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東事件剛剛落幕，江西南康、湖北石首又爆發較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自然，當地政府也要不計代價地「穩控」。
中國的行政成本之高，早是眾所周知。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高發，尤其群體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個同樣不斷攀高的維穩成本。
目前還沒有權威的全國維穩成本統計。但僅就部分地區的情況來看，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於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為普遍現象。
上海金山區1996-2006年政法總投入124609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5.6%。財政撥款年均增幅17.34%。
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比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要多出許多，為此遭致廣州市人大代表的強烈質疑。
如果說上海廣州皆屬經濟發達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尚能支撐的話，對於經濟並不那麼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就不免令他們捉襟見肘了。譬如湖南常德市下屬的津市市，該市因政府財力有限，雖然維穩經費在財政撥款中已經佔了較大比例，仍不能滿足需要。無奈之下，只好口中擠食，強令所有財政撥款的行政事業單位壓縮20%的開支，擠出財力保證維穩經費。甚至不惜從每名統發人員的工資中逐月扣錢，撥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確保專業巡邏人員工資的發放。
天價維穩成本已經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終必然分攤到每個納稅人的頭上，對經濟危機陰影籠罩下的中國經濟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價維穩成本為什麼就是降不下來呢？
原因可以列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則只有一個，即國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靈。推究已經發生的諸多群體事件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群體事件發軔之初，都往往是小事，往往因為拖，最後拖成了大事。而這個拖的過程，往往都是當事人或者受害人求告無門的過程，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的過程，從只是滿腹冤屈發展到滿懷怨恨的過程。之所以求告無門，無非因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備解決相應問題必須具備的足夠權威，因而缺乏解決相應問題的實際能力。
中國正處於轉型期即新舊社會問題交匯期，社會矛盾和衝突的增長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會矛盾和衝突一旦發展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決，特殊處理。而每一次法外解決、特殊處理，都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作為，更加把其他當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決、特殊處理之途。長期如此，法外解決、特殊處理就會成為處置群體事件的慣例，國家基本制度就可能被冷落，而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失去公信力。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經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佈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代議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只要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麼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經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專業化的解決，而不至牽一髮動全身，發展為危及整個社會的狂濤巨浪，讓整個社會都付出高昂代價。
所謂維穩成本，總的來說就是法外解決、特殊處理的成本。這是在國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來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複製性，註定成本之高超乎尋常。這個不正常的成本，無妨看作國家基本制度正常與否的指數，國家與社會關係正常與否的指數。應該承認，目前這個指數不購理想。
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是值得鼓勵的方向，但要能夠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先要讓正常渠道正常起來，讓正常渠道作為國家制度上的基礎設施能夠切實地起作用。天價維穩成本證明，這已經是刻不容緩。
（作者系《南方周末》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