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媒體管控不斷收緊，被譽為「北方敢言媒體」的新京報卻在此時逆潮流而上，多次刊發與主流觀點不同的社評。這家都市報最近一篇刊發不久即被刪除的文章題目是,《記者正常報道與國家安全何干？》新京報此舉似乎大有衝破「黨媒姓黨」之言論牢籠之勢。然而，中國資深媒體人在為新京報點讚的同時也表示，此種「異議」文章的刊發只是個別現象，體制不變，新聞就無法獲得真正自由。
由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的新京報身為體制內報紙，最近連發兩篇「異議」社評引人關注。4月10日，新京報官方微信訂閱號「沸騰」發文《記者正常報道與國家安全何干？》，不久後被刪除。
文章內容是有關衡陽宣傳部新聞中心主任江勇向上級匯報工作的一條短訊被曝出，短訊正文是三名曾報道衡陽市負面新聞的記者的姓名、單位名稱以及個人手機號，結尾一句「我們已轉給國家安全部門」。新京報的社評置疑記者報道為何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稱「真正被威脅的往往不是國家安全，而是個人安全」。文章還認為，官員與記者發生衝突很正常，如果「配合默契」，「被犧牲的就是公眾的知情權了」。
社評往往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該報社的觀點，新京報或許也是不願與主管部門「配合默契」，被「黨媒姓黨」這一符咒捆住手腳。
文章被刪除後的次日，這家報社又發社評《「本屆人民不行」為什麼如此流行？》談到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然而民眾掌握髮聲的渠道卻並無發聲的效果。文章說，民眾一開始以為自己享有了批評的權利，但隨着批評次數的增多，卻發現這些批評聲得不到「相關部門」的重視，好似無聲的吶喊，該聽的人依然聽不到，或者裝作聽不到。
這篇社評刊發時或許是擔心在發文之初就被審核掉，採用了一種新的手法。新京報微信訂閱號推送說：「抱歉，由於某些原因，今天的推送發佈不成功。請後台回復關鍵詞，『這屆人民』或者『人民』自行取閱。歡迎幫忙轉發，謝謝。」這一新手法使文章得以「倖存」數小時，但最後仍難逃被刪的命運。
「沒有不能報道的新聞」
新京報於2003年由黨報光明日報和南方報業集團共同創辦，被譽為「北方敢言報紙」，在中國擁有較高的發行量。新京報創刊社長戴自更2014年接受《鳳凰周刊》專訪時直言：「沒有不能報道的新聞。」
戴自更是寧波人，在創辦新京報之前，是光明日報廣東站站長，在廣東工作生活了11年。他說，自己親眼目睹了南方報系的發展，辦報之初就希望做一份「新型時政都市類報紙」，而不是把時政新聞全部交給黨報做。
他在採訪中批評了中國媒體人的自我審查，稱上有禁令，下也要有對策。他說：「沒有不能報道的新聞，除非有明確的禁令不能碰。如果上面的禁令是「不能炒作」，那我就做小一點，只做一般報道，比如『動車事件不要炒作，以新華社通稿為準』，那我們以新華社精神為準，但是可以有自己的採訪補充。對禁令的處理方式取決於領導的擔當，禁令說河北某事不能報，那麼山東、湖南的同類事情還是可以報道的，領導沒必要妄自揣測、舉一反三。」
戴自更2013年曾因「南周新聞獻辭」事件被推到風口浪尖。當時新京報聲援南方周末，拒絕刊發環球時報對「南周事件」的社評。戴自更口頭威脅稱如果堅持刊發，他就辭職，然而最終抵抗失敗，次日在社會新聞版不顯眼角落刊發了社評。
新聞人的微弱反抗難以拗過體制
最近新京報連發「異議」社評，似乎是對媒體管控的又一次「挑釁」。資深媒體人、前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評論說，新京報雖然目前由北京市委主管，但人馬班底來自南方報業，「是有新聞的理想主義和職業精神的這樣一群人」。但他也表示，新京報發幾篇文章「拗不過」言論自由收緊的大趨勢，只是「有擔當的新聞人偶爾反抗一下」。
「因為就是這個體制，這個專制體制，你能幹的事情很少……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會知道他們（指新京報）在幹什麼，也知道沒有多少用，」他說。
《炎黃春秋》總編吳思也認為，新京報偶爾的「逆反」行為沒有普遍性，不能代表其他體制內媒體。他還談到，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媒體人安身立命的基礎，雖然體制內媒體人在「黨媒姓黨」的重壓之下進行着自我審查，但他們內心對於新聞自由的理解是不會改變的。
他說：「如果這個（指言論自由）有了欠缺、有了損失，你讓他們覺得很高興，你讓他們覺得很欣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基礎。要是感到心裏覺得可以接受，也是因為在做一種交換，覺得換的還值。但是欠缺這些東西一定是損失，沒有人會評價為是一種收益，一定是損失。這就是他們的普遍心態。」
今年3月，同樣是有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由於捲入「勸習辭職公開信」事件，執行總裁和主編等四人一度被公安帶走，網站也停止發佈原創內容，只轉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報道。無界新聞客戶端2015年正式上線時，執行總裁歐陽洪亮曾撰寫發刊詞感嘆做新聞舉步維艱。他寫道：「這些年，當年成群出現在一個個新聞現場的媒體人正在離開。他們的背後，一家家曾鑄造輝煌和榮光的媒體，正裁員縮編、減少出差、裁撤深度報道，甚至倒閉。」誰知此話一語成箴，無界新聞最終難逃倒閉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