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仗馬建等安全、公安部門實權官員的支持，包括暗中的技術手段監視竊聽和明面上的親自出面協調，郭文貴在「黑」了劉志華後保住盤古大觀，在「撈」了趙雲安後轉手拿走天津華泰和4億元現金，直至低價獲得民族證券控股權。郭文貴「與安全部門有合作關係」的特殊身份，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為其巧取豪奪的商業活動提供極大便利。馬建被查之後，郭文貴這一特殊的政商關係得以曝光。
圓臉大耳、笑顏迎人、動輒兄弟相稱，一臉佛相的郭文貴實則出手狠辣，慣以特殊身份與背景恐嚇對手或利益相爭的合作夥伴，一旦分利不均，即動用手段先抓人後奪財。民族證券與方正證券合併一役，他與同樣背景深厚的北大方正原CEO李友先是蜜裏調油，旋即反目成仇。郭文貴故技重施，李友出走無路，未能自保。然而這一次，同為梟雄的李友反戈一擊，在末路逃亡中寫信舉報，政泉控股多位高管被抓，躲在海外的郭文貴得以身免，馬建等他在安全、政法系統的多年盟友先後落馬，一個在特殊身份保護傘下不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結斂財的商業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起家鄭州
河南省會鄭州，是郭文貴起家之地。這裏既是郭氏打通政商關係的演練場，也是郭文貴日後發達的大本營。從2002年開始郭文貴進軍北京後在更大舞台上的一系列運作，都有多家不為人所知的鄭州公司或相關人士深度參與。
49歲的郭文貴身份多樣。見諸於媒體報道中的郭文貴是山東聊城人，但認識他的人回憶，郭講一口東北話。他在國內常用的一張身份證則顯示，郭為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人，出生於1967年2月2日。財新記者獲悉，郭文貴還有香港身份和多個英文名，其中一個獲得證實的香港身份名為郭浩雲。出現在相關公司中的簡歷顯示，郭浩雲(郭文貴)出生於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為黑龍江政府職員;1989年-1992年，為黑龍江林藥聯營公司鄭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為河南大老闆家具廠董事長。
一位消息人士的說法是，1992年，郭文貴認識了香港女商人夏平，第二年9月，夏平以香港愛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愛蓮國際)代表的名義，與郭文貴合資成立鄭州裕達置業有限公司(後變更為河南裕達置業有限公司，下稱裕達置業)，郭文貴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資公司背景，1994年，剛剛成立一年的裕達置業就拿下鄭州市政府小區拆遷改造工程，並以此新建裕達國貿大廈。裕達國貿大廈緊鄰鄭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優越，高202.1米，共45層，建成後成為當時鄭州第一高樓。郭文貴也因此被河南政商兩界認識。
裕達國貿大廈的建設對郭文貴來說並不容易，工程初期預算16億元，但實際建設過程中遠超這一預算，總投資達26億元。裕達國貿大廈建成後，郭文貴並未清欠各種債務。據媒體報道，裕達置業當時的總負債超過14億元。
拿地後，郭文貴即以此抵押換取銀行貸款。在工程建設中，因為缺錢，郭文貴還將樓層分層抵押換取貸款。此外，郭文貴還進行民間借貸，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債主追債中不幸身死。
財新記者獲悉，郭文貴曾累計以裕達置業旗下的裕達國貿大廈66676.04平方米房產作為抵押，獲取中國工商銀行28筆貸款，合計5.88億元，這一房產面積接近裕達國貿大廈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2005年6月，中國工商銀行向各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7000億元的不良資產餘額。其中裕達置業的28筆貸款共計6.01億元的債務本息(含5.88億的貸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營業部作為「可疑類資產」剝離至中國長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發佈公告，擬通過河南省產權交易中心對其持有的裕達置業債權本息合計7.17億元，以2.73億元的價格進行公開轉讓，但無人問津。
郭文貴後來的合作夥伴和敵人曲龍在一份致有關部門的獄中揭發材料中，曾經提及郭文貴逃廢這筆債務的手段：「後來經過領導批示，轉為不良資產，郭文貴以1億元的價格，通過資產公司將債權回購」。財新記者採訪的多名認識郭文貴的人士均曾聽郭透露此事，但財新記者未能聯繫上長城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進行核實。
裕達置業還因拖欠工程款一度陷入訴訟泥潭。中國建築第二工程局(下稱中建二局)於1995年起承建裕達國貿大廈，1997年6月大廈完工，總造價為2.4612億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達方面僅支付了8975萬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達置業拖欠工程款糾紛起訴至河南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後，裕達置業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於2002年8月23日做出終審判決，要求裕達公司於終審判決生效後15日內，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墊支的工程材料款等合計3129多萬元。
除了拖欠工程款，郭文貴當初興建裕達國貿大廈的資金來源也成問題。一種說法是郭文貴初始的6000萬美金來自海外，而這筆資金正是國外政府正在追繳的貪官贓款，遂將此事告知中共領導人，由此開始調查郭文貴。
