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每次結局都一樣，她卻屢敗屢戰。和她一起的，還有幾位「戰友」，他們都是黑龍江東方企業集團的老職工。
「我們是來找東方集團張宏偉要股權的！」盛盤英控訴道，「張宏偉侵佔了我們上億元的職工資產股，後來又以欺騙的形式將這些股票騙走了。」
為此，從2006年開始，這些老員工們不辭辛苦，專門成立了維權代表委員會，四處奔走，試圖通過法律等各種途徑，向曾經的創業夥伴，現在的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討要股權」。
「曾經一起創業打江山，如今他卻要獨享成果！」 盛盤英說，如果要回股權，他們每個人都將成為千萬富翁。
共享成果 元老獲職工資產股
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網絡配圖）
1983年，年僅19歲的盛盤英，進入黑龍江省的一家建築公司（後來的東方企業集團），在該公司的經濟科做預算員的工作。幾年後，盛盤英輾轉從事行政管理，後來又去東方企業集團下屬分公司任經理一職。
據盛盤英介紹，東方企業集團前身為唿蘭縣楊林公建築工程隊，後成為哈爾濱東方建築工程公司。1988年，經黑龍江省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批覆同意，以哈爾濱東方建築工程公司為主，與其他幾家公司一起合併組建東方企業集團公司，註冊資本898萬元，企業性質為集體國營聯營，負責人是張宏偉。
1989年，經黑龍江體改委批准，東方企業集團公司進行股份制試點，註冊資本被核定為3460萬元，由企業法人股和個人股構成。1990年3月至4 月，東方企業集團向社會發行股票3500萬股，其中職工資產股900萬，900萬股職工資產股包含張宏偉等公司董事高層，還有一些中層及普通員工。
1991年，根據崗位、職務、工齡及貢獻大小，盛盤英分到了東方企業集團給她的職工資產股2.9萬股。盛盤英給記者出示了一張名為「東方企業集團九一年股票分紅登記表」，來證實她的這一說法。「當時說的是這些股票暫時流通不了，但作為分紅的憑證。」
盛盤英坦言，那個年代對股票的概念很少，只是覺得分紅就很不錯了。然而，她還是利用手裏的閒散資金，又以一元錢每股的價格，購買了5000股原始股，與職工資產股不一樣的是，現金購買的股票可以流通。
據盛盤英描述，第二年她的職工資產股享受到了東方企業集團的分紅福利，不過這個分紅並不是發的現金，而是以股票的形式給的，一共給了7500股，同樣，分紅的股票也和現金股一樣，可以流通。
與盛盤英一樣情況的，還有另外幾十名當年一起創業的老員工。這些自稱為東方集團的創業元老們稱，當時東方企業集團一共發了900萬股職工資產股，不過他們只佔了小頭，大概有300多萬股。
股票成寶
在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手裏的股票僅是個分紅憑證而不是寶貝的時候，後面接連發生了幾件大事。
1992年12月，東方企業集團改組設立了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2月，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4000萬股股票，並於1994年 1月在上交所公開上市，成為國內第一家上市的民營企業。東方集團總股本10500萬股，其中東方企業集團投入的3000萬股為法人股，兩次向社會公開發行公眾認購的7500萬股為流通股。
1995年東方企業集團更名為東方集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東方實業），董事長張宏偉。幾位創業元老稱，據上市公告書披露，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設立，註冊資本中3000萬法人股由東方企業集團以部分資產投入。
「這3000萬內部資產股中，除集體保留2100萬股外，其餘900多萬股按個人貢獻、職務、工齡等指標被分別劃到職工名下，並發給職工資產股股票作為憑證。」幾位創業元老表示，「另外，按照公司當時的章程規定，保留的2100萬股集體資產股也是由當時持有900萬股的全體職工股東所有。」
