍。1973年，國際乒聯永久地授予他一座複製的男單獎盃「聖布萊特杯」。
有莊則棟等乒乓球運動員簽名的球拍。
1971年，莊則棟一個事先完全沒有料想到的意外的舉動，更讓他成了參與國際政治的風雲人物。
那時，在日本名古屋正在舉行三十一屆世乒賽。一天，一個美國運動員無意中錯上了中國代表團的車，全車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敢打一聲招呼。一片沉默和尷尬。在難以忍受的漫長的十分鐘之後，莊則棟向他走了過去。當時車裏的人紛紛發出善意的警告：小莊幹嘛去？別去！別惹事！別理他！當時文革中，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特別緊，人人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和「頭號敵人」往來，這能行嗎？但莊則棟還是向前走去，通過翻譯向這個叫科恩的美國選手說：為了表達對美國人民和運動員的友誼，我送你個禮物作紀念……
中美兩個敵對國家的運動員交往，果然引發了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種種揣測紛至沓來，興風作浪，沸沸揚揚。不過，此時忙於文革並為文革搞昏了頭的中國有關當局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巨大價值。相反，據說當時有關部門已經把莊則棟的行為初步定性為「外交事件」。中國駐日使館已經決定連夜發他回國，追究責任，只是考慮到影響太大而未敢付諸實施。如果當時莊則棟真的被送回國就肯定要進監獄了。
幾天後，外交部收到美國乒乓球隊希望訪華的報告，還是依慣例決定給以否定的答覆；周恩來、毛澤東也先後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意見。但是，在毛批覆這個報告當晚，奇蹟發生了。毛澤東吃過安眠藥準備睡覺時，順手翻看擺在床頭的《參考資料》，無意中在78頁看到莊則棟與科恩結交的消息，脫口感嘆道：「我的莊爺爺！」他感到莊則棟這個打乒乓球的小青年做到自己心坎上去了。本來毛澤東說過，他吃過安眠藥後說的話不算數。但這次例外。他收回成命，迅即下達同意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很快，同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到達了北京，7月和10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兩度秘密訪華，翌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遜正式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了指導兩國關係的《中美聯合公報》……一個歷史的轉折發生了，世界格局出現原先絕對無法想像的大變化。
三
這就是人們說的「小球轉動大球」。毛澤東後來帶着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此后庄則棟的命運便發生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奇特的變化——「乒乓外交」使他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政壇上迅速升起的一顆新星，也釀造了他人生一個大悲劇。
就因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句話，莊則棟於1973年成了中共中央委員，1974年開始進入國家體委領導層，不到一年之後，只不過三十三歲，便官至國家體委主任，可謂年少得志，意氣風發。不料，又不到兩年之後，政治風雲突變，「四人幫」於1976年10月6日晚上悉數被捕。當大多數中國人都在為粉碎四人幫而興高采烈時，莊則棟卻從體委主任高位黯然直落成了被監管分子。莊則棟無法明白自已何錯之有，自己一心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怎麼一夜間就變成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幫凶？！1977年5月22日，又絕望又想不通的莊則棟用一根尼龍繩自殺，雖然沒有死成，但此時的前世界冠軍成了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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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押審查四年之後，莊則棟被發配山西等候結案，那是1980年10月。又過了三年，在1983年，莊則棟回到北京回到三十年前學習乒乓球的市少年宮任教。人生又回到原點，一切政治活動和榮譽都再也與他無關，包括紀念「乒乓外交」的活動。經過文革十年，莊則棟和鋼琴家妻子鮑蕙蕎的感情也破裂了，再生活在一起已經沒有意義。最後，在1985年，他們二十二年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當他離開鮑蕙蕎家的那個小院子時，他的全部財產只夠放一輛三輪車，這輛車還是他自己蹬着走的。他回到北京交道口他母親的家裏，住進了一間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裏。當然，在他的微薄的財產中，他還有自己視為最珍貴的當年他與毛主席、周總理的合影。