「當時郭文貴跑到美國躲起來，都想把裕達大廈給賣了，還在紐約見了買家，但最後沒有談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回憶，這是郭文貴第一次出國躲禍。
北上京城
2002年左右，在鄭州官司纏身的郭文貴北上京城，進軍北京房地產市場。在此之前，郭文貴已有踏足首都的鋪墊，1998年就與擁有廣泛人脈的知名演員朱時茂合資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北京摩根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摩根投資)。2002年1月8日，郭文貴在北京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業有限公司(下稱政泉置業)成立。
郭文貴延續了在鄭州的開發模式，摩根投資和政泉置業為其運作的主要陣地。2002年，郭文貴控制摩根投資和政泉置業分別拿到了朝陽區大屯鄉的兩個地塊，分別開始建設摩根中心和金泉廣場兩個商業地產項目。
其中，摩根中心為朝陽區大屯鄉的一塊狹長地塊，馬路對面就是奧林匹克公園，距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僅180米，距2008奧運會主會場「鳥巢」國家體育場也僅有500米，處於黃金地段。在郭文貴入手之前，該地塊曾經過了多次轉讓，甚至出現過「一地兩賣」的糾紛，是北京開發商爭奪的重點。
根據2006年《商務周刊》雜誌的報道，2002年，摩根投資通過協議出讓的方式接盤該地塊，並與北京市國土局分別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簽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讓合同，根據合同，摩根投資獲得該地塊共需出資約3.6億元，核算下來，每建築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當時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讓金，計5400萬元，剩餘85%的出讓金須在180天內繳納。
按照最初的規劃，摩根中心項目總建築面積426730平方米，其規劃的北京摩根中心A樓為高檔辦公樓，建築面積約14萬平方米，地上39層，是北京亞奧區域的最高建築;B樓為19層超五星級酒店，建築面積約5萬平方米，內設200餘套豪華客房及總統套房;C樓為三幢高19層的公寓，地下3層，定位為176套頂級公寓，建築面積約23萬平方米。整個摩根中心是泛CBD地區最高端的項目之一。
但接下來的建設過程中仍很不順利。2003年奧林匹克公園總體規劃方案確定之後，摩根中心的白色長條造型和三倍於水立方的體量被認為「十分刺眼」，北京市規委提出修改設計規劃，摩根投資多次修改方案後才得以通過。
但設計更改後，原建築面積在42.67萬平方米的基礎上縮減了1萬平方米。摩根投資據此向國土局要求降低大約1200萬元土地出讓金，未獲答覆，此事隨後擱置。
此外，在摩根中心的開發過程中，摩根投資與建築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團爭執不斷，並在2003年11月停工。這個「北京第一爛尾樓」，自然引來多方覬覦。
2004年，國土資源部下發有關「停止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的規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將歷史遺留的協議出讓問題處理完畢，從當年8月31日起，將收回開發企業手中閒置兩年以上的土地，史稱「831大限」。文件頒佈後，摩根投資先後派人、發函與市國土局協商，願意按照原來合同交納全部土地出讓金，但遭到拒絕，原因是摩根投資與施工單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糾紛。
2005年10月，北京市國土局以未在約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價款為由，宣佈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此時，摩根中心項目的公寓和酒店主體結構建築已經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資向朝陽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關於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通知》，此案輿論稱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但最終敗訴。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國土局聯手其他部門，亦已取消了摩根中心的立項、規劃、建設和施工等許可證，摩根投資失去了對摩根中心的開發權。
據稱，期間摩根投資為挽回局面曾多方努力，郭文貴也找到了當時主管城市規劃、土地審批的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希望政府改變決定。但劉態度強硬。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陽區大屯北頂村項目」的名義重新進入土地市場招標。北京市土地儲備中心的信息顯示，招標底價為9.91億元，包括地價和地上建築價值。最終北京首創集團與廣西陽光股份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以17.6億元人民幣將其收入囊中，並更名為「輝煌中心」。
但僅僅半個月後，風雲突變。2006年6月9日，劉志華被中紀委「雙規」。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北京首創置業董事長劉曉光，在首都機場被中紀委工作人員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不久，北京奧運工程副總指揮金焱也被「雙規」。
