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唐的「大躍進」年代，河南信陽餓死100多萬人，農人就死在裝滿了穀物的糧倉旁。圖為中國玉樹糧倉。(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前言 記住歷史
中國曆朝歷代都設立了專門記錄歷史的史官，中國一直是世界上信史記錄最完整的國家。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君皇開創貞觀之治盛世的唐太宗說過一句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觀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可見反思歷史的以史為鏡的重要性。不敢正視歷史甚至不准反思歷史是內心虛弱缺乏自信的表現。以謊言對抗歷史背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在歷史長河中掙扎終會受到歷史的懲罰。一個不能、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致力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當然不應該淪為這樣的民族，中國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和責任反思歷史。
《九評共產黨》中說「事實上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記憶的歷史，是後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歷史，是億萬百姓生活在對共產黨過去的咒罵，與對共產黨現實的期望這種巨大矛盾之中經歷磨難的歷史。」「當共產主義這個邪靈來到人世間共產黨通過流氓起義和痞子革命奪取政權在人間立足後，他幹的就是通過血腥暴政來建立和維護「黨附體」形式的專制社會。」它通過如思想改造土改、三反、五反、鎮壓反動會道門、粛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學生運動、鎮壓法輪功信仰團體…等等各種血腥的洗腦運動屠殺人民。用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謂鬥爭精神來摧毀人類的良知善念，來摧毀人類的傳統文明和道德觀念，用血腥屠殺和強制洗腦來製造一個全民瘋狂的共產邪教一統天下的歷史。它一切罪行都不敢讓人民知道，如果人民知道它所乾的罪惡勾當，一天也不會讓它存在，所以它封殺真實歷史，竄改歷史，讓人民禁聲。
中共希望所有人都閉嘴，被害者閉嘴、被害者家屬閉嘴、旁觀者閉嘴……這樣他們就可以毫無顧忌的虐殺百姓。所有人都閉嘴是加害者最開心的事情。中共就是要人們忘記(歷史)，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只是要努力記住。
中共70多年的歷史是專制暴政和謊言構成的歷史，年輕一代在中共的文化暴力欺騙下、在粉飾太平的宣傳中，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中共偉光正，真的把中共當成了救星，把中共等同於中國，把一腔愛國情懷獻給了中共，忘記了自己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而去做了馬列幽靈的子孫。可悲、可嘆！
