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着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和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的謊言的見證人。
——（捷克）哈維爾
只哼吟一個字的他
1962年的嚴冬，冷峻的寒潮盤旋在四川盆地低沉的天空，來自北方的雪風，在低氣壓的脅迫下，一股勁地向人們的衣領內、袖孔里穿透，去奪取那一絲維持生存的熱量，偏偏人們每天能攝取的營養，國家嚴格控制着的糧食定量標準，低到難以養活一隻貓的程度。那時號稱糧倉的天府之國，也只能和整個國家一樣，深陷在所謂的「自然災害」的泥淖中舉步維艱，能為自己生存而奔波的老百姓幾乎都成了「准乞丐」。失去自由、被關押在灌縣公安局陳家巷看守所的一批未決犯，他們的處境應該是不難想像的了。
灌縣（今都江堰市）因靠近阿垻州米亞羅林區，得力於當地豐富的木材資源，這座建築於五十年代中期的看守所按就地取材原則，除了看守所門外那高高的圍牆和牆上的電網以外，其它的建材基本上都是木料。樑柱不用說，通常人們形容監獄的所謂鐵窗，在這裏也是木質的。不過用於隔離監房的牆壁仍然是磚混結構，因為木縫或自然形成的木板上的洞孔，都可能成為犯人傳遞信息的通道，存在着安全隱患，那是萬萬不可掉以輕心的。
這看守所是一個龐大的舊式四合院格局，正方形的四面都是監房，它們包容着院中的一個大型天井，那是在押犯人放風的地方。四合院的背後，則另有十二間全為磚石結構的小屋，呈一字形橫列，被正式命名為小監。每間室內面積大約三平方米多一點，頭兩間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監，我在這裏面曾關過八個月。據我事後得知，住過這黑監的人，很少逃脫「驗明正身，執行槍決」的結局。象我這樣能活到六十七歲，還能在電腦上排列出一串串方塊字的人，顯然理應列入稀有但並不珍惜的動物之類，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話說1962年嚴冬，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二支隊正在灌縣修築成（都）汶（川）鐵路，這些勞教份子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比臭知識份子更臭的右派份子。今天的他們真正如毛澤東以竹筍為象徵而加以嘲諷的那樣，一個個「嘴尖皮厚腹中空」。「自然災害」早已奪走了他們的正常體重，三年多的超體力勞動卻仍然是遙遙無期的「成為新人」的改造目標，粉碎了反右鬥爭剛結束時的那份真誠悔改，一直矗立在一些人頭腦中的神殿開始搖晃。這時在這個勞教隊裏，出現了一個名叫什麼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什麼組織，雖然我也是勞教隊的「反改造份子」之一，但因此前我已逃跑在外，緝拿歸案後又一直在看守所「未決」，並按所方規定隱去原有姓名，改為四十九號，對勞教隊的情況不甚了了。
那時我剛剛從黑監「寬大」（似乎一時找不到恰當的詞彙）到了大監房，大監房除了房屋寬敞、光線充足之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優點，那就是透過門縫或木柵欄的縫隙能看見室外的「風景」。你可千萬別小看這看見二字，在一切行為都在「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監規紀律規範下的囚犯，除了我這種享受「獨居待遇」（又一次找不到恰當的詞彙）外，集體關押的犯人是萬萬不可輕舉妄動的，即使是看看外面的「風景」。否則，只要犯人組長履行其職責，高呼一聲「報告，某某號犯人在看外頭！」一分鐘之內，便有看守兵前來將違規者押走。運氣好的可能有兩種輕微處分對他進行挽救，一種是在訓話室對着牆壁罰站，這大概出自「面壁思過」的古典，對此也曾有一個氣焰囂張的性犯罪囚犯給它定了一個不雅的名稱叫做「日壁頭」；另一種處分就是「剃花腦殼」，也就是用理髮推子將犯規者的頭髮東一片西一片胡亂剪去，形成亂七八糟的不規則圖形，以贏得觀眾的嘲笑。運氣不好的自有腳鐐手銬「伺候」。
