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冬天，列強環視下的北京似乎特別寒冷。北京的外務府內，每天忙於周旋於列強之間的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卻突然收到了一個來自東北三省的消息：一種染之即死的怪病，迅速的蔓延了整個東三省，它就像是沙塵暴一般，撲向了北京。
10月25日，在中俄邊境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市裏，有一家叫「魁升員」的客棧，兩位從俄國回來中國礦工在這裏投宿。這兩位礦工突然發起了高燒，不停地咳出鮮紅的血液，身上也出現了紫紅色的斑點。當地的醫生們對這種奇怪的病症都束手無策，很快，兩位礦工就死去了。
然而，這不是結局，而是恐怖事情的開始。緊接着，客棧、酒吧里的服務人員也出現了相同的症狀。短短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爾濱，也陸續有居民死於同樣的神秘疾病。瘟疫，爆發了，如水瀉地，似火燎原，從中俄邊境，從哈爾濱，一路南下。長春，瀋陽……瞬間就奪去了數百人的生命。恐懼，一下子深入到東三省每個人的心中。
而俄國、日本兩國更是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為藉口要求獨立主持北滿防疫。疫情越來越嚴重，列強更是對東三省的主權虎視眈眈。
要將主權拱手相讓，清政府當然不願意，可是如果不儘快控制住疫情，這場瘟疫就可能會要了大半國人的命。清政府迫切的需要一位能控制疫情的中國醫官。
1911年12月，面對神秘的瘟疫，31歲的他欣然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請，出任中國醫官。他是伍連德，一位出生於馬來亞的中國醫生。
當他風塵僕僕的趕到哈爾濱的時候，瘟疫已經在哈爾濱流行了一個多月。而在一個叫傅家甸的地方，聚集着闖關東來的兩萬多人。這裏，也是瘟疫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每天都有十多個人因瘟疫而亡。
瘟疫中者必死，往往全家斃命，男女老少都難以倖免。馬路上橫七豎八地躺着冷冰冰的屍體，整個傅家甸，籠罩着濃濃的死亡氣息。
在長期鑽研細菌學研究的伍連德看來，要控制瘟疫，一定要先了解疾病的起因。多年的西方醫學學習經歷告訴他，解剖，是最快又最有效的了解疾病的方式。可那是1910年的清朝啊，解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禁區。儘管每天有那麼多人死去，卻沒有一具屍體可以讓他解剖。
在他抵達哈爾濱的第3天，一位日本籍的女性因瘟疫而亡。伍連德避開所有人，悄悄的完成了他的第一次醫學調查——解剖屍體。
他發現死者是由於肺部炎症窒息而亡，熟練的取下一部分病變組織後，他迅速的離開了解剖現場。這也是清朝時期民間的第一次屍體解剖。
顯微鏡下的鼠疫桿菌接下來便是嚴謹的求證過程，只有拿到了足夠的證據，才能確定死因，才能控制瘟疫。在一台當時哈爾濱沒有一個人見過的儀器——貝克顯微鏡的幫助下，他找到了瘟疫的元兇——鼠疫桿菌。
那時候的人們普遍認為鼠疫的流行與老鼠身上攜帶的跳蚤有關，當瘟疫的元兇是鼠疫桿菌的發現流傳開來，大規模的捕鼠運動也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
可讓大家目瞪口呆的是，捕鼠運動並沒有阻止瘟疫的蔓延。東三省的老鼠被大量的捕殺，可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數不降反升，甚至達到了每天死亡50人的高峰。經過檢驗，伍連德甚至沒有發現任何一例攜帶了鼠疫桿菌的老鼠樣本。
沒有特效藥，鼠疫幾乎染之必死。眼看着中國就要淪陷在鼠疫中，變成第二個中世紀的歐洲。
東北鼠疫6個月內的死亡人數統計圖表
敏銳的伍連德卻發現，東三省的這次鼠疫流行似乎與以往的不太一樣。病人表現出來的症狀和之前感染了鼠疫的人不同，而且死亡速度更快。既然老鼠已經被排除了嫌疑，那究竟是什麼引起了這次的瘟疫呢？
突然，一個細節讓伍連德有了一個大膽至極的想法。流行於傅家甸的鼠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所有的死者都曾處於密封的房屋之內，而且是一家一家的集體死亡，死因也都是肺部感染引起的窒息。那麼，空氣傳播，會不會是鼠疫桿菌新的傳播方式呢？
醫生團隊正在解剖死者伍連德立即起草了一份電報稿，他將這次在東三省流行的鼠疫稱為「肺鼠疫」，認為是通過飛沫傳播的。他建議清政府立即停止對老鼠的捕殺，並且徹底封鎖哈爾濱，切斷鼠疫的流通道路。
這時候，深受清政府信賴的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法國人梅斯尼，也來到了傅家甸調查鼠疫。梅斯尼對於伍連德關於肺鼠疫與飛沫傳染的說法嗤之以鼻。
梅斯尼甚至要求伍連德退出這次的防疫工作，由自己來領導。兩個人誰也沒辦法說服對方，最終不歡而散。
為了能讓清政府儘快的採取封鎖措施，伍連德連夜給清政府寫了一封請辭電文，他說，只要清政府同意封鎖哈爾濱，那麼他願意讓梅斯尼來負責這一次的防疫工作。
可封鎖哈爾濱後，疫情並沒有如他所願的安定下來。就在他等待清政府回音的這一天，疫情開始全面爆發。哈爾濱每天的死亡人數急速攀升，甚至天津、北京都開始出現零星的鼠疫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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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即將到來，在傅家甸闖關東的人即將大規模返回山東。如果沒有任何的控制措施，瘟疫，將可能會蔓延到整個中國。
