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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會出了難以解決的問題 就會鼓勵娛樂和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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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微信公號:頭牛大觀編輯的趙汀陽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的文章《一旦社會出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會鼓勵娛樂和體育》

大牛哥編者按:

娛樂至死是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爾·波茲曼於1985年在作品中提出的。它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電視聲像逐漸取代書寫語言。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後,不僅沒有改變娛樂至死造成的傷害,「快文化」的便利性反而加速了其發展。並會逐漸演變成一種精神控制手段,被有意識的加以應用。類似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一些做法。基於人類交換信息的本能。當真理不能被探討,有價值的思想被封禁的時候,人們就只能選擇一些沒有意義的信息進行交換。而很多這類東西幾乎沒有公共價值。長時間依賴於低效信息,會使人失去最寶貴的獨立思考能力。只有人們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開始主動撕開禁錮,才有可能擺脫思想上的控制。這時候,就會湧現出大批仰望星空的人。他們將會成為一個民族的希望。

人民需要思想,而不僅僅需要娛樂和知識

目前這個社會似乎有一種集體性的對人民的誤解,即以為人民只需要娛樂而不需要思想。事實上正如很容易觀察到的那樣,當下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娛樂明星、都市寫作(都市寫作大概指的是小資讀物、城市生活和夢想、勵志圖書、城市青春故事、八卦故事、時尚風情、動漫圖書以及各種關於物質生活的圖書,總之就是各種鼓勵人們胸無大志的讀物。)

這樣輕浮的墮落是令人吃驚的。它讓我想起心理學家斯金納說過的:一旦社會出了難以解決的問題,社會就會鼓勵娛樂和體育。他是想說,人民只是好像最喜歡娛樂,其實是商人和政府需要人民去喜歡娛樂。娛樂並不是壞事,問題在於,如果娛樂成為最高價值,同時還反對宏大敘事和深刻思想,這樣就形成一種輕浮和軟弱無力的精神解構,讓人之關心雞毛蒜皮的生活細節,個人利益、個人權利和個人感受,總之把視野縮小到個人。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值得思想的了,關於個人,至多有文學(而且是壞的文學),而不可能有思想。

所謂思想,就是去想他人、社會、國家和世界。不想大事情,就不是思想,而是感想。在思想的時候,思想只代表某種可能性,不是要去代表個人,也不是代表某個集體。如果代表個人,就是輕浮;如果代表集體,就是意識形態。用小敘事代替宏大敘事,用娛樂代替思想,這樣腐敗的精神最終會導致社會的崩潰。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注意到學術界存在着對自身的另一種誤解,學術界喜歡欺騙自己說,學術有理由從書本到書本,只關心概念而不需要關心真實。這種純潔的墮落雖然不太顯眼,但卻也是對思想的誤導。對生活沒有意思的思想也是一種娛樂,儘管據說是一些高於生活的知識。

可是,知識未必都是光輝的,也有可能是完全無聊的。我們所以思想,終究是因為生活出了問題,假如生活不出問題,就沒有什麼值得思想的。

思想的嚴肅性來自生活的嚴肅性,顯然,正因為生活中充滿了不幸、不公、壓迫、剝削、謊言、欺騙、貧困、衝突和戰爭,正因為生活有着光榮與夢想、成功與失敗、混亂與秩序,如此等等,因此才有許多問題可想,而這些問題所以是嚴肅的,是因為它們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意義。生活的意義是一切思想的必要條件,思想不可以高於生活,但比現實生活更寬闊,它要把各種可能生活都包括在內,以便能夠充分地理解生活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思想需要一個比現實生活更大的框架,才能夠有效地分析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思想不高於生活,但大於生活。因此,無論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多麼深刻,都必須與生活問題相關,在生活語境中沒有意義的哲學是壞的哲學。

人民需要思想,而不僅僅需要娛樂和知識。娛樂是一個反對精神生活的陰謀,因為它事先預定好了什麼是快樂,使人不能有自己發現的歡樂。同樣,無聊的知識也是個反對思想的陰謀,因為它事先預定了答案,然後再假裝提出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打算讓人思想。「教科書」是個關於知識的最好隱喻。當然,我們不是在反對知識,很多知識是有用的,這一點不言而喻。問題在於,除了知識,人們還需要思想,因為任何一種知識的合法性都是個問題,都需要被反思。對知識的合法性的批判就是哲學,所以哲學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使人去思的思想。

「學園」(Academy)和「大學」(University)

從「學園」模式到「大學」模式的轉變可以看出哲學是如何變壞的。雖然柏拉圖的「學園」被認為是大學的前身,但實際上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愛智慧到知識生產,這就是根本的變化。

愛智慧是通過思想的力量引導人們去思想,而知識生產卻是供應一些答案,在這些答案中,事物被描述成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