我們是親身經歷見證中共統治的一代，要抓緊時間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下一代。我是30年代末期的人，我們都是80多歲的人了，中共的一切運動我都是親身經歷過的。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知道的留下來，不能讓中共的謊言欺騙的我們的後代。我這裏講的都是我的真實故事、我個人的經歷，不是從歷史更廣的角度去講的，只說我個人的故事。也希望我們這一代人以對歷史、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寫下自己和家族的經歷，那怕回憶是痛苦的、帶有血和淚的，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歷史已經過去，但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給了我們嚴酷的教訓。
鄉村教師生涯
1958年大躍進就開始了，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各方面跑得更快了。教育也要跑起來了。以前每個村裏有個村小是初小，現在要每個隊辦一個一年級班，書記哥哥叫我教書，開始我不同意「我是來建設新農村的，不是來教書的，要教書在重慶就教了」，他說「要聽黨的話黨需要你教書」。開始，深入農戶登記動員兒童入學，先來了20多人最大10歲最小7歲，慢慢動員後來有五六十人分成兩個班，
上、下午分別上課。教室就是原來生產隊的保管室，只有一個門沒有窗戶，用條凳當課桌，學生坐自帶小凳。沒有書、筆、作業本我就幫他們買。這時我可以不勞動，但我一直堅持上、下午上課，晚上和社員一起加班勞動，天天如此。
農村以前每鄉有一個小學，校長同時又是鄉文教書記，現在各隊教師就多了，大多數都是我們一起下鄉的知青，也有當地的知青。鄉里經常開教師會幾乎是每周開。
我們鄉完小校長姓周，人很高大，臉浮腫的樣子又很黃，走路一拖一拖的給人以黃疸病人形象。不過此人罵起人來卻很兇。記得有一次開全公社教師會，不記得開會是什麼主題，反正他一人講得太久，下面有點不安靜。突然他把桌子一拍，指着下面百多名教師罵：「你們這些「花腳烏龜，漏湯滴水的」(罵人的話。這些黨官們是不知道尊重人的，下級都是他們可以隨意欺侮的對象)，讀書十幾年沒見過教師校長這麼罵人的，真使我們驚訝不小。有一次晚上開完教師會都半夜了，會後又要積肥，就是推倒土牆房子、鏟地皮，在很晚結束後點名時有一個人沒到，周大發脾氣，當時就宣佈取消這個入黨積極分子資格，後來了解這人是本地人，是周的紅人。一星期後開教師團員會，表決開除此人團藉，我覺得這是整人，表決時就不舉手，張姐拉着我的手舉，說不舉手就會整你了，我沒舉，可能人太多一個人沒舉手沒被發現，就沒有被報復。我們背地裏把周的糗事當笑話，本地一個村小老師說，你們是城裏來建設新農村的，他不敢亂整你們。我常做噩夢都是夢到他在罵我。可見此人之凶。2003年我去葛蘭，問及周校長，說後來他也被撤職，被整肅了。中共治下就是絞肉機。
教師經常到鄉里開會學習。不外乎是大躍進拔白旗之類，從來不講教書育人的事。會常開的很晚，這才能顯示出幹勁十足，誰要打瞌睡就會被罰站在前面提煤油燈，好一點讓站地上提，有的是站在凳子上提。開完會哪怕是後半夜都要連夜趕回生產隊。從公社到我所在的生產隊有20幾路，開始人多順公路走然後分別轉入小路又上山，我所在生產隊在半山腰。那時我還不到19歲，一女孩兒半夜走漆黑的山路很是害怕，路又不熟，有很多驚險與無奈。有時迷了路看到有竹子就抓住竹子滑到農民家問路，(四川農民家院子都種有竹子)，農民一見是城裏來的學生就讓吃飯睡覺，(那時還沒有成立公社、大食堂)說城裏來吃這樣的苦，小女孩真不容易。