人們很快得知，劉志華落馬是摩根投資被逼到牆角後導演的一幕復仇劇。摩根投資的老闆郭文貴向中央直接舉報劉志華「權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額賄賂，插手重點項目，非法為公司做貸款擔保及批地黑幕等諸多問題。「扳倒」這位主抓「一號工程」奧運建設的副市長的，是一盤長達60分鐘的錄像帶。
儘管屬於「自衛反擊」，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見識了郭文貴一劍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劉志華被偷拍，即為郭文貴通過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的馬建，動用了國家安全力量和技術手段，謊稱是境外反動分子拍攝的視頻，想借奧運炒作大陸貪官問題，而劉志華當時正主管奧運工程建設。這盤錄像帶經由特殊渠道直接遞進中南海，高層領導震怒，當天晚上召開會議，責成中紀委火速查辦劉志華。調查結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標，實際在劉志華的操縱下，變成劉的一名情婦借首創集團旗號對摩根中心項目的豪奪。
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將摩根中心地塊再次收回的決定，首創置業和陽光股份組成的投標聯盟放棄摩根中心地塊。摩根投資補繳剩餘85%的土地出讓金，郭文貴以3.6億元原價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權。
不僅僅是摩根中心，郭文貴左右開弓的另一個項目金泉廣場的開發過程也並不順遂。在開發過程中多次資金緊張，金泉廣場也一度停工。
2002年1月8日，在政泉置業成立幾天後就獲得了金泉廣場地塊，金泉廣場規劃建築面積為85.6萬平方米，被稱為亞奧商圈最大的商業項目。但郭文貴在金泉廣場項目上決策出現錯誤，首先開發了6萬多平方米的商業街。由於當時金泉廣場周邊商業氛圍尚未形成，商鋪銷售情況並不樂觀，也導致計劃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寫字樓、公寓無力開發。2004年底，整個工程處於停滯狀態。
2005年，由於摩根中心正處於焦灼之中，郭文貴為保住摩根中心，在金泉廣場項目上引進央企保利集團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產開發公司(下稱北京保利)。2005年10月，北京保利與摩根投資簽訂協議，入主金泉廣場，北京保利為郭文貴提供8億元資金，其中5億元用於金泉廣場的後續開發，3億元提供給摩根投資。作為交換，政泉置業的股東北京金浩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北京金浩)和北京浩雲生物醫藥有限公司(下稱北京浩雲)分別將其所持的合計80%政泉置業股權轉讓給北京保利，並承諾保利地產可從該項目銷售中獲得不低於27%的回報。
北京保利入手之後的2006年4月，金泉廣場開始預售，價格大漲且銷售順利。摩根投資欲回購該項目，但無法與北京保利達成協議，遂於2007年5月10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北京保利地產，要求回購其持有的政泉置業80%股權，訴訟標金額為4000萬元。
或許受到劉志華事件驚天大逆轉的影響，郭文貴與保利的這次糾紛以和解結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廣場項目，在政泉置業的股權也如約退回原股東北京金浩和北京浩雲，北京保利對政泉置業的8億元投資款及相應收益合計人民幣13.71億元，由郭文貴的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盤古投資)承擔，盤古投資以其擁有的盤古大觀(即原摩根中心)A座寫字樓整棟房產預售給北京保利進行抵付。
複雜的股權圖
在郭文貴的摩根中心和金泉廣場項目開發的背後，則是摩根投資和政泉置業兩個公司紛繁複雜的股權變更。
1998年郭文貴與朱時茂合資成立的北京文茂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文茂投資)幾經變更，自然人與公司法人交替出現，先後更名為北京摩根投資有限公司(摩根投資)和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盤古投資)。而2002年為承接金泉廣場項目火速成立的政泉置業也經過上述過程，最終變更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政泉控股)。
在郭氏公司股權變更中，出現了諸多郭文貴的家人、商業夥伴，以及註冊於鄭州、北京和國外的多家公司。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直接出現在郭文貴商業體系中的家人，包括其妻子岳慶芝，兒子郭強，兄弟郭文平、郭文存，親屬岳慶華，商業夥伴有虞曉峰、林強、馬成、蔣月華、李琳等。出現的公司除了北京金浩和北京浩雲，還包括北京通原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北京通原)、鄭州廣益通商貿有限公司(下稱鄭州廣益通)、鄭州浩天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鄭州浩天)和鄭州浩雲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鄭州浩雲)等。此外還有大批隱匿在上述人物、公司背後的關係。
郭文貴在北京最初的生意夥伴是他的山東老鄉、著名演員朱時茂。1998年，郭文貴出資300萬元、朱時茂出資200萬元成立文茂投資，後來兩人分別增資至900萬元、600萬元。但在文茂投資成立的第三年，朱時茂以100元的象徵性價格將自己的600萬元股份轉讓出去，退出了文茂投資。與此同時，郭文貴也將股份轉讓他人。