這些知識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於正確知識的比例是多少,關鍵在於,假如思想變成了一種程序化的生產方式,只生產統一規格的產品,就像其他工業產品一樣,那麼,思想就終結了,人類就進入了集體腦死亡。如果把「學園」和「大學」看做是不同工作方式的隱喻,那麼可以說,「學園」的工作方式是把由生活所提出來的問題擺在大家面前進行自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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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可以動用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全部可能性去進行分析,按照今天的學術語言,就是動用在邏輯上相關的所有「可能世界」去分析問題,這樣,懷疑論就優先於信仰,邏輯就優先於偏好,證明就優先於解釋,思想就有可能超越信仰、意識形態和知識偏好的局限。

也許人們需要某種信仰,但是必須承認思想的優先性而不是相反,因為信仰意味着某種拒絕懷疑的信念,也就意味着停止思想。與「學園」不同,「大學」的工作方式是把知識當做產品來生產,並且把它傳授出去,其中具有「產品生產和產品營銷」的運作方式。儘管大學原則上不拒絕思想,但它優先考慮的是知識生產的標準化、規範化和統一管理,考慮的是把知識賣出去,這樣就必定有了知識經濟學,知識變成了一種特別的利益,經濟活動中的所有弊病就都表現在知識生產和銷售中。

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學堅持推銷許多非常可疑的知識並且往往成為知識生產的壟斷機構,顯然,維護陳舊的或低水平的知識有利於降低知識生產的成本並且使利益最大化。如果把大學看做是一個經濟學的分析對象,就更能夠看清楚大學的性質。

知識只是關於事物的某種描述和解釋,只是某種特點角度的敘事,假如知識的合法性得不到批判和證明,就會形成知識的專制。人們往往只批評了社會的專制而不去批評知識的專制,這是很危險的。社會專制只是控制了「身」,而知識專制控制的是「心」,這才是更深刻的專制。

或許社會科學可以採取「大學」知識生產的模式,因為社會科學是各種專門知識。可是思想卻不可能專屬於某個領域,比如說,經濟學的思想對於社會性同樣重要,社會性的思想對於倫理學同樣重要,如此等等。

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科的,這一點不可不察。既然哲學試圖創造思想,那麼哲學就不可能是某個學科,而是所有學科所共有的基礎研究。

「學園」對話模式是思想創造的最好條件。當然,所謂「對話」並不是說一定要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樣以談話的方式去對話。在這裏,「學園對話」只是個隱喻,它至少假定:

(1)思想對話是由生活談話發展出來的,也就是說,思想與生活問題有着必然的相關性。

(2)既然對話意味着雙方(實際上總是多方)的參與,那麼對話必須是自由和平等的,否則就不存在對話。假如談話沒有自由和平等,就意味着只能「聽」而不能「說」,這樣的話,對話就變成了單方面的說話行為。

對話的自由和平等在邏輯上排除了任何一種立場或信念的優先地位或特權地位,於是,任何一種立場和信念都必須被看做是思緒批判的對象。我曾經論證說,思想是無立場的,理由也在於此。

(3)既然否定了任何一種立場的特權和優先地位,那麼,任意一個立場就只不過相當於思想的邏輯空間中的某種可能性,這樣,我們就總能夠把立場兌換成思想的可能性去分析,於是就超越了立場之爭,而把立場之爭轉換為各種可能性的邏輯分析。

如果我的分析沒有錯的話,這就是「學園」的要義。

哲學的基本使命或原旨

從一開始,哲學的基本使命就是對生活中的決定性的基本問題,諸如幸福和命運、權利和權力、規則和制度、道德與倫理等等,進行思想上的元研究,並且發展了原創性思維和理性對話的方法論。這似乎可以稱為「哲學原旨主義」。

但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的哲學在很大程度上誤入歧途,自從哲學變成大學中的一個體制化學科,它就成了一種知識工業,它對文本語境中的語詞和文獻的興趣超過了對生活語境中的真實問題的興趣。

因此,為了重建哲學與真實問題的聯繫,就必須回歸哲學的偉大傳統(希臘和先秦),回歸蘇格拉底和孔子式的開放性對話。

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在發生巨變,我們似乎正進入又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需要新的觀念,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自文藝復興之後的又一次思想創新運動正在來臨。

我們追憶哲學原旨主義,是因為它是最好的哲學方式,是為了能夠更好地重新思考各種基本問題。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儘管基本問題幾乎是永恆的,但顯然需要新的解決方法。因此,哲學原旨主義並不準備追隨古代哲學的觀念,而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哲學原旨主義。從希臘和先秦兩種正宗哲學可以看出:

(1)任何一個哲學問題如果是有意義的,它必定是生活所提出的重大問題;

(2)生活的重大問題首先是政治哲學問題、倫理學問題和思想方法論問題;

(3)對問題的任何一種解決如果是有意義的,它必須是普遍有效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頭牛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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