前面還曾提到過風景一詞，那可不是什麼旅遊景點，而僅僅是犯人放風的一個天井而已。但這也同樣是不可當作小菜一碟，因為被嚴密封閉着的犯人，特別是獨居一室的隔離犯，他們的寂寞無奈是常人難以估量的，對門外的聲音和人流都十分關注，也十分敏感。它既可消遣、又可以滿足好奇心。我甚至用盡千方百計並長久耐心地搖動，最後從門板上拔下一顆鐵釘，冒着「圖謀××××」的風險，竟以此鐵釘作為工具，挖寬各處原有縫隙，以利拓寬視野。這類行為足以證明，犯人在聽覺和視覺上，都處於「飢不擇食」的狀態，這也似乎再次證明「犯人也是人」，確實是個因樸素而更顯得可愛的真理。
突然有一天，我側邊的「訓話室」（入監犯人進行登記、進行搜身檢查並接受「啟蒙教育」的房間），顯得異常忙碌，進進出出的工作人員仿佛在共同努力去打破一項什麼世界紀錄。我在門縫裏偷偷窺視，知道是逮進來一批新犯人，其中不少人穿的是勞教隊統一製作的衣服。另外那些雖然穿着其他樣式的衣服，從儀表上判斷也似乎是臭知識份子。我知道勞教隊在着裝上並無硬性規定，再加上這些新犯在訓話室進行入監登記時，我斷斷續續竊聽到的一些音節，得出的判斷是，築路二支隊抓了不少人進來。在隨後幾天的放風中，通過我加工擴大的窺視孔，還看到一兩張熟面孔，但我始終估計不到他們入獄的原因，直到若干年後，我到了勞改隊，才從同犯的口中，得知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案。
兩三天後，在一個淒風慘慘的深夜，從這四合院的某監房內，忽然有人高聲呼喊：「報告！」其音調之高亢，用聲嘶力竭四個字來形容也並不過份。更可怕的是，每隔一兩分鐘就這樣呼喊一遍，在這萬籟寂靜的深夜，不用說這通風條件優良的木結構四合院，就是看守所那高於五米的磚牆，也很難阻攔這悽厲的叫聲凌空飛揚，這顯然會造成不良影響，這是統治當局不願擴散到外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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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是犯人入監時，在訓話室接受「啟蒙教育」第一冊第一課的第一個詞，除了它本身具備的詞義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徵着你身份的「檔次」。是下對上、低對高、賤對貴有所訴求、請准許吐詞的第一個帶有「標誌性」的呼叫。它的確有一定的刺激性，但未必能將這位老兄刺激到深更半夜、聲嘶力竭的程度吧。
估計全監的犯人都被他「喊」醒了，隨後聽到過道上有軍用皮靴踏過的聲音，然後是看守兵呵斥的聲音，開監門的聲音，又是漸漸遠去的腳步聲。根據經驗判斷，可能是把他押到被稱為監獄裏的監獄——遠離這四合大院的小監里去了。果然十多分鐘後，從隔音條件較好的磚石結構的小監里，斷斷續續傳來：「報告……」「報告……」通宵達旦。