此外，林強和虞曉峰對郭文貴曾幫助很大。林虞兩人是北京金浩現在的股東，兩人還與北京金浩一起作為北京浩雲的股東。而北京金浩和北京浩雲曾在2002年10月-2004年9月為摩根投資的股東，2004年9月-2008年6月為政泉置業的股東。林虞兩人分別擔任過摩根投資的董事長和副董事長。
財新記者獲悉，林強原為公安部一名副局長，後下海經商。在摩根中心和金泉廣場兩個項目同時進行時，郭文貴資金鍊緊張，林強曾幫郭文貴在東南亞融資，對郭文貴幫助很大。後因利益問題兩人產生矛盾。
虞曉峰在郭文貴公司工作多年，2006年初開始側重管理摩根投資的財務工作。而馬成、蔣月華、李琳三人為郭文貴在河南相關公司的負責人或股東。其中，馬成曾擔任裕達置業總經理，以及香港百宜投資公司在鄭州成立的百宜(鄭州)電力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下稱鄭州百宜)法人代表，而鄭州百宜曾為鄭州浩天和鄭州浩雲的投資人，鄭州浩天和鄭州浩雲由蔣月華和李琳成立，現為政泉控股的股東，各自持股50%。
此外，鄭州廣益通和北京通原於2007年10月分別持股盤古投資股份的40%和60%，其中，北京通原現任股東為郭文貴妻子岳慶芝與郭麗梅。2007年12月，北京通原將所持的盤古氏投資股份全部轉給鄭州廣益通，後者持有盤古氏投資的所有股權直到2009年12月。鄭州廣益通現名為鄭州熹曼商務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鄭州熹曼)。
工商資料顯示，鄭州熹曼由鄭州藍淮商務諮詢有限公司(下稱鄭州藍淮)和鄭州恆海商務諮詢有限公司(下稱鄭州恆海)合資成立，註冊資本均為3510萬美元的鄭州藍淮與鄭州恆海分別由外資公司碩富投資有限公司和業智投資有限公司單獨出資成立，法定代表人均為孫愛玲。孫愛玲現為鄭州浩航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鄭州浩航)的股東，鄭州浩航曾持有鄭州浩天和鄭州浩雲全部股權。
通過上述紛繁複雜的郭氏股權變更，一個環環相扣的公司圈成功地將郭文貴隱匿至幕後，從而遙控指揮。
華泰爭奪戰
扳倒劉志華，是郭文貴第一次與馬建合作，藉助國家安全力量介入財富爭奪。這次合作無疑是成功的，郭文貴奪回被劉志華依靠權勢搶走的地處奧運黃金地帶的摩根中心，馬建則為他在國安部內主管的部門獲得了不菲的工作經費外部支持，還為國家揪出了一個罪有應得的腐敗高管。這樁一舉三得的勝利為郭文貴與馬建等國家特殊強力部門官員展開更緊密合作奠定了基礎，事後看，一個潘多拉盒子也由此打開，郭文貴用它裹挾了越來越多的公權力為其牟取不正當利益，上演了多場對財富和公權力的圍獵。
2008年，天津環渤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天津環渤海)的一次內部紛爭，郭文貴以「撈人」的角色介入，卻從此「引狼入室」，他通過隱秘操作獲取了天津環渤海下屬天津華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津華泰)的所有權，並從中套現4億多元現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資產。在此過程中，郭文貴對國家強力部門的「借刀殺人」多次出現。
2008年初，北京銀邦偉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銀邦偉業)在整合公司資產過程中，發現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北京凌雲)已經更名為北京世紀泰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世紀泰和)，而銀邦偉業在北京凌雲擁有的股權在這次變更中不翼而飛。
按照股權結構，銀邦偉業控股北京凌雲(世紀泰和)，北京凌雲控股天津華泰，三者都是天津環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資產是天津華泰持有的「津濱發展」(000897.SZ)1.8億股可流通A股，2006年時候的市值約5億元。
之所以採用這樣的結構，天津環渤海董事局主席鄭介甫告訴財新記者，2006年前後，天津環渤海旗下的幾家公司上市之後，為規避關聯交易問題，加上由於一些項目資金鍊緊張，有一些銀行負債，為規避1.8億股津濱發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華泰拿到集團體外，由天津環渤海董事趙雲安代持並擔任董事長。但不幸的是，這個特意設置的股權結構網恰恰被趙雲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2006年10月16日，世紀泰和董事長趙雲安使用虛假的銀邦偉業公司公章，模仿銀邦偉業原法人代表吳熙恩的簽名，將銀邦偉業持有的世紀泰和40%和20%的股權轉讓給兩名自然人。之後又轉至其弟弟趙克安擔任法人的北京和達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和達創新)，和達創新再收購了天津華泰一些小股東手中的11%股份，和達創新透過世紀泰和及自持，合計對天津華泰控股達到73.2%，趙氏兄弟成為天津華泰最大的股東。
實際上，此時的銀邦偉業已經被鄭介甫質押給了河南焦作商人謝建升。謝建升和鄭介甫均告訴財新記者，當時鄭介甫在購買俄羅斯「基輔號」航空母艦後，需要向對方支付1600萬美元的中介費，但資金不足，故向謝建升借款1100萬美元。2006年8月1日，謝建升以焦作凱萊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義與鄭介甫簽訂了1100萬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華泰的股份質押給焦作凱萊大酒店，期限為3-5年。具體操作方式是將持有「津濱發展」股票的天津華泰放在北京凌雲名下，而將控股北京凌雲的銀邦偉業質押給謝建升。
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之所以要這樣的結構，是因為銀邦偉業是個較為乾淨的公司，沒有太多的債券債務。在借款完成後，他就將銀邦偉業等公司的印章收繳。
2007年第三季度牛市出現，津濱發展每股漲到23元，天津華泰市值達到近30億元的高峰。天津華泰多次以不同價格減持了大約7000萬股的「津濱發展」的股票，共計套現近10億元左右，這些套現資金都落入了趙雲安的控制。
