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整體的蒙昧化，對清明理性的人構成威脅
劉叔慶律師
（一）師出無名的撻伐
在自然界中，有不少昆蟲是有組織能力的，比如行軍蟻。在《人與自然》節目中，我看過行軍蟻的征伐行為，它們所到之處，一片焦土，殆無孑遺。它們撕咬一切，肢解一切，吞噬一切，當然這一過程，也伴隨着行軍蟻的屍橫遍野。行軍蟻當真是踩着戰友的屍體前仆後繼，那景象端地是相當令人驚駭。
這不是因為行軍蟻勇敢無畏，而是因為它們低級，低級到沒有生的意識，也沒有死的恐懼，它們只是在信息素的引導下為本能所驅使。它們更沒有意識去辨析自己參與的這場征伐是否代表正義，但人類卻不同。
人類的戰爭是需要正當理由的，如果沒有，那叫師出無名，往往是取敗之道。如果士兵都覺得己方理虧，那上了戰場大概率會毫無鬥志丟盔曳甲，對此可參考晉秦韓原之戰。其實何止是流血的戰爭，即便是國與國之間的批評撻伐也需要佔據道德高點，也就是你必須首先佔理。如果明明不佔理，卻依靠煽動仇恨和蒙昧主義，依託民眾對「不苟且者不得食」的恐懼感，來製造一種全民同仇敵愾的氣勢，那是令人嫌惡的。整個族群要麼被視為是低級如行軍蟻一樣的昆蟲，要麼被視為是高級如第三帝國時期的民眾，偏執狹隘癲狂不可理喻。
那麼，佔不佔理又是如何判斷的呢？
這取決於兩方面，一是你國批評他國的事實是否屬實，二是如果你國批評他國的事實存在，依據形式邏輯能否推導出你的結論。如果事實為假，對不起那叫前提不成立，遑論其他。如果事實屬實，但根據形式邏輯得不出你的結論，那你的批評仍然不佔理。
最近，針對日本福島核電站排放核廢水問題，中國對日大加撻伐，當然俄國朝鮮這些一貫正義的國家也進行了戰術策應，只是稍顯敷衍。中國批評的動機無疑且必須是好的，但是否占理呢？可以套用我上面提出的分析框架來辨析一下。
首先，日本排放核廢水屬實否？屬實，日本確實開始向太平洋里排放核廢水。接下來的問題是，它排放核廢水的行為是否應該被譴責。這個需要通過形式邏輯來判斷。在形式邏輯中，需要遵循一個叫同一律的規則，這個規則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必須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說白了你不能搞雙重標準。
人類當然希望既能享受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便利，生存環境又能維持桃花源的狀態。但那只是一種夢想。人類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必然伴隨着代價。人類對科技的應用，對自然的開發，都是價值權衡的結果。自從人類發現了原子核鏈式反應能釋放巨大的能量，就開始盤算着核能的利用了，甚至比將之武器化的想法都要早。
後來通過多年的努力，製成了核反應堆，這想法就成真了。但也帶來一個副產物，就是放射性元素的釋放。幾乎每個老百姓都知道放射性元素可以致癌，殊不知它還可以致畸致突變。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在人類利用放射性元素之前，它早就在人類身邊存在了，這叫天然本底輻射。動物漫長時段的（基因）突變是進化之源，放射性元素或許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也未可知。
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量的多少。你的量是否超出了公認的安全標準。當然所謂公認的安全標準，確實也並不代表絕對安全。制定標準，是依賴動物的毒理學實驗，以及工作在輻射環境下人的輻射劑量與身體表現的統計結果，但實則個體的體質有差異。