我在這個看守所里，獨居關押的時間肯定超過一千零一夜，其間也偷偷摸摸地將一些方塊字排列成所謂文章，曾經有一組總題為《「英雄」外傳》的記實散文，專門記敘各位看守兵的奇才異能怪腔怪調。那些不成氣候的東西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惟獨其中一篇壓軸文章《沒有授銜的「英雄」》，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記憶猶新。講敘的是當時曾有一條名為「同飛」的軍犬，它雖然沒有軍籍，更不曾授銜，卻配合看守兵管押我輩犯眾。我從看守兵們在訓話室閒聊中得知，此「狗日的」一天要吃一斤多鮮肉，老子們好歹是個人，這三百多天包括逢年過節從沒吃過一片肉，並由此留下了「後遺症」：在人們為膽固醇而憂心忡忡的二十一世紀，我仍然嗜大塊肥肉如命，因而為「有教養」人群所不齒，常常使我的自尊心輕度受傷。就憑吃肉這一條，我也不可能對那「人上狗」產生什麼好感。我在門縫中窺到，那「同飛」毛色棕黃、油光水滑，身材魁梧，一表「狗」材，而且訓練有素。只要它前面的士兵伸手向它做一個手勢，它就或趴下、或匍匐前進，似乎善解人意。但只要看見蓬頭垢面的犯人，它就齜牙咧嘴，做出一副要撲上去撕咬的威脅姿態，充分體現了狗仗人勢一詞的完美，全靠看守兵勒緊它頸上的皮帶，我輩犯人才得以安全存活。
那位終日呼喊報告的老兄，看來是真正的瘋了，他在小監里仍然終日呼喊報告不止，他不知道監獄裏只存在裝瘋賣傻的反改造行為，而絕不承認有精神病產生的可能，按監獄中的常用詞彙，將他「收拾一下」應該是在議事日程之內的事了。終於在某一個晚上，將「瘋犯」自小監「提出」（這是獄中專用詞彙），來到訓話室，我的某一個窺視孔在訓話室強烈燈光配合下，正好能看見「瘋犯」的全身，他約摸四十多歲，面色枯黃，雙目無神，穿着一套銀灰色的舊棉衣，與通常犯人在訓話室接受「訓話教育」時，所站立正姿勢截然不同的是，他竟然右肩靠着門框，斜癱着坐在門邊的地上。能用這種吊二郎當的姿勢在嚴肅的訓話室出現，顯然是他連日裏「裝瘋」的勝利成果，而事態的發展證明這一切來自精心策劃。
這晚，訓話的主講者不是中士或列兵，而是那隻如狼似虎的軍犬，它被拴在距離「瘋犯」似咬得着又咬不着的位置。「瘋犯」喊叫一聲：「報告！」軍犬就對着他「汪汪」兩聲，似乎是兩者之間在吵架，兩個多小時軍犬對「瘋犯」帶有威懾性的「訓話」結果，「瘋犯」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毫無悔改之意，只好將他押回小監，令其繼續反省交待罪行。
以後的十多天，「瘋犯」仍然在小監里日夜呼喊報告不止，其間腳鐐手銬十八般兵器都對他進行過「大力挽救」，但他頑固不化，堅持「報告」到底。看來一句中國政治老話好像應運而生，它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
很快地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清晨，炊事犯人正在給各監房分送洗臉水，我是獨居犯人，我的洗臉盆實際上也就是我盛飯盛菜（湯）的一個大土碗，毛巾就是一塊破布，硬件如此簡陋，軟件也因陋就簡，（不妨暴露一個私隱，我經常不洗臉，千萬不要把不洗臉的生活習性和思想意識上的不要臉劃等號，據說中華民族的頭號漢奸秦檜就十分重視洗臉。）話說回來，這天早上我就沒有洗臉，我站在門後面，對着窺視孔，看見值班看守兵對送洗臉水的犯人說了一句什麼，該犯人立即挑着水桶走開了，看守兵也轉身向小監方位走去。幾分鐘後，看守兵押着「瘋犯」來到犯人放風的天井中間，「瘋犯」一如既往地時不時大呼一聲「報告」，這時送洗臉水的犯人正挑着一大挑冷水過來，看守兵招手示意，叫他挑到「瘋犯」的腳邊，看守兵又對挑水犯人說了句什麼，這犯人回身去到訓話室，提來木凳一把，看守兵示意讓他把板凳放在「瘋犯」的屁股下面，然後又嘰嘰咕咕說一些什麼。