38個小時後，伍連德終於收到了清政府的回信。出乎意料的是，朝廷決定免去梅斯尼參與鼠疫防疫的任務，由伍連德繼續領導鼠疫防疫小組的工作。
身穿戎裝的伍連德
次年1月4日，後援力量陸續趕到了哈爾濱。十多名醫生相繼加入了伍連德的隊伍，他終於有了一支可以調動的防疫隊伍。
信心大增的伍連德決心要找到鼠疫桿菌的源頭，他想到了自己最開始解剖的那具女屍。那個女人和一個皮貨商一起居住，而那個皮貨商經營的是貂皮和旱獺皮。
難道是貂或者旱獺的皮毛上攜帶有鼠疫桿菌嗎？伍連德開始了對皮毛的調查果然，在旱獺的皮毛里，他發現了鼠疫桿菌的存在。
原來，生活在高寒地區的俄國人喜愛貂皮大衣，可貂皮產量有限，有些獵人便開始捕捉草原旱獺仿製成貂皮大衣。巨大的利益刺激着捕獵者們，他們開始大肆的捕捉草原旱獺。
在當地，有經驗的獵人自然不會去捕捉生病了的旱獺。可闖關東的新移民們沒有這樣的顧忌，他們大量捕殺巢穴里動彈不得的病疫旱獺，從而導致了病菌的傳播。
正當大家因為找到了鼠疫傳播源頭而高興的時候，一個意外的消息讓他們的心情都低落到了谷底——梅斯尼由於接觸了鼠疫患者而患病去世了。這個消息猶如重磅炸彈般投向哈爾濱，最有希望對抗鼠疫的專家死於鼠疫，這讓人們感到更加的絕望。
人們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伍連德的身上。與此同時，伍連德也得到了空前的支持。
他立即封鎖了經過哈爾濱的日俄鐵路，禁止鐵路運營，還讓俄國鐵路局的最高指揮官為他調集了100節空車廂。這些小車廂通風好，易於消毒，很快成為了鐵路線上的最佳隔離所。
關閉學校，撤空客棧，他將患者都隔離到這些已經沒有人的地方。他要求醫務人員必須帶上口罩，避免飛沫傳播，下班後要經過仔細消毒，以免攜帶鼠疫桿菌。
在伍連德的組織下，防疫人員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感染病例，立即將患者送到防疫醫院進行隔離，並對其家人進行觀察。
伍氏口罩
然而，即便伍連德採取了如此嚴格的防疫措施，這次的鼠疫卻仍然瘋狂肆虐，每天死於肺鼠疫的人數都在不斷上升，近半數的防疫人員也死於鼠疫。
恐懼與絕望的情緒仍然籠罩在哈爾濱上空，伍連德知道，自己必須做點什麼來安撫大家的情緒才行。
冬天的哈爾濱分外寒冷，土地硬得像石頭，無法埋葬的病疫屍體排了一公里長，滿滿當當地堆在哈爾濱城北的墳場。任何途徑這裏的人，都會被眼前的景象驚呆。這裏，更像是一個儲存鼠疫桿菌的大冰櫃。
無法土葬，或許火葬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伍連德想到這裏，被自己驚出了一身冷汗。在思想還沒有開化的時代，火葬，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可若是不處理這些屍體，將會是一個極大的隱患。此時的傅家甸，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死於肺鼠疫。除夕之夜，在伍連德提交請求火葬的要求3天後，他收到了清政府允許火葬的批文。1911年1月31日，被肺鼠疫奪去生命的人們被集體火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集體火葬，大火燒了整整3天3夜。
火葬完成後，整個哈爾濱的患病人數急劇下降。時值春節，城市裏充滿了歡聲笑語，肺鼠疫的陰影逐漸被驅散。完成了火葬的一個月後，哈爾濱防疫總部收到了最後一例死亡報告，伍連德也宣佈解除對哈爾濱的封鎖隔離。
至此，奪去東三省6萬人生命的流行大鼠疫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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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他起草了中國第一步海港檢疫章程，主持、主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撰寫了第一本英文的中國醫學史，他是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
他帶領人們消滅了曾讓歐洲人聞之色變的鼠疫大流行，他是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中國現代醫學的開創者。可是，有很多都還不知道伍連德是何許人也。
1879年3月10日，伍連德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檳榔嶼，他的父親是當地開設金店的僑商。從小聰明伶俐的他7歲考入了英國人設立的檳榔嶼工學。17歲的時候，在英國女皇獎學金的幫助下，到劍橋大學學醫。
利物浦熱帶病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都曾留下過他的身影。他也是梅奇尼可夫（190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和霍普金斯（192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得意門生。
伍連德（左一）在北京協和醫院1903年，他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通過了劍橋大學的博士答辯，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拿到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人。24歲的他，拿到了醫學、文學學士學位，外科學、文學碩士學位和醫學博士學位。