作為個體，你當然可以說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哪怕它排出的量低於安全標準，你都不願意，因為並非絕對無害，不過如果注意吃相的話應該不分國籍一體反對，批評抨擊遊行示威都可以—只要所在國能允許。但作為政府來說，這樣做就沒有正當性了，特別是當你自己的國家也在發展核電，那就顯得粗魯無禮了。因為這違反了形式邏輯需要遵循的同一律，是在玩雙重標準。現有的核電站都是用水來冷卻反應堆的，這也是為何核電站多數建在海邊的原因，排放含有放射性元素的冷卻水是運營核電站必須忍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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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講道理的話，如果一國認為應該制定更嚴苛的排放標準，那也只能在IAEA的框架內去爭取修改。但在未修改前，該國只能認可原有的標準，別的國家只要達標，該國就無權批評。當然如果一國明明自己排放的數量遠多於對方，還能義正詞嚴地去撻伐對方，那只能證明該國發言人心理素質超好。
面對中方的指責，日本駐華使館釋放了針鋒相對的信息，列出了中國四座核電站（廣東陽江核電站，福建寧德核電站，遼寧紅沿河核電站，秦山第三電站）每年的氚排放量。結論是中國這四座核電站的氚排放量是福島核電站計劃排放的4.1-6.5倍。至此，在科學方面，中方的指責是否占理已經見了分曉。
當然，筆者作為一名已經六七成熟的中老年人，對國與國之間的爭執，肯定不好意思甲醇地完全從道義這一單一緯度來看待。我亦承認在國與國的博弈中，幾乎每個國家，都在交叉使用道義、智謀和力量。
毋須諱言，中方此次對福島核污水排放的撻伐，與最近中日之間緊張關係有關。日本正在強化美日韓關係，有在東北亞建立「小北約」的趨勢，在台灣問題上發言也越來越大膽，在晶片領域加入米帝主導的對中制裁體系，日本在該領域是關鍵角色，掌握多項卡脖子技術，而高性能晶片是人工智能、機械人、高端製造業的基礎，其嚴重性可想而知。
中方對日向來有輕慢心理，現在的日本，出於大國化考量與日本生命線被切斷的隱憂，自覺地配合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雄心，這讓中國尤為惱怒，可以說窩了一肚子火，急於想敲打日本。心情可以理解，但在這件事上火力全開，筆者認為相當不智，在國際上會招致嚴厲批評，在國內則會被側目而視。
在國際上，因報復的意圖過於明顯，這上綱上線的敲打不會有人響應。日本甚至藉此在國際上孤立中國，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都在發表聲明力挺日本，多個歐美國家，包括一向仇日的韓國，都在此時宣佈取消對日海產品的進口限制，其站台意味不言自明。
福島核事故是由大地震引起的，地震是大自然加諸於人類的災難，在這種災難面前，全世界的人都應該集合智慧攜手應對，畢竟任何國家都可能面臨這種不可抗力的悲劇。對此類非人為災難，對受害的國家課以很高的義務並不公正。「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就沒必要排海，如果不安全，就更不應該排海」，發言人毛寧這番話實則是一個很極端的要求，這無異於要求日本永久性儲存核廢水，請問哪個國家能承擔得起這種成本。
法新社記者向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日本排放的污染水中氚含量低於世衛組織標準，且中國核電站在2021年排放的核廢水中氚含量高於日本福島排放的最高值，中方反對日本排放的依據是什麼？
汪文斌的回答是，日本排放的水是經過核電站堆芯融化的水，這種污染水和正常的核電站廢水排放不是一碼事，兩者性質不同，來源不同，處理難度不同。
應該說汪回答的很機智，但機智歸機智，卻是明顯的強詞奪理。因為道理很簡單，對人造成損害的是放射性元素，而不是放射性元素的產生機制，更準確的說與損害有關的是釋放終端廢水中氚的濃度。至於它是核事故造成的，還是核電站日常運營產生的，這個並不影響其對周邊環境的危害性。
如果以功利主義的視角來評價此次外交行為的話，這波高強度的對日撻伐，可以說是無收益的，甚至是負收益的，它不但沒有傷到日本分毫，反倒可能為日本做了一個宣傳，讓世人看清日本是在負責任地解決該問題。
