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共在大陸颳起了陣陣文革復辟風，改黨史、跳忠字舞、拔高文革定調。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知道10年文革的災難：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蠱惑下，「忠於黨、忠於毛澤東」是中國人必須自覺接納的人類唯一真理，同時也成了紅衛兵小將們打砸搶、批鬥、告密、殺戮等等一切反人性行為的「正能量」源泉與革命法條。
「破四舊」中無數文物、建築和古蹟遭到毀滅，學生批鬥老師、子女批鬥父母，上億人被整。人性被黨性吞噬，親情被階級仇恨撕碎，人心被反反覆覆地凌辱、扭曲、變異，大地荒蕪，山河嗚咽，5000年文化傳統被徹底斬斷。
這樣的劫難，如今為什麼竟能成死灰復燃之勢？還有人趨之若鶩、為其抱薪點火呢？中共掩蓋真相，拒絕真話，致使人們對中共假惡鬥本質認知不清是根本原因。
鄧拓愚忠的遺言——真心的假話
2020年，網絡上流行着一句話：「相信共產黨，跑步進入火葬場。」這話用在文革第一位自殺的高官鄧拓遺言身上比較貼切。
早在1942年，鄧拓就提出「毛澤東主義」，對毛忠心耿耿。1949年後，鄧拓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充當中共各種政治運動的輿論吹鼓手，批《武訓傳》、《紅樓夢》、批胡風。1957年，毛澤東提出大鳴大放，《人民日報》沒有《文匯報》《光明日報》跟的緊，鄧拓被毛批為「書生辦報」。大躍進時，毛再批鄧拓是死人辦報。
大饑荒期間，鄧拓又審時度勢，在《慶春澤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一文中寫道「百里千家足稻粱」「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1961年，鄧拓為配合「高舉三面紅旗」，在北京晚報《燕山夜話》專欄發表雜文，在《不怕天》一文中他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勝天」。
但鄧拓對毛澤東的做法並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據王若水回憶，1950年，鄧拓私下裏說過：「伴君如伴虎。」1957年5月，鄧拓在人民日報發表雜文《廢棄「庸人政治」》，暗批毛主觀主義作風，後在《燕山夜話》發表《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等文，成了他攻擊偉大領袖和黨的鐵證。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中說：「鄧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數黨內幹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請胡績偉去潭柘寺散心時說毛這個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講過的話，可以翻臉不認賬』。」
但鄧拓最終不能跳出對共產黨的認識，而被中共整肅。1966年5月16日當天，戚本禹發表文章，稱：「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2天後的凌晨，54歲的鄧拓自殺。
鄧拓在遺書中，再次表達了對中共和毛的愚忠：「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甚至還不厭其煩的辯解，《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並非影射毛澤東。可是，又有什麼用呢？似乎冥冥之中，鄧拓已經感覺到了表忠的無效，寫完辯解之後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革結束後，鄧拓被平反，中共又換了一套說辭，說鄧拓的文章里根本就沒有諷刺偉大領袖的意思，鄧拓是忠心擁護黨和毛澤東的。
是什麼導致了鄧拓一生的悲劇？學者傅國涌總結說：「他的心靈沒有能在黨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只落得自殺的下場。」
江青的「免責」辯護詞——泄密的謊言
1980年，中共公審「四人幫」，12月24日，江青在法庭上念了2個小時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開場就反駁起訴書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歷史，隱瞞捏造事實。你們說了我那麼多罪名，沒有一件能站得住腳。……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到毛澤東主席逝世，我沒有什麼自己的綱領，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執行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執行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江青在法庭強調「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不停的為自己辯解、開脫，江青指責鄧小平、華國鋒對她的審判是利用專政，搞法西斯。江青最終被判死緩，1991年自殺身亡。
江青的這份辯護詞堪稱「泄密的謊言」。中共的用人之道是卸磨殺驢，這對任何人都不法外開恩，江青也不例外。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都不是個別人能搞起來的，中共擅長的是搞群眾運動，讓所有人手上都沾滿血。江青在辯護詞裏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文化大革命十年來，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這場運動中，所有揭發出來的走資派和叛徒、特務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統統都是假的，統統都是冤案、假案、錯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劃的，這可能嗎？這豈不把你們的能力和才華都抹殺了嗎？」
