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革"結束後，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必須改弦易轍，於是在接下來的20餘年中，開啟改革開放，引入市場調節，加入WTO，力圖融入世界。在所謂"中國模式"下，經濟一度高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進入習近平新時代後，這種模式遭到空前挫折發達國家正關上大門。它們在剝奪中國正當的發展權嗎？"中國模式"為何漏洞百出？為什麼抗拒要素市場發育，中國的農業和城市化走上歧途？中國現代化還有生機嗎？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貫中先生最近撰文，認為中國經濟已被黨國體制綁架，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現代化機會。這個判斷所依據的邏輯成立嗎？帶着這些問題，《中國民主季刊》編輯張杰博士專訪了文貫中教授。
文貫中張杰
張：中國經濟崛起得益於全球化，但近年來美國和西方國家不斷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和投資，甚至推出了"小院高牆"策略，為何昔日敞開的全球化大門正在對中國關上？
文：中共常說的百年未遇的歷史機遇，指的是全球化的機遇，中共打了個時間差，表現為世界向中國開放，中國沒有同等開放。而百年未遇的變局，則指中共利用了這個時間差，一舉成為'厲害國'，自以為羽翼豐滿，已能改變世界現行秩序，由中共主導。中國的兩大全局性改革（見下文）確實使它抓住了第一個機遇。至於第二個機遇，中共高估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這個模式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因為沒有完成要素配置機制和所需的憲政民主兩者的制度轉換。
加入WTO前，中國做過兩大全局性改革，給世人巨大希望。再者，前蘇聯陣營在1990年代初全面崩潰，其中許多國家立即選擇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俄羅斯自稱也要學樣。這些變化同樣令人鼓舞。世界對中蘇兩大巨型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希望，認為兩國會在制度和價值上與發達的民主國家趨同，因而超級全球化值得一試。換言之，發達國家願意在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實現之前，給經濟全球化一個機會，並希望經濟全球化帶來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發達國家同意提前執行WTO對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在中國完成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之前，根據跟進原則，中國可單邊享受這一待遇，以換得中國承諾，在15年內徹底完成市場化改革，向發達國家對等開放。
中國加入WTO前所作的兩項全局性改革如下。第一項，在19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這種當代的農奴制，農民積極性大增帶來農產品產量大增，高達3億之多的農民得以脫離農業，進城打工。第二項，在1990年代，除了保留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外，私有化了50萬家中、小國營企業，解放了城市地區巨量的生產要素。
沉睡的巨量生產要素正好遇到中國成為WTO成員，世界向中國單邊開放的機遇，在世界要素市場的價格指引下，和湧入的國際資本結合，得以參加到世界分工體系中去，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0-40個百分點。如果中國在15年內徹底完成市場化改革，對世界，尤其對中國，都是好事。中國的城市化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會進一步提升，中國會更接近現代化的實現。因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廣大農村人口，進城定居是他們千百年來所夢寐以求的。
但是，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雖然出於好意，卻引發了楊小凱指出過的後發劣勢的惡性發作。果真，進入WTO之後，中國再也沒有全局性的改革措施，特別是沒有一鼓作氣發育出要素市場。中共反而大力推動國進民退，加固本來有所鬆動的黨國體制。最近十年來，中共更明確喊出，一切都要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意味着要由黨，而不是要素市場來決定性地配置資源。
這使發達的民主國家感覺上當，因為單邊開放已經給它們本國帶來巨大的調整成本，例如退出某些產業，就業大量流失，引起社會不滿。如果允許通過"黨治"決定要素價格，以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這種經濟體制必定進一步扭曲整個世界的市場價格，造成有利於中國黨國體制的經濟格局。中國更提出通過產業政策，利用尚未充分開放的龐大市場，使國有企業單邊收割規模報酬遞增的增益，加上國庫的津貼，讓它們迅速做大、做強，成為巨頭，使得不到國庫津貼的各國私企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以便中國通過彎道超車，一舉奪得世界經濟老大的桂冠。這些做法違反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原則，違反經濟全球化的高遠目標。所以，歐美日發達國家在中國15年寬限期滿的2016年起，陸續發表官方聲明，否認中國的黨國體制享有市場經濟地位，以防基於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之上的世界秩序受到顛覆。同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否認正在加緊擴軍備戰的中國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因為它們的單邊援助和各種優惠是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並不是讓某些發展中國家一邊自稱貧困，一邊大肆擴軍備戰，鞏固獨裁政權的。