農民真是非常淳樸善良，我在不認識的農民家住過3次。有一次實在太累也不想麻煩人，見一農家院外有一個稻草垛子，就拉出一些稻草，躦到草垛里睡了一覺，天亮再回家。除勞動上課開會外還要家訪、掃盲。所謂掃盲其實就是走過場，農民識字課本，就是些政治口號，記得第一字是「毛」然後是同音字：矛、茅，同音字寫在黑板上，就教社員這些都讀「MAO」，而社員白天晚上幹完活早已筋疲力盡，跟着喊幾聲就呵欠連天睡着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們，就讓他們睡，等聽到外面有腳步聲或看到火把亮光，才喊：「快起來，幹部來了！」他們會立即起來，又大聲讀起來。(農民都很怕幹部)也有後半夜開完會要求連夜掃盲的，這樣的任務我都沒執行。我和這些淳樸善良困苦的農民在一起有4個多月時間。
到7月，大躍進又要求每一個公社辦一所農業中學。以前長壽縣有一所高中，3所初級中學。我被調到農業中學，月底到縣裏集訓，學習的第一個問題是「教育中如何貫徹階級路線？」討論教師應如何對待剝削階級子女，我發言說「剝削階級子女在家裏受到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作為人民教師應和剝削階級爭奪青少年」第2天食堂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批判「某些人要把教育重點放在剝削階級子女身上」開始我沒在意，還覺得怎麼會有人這樣說，我也不愛看大字報因為太多了，無意中看到是引用我的發言，我認為這是對我本意的故意歪曲，當時氣壞了，就找到縣文教科黃科長，說你們這是故意整人，這個書我不教了，我本來就不是來教書的，我回農村去。因為我本不想教書同時也知道回生產對家長戶哥哥是書記不會為難我，當時還不知道黨整人的厲害，才敢這麼大膽。我這「強硬」的態度反而使這場風波平息了。學習結束回公社辦學，葛蘭農業中學有10個教師全是重慶下鄉的知青，向公社匯報後，討論怎麼辦學？收什麼人？公社黨委要求收農村幹部。怎麼報名？我們被告知下午要開三級幹部會，幹部們都要來就可以報名了。下午開幹部「拔白旗」大會，我們就在幹部中報名。突然廣播中斥責「某些城市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破壞我們拔白旗的大會，在會場上竄來竄去的」我們都接受不了，大家坐下來議論：不是你們讓我在開會時報名的嗎，誰不知道坐着舒服些，也就都不報名了。晚上公社開教師會，要求我們做檢查他們都在會上說：走來走去是不對，只有我沒有發言，我認為是他們叫做的。現在反思，在別人開會時走來走去是不禮貌，不過那種會確實也不是什麼好會，都是整人。
後來，農業中學收的都是沒考上初中的小學畢業生，共三個班。開學就是勞動。先把農民攆走，然後把搶佔的房子打牆連成大間當教室，搬桌椅(都是拿農民家的)學生住校，那時公社剛成立，是開條子調撥糧，主要是玉米。搞了近半個月沒上幾天課，就開始大戰鋼鐵，要「超英趕美」了。
1958年至1960年，瘋狂的「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全國性大饑荒，餓死4500萬人。圖為全民大煉鋼，煉出的鋼鐵只能是廢鋼爛鐵。(JACQUET-FRANCILLON/ AFP)