但江青為何能如此理直氣壯呢？因為她非常清楚，一切罪惡行徑都是中共和毛讓她做的，她並毫不避諱地在辯護詞中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這位曾經的紅都女皇卻沒有料到，中共為了需要，對她也會關門打狗，棄市問斬。
江青打擊別人用過的手法，中共在辦江青專案的時候，全都用在她身上。1976年10月，江青專案組辦案人員將幫助江青去延安的徐明清抓捕，刑訊逼供，證明江青去延安前就背叛了革命。徐明清本以為順着專案組的人來就可以解脫，沒想到作證後還是進了秦城監獄。
作家方方在評價文革時說過一句話：真相比結論重要。而中共煽動政治運動時，只給出「高瞻遠矚」的定性、不可挑戰的命令和漏洞百出的結論，卻從不給出真相，並且製造舉國文宣謊言，為極權維穩。
它擅長的是，把國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敵人」，一部分是消滅「敵人」的「戰士」，誰聽黨的話、誰要黨性不要人性誰就是堅強的「戰士」，為了證明黨具備自我糾錯的強大功能，「戰士」可以被挖掘成潛伏的「敵人」，「敵人」也可以平反為「戰士」。百年來，中共就是這樣以挑起一部分人鬥另一部分人的方式來掩蓋着自己的滔天罪惡，幽靈般遊蕩在中華大地上。
哈維爾：過講真話的日子
邪惡有時並不訴諸於血淋淋的暴力和可辨別的道德缺席。唱首紅歌，跳個忠字廣場舞，帶個八角帽來一次紅色之旅，在一些大陸人看來，也許還是件不錯的浪漫事兒。對於不經世事的青年，或許文革對他們來說，還是遙遠的美麗的謊言。但對於親歷過共產黨歷次政治運動的人們來說，事情就遠不是那麼簡單了。
前捷克總統、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曾舉了個例子。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里貼了一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這條和蔥頭、胡蘿蔔一同批發下來的標語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因為，經營者們無法公開在當局將意識形態和生活資料打包批發過程中，做出只要後者而不要前者的選擇，否則他們就得關門。
「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下，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哈維爾指出，這就是後極權主義時代下人們生活的特徵。
在後極權主義時代，原教旨主義的極權動力已經衰竭，按照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說法，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但制度還是在慣性運轉，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所不同的是，當局雖然會用權力替代真理，但多少會在紅頭文件上印點依法治國之類的標題。權力集中和權力尋租的本身就是在台下鼓勵腐敗，台上呢，它要驅動消費主義，引導一切向錢看的人生態度。製造人性冷漠、自私、玩世不恭、唬人的愛國主義等等手法，都會成為後極權政權維穩的主攻方向之一。
那麼如何抵制後極權主義呢？哈維爾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做一個說真話的人。」「過講真話的日子」。理由也很簡單：「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還指出說真話是「無權者的權力」，其動因是人的良知。哈維爾的著作曾在共產歐洲廣泛流傳，很多年輕人喜歡讀。在瓦解捷克共產政權上，他的思想和努力無疑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2008年他與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在布拉格簽署了《關於歐洲良知和譴責共產主義罪行布拉格宣言》。
「三退」是最善意的真話表達方式
哈維爾的話在今天讀來，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意義。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是，中共極權的虛假、荒謬與罪惡，催生了偉大的三退運動，即自發退出中共黨團隊的良心運動。三退運動是21世紀最善意最偉大和最具有道德力量的真話表達，也是中共解體前的民情民意真相。
2021年4月18日，大陸移民黃瑩洲女士在領取三退證書時公開表示，他的爺爺因為贊同孫中山被中共害死，奶奶被關進牛棚，父親躲在深山裏，兩個當時才四五歲的叔叔在家中餓死。黃女士的父親告訴女兒：「共產黨就是土匪。」爺爺當年的遺言是，「如果有一天共產黨倒台了，一定要在我的墳頭告知我。」黃女士表示：「共產黨的新聞表面上都富麗堂皇。」「但是共產黨的東西是假的。」她呼籲更多的人參與三退運動退出來。
聲明人「全小將」說，一直認為中共會帶領我們走向富強，於是他便加入了共產黨，「期望能為中國的富強出一分力」。可是一件事讓他明白了真相。一天，他被村委主任叫到自家參加村幹部會議，他被眼前的景象嚇到了：滿屋看去金碧輝煌，還有幾個歌女打扮的人圍在村委主任身邊。他的黨員朋友們也紛紛說出相同的經歷。他「為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的行為感到羞恥」。他宣佈自己正式脫離中共黨的一切組織，並「希望我的經歷能夠帶動更多身邊的人認清中共邪惡的事實。」
迄今為止，已有3.79億人退出了中共黨團隊組織，而且每天仍在以數萬人的速度滾雪球般向前滾動。據新唐人報道，自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後，掀起了全球華人三退活動，突破1億大關，用了6年8個月，突破2億大關，用了3年8個月，突破3億大關，只用了35個月。2021年前兩個月的三退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