發達國家正在說服本國利益集團，從大門洞開狀態逐漸關到和中國的開放度大體對等的程度，所以困難很多。在目前條件下，因為社會制度和普世價值的願景十分對立，超級全球化已不可能。面對獨裁和偽共產主義的願景，歐、美、日出於安全，儘量杜絕為對手提供助攻機會。所謂小院高牆政策，旨在將明確定義的高科技領域和中共徹底脫鈎，以免危害自身長遠安全。在其他領域，發達國家則採取去風險的政策，旨在減少對中共的過度依賴。以安全為理由，發達國家甚至推出自己的產業政策。於是全球化大步倒退。
張：您在"被黨國體制綁架的中國經濟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現代化機會"（下稱"綁架"）一文指出，要素市場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標誌，中共曾在18屆3中全會上通過決議，呼籲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並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為什麼要素市場對市場經濟這麼重要？所謂"中國模式"，它的主要特徵是什麼？
文：我認為，"中國模式"在經濟層面上的主要特徵是：由黨，而不是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以便以黨代政，以黨代企，使資源向軍工傾斜，達到維持一黨專政的目的。這個模式在其他層面上的特徵，就留給專門領域的專家去總結吧。
要理解要素市場的重要性，必須認識到資源稀缺性是人類面臨的殘酷事實。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在最基本的人均資源佔有量上，中國特別貧瘠。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需要外部世界的巨量資源。但從擁有豐富資源的前蘇聯沒有逃過崩潰看出，比資源的獲得更重要的，是資源的配置效率。這正是"中國模式"的致命傷。
世上只有兩種決定性配置資源的途徑：第一，通過行政命令。
最典型的理論根據，就是馬克思自稱的科學社會主義，通過暴力革命先將一切資源和企業國有化，接着通過預測供需信息，制定全國性的供需計劃，用行政指令付諸執行。他自稱這套方法能使經濟發展做到有計劃，按比例，避免生產過剩引發的周期性危機。試驗了幾十年之後，發現過剩和短缺，貧困和浪費長期共存，人民的基本需求滿足不了，資源配置卻向軍工傾斜，保護黨國的寄生蟲們過着特權生活。所以，這套體制無論在效率上，還是道義上全都徹底破產。
第二種配置資源的辦法，是讓市場對資源，包括所有的生產要素，作決定性的配置。用市場配置，就是用價格配置。沒有價格，就沒有市場。理由如下：對自由市場經濟而言，最重要的價格只有四種：1）資本的價格，即利息；2）土地的價格，即地租；3）勞動的價格，即工資；以及4）本幣兌換各種外幣的價格，即各種匯率。這四種價格中，前三種決定了一切產品的國內價格，這是因為一切產品的成本可以分解為這三種要素的價格。第4種價格則幫助人們得到相應的國際價格。這四種價格是一切價格之母。如果價格之母由政府說了算，這樣的經濟怎麼稱得上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呢？如此基本的價格必須由市場的交易，即由供需雙方數以億萬計的消費者和供應者共同決定，使價格的決定機制具有天然的人民參與性，而不是幾個政治寡頭，或獨裁者在密室之中擅自決定。
要發育要素市場，首先要允許生產要素私有。所有的市場必須是競爭性的，允許自由進退，對全國統一開放。在法律面前，所有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應該是平等的。所謂用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實際上就是用均衡價決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資源，包括生產要素。均衡價格只能通過供需雙方的交易才能產生，而且永遠在波動之中，以便隨時吸收和消化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發生的重要變化，反映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的變化。
值得強調的，在成交時，價格同時完成三重功能。以要素市場為例，在成交的一刻，成交價：1）對某種要素做了決定性的配置；2）完成了對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初次，也是決定性的收入分配。要素所有者成交時面對的要素價格，就是他每出售一單位要素的收入；3）自動懲罰了要素的低效使用者，因為他們的每單位成本高於市場承認的價格；也自動獎勵高效的企業，因為他們的成本低於成交價。通過兼併，生產要素會不斷地從低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轉移到高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由於創造發明能自動得到市場獎勵，所以，市場經濟大大促進科技進步。特別重要的是，價格的三大功能都是市場的客觀過程，和人際關係中的恩怨情仇無關，因而減少了裙帶和權貴的影響。在開放和競爭性的市場條件下，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大大提高，因為積累和保住財富的訣竅取決於效率和勤勉，而不是特權和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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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場的發育需要對私有產權的保障。對產權的最大威脅來自擁有合法暴力的國家政權。所以，所有發達國家一定實行憲政民主，將統治者權力關在由憲法和法律構成的籠子之內，以牢固保障人民的產權，使市場能自主運轉，政治對經濟的干擾最小化。