莊則棟和前妻鮑蕙蕎。
在人生低谷中，幸好這時莊則棟遇到了他原先的球迷、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敦子小時候在中國長大，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1971年中國乒乓隊在名古屋比賽時，回到日本的敦子渴望見到第二故鄉來的親人，兩次坐夜車趕來，見到莊則棟，第二年在東京又見到一次。此後十三年沒有見過面，但敦子心裏一直仰慕莊則棟。他們再見面的時候，莊則棟已經落難，年過四十的敦子從來沒有談過戀愛，他們自然很快便墮入愛河。但因為莊則棟的政治問題，兩人的結婚申請竟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題，最後經鄧小平親自批准才得以通過。1987年12月19日，在敦子放棄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國籍並定居北京以及莊則棟同意不能出國這些條件後，他們終於成功舉行了婚禮。敦子是個典型的日本太太，當初為了結婚，她曾專門在日本上過一個家政學校。在他們整潔溫馨的家裏，處處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勤勞賢淑和二人世界的寧靜祥和。就在敦子的愛心陪伴下，莊則棟走完人生的最後二十六年——敦子是他晚年黃昏的「長明燈」。
莊則棟和妻子敦子。
四
這許多年來，莊則棟總說，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也不去寫，這段歷史任由後人去評說。每天早晨，莊則棟都和敦子到小佛堂里雙手合十敬佛祈福。他說他小時候曾經被班禪和達賴兩位活佛灌過頂，所以一生做成兩件大事：拿世界冠軍和促成乒乓外交。
2003年9月，我在北京曾經專門去拜訪過莊則棟。他送給我的書是他和敦子合著的《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書中當然不提他文革「飛黃騰達」的事。我們也不談及。不過，我心裏一直疑問：莊則棟可以徹底擺脫文革的夢魘嗎？
莊則棟送給本文作者的書：《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
在澳大利亞以及西方其它國家，不乏各行各業的明星因為個人對政治感興趣，而且實在有政治才幹，進而通過個人奮鬥，包括善於利用本身的明星效應，改行步入政壇，並取得出色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里根先生。這位二三流的電影演員，竟華麗轉身變成絕對一流的政治家，成了美國歷史上傑出的總統，他的貢獻甚至伸延到促成「柏林圍牆」的倒塌。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莊則棟便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子。
2003年的莊則棟，當時他開了一間乒乓球學校，看來還算躊躇滿志。
這個原本單純、熱情、樸素的青年，在三十歲以前只是一個乒乓球天才，而對於政治，他的全部經驗只不過是來自文革開始時每一個中國人所耳聞目睹的一切——政治就是站隊，站錯隊就要倒霉。他看到，跟劉少奇，劉少奇一完下邊就是一連串的大大小小的被鬥得不可開交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跟林彪，林彪一倒他的「四大金剛」都全部落進「林彪反革命集團」。而這一切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那麼，跟着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絕對不會錯吧？這裏有一件事是最致命的。1973年，莊則棟被派往「中央讀書班」學習，學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毛澤東在這封日期定為1966年7月8日的信中，把他稱之為「現在不能公開」的「近乎黑話」的內心想法當然也就是關乎中國全國人民命運的國家絕對機密都掏出來對江青說了，所以莊則棟把江青他們看作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來對待是最自然不過的。後來過了許多年，莊則棟回憶起都說，這個經歷對自己影響「真是很大」。
江青當時着意培養自己人，而且要以最快的辦法。她看中了年輕單純的莊則棟。1974年12月莊則棟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時，她告訴小莊：「你年輕，很多事情不懂，什麼時候有問題找我們，都見。」可以說，當江青選擇了他時，莊則棟已經無從選擇。關於他的一句政治八卦開始在全國流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電話」。青雲直上的莊則棟成了江青的寵臣，或者不如說，成了一個工具，一個江青得心應手的工具。像那個年代許多被「四人幫」拉攏的幹部一樣，莊則棟上任後也着了魔似地推行「四人幫路線」，更換了很多幹部，開始他所謂的「體育革命」。他後來說，「我有私心雜念，就是想要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跟對人，別犯錯誤。」不料正是跟了江青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鑄成人生大錯。
五