期間，上市後的東方集團藉助東風，迅速發展，至2006年底，股改後東方集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東方集團25.54％股份，市值20億元左右。東方集團還持有上市公司錦州港(3.69,-0.02,-0.54%)27.13％的股權，為第一大股東；持有民生銀行 (5.78,0.05,0.87%)3.42億法人股，佔4.71％的股權，為第四大股東；持有新華人壽9628.8萬股股票，為第一大股東；同時也是海通證券(9.55,-0.03,-0.31%)、民族證券的大股東之一。
創業元老們開始掂量手裏持有的職工資產股的價值。2006年7月，恰值東方集團股改方案出台，創業元老們拿着自己手裏的股票，去找張宏偉討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褚景春稱雖然東方集團在快速發展，然而自從上市後，創業元老們卻在相繼離開，按照57歲的褚景春的說法，這是張宏偉在排擠創業元老，想侵佔他們的職工股，從而達到獨吞的目的。
褚景春是1988年加入張宏偉的公司的，最開始他在建築公司開車，後來又到一個旗下的物業公司任主管一職，2004年，因為公司改革，褚景春被通知在家待崗幾天，然而這一等就是十幾年，褚景春介紹，直到現在，他依然沒有和公司簽訂解約合同。
和褚景春一樣「待遇」的還有曾昭義，1985年就進入公司做行政工作，然而在2000年也被要求回家待崗，從此再也沒人來通知他上班。曾昭義告訴記者，像他們這樣被莫名辭掉的員工不在少數。
雖然人不在東方企業集團上班了，但是這30多名元老還是把自己當成公司的職工，因為他們手裏，握着職工資產股的股票，「這些就是我們當年艱苦創業的憑證」，一位元老如此說道。
2006年，東方集團股改過後，元老們逐漸意識到手裏那張股票的重要性，對於股票知識和證券信息，他們也越來越關注起來。他們意識到，股改過後，手裏的股票原來是可以流通的。
更讓他們激動的是，30多位股東算了一筆賬，他們持有的原始資產股合計285萬股，多年滾動已增至大約2280萬股。按2007年1月12日每股8.68元的價格算，這部分股權市值約為1.97億元。
「低價轉讓」的前前後後
當年的一紙股票，瞬間變成無價之寶，元老們興奮不已。然而，等他們拿着手裏的股票找到東方集團時，當年的創業夥伴，如今的董事長張宏偉卻稱職工資產股失效、取消了。對此，人民網記者採訪東方集團副總裁孫明濤，對方表示「目前正在出差，不方便接受採訪」。
希望眨眼又成泡影，元老們心有不甘，於是，十多年很少聯繫的幾十位老員工又聚在了一起，商討如何討回權益的辦法。他們推選了7人組成股東維權委員會，代表30多位老職工維權。
幾位元老回憶當年維權的艱辛歷程稱，維權代表找到東方集團欲討說法無果後，他們想到了通過法律的形式來解決，2006年2月，維權代表們請了律師，在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此外，維權代表們還找來記者廖新軍，把他們的這些經歷曝光，這一系列舉動似乎獲得了效果，東方集團立即派出律師周天平、負責法律事務的員工張惠泉和維權代表們「和談」。
然而不幸的是，維權代表裏面出現了「叛徒」，盛盤英告訴記者，東方集團的代表律師給他們幾乎所有的老職工們講了一課，在課上，律師給他們講解了股票知識，告訴他們手裏的職工資產股票無效，是廢紙一張，並稱東方集團因為經營不善，正在虧損，如果老職工非要堅持股票利益的話，就要和東方集團承擔共同的虧損。如此算來，老職工手裏的股票不僅分不到錢，還要從自己手裏拿出錢來。
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元老們頓時傻了眼，辛辛苦苦維權，到頭來自己還要貼錢。而就在這時，東方集團代理律師的話鋒一轉，念及昔日共同創業的感情，張宏偉願意按面值，以一元錢一股的價格回收職工資產股。
至今，盛盤英仍把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書，稱為「喪權辱國」條約，而簽協議的那天，她依然清晰地記得。2007年3月26日，盛盤英把自己的2.9萬股職工資產股，以2.9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東方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和盛盤英一樣簽字轉讓了股權的，還有20多位股東，而當時在北京的股東姜樹榮，也被人追到北京轉讓了股票。59歲的姜樹榮，曾一度在東方實業集團做到經理的職位，而他也分到了10.5萬股的職工資產股。
姜樹榮回憶了一個細節，當時他的股票找不到了，但是在他簽署了一份遺失申明後，依然被轉讓了。「當初不是說職工資產股無效了嗎？怎麼現在回收這麼積極呢？」姜樹榮有點納悶了。