2008年6月，鄭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報案，以涉嫌挪用資金罪將趙雲安抓獲。此後，趙雲安私下轉到福建寧德的一筆兩億元的資金也被追回。
多個消息源告訴財新記者，趙雲安被抓後，其家屬多處活動，並聯繫了盤古投資的副董事長虞曉峰。虞曉峰和趙雲安是同學，曾受趙雲安推薦，於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間擔任過天津華泰的董事。
財新記者獲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對郭文貴、虞曉峰、趙雲安等人的數份問詢筆錄。其中虞曉峰和趙雲安的筆錄顯示，2008年6月，虞曉峰將趙雲安案告知郭文貴，郭文貴設法將其「撈」出。趙雲安取保候審後，為感謝郭文貴，同意借款3億元給彼時正掣肘於盤古大觀項目資金困難的郭文貴。
雙方設計的操作方法是：由郭文貴下屬的政泉置業，收購趙克安旗下和達創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資產是其控股的天津華泰;趙雲安則拿走了2500萬股津濱發展股票加上和達創新賬面上的1000多萬元資金。
在筆錄中，郭文貴稱，當時趙雲安給交易對價的估值是3億元，但鑑於華泰的債權債務需要進一步調查，內部股東存在紛爭，所以政泉置業暫時並不支付對價款，待公司價值、資產確定後再支付，但最多不超過3億元。
實際上郭文貴最終並未支付任何費用。郭文貴在筆錄中稱，當時政泉置業剛和北京保利終止合作，政泉置業處於交接過渡期，不方便接收和達創新，所以安排曲龍和郭漢橋代持，等到弄清和達創新的資產、政泉置業完成過渡的時候，兩人須再將和達創新的股份轉回政泉置業。此外，因債務糾紛發生訴訟，政泉置業的賬戶被凍結，無法直接轉賬。郭文貴分得的天津華泰的4億元現金也轉至曲龍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垠公司)走賬，再以政泉置業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將錢直接劃撥到政泉指定的債權單位。
郭漢橋為郭文貴的投資顧問，而曲龍與郭文貴曾是「不分彼此」的兄弟關係。曲龍1970年出生，黑龍江肇東人，1992年在黑龍江省交通廳駐京辦事處工作，1996年下海經商。財新記者獲悉，郭曲兩人相識於1998年左右，當時郭文貴在國外躲事，其寶馬汽車由侄子放在曲龍的汽車修理廠中修理，兩年間共欠曲龍100萬元左右的修車款。郭文貴回國後一次性結清欠款，兩人由此關係密切起來。
2005年左右，郭文貴的盤古大觀建設急需資金，曲龍幫助郭文貴在湖南融資1億多元，但郭文貴遲遲還不上欠款，曲龍被債主逼債，於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詐騙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後經家人多方籌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項後，於2005年9月取保候審。曲龍家屬告訴財新記者，曲龍被抓後，郭文貴即出國躲避，曲龍取保後郭文貴才回國，並多番安慰曲龍，「許諾兩人均分公司利潤，曲龍之後繼續與郭文貴合作」。
扳倒劉志華後，郭文貴不方便再出面運營盤古大觀等項目，讓曲龍出頭幫忙操辦盤古大觀和政泉公司，並以盤古大觀為主。2008年5月，曲龍被任命為政泉置業的執行董事，代行董事長的權力，年底分紅不低於500萬元。
但兩人的親密關係並未持續太久，在郭文貴取得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之後不久，兩人就這兩家公司的歸屬權徹底決裂。郭文貴指責曲龍利用擔任政泉置業執行董事的便利條件，通過偽造簽名、製造虛假股權轉讓協議、變更公司名稱地址等方式，將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佔為己有，並更名為源潤控股;曲龍矢口否認，稱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是因為郭文貴無法支付對價款而轉讓給他，並且要求郭文貴歸還天津華泰的4億元現金。
此外，曲龍的中垠公司曾出面幫助郭文貴購買石家莊商業銀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證券股份。兩人矛盾公開後，曲龍向安全部紀委、中紀委實名舉報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過程中侵吞巨額國有資產的問題，並接受了媒體採訪。
2011年3月31日，曲龍駕駛的車輛在北京東四環的頌江南大酒樓窯窪湖店院內遭多輛車圍堵，曲龍被砸開車窗後帶走。據曲龍家屬介紹，後經警方和其調查，執行人員為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貴手下等相關人員，共計10餘人，以「涉嫌非法持槍」將曲龍帶至承德市公安局。
而此時間節點正是在曲龍舉報郭文貴侵吞民族證券國有資產之後不久。曲龍被帶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貴順利辦理了民族證券控股權的受讓手續。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槍」被抓的曲龍被以涉嫌「職務侵佔」被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和二審以職務侵佔8.55億元判曲龍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對手
在郭文貴與曲龍反目之際，發現抵押物不翼而飛的謝建升走上了漫漫維權路。2009年，謝建升在得知天津華泰被轉給郭文貴的消息後，前往澳洲找到了鄭介甫，鄭介甫將原來質押的銀邦偉業轉給謝建升。
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他回國後查看原本屬於銀邦偉業的天津華泰相關賬目，發現公司已被掏空。
