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官場地震中落馬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是周永康勢力在四川的三個棋子，而這其中又以圍繞李春城形成官商關係網最為龐大。據稱其所倚重者多為「派入商海」的紅頂商人，藉助他們將利益觸角延伸到更為龐大的灰頂乃至黑頂商人群體。
大陸媒體財新網4月11日刊發的系列文章稱，原本李春城是三人組合中仕途最為被看好的。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農兵學員身份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留校，曾擔任過4年的共青團哈爾濱市委書記。1995年，39歲的李春城晉升哈爾濱市委常委，成為正局級幹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爾濱副市長調任成都市副市長。
當時李春城與時任成都主要領導的磨合併不順利。2000年1月周濱之父(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審時度勢，靠攏站隊。2000年8月，李春城被調任瀘州市委書記短暫過渡，5個月後，重新殺回成都升任市長。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翌年成為成都市委書記，仕途一片看好。
在周永康的力挺下，李春城決定在成都大幹一場，包括在2003年啟動聞名全國的城鄉統籌改革。周濱之父離開四川之後至少有六次回川都肯定了成都城鄉統籌改革試驗。2004年，李春城還提出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提升機關行政效能，當地人普遍感覺成都市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
當時的成都成立了大大小小几十家政府投融資平台公司，包括不同類型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城建開發公司、城建資產經營公司等，以國有資產存量、財政性資金投入、土地儲備收益和專營權等方式注入資本，涉足舊城改造、新城建設、工業、交通、文化旅遊等領域。然而，這類平台公司不僅為政府藉此直接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大開其門，更為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的利益交換提供了豐沃土壤。
為李春城所重的多家成都政府平台公司，在改善市貌、修建公路、控制房價、公共設施均等化等方面，替李春城贏得了成都市民的普遍好評，但這些「紅頂商人」在城市土地轉讓和開發領域擁有的極大能量，也催生了更多「灰頂商人」乃至「黑頂商人」暴富的神話。
在成都，成都投資控股集團(下稱成投集團)董事長吳忠耘、成都工投集團董事長戴曉明、成都高新投資集團(下稱高投集團)董事長平興、興蓉集團董事長譚建明，都是舉足輕重的紅頂商人。吳忠耘擔任過成都市體改委主任、市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戴曉明擔任過青白江區區委書記、成都市經委主任，平興一直在成都高新區任職，擔任過成都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助理，譚建明則早在10多年前就是成都市發改委副主任。
這些前政府的司局級官員，被「派入商海」後，行政級別和組織關係沒變，頂頭上司和權力關係沒變，獲得及調動稀缺資源的能力沒變，權力的能量經由這些「紅頂商人」的二轉、粉飾、催化與加速，無遠弗屆。與其交接棒的座上賓，則是那些可以通過權錢交易，可以給他們帶來個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灰頂商人」、「黑頂商人」。
此後，鋒芒畢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選中央候補委員，據悉與其在黑龍江買官有關。黑龍江省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北京受審前，曾檢舉了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和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李春城被牽入韓桂芝案。李春城雖被保過關，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書記任上再蹉跎一屆。直到中共十八大以後，李春城成為首個落馬的副部級高官。