由於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應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時，存在不幸的人們，他們陷入貧困並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責任通過稅收，以減少市場失靈和天災人禍帶來的負面影響。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實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幫助不幸的人們克服短期困難，而不是鼓勵不勞而獲。所以，政府只應扮演輔助的角色，不應通過國有化強制進行。
中國雖然進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實只發展出產品市場。由於不允許要素市場的發育，中國經濟中並沒有內生的真實要素價格，所有產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無從知道整個經濟是否有效。當局依靠對媒體和信息的壟斷，隱瞞真實的統計數據，強制人民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並將資源向防止'內外敵對勢力顛覆'的方向傾斜，以便維持一黨統治。在要素市場始終發育不出來的地方，這條用謊言和暴力壓制真理和真相的邏輯會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張：在沒有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走得通嗎？為什麼要素市場有促使城鄉收入差趨向彌合的功能？
文：中共規定，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由中共領導，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這種定義是自說自話。如果人民有選擇自由，也許中國早已實現了現代化。台灣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其實，1949年後，中國一直處在中共領導之下，一直自稱走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卻人禍不斷，一再被迫推遲現代化實現的時間表。可見，黨的領導和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常常是禍害。1949年後的所謂前30年就是明證。文革結束時中國民眾呈現的貧困和愚昧，就是明證，令第三世界國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說發達國家。
無論走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歸根結底，不能迴避兩大問題。首先，不能使城鄉二元結構反而加固了，農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鄉收入差反而擴大了；其次，不能人為拉低城市地區的收入，使城市地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擴大了。為此，我在"綁架"一文中提出，現代化實現的主要標誌在於收入的兩個彌合，即"第一，必須縮小乃至彌合本國的城市人口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國的農村人口能夠逐漸縮小乃至彌合與本國城市人口之間的收入鴻溝。兩個彌合主要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實現。兩個彌合的實現，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現代化的最主要標誌。"
如此歸納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潰的蘇聯為教訓，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應在高樓大廈，或兵艦航母，卻讓人民，特別是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和愚昧之中。歸根結底，發展經濟是為了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的農村人口，過上更好的生活。而況，現代化是一個動態過程。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斷提高中，如果中國做不到，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就在倒退。
東亞（南韓，新加坡和台灣）以及拉美（智利）在當代條件下實現了兩個彌合。今日的發達國家當年也是農業社會，也經歷了城鄉收入差的收斂過程。在市場條件下，城鄉收入差會趨於收斂的觀點，首先由諾獎得主劉易斯提出。中國學術界不少人基於城市工資上升，便認為中國已經抵達了劉易斯拐點。這既誤讀了劉易斯原意，也誤讀了中國的國情和制度，成了經濟學的笑話。
劉易斯模型的預言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中國根本沒有抵達劉易斯拐點。從1978年包產到戶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過去了，農村人均務農純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練勞動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嗎？中國農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了嗎？中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被吸收殆盡，變成以青壯年農民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殘婦組成了嗎？農場平均規模越來越大，構成中國農業的骨幹，具有國際競爭力了嗎？不是劉易斯錯了，而是中國沒有劉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劉易斯第一拐點是指，農村剩餘勞動首先被城市吸收殆盡的轉折點；劉易斯的第二拐點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產力更高的其餘農村勞動，直到剩下的農村勞力的生產力和城市拉平的轉折點。順着先第一，後第二兩個拐點的吸收順序，城鄉勞動市場就能統一，城鄉二元結構就能消失，城鄉收入差就能彌合。我們不妨將這種吸收順序稱為彌合性順序。