發動群眾運動是黨的法寶，大煉鋼鐵也不例外。農村農民、中學生甚至小學生都參加。煉鋼工地在「安坡寺」，那裏樹木很多，還有竹林，本來風景很好。把山上的樹木砍下來，把很直的樹幹用竹篾綑紮成正四稜台，裏面四周填充上土，中空是爐膛。手拉風箱也是農民用木材自己做的。滿山遍野的所謂「土高爐，一排一排的。樹被砍下來做煉鋼鐵的燃料、農民的家具，櫥櫃、桌椅、門窗等很多也被收來做燃料。礦石在另一處山上。我們農業中學的任務就是運礦石，幹了一個多月，又值秋雨，非常辛苦。我看那礦石與一般石頭一樣，不知含鐵量有多少，我們還得帶着學生天天挑，反正最後是沒煉出一點鐵來。在安坡寺挑礦時，住在山上一處已經將農民遷走的空屋，我們讓學生住在屋裏，正值雨季地很潮濕，我們幾個教師睡在門口，用塊布擋雨，等於是睡在濕稻草上。後來我發現有用來做燃料煉鋼鐵收的柜子，我和好友就睡在裏面，雖只能圈起腳睡，但不潮濕已經很享受了。在山路上挑礦石，其實我是不能勝任的，完全靠學生幫我：在幹部面前一人一挑，我也挑一挑，挑到幹部看不見時，學生們就把我挑的礦石分了，等到了土高爐旁他們又放一挑在我肩上。以後其他勞動大多如此。除了煉鐵高爐，還有「炒鋼」。把家裏的一切鐵器：鍋、鐵勺、門鎖用來炒鋼。滿山的爐子，滿天的火苗，照亮了夜空，確實壯觀，幾個月下來樹木幾乎燒光，運動結束後留在安坡寺一帶的土高爐、亂石塊、似是而非的「成品」丟棄滿山，靜靜的躺在地上，控訴着那荒唐的運動。2003年我重返長壽，專程到安坡寺故地重遊，40多年過去了，荒山依舊，附近樹木竹子依然稀疏，真讓人扼腕嘆息：我的大的母親不知何時才能恢復被瘋狂摧毀前的舊日容貌？
運動結束又回到小灣莊。給學生安排了比較乾燥的房間，我們女教師就在豬圈填平的房子住，用腳踏一會地都會出水又濕又臭實在無法睡，後來發現有一個小閣樓，可能是以前農民放糧的，用樓梯爬上去，很低抬不起頭得爬進去但很乾燥，我們六個女老師就都擠在哪兒。終於正式上課了，但經常停課參加各種突擊勞動，撿桐油籽、種甜菜、挖魚塘、送糧還有農場勞動。
大躍進真是躍的快，不久要求山上也要辦教學點就把山上學生組成一個班。遷到大壩山上。我一個人帶班上山。學校在大壩山山頂的一個小山頭上，可能是當地的最高處。是一所新修又棄置的房子三間屋，沒有門窗孤零零的在山頂上。上山的第一天安頓好就放學生回家休息，夜裏我一個人住在這沒有燈光、沒有門窗、沒有鄰居的屋裏，外面的風很大，呼呼的風聲，躺在學生用竹木給我綁的床上，嚇的很難入睡，只盼天亮學生回來。在這裏我一個人上語文數學等一切課，上午上課下午勞動，勞動時有班勞動委員管我不用操心，其實我除了上課其他多是學生照顧我。學生中有高小畢業後當過幾年農民的20多歲比我大，應屆的一般比我小4～5歲，在農村從小勞動，生活能力比我強。有時到公社開會，近30里，晚了學生會到半山的煙坡頂接我。有一個炊事員煮飯，開始是包穀羹，以後就是以羅卜為主了，大瓮子鍋煮的羅卜都是苦的。有一次開會回來學生說撿了一隻死雞燉的湯叫我喝，確實很鮮，喝後才告訴我說是他們打的一條蛇。有的學生把家裏弄的鹹菜悄悄從肩後倒到我碗裏或先埋在我碗裏，農民子女的淳樸感情使我終身難忘，有的學生現在我們還有聯繫。人民公社前我剛去時，家家堂屋都供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傳統文化保留得比較多，那時在農村對教師是很受尊敬的。我一個在家嬌養的女孩沒有什麼生活能力，沒有這些學生的關照，在那艱難的歲月真是很難走過來的，「文化大革命」後，傳統文化、道德被批判，師生的關係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後的學生再沒有那麼好的關係了。
幾個月後，大躍進要辦高中了。我們又回到小灣莊。把三個初一班中成績好的學生中，選出一個班讀高一。我當高中班主任並教物理、數學。