至於有人認為此次高調敲打為中國禁止進口日本海產品提供了正當性理由，並由此傷害了日本經濟，我只能呵呵。自己的海產經濟倒是已經遭遇迴旋鏢效應了。
客觀評估這波對日外交打壓，可以用完敗來形容。不僅在國家層面沒有獲得它國的支持，甚至都沒能真正觸動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民粹力量，從而也無法轉化為對其政府的外交壓力。整個世界的民粹力量，有且只有我們國家的被成功地激發了，而且來勢洶洶。
而這也正是我輩公民不得不起來捍衛常識的原因，因為一個國家整體的蒙昧化，對清明理性的人構成一種現實的威脅。
（二）清明理性者的責任，從利己與利他出發
前兩天，當在家人群里看到我兩位姐姐也商量着第二天去搶鹽時，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日本核污染水的恐懼感，已經形成了頗有點類似於發生在1768年的「叫魂案」的效果，恐慌在社會上迅速蔓延，整個社會被一種蒙昧的氣質所裹挾，而諷刺的是，本次蒙昧主義的宣傳，卻以科學的名義在進行。這一幕又自然地讓我聯想起三年疫情期間輪番上演的荒唐荒謬荒誕的政策劇目。他們刻意渲染恐懼，以方便權力與蒙昧交媾，生產出各種的裝神弄鬼，各種的平庸之惡，權力沒有心理障礙的突破應守的邊界，侵犯公民的自由，踐踏公民的權利。這才過去了幾天啊，哪怕是一條魚都應該還記得吧。
8月22日，一位工作在維穩戰線且一直負責我心理和行為動態的朋友私信我，給我轉發了一篇名為《福島核廢水將開始排放，外界強烈反對》的文章，還跟着問了我一個問題：核污染的廢水是否會對周邊海域造成影響？
這位朋友雖然工作在維穩戰線，又長期負責我，但我對他並無成見，我一向對具體的人以善意看待，習慣超然地看待眾生的無奈，也體諒體制與職業對人的異化。屁股決定腦袋，沒有幾個人可以超越，因此雙方表達出的理念肯定不同，我也從未試圖去說服他們，但他們請我吃飯喝茶時，我亦從不虛與委蛇掩飾自己的觀點。我個人將這份坦率視之為是對他們個人品質的認可。
我不知道他發我這篇文章的意圖何在，是提示我注意風險？是希望我也轉發？還是真的在詢問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從個人趨利避害的角度，最好的選擇是轉發並抨擊日本，這叫與政府和衷共濟，次優的選擇是感謝他發送我文章，但裝傻不表態，最差的選擇是表達我真實的看法。
可我沒有猶豫就做了最差的選擇。我一直持如下一種處事觀，一個普通人，又沒有令自己不安的野心，他是無需藏鋒韜晦的，坦蕩磊落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內心，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極易讓自己陷入邏輯不能自洽的窘境。
在我不算很長的人生歷程中，已經被很多人說過書呆子氣了，但我一直不以為忤。唯一慚愧的是自己沒有讀過多少書，有點名不副實。我為何不生氣呢？因為書呆子這個詞裏有我欣賞的特質，那是一種不油膩與不圓滑的東西。我大半生對八面玲瓏長袖善舞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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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這個朋友之後，我接着發了一條朋友圈，因為當時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的人們還沒有搶鹽，輿論也才剛剛發酵。我那段文字寫的還是中規中矩，但第一句話就表達了我的原則：關於日本排放核廢水，我不會參與民族主義的狂歡。
第二天該朋友又轉發給我另一篇文章，是央廣網發的一篇微博，題目叫《#日媒稱24號核污染水排放可能取消#》，是繼續提示我風險？抑或是對我看法不以為然？