但是，只要沒有要素市場，城市在吸收農村勞動力時，就不會服從這種彌合性順序。彌合性順序來自兩種效應：1）一輪又一輪的擠出效應，使務農效率低的農戶逐漸被務農效率高的農戶兼併。前者拿了賣地所得，流出農村；2）一輪又一輪的拉出效應，即一部分農戶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動離開農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場機制的地方，兩種效應都不會使務農經驗較豐富，生產力較高，收入較高，有較強務農意願的人首先離開農村。理由如下。只要農村的剩餘勞動未被吸收殆盡，城市工資只需比農村工資略高，就能吸引農村非熟練勞動進城。這種城市工資對生產力高的農民毫無吸引力。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儘管在農業中的貢獻較低，甚至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於城市的集聚效應，生產力會顯著提高，因而收入高於農村，會選擇首先離開。所以，存在要素市場的地方，城市吸收農村勞力一定服從彌合性順序。
可是，1990年代後，農村改革停頓，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農民受到土地規模的約束，無法忍受鄉村的貧困，首先離開無法致富的農村。一輪一輪的能幹農民被迫離開村鎮，等於城市不斷抽走農村優秀人口，農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殘、婦為主的人口，城鄉收入差也就不斷擴大。可見，由於拒絕發育要素市場，中國農業發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現代農業的人口，浪費了百年不遇的機遇。
現在，平原地區出現私人經營的農機隊。有人以為，小農購買了這類服務，就算是農業現代化了。這是不懂科斯說的市場購買服務和企業自主生產之間的本質不同。各國農場都能通過調整土地的經營規模，以使自主擁有的農機規模效率和利潤最大化。中國小農卻無權這樣做。今夏華北麥熟時，正好預報有雨，由於大批農機隊被堵在路上，結果無數小農顆粒無收，欲哭無淚。此例說明，為何各國農場要自備農機，才能戰勝不測風雲。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轉，以為種地能手可租進土地，經營大農場。此法並不靈驗。因為小農只要見到土地經營者發了點小財，就會立即漲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壞，使經營者不敢向土地和農機投資。
張：現代化離不開城市化，但中國城市化路徑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中國城市化弊端在哪裏？又造成了怎樣的後果？
文：城市化的真諦，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在於其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經濟現代化的結果，農業在GDP中的份額會急劇下降。從基尼係數的算法可知，要彌合城鄉收入差，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份額也應等額下降。由於集聚效應這條經濟規律，移出的絕大部分農村人口應該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現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鄉收入差彌合，又要實現城鄉現代化，必須儘量提高城市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現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下，要素市場無法發育，無法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城市走上了將農民作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權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換言之，中國的城市化制度性地喪失了吸收廣大農村人口的能力，違反城市化的真諦，使以兩個彌合為標誌的真正現代化無法實現。
以上海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場，並起決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資本進出自由，使老浦西從原來的荒灘、農田發展成東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農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諦，因而成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後，上海實行戶籍制度和土地國有,消滅了要素市場，不但停止吸收農村人口，而且以三線建設和上山下鄉的名義，將越來越多的市民趕往深山老林和貧困農村。1990年代後，政府要開發浦東，只能藉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東模式應運而生。雖然高樓林立，但投資昂貴，土地浪費，人口密度遠不及浦西。為了呈現千年盛世的榮景，政府不斷剷除城中村，消滅農民工藉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榮和文明成果的空間，以防他們定居，使浦東模式消化外來農村人口的能力遠不及老浦西，違反城市化真諦。這種模式也許適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區進行城市自我現代化，卻嚴重違反國情，違反人道，違反經濟規律。如果中國有要素市場，浦東模式本來不會產生，更不會流毒全國，造成全國性的房市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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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模式雖在硬件建設上有過短暫輝煌，頗具迷惑力，其實有長遠的致命缺點。土地財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眾儲蓄，必然將土地和房價推到天價，使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來源的農民群體無力也無權購買。由於無人接手樓宇，房市泡沫隨時可破。這種模式除了具有排斥農村人口的劣根性，違反城市化真諦外，財政上也無法持續。土地既然國有，就無法名正言順地徵收各種地稅，使政府無法獲得細水長流，可以永續的財政收入。隨着基礎設施日益老損，今後保養和維修城市所需的龐大費用會捉襟見肘。今日靚麗的城市外觀能避免上海當年的心酸故事嗎？1990年代初上海經過計劃經濟的幾十年折騰，變得破舊不堪，世人不敢相信這曾是光彩照人的東方巴黎。