58年剛開學時糧食是調撥，包穀羹可以吃飽但沒有油、肉、糖，菜也少，我們自己買鹹菜。58年紅薯大豐收農民用紅薯餵豬。包穀吃久了沒菜也難下咽，看到農民餵豬的紅薯，我們就去向飼養員要豬食的紅薯來吃，覺得真甜真好吃。因為勞動力都去修水利、戰鋼鐵，紅薯在地里沒有人收，晚稻有的在田裏沒割、有的割下來在田埂上沒人挑回來最後都爛在地里了。以後糧食就開始緊張，學校不供應包穀了，讓我們自己在地里挖紅薯。那就天天吃紅薯一直到年底。但後來真是甜膩的吃不下了，把紅薯沾上鹽、醋、辣椒吃，真是嗅到那味兒都飽了。後來紅薯爛在地里，就開始挨餓，再想吃紅薯已不可能了。從大壩重回小灣莊後，59年糧食開始緊張，學生改為走讀，停止供應，就是回到農村吃農民的定量每天二兩每月六斤原糧。我們教師每月17.2斤糧票，就在附近的公社糧站搭夥，要橫穿馬路有10多分鐘的路程，在路邊常看到有餓死者。住的最遠的學生在大壩山上，下來上學一般都要走兩個多小時，早上天不亮就出發，學校是9點上課，中午不休息，老師有利用空堂時間抽空吃飯，學生上完課後要在農場勞動主要種蘿蔔青菜紅薯之類，四點鐘放學走到家已經是天黑了。糧食越來越緊張生活越來越苦。其間還有不少突擊任務。學生冬天都穿的很少，有的穿一件內衣外面是半長的襯衫，多數光腳到校後洗一洗才穿鞋，少數學生上課時兩腳間夾一個烘爐，就是用一個瓦碗外邊用竹蔑編成手提爐，在大食堂把煮飯後的炭火裝在碗裏取暖，光腳經常凍的腳上冰口出血，我真難想像他們是以何等的毅力堅持學習勞動的。記得我曾將一件舊棉衣送給一個學生，2008年這個學生到成都看我，還提到此事說這是她穿的第一件棉衣。1960年上半年由於貫徹階級路線，半期中通知各班將地、富子女退學攆出學校，其實當時我們班只有兩個，成績都很好，平時低眉順眼，又矮又小，是聽話又能吃苦的好學生，我真的無法執行上面決定，就對學校講他們是我的學生學習勞動都很好，又遵守紀律身體單薄還能吃苦，無緣無故你叫我怎麼攆他們？教導主任也是重慶知青，就沒反映上去，這兩個學生讀完了這學期，60年9月份開學，學校就不准他們註冊報到，我知道小女孩楊仕林傷心的痛苦，同學們勸她，我不忍心和她見面，後來聽說因無法生活跑北大荒去了。還好前兩年有學生給了我她的電話跟他聯繫上了，我給講真相她還能認同。
61年2月全縣農中停辦，我被分配到長壽三中仍在葛蘭，教了一學期初三化學當班主任，中考在全縣11所中學中排第3。由於饑荒大躍進時辦的初級中學從4中到時10中全部停辦，全縣只剩下一所高完中及三所初級中學，我們下鄉的同學都放到小學，開學後不久三所初級中學全部停辦。三中停辦後，我被調到新市小學。在長壽三中的半年是我生活最苦的半年，公辦中學不像農業中學，有農場地里有菜。就只有17.2斤糧票，平均每天半斤多，食堂吃碗碗飯一人一小碗，早上1兩、中午、晚上2兩，有點炒鹽。老教師多數都在學校內開荒種點菜，我剛去既無地也不會種，就和學生一樣吃野菜，經常吃餵兔子的鵝爾草、還有從學生學宿舍收來的尿倒在一個坑裏，人用棍子攪，生成一層綠色的東西叫小球藻，說是植物蛋白是高營養品，還有連炮酶就是發過酵的米糠灰，土茯苓(一種樹根)當時全國水腫病人很多，腫病人死的很多。61年後幹部中腫病號每月30斤稂。一次校醫告訴我全校人人都是腫病，人人都吃30斤就你一人不腫吃17.2斤，我給你開一個月腫病證明，吃了一個月30斤。其實當時我已餓得撐不住了，每天早上4～5點鐘都餓得胃裏翻騰吐酸水，用盆子接所以後來一直胃都不好。
大饑荒時為什麼停辦學校？因為老師們的供應工資並沒減少，唯一能減少的就是學生的糧食供應。就為了學生少吃一點糧食多一點人挨餓，長壽停了10所初級中學，十多所農業中學，如果不停辦這些學生多讀點書成為有文化的農民對個人、對國家農村建設不都是好事嗎？就是為了減少了糧食供應完全不顧人民前途。我的那些學生雖然只讀了兩年半中學，他們還是有些人發展的比較好。當然大多數都是有文化的農民有當隊長的，也有教書的，還有電站站長，有當醫生的、參軍轉業當幹部的，還有當鄉長的，文化知識高了對一個人的發展確實是好處的，但是共產黨就是為了剋扣糧食，就斷了很多人的發展之路。