記得維穩的朋友在與我交流時，幾乎每次都能涉及到愛國話題，看得出來，在他們眼裏，一個人如果不愛國，那就意味着不可救藥了，這種人遭受專政鐵拳就是活該了。關於愛國，我對它的理性看法與我自己情感狀態是不同的。從理性角度，政府與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開兩者，很多的看法就不再擰巴了，但即便如此我亦反對把國家偶像化。愛國應該是一種自然的感情，而感情是不能強迫的。
從我個人的情感來說，我對這個國家無疑是愛的，而且是帶着深深的憂患，但這並不值得誇耀和自我感動。這就像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不能因為他愛上了另一個人就證明他是高尚的是有良知的。
而且人對何謂愛國的認知，遠比愛與不愛兩者的差異要大，其造成的後果也會嚴重的多。正統的觀念是愛國就是愛政府，愛政府就是支持政府，支持政府就是不要批評政府。這是一種奴隸的愛國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盛行，將會讓一個國家成為一個奴隸之邦，一座服從性訓練的大號軍營，讓國家退回到蠻荒狀態。
當幾乎整個德意志民族伸出右手，向納粹表達效忠，向猶太人宣洩種族仇恨時，那少數幾個抱起雙臂，冷眼旁觀的人，表達鄙夷的人，批評狂熱的人，救援猶太人的人，在我看來是真正的愛國者，真正的愛國是理性而不應是狂熱的，是守護正義而不是以正義為代價的，沒有道德良知支撐的愛國不值得讚揚。
納粹劫持了德國，在德意志人心裏投下仇恨的蠱蟲，整個國家充斥着嫉妒、怨恨、仇視，陰險、殘忍又狂妄自大的病態氣質，直接摧毀了德國，而那些跟着納粹舞蹈自認為真誠愛國的人都是事實上的從犯。
德國的教訓不可謂不慘痛。俄國現在正在發生的悲劇又何嘗不是呢？俄羅斯民族一直被一種饕餮無度的擴張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情節所控制，這為普京綁架國家提供了民意基礎。那些粗鄙的具有俄國農民氣質的真誠愛國者，那些崇拜普京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的俄羅斯大媽，一定意義上都是這場戰爭的從犯。
如果當初那些清明理性的德國人，在希特拉《我的奮鬥》出版後，在納粹種族主義的宣傳開動馬力後，能站出來捍衛常識，對納粹的邪惡宣傳進行批判抵制，而不是如沉默的多數一樣保持沉默，也許德國的悲劇都不會發生，但在水晶之夜之後，一切就都為時已晚了。
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有可能面臨第三帝國式的滑落。公民對此表達憂慮，並不意味着他所在的國家一定會滑落，更不意味着他所在的國家會滑落到納粹那種邪惡的地步。但是面對不好的苗頭，公民應當站出來，否則，你今天的苟且犬儒最終可能會讓你異日付出更慘痛的代價。今日的俄國人對此應該有很深的體會。
在還能發出異議的聲音時，如果放任一種蒙昧的仇恨情緒蔓延，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整個社會就變得很不安全，對於清明理性的人尤其不安全，因為，在一個蒙昧的社會，想講道理的人本身就是異端。在一個瀰漫着仇恨情緒的社會中，一個異端很容易處於被惡人群起投擲石塊的境地。隨便一個漢奸賣國賊或者間諜的標籤，就有可能讓一個異端遭到憤怒民意的即決式審判。
所謂明者防禍於未萌,清明理性的人又如何能大意呢？特別當宣傳同時訴諸了蒙昧和仇恨這兩種有毒的手段時，尤其值得警惕。如果單單訴諸蒙昧，大不了回到啟蒙時代之前，如果單單訴諸仇恨，理性可以慢慢瓦解它。但是這兩者同時並用，則是真正的荼毒人心。一旦蒙昧仇恨的大氣候形成，國家前景會非常暗淡，因為一個瀰漫着仇恨的癲狂氣息同時又蒙昧的國家，沒有人會願意和它來往，這樣的國家會越來越封閉和貧窮，當權者也會越恐懼，也越怕失去權力。而要繼續掌權，就更加依賴蒙昧和仇恨這兩種手段。從而形成一種惡性的螺旋下降的循環，讓國家墜入深淵。有良知的人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其危險性可想而知。