和姜樹榮一樣納悶的，還有老職工曾昭義和褚景春，聽到公司說要以一元錢一股回收股票，兩人就感覺不對勁。在當天很多人都簽署了轉讓協議，兩人卻堅持未簽。
然而，禁不住維權代表韓國志的遊說，在時隔幾天後，兩人也終於將自己手裏的職工資產股全部轉讓了。曾昭義告訴記者，韓國志是維權委員會的代表，負責直接與東方集團交涉。在他和褚景春堅持不簽轉讓協議時，韓國志曾說要給他們兩人10萬元的辛苦費，但兩人沒要。不過這一說法，並未得到確認。
然而，並不是所有元老都將自己手中的職工資產股轉讓了，褚景春告訴記者，還有5個元老手裏的約55萬職工資產股，依然沒有轉讓，至今握在手裏。
第二次維權
事情似乎該告一段落了，然而，一切又才剛剛開始。作為維權代表的韓國志，竟然涉嫌「叛變」，將股東們的利益出賣了。2008年，韓國志在北京被警方帶走，隨後，2010年12月14日，韓國志犯敲詐勒索罪，被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
韓國志的暴露，讓股東們覺得自己被幾名維權代表「耍」了，因為判決書里一一交代，韓國志私下買通了幾位代表，給了每人幾萬至10萬元錢，讓他們將股票轉讓出來。
股東們再次聚在了一起，商討如何繼續討回自己的權益。2008年3月，在距離簽署轉讓協議近一年的時間，股東們再次向法院立案，希望能夠廢除之前簽訂的「不合理條約」。然而，這個時候，股東們才認真看到了當初簽署股票轉讓條約的內容，上面收購他們職工資產股的公司，是東方集團投資控股公司。人民網記者就此採訪東方集團副總裁孫明濤，對方表示目前「不方便接受採訪」。
元老們撤銷了哈爾濱的立案，而向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稱2007年3月26日，起訴人在未看到任何合同內容的情況下，與被起訴人簽署了《權益及股權轉讓協議書》、《股權轉讓協議書》，並根據兩份協議要求出具了《承諾及轉讓通知函》，同時將持有的股票憑證原件交給被起訴人。然而，起訴人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詢被起訴人檔案後得知，被起訴人在2007年3月26日前，並未取得「東方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營業執照。，因此被起訴人的簽約行為違法，簽訂的轉讓協議也無效。
2010年8月10日，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裁定為不予受理該案。隨後，元老們繼續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上訴，被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也下發了不予抗訴的通知。
似乎，老職工們的維權之路因為簽署了轉讓協議後，變得毫無轉機。然而，他們並沒有放棄。在第一次的維權代表委員會解散後，元老們又迅速組建了第二次維權代表委員會，有意思的是，除了第一次的維權代表韓國志因詐騙罪被抓外，其餘的代表沒有一個加入第二次的維權代表委員會，甚至都沒有參加第二次的維權。 「他們還想加進來，但我們不要，誰會要一個曾經的出賣過自己的人呢？」第二次維權代表褚景春說道。
然而，參與第二次維權的比第一次的少了幾家，過了這麼多年，有的老職工已經放棄了，此外，維權需要費用，有的人也不想掏這個看起來希望渺茫的經費。 「我們是按股份來交維權經費，1萬股交2500元，第二次維權經費收了共40萬元，」其中包括訴訟費，律師費，從哈爾濱來往北京的食宿費。
眼看經費越來越少了，幾個維權代表也日益焦慮起來，出門都坐便宜車，住便宜旅店，從2006年耗到現在，誰也受不了。有時，維權代表家中也會有自己的事情，這時候，另外有空的股東就會自發上來幫忙，「我們都是義務的，維權代表沒有什麼誤工費。」曾昭義說。
這些到了知天命或者耳順年齡的元老們，每天在外四處奔波，疲憊不堪卻神情堅毅。累了的時候，他們會互相打氣，偶爾也會算算自己股票的價值，因為他們已經諮詢過了，如果追回這些錢，每個人都將成為千萬富翁。
截至人民網記者發稿時，多次聯繫東方集團採訪，均因「採訪時間難以安排」等因素而採訪未果。10月11日晚，人民網記者最終聯繫到東方集團副總裁孫明濤，孫明濤表示，對此不便置評，東方集團將提供相關說明材料，「一切以該份書面材料為準」。
東方集團的解釋說明材料將如何回復質疑？是否能對維權職工們口中所稱的「漏洞」作出逐一對應的答覆？其解釋和定論是否具備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