有消息人士稱，李春城當天是從北京首都機場被帶走的，亦有人說出事時他在成都家中——那是一棟豪宅別墅，座落於浣花溪畔，一個因杜甫唐詩和古龍武俠小說聞名的風景名勝。多人提及了紀檢人員出現後李春城的第一反應，「他要求上廁所，並試圖摳出一張手機卡扔掉」。
第一時間試圖毀掉「關係網」的李春城，最初被舉報的違法違紀行為據稱與成都郊區五龍山房地產項目有關。以此為突破口，四川政商地震被隨即引爆。以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在李春城落馬兩周後被查為起始，之前所稱的紅頂商人、灰頂商人乃至黑頂商人陸續捲入此次漩渦。
何燕的「一號工程」
國騰集團董事長何燕就是這樣一位「灰頂商人」。事實上，何燕伸向權力場的觸角早已超越了成都市。2000年周濱之父就參觀過何燕的國騰集團，並將國騰集團看作其發展信息產業「一號工程」的重點支撐企業。數年後國騰IC卡銷售陷入瓶頸時期，省里有關領導曾安排國騰去做九寨溝、峨眉山的信息化改造，據悉國騰困難時還從成都工投借過4000萬元而未歸還。
2001年成都高新區西部園區建設啟動，國騰成為入住高新西區最早的企業之一。當年，國騰與電子科技大學聯合創辦獨立學院——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學院，在西部園區征了2000餘畝教育用地。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地價只有每畝2萬元，除了建學院和國騰科技園，還有大量空地被閒置，直到2008年由國騰出地，成都高投集團旗下高新置業出資，共同開發了「創智聯邦」——5棟6層的寫字樓，建築面積約82000平方米，投資規模約2.05億元，2008年12月30日奠基，建成後按照每平米6000元對外銷售。記者在成都市規劃局查到，國騰園117933平方米的用地在2007年3月已經變更為一類工業用地，不再是教育用地，但一類工業用地也是不能建寫字樓對外出售的。
不過，非常蹊蹺的是，去年6月30日何燕因涉嫌非法經營罪被湖北宜昌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但今年1月15日國騰電子的公告稱何燕因涉嫌挪用資金罪被檢察機關批准執行逮捕，所以最終是否涉及土地問題還不得而知。
另外，國騰電子在石油、公安系統也有業務。今年2月14日，公安部通報稱，公安部居民身份證密鑰管理中心原主任佟建鳴，自2001年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違警行為查處工作指導處處長以來，特別是在擔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證密鑰管理中心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相關企業謀取利益，涉嫌索賄、受賄223萬元。公開信息顯示，在擔任公安部居民身份證密鑰管理中心主任期間，佟建鳴與企業有密切往來。2011年3月16日，佟建鳴就曾到成都國騰實業集團進行視察。
「例外」的鄧鴻
鄧鴻是另一位在成都聲名顯赫的「灰頂商人」。這位成都會展旅遊集團董事長比一般土豪多了一些想像力：1990年代就想到發展成都的會展經濟，操辦一年一度的春季全國糖酒商品交易會，在成都建亞洲最大的單體商業中心，花百億到太平洋上買島……從老會展、新會展中心，再到建設環球中心，鄧鴻操作的一系列項目無不是成都市的門面工程，區域內除展館外，還有多個五星級酒店，時常舉辦重大商務、政務活動，也都離不開政府在土地、信貸方面的支持。但是鄧鴻在商業上也確實靠譜，至今沒有失手的時候——這依賴於鄧鴻在資金運作上的精明能幹，以及他對官場資源的嫻熟利用。
鄧鴻生於1963年，14歲即參軍入伍。1985年，22歲的鄧鴻以成都空軍幹部身份轉業。1994年，鄧鴻以美籍華人妻子閩佳琳的名義在美國註冊了加州國際投資貿易有限公司。1995年，也已經變成美籍華人的鄧鴻在成都沙灣拿到150畝地，準備做鋼材批發交易中心，不久有專業人士建議做會展中心前景更好，他立即改換方案，投資數億建了老會展中心，1997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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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鄧鴻的美國加州集團成都會議展覽中心股份公司，與阿垻州九寨溝縣簽訂《合作開發九寨溝國家森林公園協議》，當年7月動工，佔地面積400畝，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投資近20億元，是「四川省有史以來投資最大的一個綜合性旅遊項目」。2003年9月，「九寨天堂」度假旅遊項目開業，被稱為中國西部最大會展、休閒和度假中心之一。