張：既然要素市場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發誓要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用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為什麼又出爾反爾，不允許發育要素市場呢？
文：我的判斷是，黨內保守派不願向要素市場的發育開放綠燈，是出於對失去尋租特權和失去對民眾控制的恐懼，便以意識形態為藉口，加以阻擾。18屆3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來得太遲，又沒有實行細則和時間表。這份決議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過，藉助WTO帶來的比較寬鬆的國際環境，以及隨後高速增長帶來的充沛就業機會，也許有一絲希望，使要素市場逐漸發育。
三大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是直接衝擊黨國體制的。首先，資本市場。其發育需要以下條件。首先，國內外信息必須自由流動，投資者必須得到透明的政、經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錯誤決策。人民幣能自由兌換，資本能自由進出。對私有產權要有穩定而強有力的保障，使國內外股民對中國資本市場有長遠信心。這些條件對依靠暴力和謊言統治，並擔心私人企業坐大，構成對權力挑戰的中共保守派來說，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貿易區為例，前總理李克強一上台就推動這個項目，直到卸任，也沒有實質性進展。如果連自由貿易區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資本市場又從何談起？
其次，土地市場。其發育需要允許農民自由退出現行的強制性土地集體所有制，允許自由買賣土地。但這樣一來，中共就無法搞土地財政，斷了"中國模式"的主要財源。在"中國模式"下，農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於奉獻，保守派不會同意向農民讓渡土地財富，自斷黨國的財源。
其三，勞動市場。首先要廢除現行戶籍制度,特別要廢除不准農民工在打工地落戶，實現與配偶及子女團圓，完成人口的再生產和知識的代際傳承。只有廢除歧視性政策，才能發育出城鄉統一的，一視同仁的勞動市場。但是，目前的歧視政策不需負責農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產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別是住房成本，養老和醫療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黨內保守派以為用這種低人權換來的中國製造品的成本優勢，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機遇，彎道超車，奪取經濟霸權。儘管農民工已經一條腿跨入城市，卻不准他們落戶，其子女喪失了接受城市文明薰陶，實現階層提升的機會。他們被迫成為滯留農村的留守兒童，帶着一口鄉音和低劣的鄉村教育，重複父輩進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經濟狀況繼續惡化，甚至連這種希望都會喪失。可是，對保守派來說，戶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勞動成本外，還是控制民眾的利器，必然反對早日廢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場能順利發育出來，並由它們決定性地配置資源，政府和黨擁有的隨意干預經濟，操弄資源配置的權力就要交還給市場。經濟發展就和黨就沒有太大關係。黨內的尋租者魚肉人民，控制民眾的權力會大大減少。人民通過在市場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資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懶惰者受到了懲罰，勤勉和有創造性的人得到了獎勵。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黨的勢力範圍之外。所謂吃黨的飯，不能砸黨的鍋的現代神話不攻自破。這自然是黨內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擾。
張：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國已經出台了眾多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市場反應冷淡，甚至出現通貨緊縮現象，其原因與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場和城市化受挫有關嗎？