俗話說，知夫莫如妻。莊則棟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又做到了部長級別的體委主任，但鮑蕙蕎憑着一個女人的直覺，對那些東西很不感興趣。她一再提醒丈夫，要和江青保持距離，千方百計要把丈夫拖到她的安全島上來，但莊則棟認為，跟着「第一夫人」，政治上安全。
在那個惡夢般的年月里，他們常常爭執，鮑蕙蕎常常傷心流淚。政治上的悲劇導致了家庭生活的悲劇，裂痕最後難以彌合。妻子覺得丈夫不是搞政治的料，這倒是其次，她感到最可怕的，是丈夫這個人變了，她最珍視、最喜歡的東西在丈夫身上沒有了，而不喜歡的東西越來越多。從那時起，鮑蕙蕎和莊則棟之間就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漸產生了裂痕。鮑蕙蕎對那段日子作了這樣回憶：
最初的那種幸福與甜蜜早已遠離了我。我突然想起我生第二個孩子斕斕的時刻。那時莊則棟已是體委主任，他被那群沒有人味的人綁上了戰車、捧上了天，自己還在飄飄然之中。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對我說：「我還要去會見外賓，我先走了。」我一個人留在醫院，獨自忍受了分娩時的擔憂、恐懼和痛楚，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一個下午，遲遲不見他來，後來，他終於出現在產房裏。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個大幹部在巡視工作，身後還跟着一位最能標誌首長身份的隨從。我實在感覺不到有半點溫暖。當年那個真誠、熱情、羞澀的青年，怎麼在他身上連點影子都沒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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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丈夫離她以及這個家庭越來越遠。1976年7月28日，發生唐山大地震，舉國震恐。鮑蕙蕎拉扯着兩個孩子，和三個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紅綠燈下搭了一個地震棚，住了兩個多月，這段時間莊則棟居然也沒有回家看過一眼。兩個多月後，「文革」終於以「四人幫」倒台宣告結束。此後，雖然莊則棟隔離審查四年又發配山西三年，但可以說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為什麼一定要離婚呢？鮑蕙蕎作了這樣的自我解剖，說：
我在最困難的時候沒有離開他，是因為我的性格不允許自己那樣做，不是出於愛情，只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關於我的婚姻，我曾經在接受一家日本電視台採訪時，做過一個比喻：我的家庭是一隻小木船，在旋渦裏頭旋旋旋，最終雖然又旋出了水面，但船上的一切東西都和以前不一樣了，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個比喻可能只有切身體會的人才會想出，可以感受得到鮑蕙蕎的無限惆悵。他們是在1959年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認識的，當時大家都不到二十歲。1961年，鮑蕙蕎在埃涅斯庫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在中國音樂界引起一陣的轟動；此時，莊則棟剛好第一次獲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團體和單打的冠軍，一下子成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過年，在北京市委舉行的過年聯歡會上，兩人再次邂逅，其後正式確定戀愛關係。當年，他們的愛戀曾引起多少人羨慕啊。真是一對金童玉女！可是，文革之後，當年的青春純潔，錦繡年華，幸福嚮往，早已消逝得無蹤無影……
六
莊則棟弄到妻離子散，甚至差點以自殺了結自己尚還年輕的生命，他政治上的悲劇，家庭生活的悲劇，讓人不勝感嘆。但是，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多少民眾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比莊則棟更慘得多的悲劇千千萬萬，簡直無法計算！就說當時的中國乒乓隊，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等名將，莊則棟的教練和前輩，在文革中慘遭批鬥，蒙受種種羞辱、冤屈，短短几個月內就相繼上吊自殺了。
莊則棟寫給本文作者的題簽。
莊則棟說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更不會去寫，以拜佛取得內心的平靜。筆者作為一個同時代人，充分理解他的處境他的難處，但是，如果對他作更高的要求——他作為文革時期一個標誌性人物，是應該有更高要求的——那麼，他在歷史面前，似乎欠缺了什麼。不少人也有這個看法。例如，鳳凰衛視的著名主持人陳魯豫。她採訪過莊則棟三次，她個人的感覺是，莊則棟對文革的這一段經歷「沒有反思」。他覺得政治就是跟人，跟對人，就往下走；跟錯了，就倒霉。莊則棟給陳魯豫講過一件很具體的事，就是他特別敬重的大人物都可以隨波逐流，都可以根據需要去表態，他「也就無所謂了」。
莊則棟慶祝七十大壽。