中共的政策從來都是左右搖擺，像盪鞦韆一樣56年提出「向科學進軍」擴大大學招生，在職幹部很多考大學的。57年因為「反右鬥爭」，大學壓縮招生，而且貫徹階級路線，我們學校是重點1、3、7之一，也只考取一半，落榜的除了成績差的就是成績好岀身差的。58年「大躍進」高校又擴大招生生員不夠，高二的學生提前畢業參加高考。到62年又是壓縮招生，好在提了一條：「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高分不落榜」。63年又有階級路線，64年基本上不收出身不好的了。
58年擴大招生，和我一起下鄉的同學有很多跑回重慶參加高考，也有同學來約我回去報名，我沒有同意，我說我們說的是3年建設新農村，要講信用我60年考。後來知道沒下農村的成績差的都有考上大學的，而下鄉的成績好的也只有2人考了民辦化工學院，後停辦轉入重慶師專化學科。這正是越聽黨的話越不得好。60年3～4月份我就開始向有關部門反映，要求考大學。找到縣文教科不同意。我就寫信到省高校廳、中央高教局、一直至到陳毅付總理，都沒有得到回信。一個周末片區4個農業中學到葛蘭農中開會，一起下鄉在另一所農中的張姐也來了，好久不見面特別高興，拉着她講話，她緊張地問我：你知不知道開什麼會，我說不知道。她告訴我幾個農中都開了預備會，批判你想考大學。你膽子大衣，怎麼敢向上寫信？四十幾個教師加上縣區相關領導50多人開批判會。沒有直接點我的名，老師們都不直接說我，都說自己以前想考學校不對。這次會不如他們所願也就不了了之。會後文教書記找我談話說：想上大學離開農村是與勞動人民格格不入，是資產階級思想發展下去就是帝國主義，以後會成為敵我矛盾。等他說完了，我問他：5月份我是先進教師，6月份成了敵我矛盾，你沒找我談過話，是不是工作失職，可能他怕影響自己就再也不提此事。這一年我也再不敢提高考。61年因為在長三中教畢業班不忍心把學生丟下，再加上去年剛被批判了也就沒有申請。長三中停辦後調到新市鄉中心校教六年級算數。這時思想上就不平靜了，說好三年考大學，現在卻成了遙遙無期，就在衛生院開病條不上課。新市小學黃校長是葛蘭大壩山上的人原先就認識我，找我談話說：知道你想讀書，你現在教小六也很關鍵好好教我幫你報考學校。62年他調到縣黨校學習，6月份還不見回來，我急了給他寫信說：你要講誠信不能騙人。七月一日黨校放假，他回到學校告訴我，在縣裏學習時，他多次給文教科反映：現在停辦那麼多學校也不缺老師要求放你考學，文教科堅決不同意，他不想失言所以趕回來用小學公章開了三張空白證明，你回重慶看怎麼寫，能報就去考，不能報就趕快回來。看招生要求是要縣團級證明，沒有辦法也只好趕回去試一下，好在62年政策是「糾左」，報名時又遇到好人沒用文件政策卡人，才得以報名參加了高考。深刻體會到在中共治下一個人要掌握自己命運有多難，一切由黨操控，由黨官操控。我很幸運總遇到好人，邦我逢凶化吉。可能因為我是有神論者，得到神靈護佑吧。可是這個省高教廳長後來卻被撤職，連他的秘書都下放到了中學。在這個體制下好人不好當，好官也不好當。
拿到錄取通知回縣辦手續，把文教科的領導氣壞了，一直等了幾天也不辦，說要研究以什麼形式去讀：是離職還是讀了返回長壽？這些我已經毫不在意了。回到葛蘭遇到黃校長，我還沒來得及謝他，他反倒送我一支鋼筆希望我到大學好好學習。領導中真有不整人的好領導，可他卻因此事在文革中被批鬥，他說他不後悔。現在我們還有聯繫，我真心感謝他幫我圓了大學夢。
農村4年半雖然生活很苦，也受了很多委屈但也使我對社會對人生有了許多思考，不再盲從於一些宣傳，成熟了許多，明白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