「瘋犯」坐在板凳上，似乎完全不理睬身邊的反常現象，包括我這個窺視者在內都不曾估計到的事情發生了。那挑水犯人竟然從桶里舀起一瓢冷水，從「瘋犯」的頭頂淋了下去，只見那「瘋犯」打着寒噤，斷然終止了他那頑固不化的報告聲。可能「瘋犯」這奇蹟般的轉變對看守兵是一個太大的鼓舞，他立即接過水瓢接二連三地舀起水，從「瘋犯」的頭上淋下，直到他臉色蒼白，直到他變成一隻水淋淋的落湯雞，直到他除了渾身發抖以外，再也不能再吐出一點聲音。
似乎剛才這一幕並不血腥，沒有皮開肉綻；並不暴力，沒有拳頭棍棒；甚至沒有使用一種刑具。然而對我的震撼卻是空前的，因為大約在五、六年前，我曾讀過一本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其中有段文字記敘了一位在蘇聯紅軍中服役的波蘭籍將軍，戰鬥中被希特拉德軍俘獲，這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季，德國軍人竟在大街上用自來水對着這位被俘將軍沖淋，最後使他成為了一根冰柱。當年實施這樁暴行的法西斯份子，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任後人鄙夷唾棄。此時此刻發生在我眼前的一幕，竟是同為黃皮膚黑頭髮的所謂「龍的傳人」之間。幸好四川的冬天再冷也不至於滴水成冰，這「瘋犯」也沒能成為一個冰柱或者另外什麼柱。只是我對人性的殘忍程度的認識，確實翻過了一個新的門檻，記不清哪位大師說過：「人是最殘酷的動物。」不論是戰場上的俘虜，或者是所謂「階級鬥爭」中的俘虜，「你死我活的鬥爭」就這樣絕滅人性地進行着，哪怕「俘虜」是個身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不知道「瘋犯」怎樣回到小監，又是誰幫他將衣服擰乾，只知道從這天以後，「瘋犯」再也不大呼報告，而是反覆哼吟着一個「冷」字。奇怪的是他哼的音調完全是清末民初年代，私塾老師背誦古書時那抑揚頓挫的調門，那也許正是他啟蒙時代留下的記憶吧。
1965年，我判決後被送往崇慶縣萬家煤礦服刑勞改，兩個月後，礦井內發生一次據說是電纜被割斷的事故，反覆偵察未能破案，乾脆將我這種類型的重大反革命罪犯一律調出，以杜絕井下勞動的安全隱患。我被調到地處大涼山的雷馬屏農場，（讓這些壞蛋破壞地球去吧！）調動途中，南來北往的各種型號的犯人集中在一個很大的廟宇里，我思索再三，始終想不起這廟宇的名稱，其實這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這裏見到了「瘋犯」，依稀記得他是從邛崍縣南寶山勞改農場調出的。在這種轉運站性質的單位里，除門崗特別森嚴以外，內部管理還相對鬆懈，因為臨時調來的押送人員也認不清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我毫無顧忌地向「瘋犯」那群體走近，一直走到他面前，看見他那渾濁而又冷漠的雙眼，他一臉枯瘦，疲憊不堪，但他一直反覆哼吟着一個字，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他哼什麼。他們告訴我，這瘋子是個小學教師，右派份子，他們將調去金堂縣清江勞改農場。二十年後，我從胡風夫人梅志的一本回憶錄中得知，胡風這位開新中國知識份子冤獄之先河的老先生，這位自稱是中共同路人的反革命集團首犯，也曾關在那裏。我對「瘋犯」旁邊的人說：他口中反覆哼吟的是一個「冷」字。至於這個冷字的來歷，似乎沒有必要向他們詳細介紹了。
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在清江農場那埋葬犯人的荒山上，必然有一堆黃土覆蓋着他的枯骨，中國大地上那千千萬萬個蒙冤致死者，在他們嗚冤叫屈的慘叫聲里，必然有「冷！冷！！冷！！！」的哼吟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