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不是中共「一時失足」
6月4日，德國之聲發表了特約記者澤林（Frank Sieren）的文章《從天安門到萊比錫》，對六四」血案作出了別出心裁的解釋。該文引起了包括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人權律師滕彪，「天安門母親」等在內的各方人士的憤怒抗議。本文試圖對這些憤怒和抗議作出解釋，兼與澤林先生商榷。
(德國之聲中文網)澤林先生的文章認為，"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並稱"如果西方單方面誇大事實描述該事件，無助於任何人。這和中國政府對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樣的可恥"，呼籲"現實和公平的看待六四"。
讓軍隊將坦克開上首都的廣場和街道，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進行血腥屠殺，這是中共自己也從未否認過的清清楚楚的事實，包括德國之聲在內的世界各地媒體，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內的中國媒體，以及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李鵬、陳希同等人的回憶錄，都留下了浩瀚的證據和記錄。更何況天安門母親、學運領袖和參與者作為歷史見證人大都健在，25年來一直在為追究兇犯而奔走呼號。
人們呼籲公佈真相，並非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而是反對中共掩蓋歷史、歪曲真相、淡化記憶。不可知論正是屠殺者想要達到的目的之一。這就是為什麼，25年來，每到初夏時節，中國草木皆兵，大量異議人士被抓捕或軟禁，媒體禁令不絕，互聯網嚴防死守，連與此事件相關的隱語、聯想都不准說出。中共還擁有越來越大的經濟權力，令一些國際媒體在報道中國問題時也自我審查。
在這種情況下，不在意痛失親人還不許悼念的天安門母親、追求民主卻被迫流亡海外的有志之士、時時刻刻在謊言和恐懼中生活的中國民眾遭遇的不公平，而為"六四"可能被西方媒體不準確報道為中共鳴冤叫屈，惹來憤怒和抗議當在情理之中。
尤為重要的是，25年來無數西方記者窮盡各種辦法揭示真相的努力，為此遭遇種種刁難、阻止、騷擾、恐嚇、毆打甚至監禁。可能存在的不準確報道，大部分正是中共封鎖信息的結果。
令抗議者更不能接受的是，澤林先生一邊宣稱"可能永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要求按照西方的"法制和公正理念"，"來區分一時疏忽還是有意而為、個案還是連環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連"，一邊卻以全知全能的姿態對這場歷史事件作出結論說："確實：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
這顯然對中國當代歷史的無知。從"反右"、"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的"維穩"，中共的統治是一個系統性的延續，連習近平都強調前後三十年"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互相否定。在這六十餘年的統治中，人為災害連綿不斷，中共官方文件也顯示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其中任何一場災害都不是"一時的失足"，而是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膨脹的必然結果，是中共對一切反對者都要趕盡殺絕的一貫做法，"六四"屠殺乃其中之一。沿用中共把"文革"定性為"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思路，把"六四"定性為"「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也許用心良苦，但實在有些老套。
澤林先生引述前東德高官沙博夫斯基的回憶錄，把鄧小平、江澤民描述成為"一時的失足"而痛心疾首、痛改前非的形象。"沙博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江澤民）那次承認領導的弱點令其大為吃驚"，"江澤民並未稱呼示威者為反革命勢力，而只稱其為迷失的大學生"。還引述自稱鄧小平的好友、多次為中共「六四」屠殺辯解的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回憶說，"鄧小平沒有給施密特留下他會重蹈覆轍的印象。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使中國重新回到對國際開放的道路上"。這顯然不符合中共至今殘酷打擊異議人士的事實。
不僅歪曲中國歷史，澤林先生還對德國統一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發表了獨特的見解。無可否認的是，"六四"屠殺震驚世界，也讓東德人民進一步看清共產黨專制的實質。參與那場運動的中國學生和民眾，為推動蘇聯、東歐巨變、結束全球冷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這篇文章中，德國的和平統一主要歸功於東德及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尤其是"江的語調對兩德統一進程所產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我認為，這對當年冒着生命危險、堅持抗爭到底的東德人民極不公平。