謝建升曾先後找到鄭介甫、趙雲安、郭文貴和曲龍等人討要，但談判無果，甚至爆發衝突。2012年8月，謝建升以合同詐騙向焦作市公安局報案，並獲得公安部對案件辦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趙雲安被抓捕歸案，鄭介甫遭監視居住，郭文貴則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在趙雲安供認不諱、犯罪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趙雲安仍被取保候審。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經其調查得知，時任安全部副部長馬建指派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來焦作，以趙雲安是國家特勤人員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審，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絕，後通過河南省檢察院批示趙雲安不予批捕，趙雲安得以繳納保證金釋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國安部發函，稱趙雲安是國家特勤人員，責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後，謝建升多次上訪，並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河南時，將此案向巡視組反映。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河南省檢察院向其道歉，案件得以在2014年6月重新啟動。
趙雲安被再次抓獲，彼時的曲龍正在河北保定服刑，也被通過司法途徑押解到河南。但河北省政法委領導隨即派河北省監獄管理局高層到焦作，以曲龍在監獄中被發現涉及其他案件為由，要求調回河北。遭拒後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國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聯合辦案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龍被押解回河北。
而後，事件發生戲劇性逆轉。9月30日，負責謝建升案的專案組組長、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紹政以涉嫌受賄遭到調查。謝建升也因涉嫌行賄王紹政遭到通緝，不得不逃往海外。
財新記者在焦作採訪期間，曾詢問焦作市公安局關於謝建升一案，焦作市公安局宣傳科科長以先了解情況為由拒絕了財新記者的採訪，之後財新記者多次撥打相關科室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而天津華泰相關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運。鄭介甫以涉嫌職務侵佔的罪名被鄭州市公安局通緝，通緝解除後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緝;天津環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險爆炸物」帶至承德，後以「涉嫌職務侵佔」被監視居住;鄭介甫、謝建升分別避居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趙雲安、曲龍入獄。郭文貴逼退了各路對手。
拿下民族證券
在開發房地產之外，郭文貴還將目光放至距離財富金錢最近的金融證券市場。
2009年12月，政泉置業以2.91億元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淨率為2.75倍。
當時石家莊商業銀行為民族證券的第四大股東，2009年12月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上述股權。但具有優先受讓權的首都機場、東方集團等其他股東均未參與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國證監會批覆了這一交易，政泉置業方浮出水面。
由於政泉置陷入財務危機，並涉及多起訴訟，收購民族證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龍控制的中垠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進行洽談。郭文貴以此為跳板，一年後，又取得了民族證券大股東首都機場集團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國務院出台的《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要求「一參一控」原則，即一家機構或者受同一實際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機構，參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兩家，其中控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一家，簡言之，一家機構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證券公司外加參股一家證券公司，並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達標。
而此時民族證券的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還控制有金元證券。2010年過年前後，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張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證券為主、吸收合併民族證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絕後，張志忠辭去相關職務，後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機場宣佈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2011年1月13日，這筆股權於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