這就涉及到對文革的認識；涉及到對毛澤東的認識。今天有識之士都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不斷惡化的必然結果；文革是無法無天，滅絕人性，是個人崇拜，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最大特徵的毛澤東思想的登峰造極。至於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江青在1980年公審時用了一句既形象生動又透徹準確的比喻已經說得很清楚：「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不過，行文至此，我突然感到，也許，我們還是不應該因為莊則棟欠缺文革反思而把他視作一個死不悔改的罪人。看看這幾年，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這種文革借屍還魂的把戲不是還受到許多官員和民眾熱捧嗎？今天即使在薄熙來經已暴露的罪行已屬天理難容的情況下，不是還是有人叫嚷「當官要學薄熙來」嗎？再進一步說，雖然三十多年前就明言要「徹底否定文革」，但三十多年來，文革卻一直是一個不能摸觸不能公開探討的「禁區」，這不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一樁很難自圓其說的咄咄怪事嗎？再看看今天的中國，不少明星、名人像莊則棟一樣，被挑選當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安排在政府部門從政，他們不管在「兩會」或在其它國內國際場合，經常是在簡單地重複官話，根本提不出自己的什麼見解。有一位被戲稱為「活化石」的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從1954年第一屆連任至今2013年第十二屆，而且以「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來標榜自己。這種天下罕見的類似的「奇蹟」不是天天還在發生嗎？莊則棟的感覺而且親身證明了的感覺——政治就是跟人，跟對人，就往下走；跟錯了，就倒霉，不是直到今天還是中國官場的金科玉律嗎？多少腐敗官員不就是因為「上面有人」逃過法律制裁甚至「帶病」升官嗎？
莊則棟在病床上。
既然如此，要求莊則棟深刻反思文革，意義又有多大呢？就讓我們以寬容體貼之心對待這位乒乓天才吧。莊則棟臨終前一天，當他急切盼望見到的大師兼好友范曾來到病榻前為他畫素描時，竟然出乎在場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堅持坐了起來，極力睜大雙眼，力求給人留下自己最佳狀態的形象。就讓我們記住他這種精神吧，就以范曾給他送來的題字紀念他：
「小球推大球，斯人永不朽」！
（2013年2月15日於悉尼，3月9日添加後記並作個別改動。曾發表於《明鏡月刊》2013年5月總第38期以及各地網站。）
後記：
北京時間2月28日早上，莊則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佑安醫院舉行。據馮翔〈不是功臣，就是囚犯？——莊飆記憶中的父親莊則棟〉（《南方周末》2013年3月7日21版-22版）所寫，那天，四十五歲的莊飆不停地奔走在醫院大門口和太平間之間，去接一撥又一撥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客人。9時30分，告別儀式開始。莊飆以長子之身站在父親遺體身側，與一個個來賓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在第一位的，是他的繼母佐佐木敦子。他的母親，已和莊則棟離婚二十八年、現已七十三歲的鮑蕙蕎在告別儀式開始前就趕到了現場。莊飆攙扶着她，在數百名賓客注視下走進大廳。稍後，她在一位親屬攙扶下提前離開。
佐佐木敦子為莊則棟掃墓。（唐師曾攝）墓地位於北京昌平，墓碑最下方的石基上有「愛妻佐佐木敦子敬立」的字樣。背面刻着：「在這裏長眠着小球推動地球的人」。
來的名人不少：濮存昕、陳魯豫、陳喆……但沒有看見體育系統的人。人們問，莊則棟過去那些隊友、教練、學生呢？國際乒聯終身榮譽主席徐寅生、國家體育總局前副局長李富榮，均未出席。梁戈亮是受莊則棟恩惠的人，然而，缺席了。他很含糊地說「沒有接到通知」。另外兩位莊則棟在體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沒有出席。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不得參加莊則棟遺體告別會的通知，但沒有人願意公開證實這條通知是真是假。他們都因為「種種原因」缺席了告別會，包括那些前天還說好一定到的，連飛機票都訂好了的人。解釋含糊不清：「這個事情，不好跟你講是誰通知的……比較複雜。」
中國這些事情真的「比較複雜」，特別如果往其深層實質察看。我把莊則棟大起大落的人生，看作大時代劇變中的一個悲劇。在這個沉淪神州，除了那些以鮮血祭祀民主自由的先知先覺者外，還有一些被黑風妖霧裹挾到地獄的迷失靈魂。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把人變成鬼，變成另一類祭品，莊則棟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進而論之，中共可以調換主子，但它把人變成鬼的事業依然繼續不變，而且還能變着花樣，讓可能的得寵的新鬼自以為不同於落難的已被拋棄的舊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