文：我認為直接有關。清零政策暴露了這個政權為了維護一黨獨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顧民意、國際輿論、科學結論，甚至各國的最新經驗。中共自稱生命至上，指責拒不採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國家罔顧生命，甚至下賭，其他國家會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國一枝獨秀，以證明中國制度的優越。可是，中國民眾發現，拒絕清零政策的國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復經濟活力。它們的民眾也沒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躪。這就引起中國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的強烈不滿。他們原以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禍臨頭，卻發覺這是中共用以恐嚇，脅迫民眾的天大謊言。這種對人權的無底線侵犯引起人們怒火中燒。年輕人更勇敢地以白紙運動的方式聚眾抗議，迫使當局灰溜溜地放棄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轉向如此突然，無數老人猝不及防，紛紛謝世，乃至無法火化，爆出人間悲劇。一個自詡的抗疫優等生，以為能引領世界，卻在眾目睽睽之下，成為舉世鄙視的劣等生。為了遮醜，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這種愚蠢，顢頇和蠻不講理，導致民眾對黨國體制的極大懷疑，對未來進一步喪失信心。
今年已經大半年過去，各項經濟指標卻一直十分難堪，並表明經濟十分疲軟。我認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層原因。下面，用經濟增長的三大終極源泉的理論框架，解釋為何"中國模式"早已山窮水盡。中外經濟學家十年前便有共識，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已過，原因如下。經濟增長只有三大終極源泉，分別為：1）增加生產要素的粗放型生產，產量會增加，但增量會逐漸趨零；2）科技進步，使要素質量提升，同樣數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續帶來產出的增量；3）制度創新，例如，從人民公社體制轉換成包產到戶體制，即使沒有激發立即的科技創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種要素的整體效率，使產量大增。
從這一理論框架看出，首先，各種要素的紅利，例如人口的紅利，土地財政的紅利，民眾高儲蓄的紅利（分別對應於勞動，土地和資本）經過幾十年的濫用，幾乎已被榨盡。粗放型的增長無以為繼。其次，受黨國體制的綁架，要素市場無法發育，經濟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廢。第三，由於要素市場難以發育，中國喪失科技的內生活力。本來，如果和發達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至少能從國外引進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國際社會的規勸，拒不進行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一心要維護黨國體制。於是，中共與發達的民主國家日益對抗。如此一來，連高科技的源頭也被切斷。百年不遇的寬鬆國際環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於經濟增長的三大源泉都已窮盡，經濟增長的前景將極為暗淡。
張：中國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機遇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過去幾十年中，中國一度左右逢源，發達國家看好中國，認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願意和中國一起共襄盛舉，將中國視作利益相關者，共同推動全球化的深化。中國也津津樂道，認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機遇。可是，最近十年來，國際氣氛已迥然不同。現在眾多西方智庫看衰中國經濟，拜登總統甚至將中國比喻為一顆定時炸彈。中國也出現了民營企業一蹶不振、外資撤離、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債務高企、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嚴重情況，甚至出現了民眾逃離中國的"走線潮"，您覺得中國現代化還有出路嗎？
文：我覺得，您提到的上述種種現象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出現，固然是要素市場沒有發育的結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絕了讓要素市場發育的空間。他們的頑固反對，不但使黨自己通過的關於儘快發育要素市場的決議都成為一紙空文，而且使經濟改革變成一個不斷加強黨國體制的過程，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離心，精英逃逸，外資撤離。中共加固黨國體制的目標是與WTO的宗旨背道而馳的。WTO從一開始就昭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它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組織。對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時間將自己的黨國體制改革為真正的市場體制。市場經濟的核心標誌就是要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也因為知道WTO的市場性質，中共才會在WTO給予中國的15年寬限期即將期滿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屆3中全會的決定，呼籲全黨儘快發育要素市場，並讓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發達國家給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機會，開放了自己的市場和社會，希望中國投桃報李，能發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場，對世界全面開放。可是，黨內保守派為了捍衛黨國體制，其實是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動選擇杜絕要素市場發育。發達國家由於深深擔心以中國的體量，黨國體制會嚴重扭曲基於市場經濟原則的現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黨國體制。
