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末再度出訪，先後赴土耳其出席20國集團（G20）和菲律賓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兩大峰會。而總理李克強除在國內召開多場會議外，本周五也將赴大馬的東盟10+1和10+3峰會。往年此時，中國一年一度的「秋季外交」會告一段落。然而今年卻遠交近攻，異常忙碌，顯示領導層身體力行「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進入「安內攘外」的新階段。
習近平親拍板赴菲
攘外意在息爭止紛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領導層極度重視「攘外」，過去半個月間外事活動頻密。不僅歷史性的兩岸領導人會晤恍如忽來神筆，接踵而來的荷、德、法等國元首訪問中國大陸，與早前習近平出訪越南、新加坡，也與過去一早安排、事前廣為宣傳不同，令人目不暇接。今次菲律賓的APEC峰會，由於中菲南海之爭導致關係緊張，中國也是最後一個確認出席的經濟體，最後由習近平親自拍板成行，意在身體力行，息爭止紛。
習近平今次在G20峰會除介紹中國經濟現狀與未來外，也力倡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在APEC峰會或會重提亞太自貿區（FTAAP）之議。在兩個峰會，都推介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剛通過的有關十三五規劃的建議。這都是出自「兩個統籌」的基本思路，更是安內攘外的交織。
值得留意的是，在習近平出訪前夕，主持召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一個新招，即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這是在經濟變局中，中共繼開放二孩生育、推出居住證制度、繼續「雙降」穩增長之後，「安內」的又一重要舉措。
提升供給體系質素
安內又一重要舉措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改善政府的投資方向，加大對投入明顯不足的醫療、社保、養老等民生領域，降低一般製造業領域的投資比重。同時透過政府行政改革，讓社會資本在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間資本的投資機會，把產業結構轉移到適合現在市場需求結構的軌道中來。高層近期的「安內攘外」，證實中國確實面臨內外交困局面，即內部發展顯現困局，外部環境面臨挑戰。由於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內部轉型和外部崛起階段，內部發展應變與國際戰略的調整，前所未有地交互關連，令中南海不得不迅速作出種種安排。
中共對發展階段的評估，常用的辭彙是「關鍵時期」、「轉折關頭」。過去1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高速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階段。這「新四化」的突飛猛進，亦是「中國崛起」的過程，形成了中國今日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但走到今天，對內而言，是中國既有的和潛在的矛盾激發出來，傳統增長模式所依賴的人口紅利、改革紅利等開始失效，還面臨着不斷增大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資源約束、生態環境失衡、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激化等諸多問題。實際上中國的重大轉折，正在來臨。
轉折關頭內外挑戰
應對效果仍待觀察
失衡需要結構性調整，特別是需求與供給的調整，但中共領導層為免經濟震盪，更要防止社會震盪。不得不盡全力「穩增長」，希望在穩住經濟的前提下，透過創新驅動，保持中高速發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時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轉型。這就是領導層當前力推「安內」的基本背景。
與此同時，中國面臨新的外部挑戰，由於綜合國力提升，打破原有國際格局，一方面中國要突破發展樽頸，不能不「走出去」，推動包括「一帶一路」戰略，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國際規則制訂和國際治理；另一方面，原有國際格局主導者、規則制定者，或合作，或圍堵，或遏制，想方設法保護其既有利益，維持其固有優勢。
這就令中國在避免重大衝突的基本考量下，必須出招去「攘外」，以為「安內」乃至保持崛起路徑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而今天領導層的「攘外」策略，與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有很大不同，其基本特徵是有軟有硬，合縱連橫，但基調還是「和平發展」。至於其應對是否得當，戰果是否理想，仍待觀後效。
中共領導層最近如此奔忙，還有個特殊原因，也與轉折相關，因為領導層現在最關心的事，當是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轉折。
所謂國家發展的戰略轉折，來自中共領導層提出的新「國家治理」理念。這一戰略性轉折之路線圖，已由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意見稿勾勒出來，而時間表的兩大節點，一是下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是明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這兩次會議，前者要排定明年任務，後者要通過五年規劃。
習李近期如此忙碌地「安內攘外」，正有全力清障、全新開局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