2003年10月，《經濟日報》發表了一篇記者來信，標題是《「九寨天堂旅遊度假區」該不該建》，文章稱：「據四川省林業部門介紹，九寨溝既屬國家森林公園，也屬長江上游天然林重點保護區。有關專家認為，這種建築看似人與自然的親密交融，實則是對自然生態的一大破壞，為了把建築物置於山水之間，不僅使原生的9棵大樹被玻璃房『囚禁』，而且已砍掉了200多立方米寶貴的天然林。在這樣的地方大興土木，實屬不該。」
該文作者稱，當時諮詢過林業、國土等部門，「九寨天堂」沒有任何批文。但該文發表後，一位四川省領導找到經濟日報，希望不要再繼續發表這樣的文章，此事不了了之。根據財新記者查證，該領導的一位親屬劉楊，正是2003年12月成立的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有限公司的四個自然人股東之一，持有5%的股份。
在九寨天堂項目後續項目沒有完工的情況下，鄧鴻又開始投建新會展中心。成都市的總體規劃是向東向南發展，市政府有意將行政中心南遷，希望新會展和行政中心能帶動成都南部發展。2003年12月，成都新國際會展中心「世紀城」正式動工，2008年初，工程主體全部完工，時任市委書記李春城出席開業典禮並宣佈新項目開業。
由於會展中心屬於政府工程，投標企業可按照建設會展的低價拿地，可配套建設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拿地過程中，政府會設置一些量身訂做的條件幫助關係企業入圍，例如資質准入就是其一，鄧鴻企業中標幾率大幅增加。
新會展中心佔地1500畝，鄧鴻方面對外稱每畝地價是70萬元，但成都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對媒體稱僅有28.83萬/畝。但即使按照此低價格計算，1,500畝新會展中心的土地出讓金也要4.3億元，同時操作九寨天堂和新會展兩個巨型項目的鄧鴻一時捉襟見肘。
一位成都地產界資深人士稱：「鄧鴻的新會展可以說是空手套白狼。一是中信銀行給了20億元貸款，二是成都的央企中國成達工程公司定製了寫字樓和幾棟高層職工住房，預付了定金。這兩筆錢成為他們的啟動資金。」
新會展確實為成都的會展經濟以及南城開發起到很大帶動作用，拿地時還是一片荒涼，建成後南城陸續有開發商跟進。2007年，鄧鴻又在會展中心附近開發了天鵝湖花園，在會展中心與住宅之間挖了一個400畝的人工湖，之後還建成了假日與洲際酒店。
鄧鴻在新會展中心附近的地塊上，還建起了四川電視台新址和審計署駐成都特派員辦事處辦公樓。
2008年前後，鄧鴻把天鵝湖另一側的土地賣給龍湖地產，幾乎同時，還把部分土地賣給了棕櫚泉開發寫字樓和公寓，回籠大筆資金。鄧鴻開始啟動環球中心項目。環球中心在新會展北邊約一公里，位於成都高新區天府大道與繞城高速交匯處，公司官方網站顯示，環球中心佔地1300畝，約合兩個天安門廣場大小，總建築面積約176萬平方米，號稱全球最大單體建築，在鄧鴻出事之後的2013年9月1日仍然成功開業。這個龐然大物坐落於成都市的環城生態帶上。成都市允許建築物呈鋸齒狀嵌入環城生態帶，但環球中心體量過於巨大，以至切斷了環城生態帶，引發了不小爭議。
知情人士稱，成都市一位主要官員曾在內部會議上表示：「(環球中心)建都建了就算了，類似的項目以後不能再建。」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環球中心拿地有問題。以前成都規定，外環高速(三環之外)兩側500米是不能有商業開發的，即所謂198綠地——198區域是指環繞中心城區的198平方公里非建設用地。這一片區分佈於成都市中心城區的四周，主要位於三環路之外、外環路以內(包括外環路外側的500米生態保護帶)，意在外環打造一個綠色成都。但是後來政府調整了規劃，從198平方公里中拿出約5%作為建設用地。但在繞城高速500米以內只有環球中心這樣一個四四方方的龐然大物，顯得非常突出。在環球中心前面還預留了大片的空地，佔據了整個馬路，往來車輛都得下穿通過。
2008年9月，成都市國土局曾有記錄將此地塊拿出來招拍掛，但這麼大的項目招標，當地地產界人士都沒什麼印象，最終鄧鴻的公司摘牌——成都世紀城新國際會展中心有限公司和成都國際會展中心以4.8億元拍下成都市天府新城文化藝術中心、海洋樂園及配套項目國有建設用地的使用權。該項目內含三塊用地，分別為約700畝的商業金融和文化娛樂用地(包括中心廣場)、約236畝的文化娛樂用地和200畝的配套住宅用地。項目要求在前兩個地塊投資強度超過32億元，並在三年內完成。