1904年，伍連德回到了檳榔嶼，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積極參加華僑運動服務，致力於社會改革。1907年，在時任清政府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的邀請下，他回到了中國，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
1910-1911年冬天的鼠疫大流行，伍連德臨危受命，4個月的時間，他就撲滅了這場百年不遇、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拯救了上億人的生命。那一次的防疫行動，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動」。
撲滅鼠疫的那一年，滿清帝國的最後一個春天，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召開了，總結了剛剛撲滅的東北大鼠疫。11個國家的33名鼠疫權威和傳染病專家出席了這個為期26天的會議。
萬國鼠疫研究會會場，伍連德（中左）與北里柴三郎（中右）
在這次世界矚目的「萬國鼠疫研究會」上，伍連德擔任會議主席，不服氣的日本人曾想讓北里柴三郎擔任會議的主席。可伍連德剛剛撲滅了東北大鼠疫，「鼠疫鬥士」的名聲流傳甚廣，即便北里柴三郎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之位。
當時的伍連德名聲大噪，尤其在流行過鼠疫的歐洲，他的知名度更是如日中天。英國《The Times》（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著名記者給伍連德寫信，「由於您在控制最近的鼠疫流行中的功績，您的名字在歐洲特別是英國家喻戶曉。」
梁啓超更是如此評價他，「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梁啓超對伍連德的評價
隨後幾年的哈爾濱霍亂，死灰復燃的東北鼠疫，全國性的霍亂……在伍連德的領導下，疫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接連不斷的疫情，讓伍連德意識到了建立海港防疫機構的重要性。
由外籍醫生擔任檢疫醫官，這些人從未真正將檢疫放在心上，而是一味的為外國人服務，從中牟利，走私鴉片等行為屢見不鮮。
辛亥革命後，對海港檢疫權的喪失感到心痛不已的伍連德多次呼籲「自己辦檢疫」。他以自己領導的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為基地，推動着收回中國檢疫主權的行動。
泛太平洋保存食品會議，伍連德力陳海港檢疫改革之必要。國際聯盟衛生處派調查團來華調查檢疫，伍連德與另外兩位博士一起參加該團。他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交收回檢疫主權的書面報告，親自主持收回檢疫主權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任處長，這是中國正式收回海港檢疫主權的標誌。
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接管了之前被外國控制的各個海港檢疫機構，中國的衛生事業從此打開了新的局面。
伍連德對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也功不可沒，他先後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和中國防癆協會。
主持興辦了北京中央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分院，中國第一所設備完善的現代化醫院）、東北陸軍總醫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202醫院）、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中國東北最早由中國人自辦的醫學校）等20多所醫院和醫學院校。在他的領導下，東北防疫總處成為了世界上最頂級的瘟疫研究機構。
伍連德在學術領域，也別有一番成就。他論著頗豐，一生發表了300多篇學術論文。他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學術會議，被國際聯盟衛生處授予「鼠疫專家」稱號。
1913年，伍連德就在國際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旱獺（蒙古Mamort）與鼠疫關係的調查》
他與王吉民合作撰寫了英文版的《中國醫史》，這是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傳統醫學的英文著作。他還是唯一一個被列入《流行病學詞典》的華人科學家。
他在1935年就得到過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提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走近諾貝爾獎的人。
七七事變，迫使他離開中國，遠居海外。
他曾拯救了祖國千千萬萬的同胞，撲滅瘟疫，興建醫院。可到了今天，他的名字和事跡卻被歷史的長河淹沒。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因心臟病逝世，享年81歲。臨終前，他曾在自己的自傳中這樣寫到：「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里記憶猶新。」「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