結語，理性與清明理性
馬克思.韋伯在20世紀初，提出了一個中心性的判斷，就是現代社會已經是高度理性化了，已經祛除了蒙昧魅惑。現代人不會再被神秘的、迷信的、蒙昧的東西所迷惑，他們相信世間所有的現象皆有因果，世界是受因果律支配的。偉大的愛因斯坦則說「世界的永恆之謎在於它的可解讀性」，說的其實也是一個意思。
韋伯下的是一個總體判斷，自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就處在一種持續的以科學理性來消除蒙昧消除神奇的過程中，並取得一個又一個里程碑，也都在驗證韋伯的判斷。但在此我需要澄清一句：我這裏強調理性的勝利，並不排斥信仰，理性是對蒙昧的勝利，而不是對信仰，信仰屬於超驗之維，是科學不能證成也不能證偽的。
而且人之所以信仰，也不是因為它能解釋世界–特別對現代人而言。信仰本質上是根植於人性的需求，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很容易折斷，本性是軟弱脆弱的。所以，科學再發展，理性再高揚，信仰也仍然需要，而且可能更加需要，畢竟理性化本身就是一個價值意義破碎的過程，人更容易感到虛無，也更需要撫慰。
這個世界已經祛魅了，但這不是說任何人都已經習得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更不是說理性的光芒已經照耀到世界各個角落。而且單單有理性是不行的，所以我強調清明理性，強調良知，也不排斥信仰。清明理性是清澈清醒澄明明智智慧且理性，幾可與良知等同，因為有清明理性的人才能真正有良知，也必然會有良知。所有的狹隘偏執仇恨不講道理一定意義都是清明理性匱乏的產物，因為他缺乏自我省察的能力，把自己作為唯一的主體，又不接受別人的批評。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一個已經祛魅了的世界，現代人既不承認自己非理性，同時卻又幹着非理性的事情。因為很多人認為只要自己做事有目的，就是有理性，甚至連工具理性都可以不顧，對理性做事所要求的比例原則都無視。渲染恐懼煽動仇恨對某些人有利可圖，所以渲染恐懼煽動仇恨就是理性的，堅持雙重標準可以打擊報復敵人，所以堅持雙重標準就是理性的。
筆者不想去爭論這是否是理性，但它肯定不是清明理性。一個人能被稱清明理性要求他必須有超越性，既超越自己利益的迷障，也能超越歷史的仇恨。唯有超越，也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自己所屬的小團體以及國家的核心利益。一個超大型國家，其國家利益具有複雜的面相，如果偏執地只顧及某一方面比如安全，則很容易導致政策失衡，把經濟和社會窒息，最終連安全也保證不了。
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不在於它先天資源的稟賦，而在於它是否有一群人格獨立和清明理性的公民—-他們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權威，也不討好大眾。這樣一群人的存在才是一個國家可真正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本。
對自己的國家，我一直存有一個美好的期待，美好到甚至我禁不住擬人化的表達。首先我期待她是自由的，生活在她懷抱中的人是自由的，真正享有free to與free from的自由，她自己也是自由的，即獨立和自主的。其次，我期待她是清明理性的，是睿智的，她對自己利益的理解是深刻的，行事是穩健的。最後我期待她既是剛健有為積極進取的，同時又是雍容大度，溫柔敦厚的。
2023年9月4日
作者簡介：劉書慶，國內著名人權律師，現居山東濟南，也是齊魯工業大學講師。因為參與多起人權案件，被吊銷律師執照，並且被學校停止教職。
（封面圖片來自：雅虎奇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