該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淨資產賬面價值為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當時即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比較普遍的轉讓價為市淨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業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淨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應該值30億元。
但是首都機場對競買者設下高門檻，即由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於500億元，2009年末淨資產不低於2000億元。這基本是一個無法滿足的條件。
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只有郭文貴的政泉置業提交了受讓申請。經過證監會批准，政泉置業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後郭文貴通過增資，將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貴逐步入手民族證券過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龍舉報。曲龍稱，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優秀會員之一，在向北交所匯報情況後，北交所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夥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而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以同樣手段，藉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調河北銀監局，將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之後，郭文貴還夥同安全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面協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唯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良的是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他向安全部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之後，「郭文貴卻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這一不合常規的情況，令我極端震驚。」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後續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口頭上稱郭文貴的公司是我們合作夥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後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
郭文貴前後出資18.91億元控股民族證券八成多的股份，在與方正證券合併後，其持股市值更達到200億元。那麼精明的李友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遠之的郭文貴?是看中其背後資源，還是另有所圖?或許要等李友、馬建案公佈才能縷清。
致命的交惡
一位與郭文貴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李友與郭文貴早就相識，也正是郭文貴將馬建介紹給李友。在重組民族證券過程中，三個人還一起吃過好幾次飯。2013年5月，郭文貴注資民族證券時缺少資金，還通過方正集團旗下的方正東亞信託融資80億元，絕大部分資金用於增資民族證券，抵押物是政泉控股的地產項目及民族證券股權。2013年10月，方正東亞信託向上海銀行轉讓了這筆49億元、為期兩年的債權，簽下一筆七方合同的收益權，包括上海銀行、政泉控股、郭文貴、方正東亞信託、方正集團等。
這位人士稱，就是這筆融資讓郭文貴與李友決裂。當時政泉控股提出用過橋資金解除抵押，以盤活被質押的部分股票和資產，並找到金融機構，同意政泉控股僅以18億股方正證券股票質押就可放款49億元。但方正集團對上海銀行表示，要按照合同繼續履行一年，不允許提前還款。
政泉控股在方正集團的借款並不僅此49億元。一個月後，政泉控股在方正東亞信託另有一筆一年期的2.3億元貸款即將到期。「政泉控股提前20多天發了一個提請延期函過去，一直沒有回覆。在距離還款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東亞信託負責人的電話關機。離還款期限不到24小時，東亞信託突然給政泉控股發函，表示不允許延期。如果政泉控股當天還不上這2.3億元，其貸款卡就會出現不良而引發新的連鎖反應。」他說，從那時起，郭文貴認定李友是故意想逼政泉控股資金鍊斷裂。
這個說法與政泉控股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北大方正的高管則宣稱，兩方交惡源於政泉想控制方正證券的董事會——也許兩方的說法都不算錯。郭文貴和李友這兩個江湖老手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同床異夢。