作者：長平
沒有紀念權利，談何遺忘自由？
德國之聲專欄作者澤林關於六四的文章引發了一場討論。中國時事評論人長平新發表了一篇文章予以回應。
（德國之聲中文網）正如德國之聲評論員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在評論"六四"紀念時引述的那樣，喬治·歐威爾在小說《1984》裏寫道："誰控制了歷史，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今天，誰就控制了歷史。"中共政權正在實踐着這句名言。這也是我要和德國之聲北京特約記者法蘭克·澤林（Frank Sieren）討論"六四"歷史問題的原因。
作為對我的文章的回應，澤林先生發表了《以公平取代憤怒》。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他除了繼續堅稱"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的一次失足是不爭的事實"之外，還對若干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作出了判斷，例如：許多中國人想要忘記"六四"、消費比回憶對中國人更具有吸引力等等，留下了大量繼續討論的空間。
沒有人可以逃避歷史
一個德國作者說出"許多人想要忘記歷史"這樣的話，讓我感到異常驚訝。我在德國訪問過若干研究和處理歷史問題的機構和個人，包括直屬聯邦議會的SED專制政權重估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 Diktatur)，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負責起訴昂納克（Erich Honecker）、克倫茨（Egon Krenz）等東德領導人的前柏林市總檢察長Christoph Schaefgen，西塔斯檔案館（STASI-Archiv）負責人Roland Jahn，以及身邊的普通德國人，等等。訪問中被反覆提及的一個詞是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反思歷史），它讓任何簡單的逃避都變得不可能，也令人對德國人認真反思歷史的態度肅然起敬。
中國人更熟悉的是從捷克流亡法國的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句："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他在小說中寫下了在共產黨專制下的捷克知識分子，與強制遺忘進行鬥爭的痛苦經歷。從索贊尼辛到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為記憶而鬥爭的良知作家。
謊言來自於恐懼
我完全知道，在現實中國看不到這樣的戰鬥場景。恰恰相反，你會看到很多人不願意公開談論"六四"和"文革"，說我們應該放下包袱朝前看。即便對現實強烈不滿，很多人也不願意反抗，因為反抗是徒勞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忍受和遺忘。了解歷史的人應該知道，這種情況並非只出現在中國，前東德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樣。從劇作家、異議人士到捷克總統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將這樣一個滑稽的畫面定格在歷史中：一個蔬菜店經理自願地在商店櫥窗上貼上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真的熱衷於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這件事嗎？不，在令人絕望的專制社會，謊言給他帶來安全感。
德國之聲北京特約記者法蘭克·澤林（Frank Sieren）
假如去"文革"期間的中國，和現在的北韓進行調查，想必大多數人都會表示自己生活很幸福。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人和朝鮮人更喜歡專制，應該尊重他們"幸福的權利"？德國人對政府公開表達的不滿，恐怕也比中國人多。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的社會制度優於德國？
禁止的是紀念而不是遺忘
更何況，"許多中國人想要忘記'六四'"這種結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調查數據的支持。中共宣傳部門也會對這種判斷嗤之以鼻。我不止一次參加中共宣傳會議，了解每到"六四"紀念日，他們都異常緊張，認為稍有疏忽就可能導致輿論決堤。中共的輿論控制一點不弱於前蘇聯時代的東歐國家。
人們當然有選擇遺忘的權利。可是，正如我在社交媒體上的長期簽名"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一樣，權利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在一個沒有紀念權利的國家，談論遺忘的自由不僅奢侈，而且為虎作倀。在參與一個私宅紀念會都被拘捕、被判刑的政治環境中，"就像不能禁止人們紀念一樣，也同樣不能禁止人們遺忘"這種呼籲毫無現實根基，因此也就不像它想要顯示的那樣理性，而且很不人道。
作者：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