消息稱，鄧鴻拿下這個龐然大物，又是以興建帶公益性質的藝術中心(即236畝的文化娛樂用地)為名義和政府談的，但他先建的是商業中心，藝術中心至今不見蹤影。即使不包括這部分文化娛樂用地，其他兩塊合計900畝的商業用地以4.8億元拍下，每畝53萬元的價格也非常之低。一位成都地產界人士分析，環球中心區塊以寫字樓為主，商業綜合體也很多，比如奧克斯廣場、保利中心、中海等等，是成都寫字樓競爭最為激烈的區塊，當時在附近地區同期拿地的和黃、九龍倉，拿地價格都得每畝一二百萬元。如今體量72萬平米的環球中心寫字樓已經銷售一空，早在2011年5月就已經銷售30萬平米、銷售額達34億元。
在成都市規劃館中，環球中心的用地至今都還是公共設施用地——公共設施用地不得用於商業開發，這幾乎是常識，成都市規劃局今年出版的《成都市規劃管理技術規定》也有明確規定，「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只包括行政辦公用地、文化設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與居住用地、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有明確區分。
成都規劃局人士給出的解釋令人瞠目：成都今年之前執行的是2008年的規定，國家也是2010年12月才出台了新國標《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且於2012年1月開始執行。按以前的老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為C類，其中包括C2商業用地和金融類用地，今年的新規定才把商業用地從公共用地中拿出來。
不過，在成都南部興建的政府行政中心，在2013年3月1日就變更為商業服務業用地，因為政府決定不搬入後要把大樓變現出售，至今已經出售了3幢，而環球貿易中心的寫字樓早已對外出售也還是公用設施用地，部分購買者也已經拿到產權證，有些還在辦理之中。
「黑頂」商人劉漢
在四川，說到「黑商」，首先被想到的就是四川漢龍集團董事長劉漢。早在1994年，他就受時任綿陽市市長邀請，投資當地的河堤修復工程。市長承諾，河堤修好後，圍出來的約300畝土地給劉漢開發。在那塊地上，劉漢開發了益多園小區。這筆交易，可能是以往炒期貨發家的劉漢和地方政府官員的首次交好。
1995年，劉漢斥資1.2億元，投資於綿陽城邊涪江江心的小島村開發房地產。新華社的報道指稱，1998年，劉漢的公司因拆遷補償問題與小島村民發生激烈衝突，為此，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將帶頭的村民熊偉亂刀捅死。「此案一出，村民噤若寒蟬，房地產開發順利推進」，唐先兵毫髮無損，未被追究。
1997年，劉漢在綿陽市註冊成立漢龍集團公司(下稱漢龍集團)，旗下有四川平原實業有限公司、益多園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小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此後又陸續投資成立了漢龍高新技術有限公司、漢龍實業有限公司、綿陽市豐谷酒廠等公司。劉漢和政府的關係也日漸密切，其生意範圍擴展至太陽能、高速公路、天然氣、水電站、城鄉建設和礦業等，先後控制約70個公司，包括多家上市公司。2001年，漢龍集團與阿垻州政府簽署協議共同開發四姑娘山，漢龍集團出資佔70%股份，獲得四姑娘山風景區的50年合作開發經營權。漢龍集團沿用此種模式，又相繼開發了九鼎山旅遊風景區、王朗白馬旅遊風景區等。
最近十年，劉漢更集中於在水電和礦產的投資。這些同樣是需要強大政府公關能力的領域，獲得了強大保護傘的劉漢，在專營權和貸款方面屢屢得手(參見財新網報道《劉漢興衰調查》)。
在這個權力與利益深深交織的場域中，僅僅是身兼官員和商人雙重角色的「紅頂商人」一種顏色已經不夠精彩。何燕、鄧鴻的灰，劉漢的黑，再加上一些特定關係人的「白手套」，共同結成了千絲萬縷的網，網裏輸送着權力、金錢，以及政治利益。
四川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是另一類人。成功帶領瀘州製藥廠轉制的汪俊林在李春城短暫任瀘州市委書記時與之相識。四川官場人士稱，2011年，干滿兩屆成都市委書記的李春城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其目標直指省長一職，但2012年3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職接受調查，坊間隨即也傳出李春城恩主不穩消息，李對十八大人事格局判斷不准，開始到北京四處活動，「汪俊林跟李春城私交很好，當時也幫着他在北京跑關係，還給了他100萬元，但並沒有查出經濟利益交換。」一位四川人士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