早在民族證券與方正證券重組之前，上述接近郭文貴的人士就斷言，郭文貴肯定會把李友趕走，控制這個公司，「李友根本就不是郭文貴的對手」。
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從去年12月19日凌晨逃離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帶走期間，李友曾給有關部門寫信，舉報了郭文貴和馬建。「李友把錢直接打到馬建家人的賬戶上，證據確鑿，馬建被查之後他家人也有被帶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報了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調查的消息，多位消息人士稱，實際上馬建最遲在1月7日就被帶走。
財新記者獲悉，繼馬建之後，其弟弟馬龍、前任秘書亦被調查，馬龍在一家金融投資機構當副總。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別墅，6名情婦和兩個私生子，其中兩名情婦亦為安全系統官員。在馬建落馬前後，安全部還有至少兩名局級幹部被帶走。據稱，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馬建親自掌握的一個處，居然擁有國內經濟犯罪大案要案的辦案及動用技術手段授權，在郭文貴、馬建的內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竊用為官商勾結巧取豪奪的利器。該處有多名幹部遭到調查。
出身山東普通家庭的郭文貴何以能結識到安全、政法部門的領導層，目前還不得而知。數位熟悉郭文貴的人士稱，多年來他刻意結識上述部門的官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剛出道，郭文貴就表現出深諳政商之道的資質，極善於結交權貴。在河南期間，郭文貴與1995年-2001年的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傑關係密切。1999年11月，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收購了裕達置業，王有傑的兒子王鍇曾任該公司董事。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實際為郭文貴以名為郭浩雲的香港身份控制。
王有傑認為郭文貴講義氣、可以信任。在家人發生盜竊案後，王有傑通過兒子王鍇，將價值數百萬元人民幣的美元和人民幣現金轉移至裕達置業存放。
2005年，已轉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王有傑被中紀委調查，2007年1月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王有傑的判決書顯示，其擔任鄭州市委書記期間，與鄭州多位房地產商交厚，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攬工程、收購國有資產、徵用土地、工程開發等方面謀取利益。
多位消息人士對財新記者稱，王有傑事發時，郭文貴曾舉報王有傑以證清白。但亦有見識過郭文貴在北京「一送千金」豪邁手段的人表示，為幾百萬就翻臉，不太像郭文貴的做派。
有舉報稱，郭文貴長期以來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達國貿酒店、北京盤古七星酒店接觸領導官員，而後利用酒店內的高檔娛樂設施、奢侈品和色情從業者，進行拉攏腐蝕，並用隱秘的音像設備攝錄領導幹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挾。
郭文貴喜歡四合院，經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於北京後海銀錠橋附近的四合院，裝修豪華，石材專門從意大利進口。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多年前售價就有6億元，平時戒備森嚴，有20多個保鏢，出入車輛都是防彈車。郭文貴在此招待高層級的顯貴。
很多人還被他請去參觀盤古大觀頂層的空中四合院。盤古大觀公寓、酒店和商業三座樓的頂部，都加建了兩層坡屋頂複合式四合院，共12組。北京市規劃委2010年2月22日公佈的信息顯示，這些四合院是未經規劃許可而擅自修建的違章建築，共增加違法建築面積11297.62平方米，但此後也未讓拆除。坊間傳言，多位與郭文貴熟悉的領導、商人在盤古大觀擁有可鳥瞰奧運村的空中四合院。據悉，某官員的女婿、一位投資界的知名人士就買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過戶。
多位接近郭文貴的知情者告訴財新記者，郭文貴外表隨和，總是笑臉迎人，但長於權術，城府較深，待人貌似很好，乍見之下往往給人留下好印象，下手卻黑。
「圓臉、大耳朵，很有佛像，也經常對人說自己信佛，還說會氣功。」一位與郭文貴有過商業合作的「老江湖」稱，「但他說的話不可信，連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編出不同的地方來。」
老江湖的說法還包括：因為郭文貴經常給人偷錄，所以也防範別人偷錄自己;很少離開自己的盤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參加公開活動，也提前通知不允許拍照，所以網上難以找到他的照片。
如果從第一個項目河南裕達國貿大廈算起，郭文貴在二十年間構建了數百億元的龐大資產，在2014年的胡潤百富中國富豪榜中以155億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58億元身價)飆升至第74位。目前郭文貴正滯留國外，遙控指揮國內企業的運轉並在海外喊話，支持中央查辦馬建。出國躲事對他來說並不新鮮，每每都能成功躲過風頭回來，但這次恐怕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