中共的反應，不是向各國致以改革過於遲鈍的歉意，加速改革，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反而將清談誤國，不要糾纏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等告誡置之腦後，以戰狼的姿態，喋喋不休地用歷史舊賬攻擊發達的民主國家，從奴隸制到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不一而足，向世界傾訴歷史上發達國家當年的黑暗，醜陋，殘暴。在中共的宏大敘事中，有意不提歷史的另一面，即正是發達國家將先進生產方式及其伴隨的巨量的知識、科技、包括憲政民主在內的人文成果向全球勝利傳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國家政權反而是落後、腐朽和反動勢力的代表。例如，鴉片戰爭之前的滿清皇朝，因對周邊封建、保守、愚昧政權的鼎力支持，成了亞洲反動勢力的總堡壘。在當代的條件和認識水平下，今後再要推廣先進生產力和人文成果，固然應注意人道、平等和自願等原則，這是歷史對今人的教訓。但是，不能因此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發達國家向世界傳布先進生產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偉大貢獻都一概否定。事實上，今日的發達國家在推進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在人類活動的幾乎一切領域中的貢獻，同它們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錯誤相比，顯然是更主要的。聯合國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時代的終結。發達國家已經認識了當年的錯誤，並以實際行動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不發達國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當代的條件下，試圖將發達的民主國家描寫為仍然心懷叵測，居心不良，想要阻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國家的崛起，這種判斷符合戰後，特別是最近四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嗎？在今天的條件下，要避免再犯當年的錯誤，難道不應首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赤裸裸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行徑？但是，今年三月，當世界聽到正在莫斯科訪問的習近平與入侵烏克蘭的劊子手普金告別時，希望中俄聯手，迎接百年未遇的變局時，再糊塗的發達國家也會驚出一身冷汗。難道中共為了堅持黨國體制，不惜要聯手俄國，顛覆使中國成為最大受益國的現行國際秩序？難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領袖自居，喚起它們反對發達的民主國家，以圖實現百年未遇的變局，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對如此忘恩負義的中共，民主的發達國家會再度主動幫助中國嗎？
您問我，中國現代化還有出路嗎？我在上面已經證明，只要不允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以兩個彌合為標誌的現代化進程在中國就必然被無限延遲。可是，黨國體制和要素市場的發育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要使要素市場順利發育起來，黨國體制必須作深層改革。即使中共走投無路，將來聲稱要重啟要素市場的發育，發達國家不會對中共意圖輕易信任，立即大開綠燈，因為中共的黨國體制可以隨時翻臉。所以，除非中國採用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中國已經無法贏回發達國家的信任和精誠合作。所以，所謂百年不遇的機遇這一外部環境已因中共過河拆橋，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機遇和黨國體制之間，世界只能讓中共選擇一樣。既然中共選擇了黨國體制，百年不遇的現代化機會已時過境遷。重啟現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結束黨國體制，建立憲政民主政體之後了。黨國體制的選擇未經人民公投，只是出於一黨的私利，被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了。中共不會承認這樣做是出於一黨之私，必然將責任推到堅持市場原則的民主發達國家身上，似乎它們突然將百年不遇的機遇從中國人民手中搶走了。這是為何中共目前在國內外大力煽動反對發達的民主國家的原因。
在現行的黨國體制下，中國會呈現前蘇聯那樣的偽現代化，舉全國之力堆出一些華而不實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樓大廈、高鐵、大型工廠、兵艦和導彈，但民生會相對萎縮，城鄉收入差會繼續擴大，廣大農民難以進城成為市民，留下的農民也無法成長為現代農場。由於標誌現代化實現的兩個彌合遙遙無期，中國將無法追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更無從顯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優越。只要要素市場沒有發育出來，就無法融入世界經濟，也就無法享受持久的繁榮。中國人民必須認識到，發育要素市場是為中國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決不是對發達國家的恩賜。全體中國人民必須作出勇敢的選擇。這個任務是寫入中共自己的決議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發育要素市場，不但符合億萬民眾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強大的激勵，而且將為憲政民主鋪平道路。
文章首發於《中國民主季刊》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