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生於中國天津，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1950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在報紙發表文章。1952年，成為第一屆畢業生。1955年，被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升，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
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於美任教期間，余英時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2006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佈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此獎被譽為「人文諾貝爾獎」。
而為表揚余氏一直為史學作出之貢獻，余氏母校新亞書院聯同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第一屆講座已於2007年舉行，講者為許倬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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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末日的前期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1 03:02 am
1949年秋季
1949年秋季開學，燕京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
1
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只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
我曾為《一滴淚》寫了一篇長序──〈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篇序當然也完全適用於《孤琴》。不過現在特別為《孤琴》寫序，我卻不願重彈舊調。《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我想藉此機會寫出來，與作者的經驗互相印證。但首先我要作一點為此書「解題」的工作。
此書為什麼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1990-91學年作者在母校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從事寫作。這是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個「沉悶的小城」，作者在這裏過了一年十分孤獨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淚》的初稿。但孤獨並沒有讓作者「發瘋」，如朋友們誇張的預測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獲得一次最高的升華，所以他說：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濟慈的詩句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孤獨世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個新星游入他的視野，
寂然無聲，在達里恩一個山頂上。
這裏我們看到作者精神升華所達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這也許便是一種「瘋狂」。但這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神的瘋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類「神的瘋狂」中居於最高的位置。因為「愛神」（Aphrodite）恰好是這一「瘋狂」的主宰。（見Plato’s 「Phaedrus」）試看作者自己對於「孤琴」兩字的解題：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
精神升華使作者的孤獨化為一個「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藝術作品都頓時在他的心中活了起來。如果僅僅為了自我解脫，他大可長駐其中，從此遠離塵囂。然而不然，他嚮往的卻是回到承受着萬千劫難的「眾生」之中去「彈奏孤琴」。恰好說明為什麼他對「孤琴」之喻，情有獨鍾。我必須提醒讀者，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淚》的撰述期間。他以彈奏中的「孤琴」自喻，因為他正在發出動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為了自己賞音，而是出於愛「眾生」之一念，讓他們在艱難之餘，共享他所能發現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層的「神的瘋狂」在這裏得到了印證。
這裏讓我為「孤琴」的意象下一轉語，作者的專業雖是西方文學，但畢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孤琴」所表達的在骨子裏即是中國人的一種共同嚮往：個人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得道」，而必須同時幫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傳布給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後來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傳入，因為和中國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無間。所謂「菩薩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願為眾生承受一切苦難。王安石便因為讀到禪宗大師一句話，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於改革的，這句話是：「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強調「泛愛眾」嗎？作者寫《一滴淚》和這本《孤琴》文集也和當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態完全一樣，是要為「眾生」做點什麼事。《華嚴經》的〈回向品〉特別提倡「回向眾生」的觀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後，再回過頭來把自己所修功德施與「一切眾生」。1922年胡適寫了一首〈回向〉詩，用現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闡釋了這個觀念。我覺得這首詩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卻把〈孤琴〉末節「告別冬眠」的隱義充分發揮出來了。所以我要把全詩引在這裏，供讀者參考：
〈回向〉
他從大風雨里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着山腳下，
想着他風雨中的同伴，
那密雲遮着的村子裏，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離開他們，
又討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頂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2
《孤琴》第一輯首篇〈燕京末日〉寫的是燕京大學，其中提到「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當時正在「隔離審查，交代問題」。這是指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我曾上過他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作者的回憶把我帶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園。但是這裏不是我寫自己回憶錄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這一論題，補充一點作者見聞以外的情況。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作者早了兩年。因此我所見到的是「末日」的開始，恰可與作者所見的「末日」的終結互相參照。
燕京是教會大學，經費主要由美國各教會捐募而來。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存在下去已是先天註定的命運。所以1949年秋季開學，它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中共對國立大學如清華，開始是維持原狀，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後才是全面接管。（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1984年，頁131～132）燕京是私立教會大學，情形自然又當別論。至少我在燕京一學期中，學校表面上仍未改變，估計是處在「接而不管」的階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種假象，中共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絕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時候。在「不管」階段，它在背後的佈置——包括所謂「摻沙子」、「挖牆腳」之類——則正在積極地進行中，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語言中，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個學校結構的「底」，同時也「摸」每一個教職人員的「底」。等到時機成熟了，「黨」便可以一舉而消滅「階級敵人」。不用說，這個理解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必須通過六十年來的經驗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學時，燕京大學從校長到教職員大概都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學校仍可以照舊辦下去。甚至遲至1951年，趙蘿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電聘作者之舉。這和同一時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長羅忠恕函聘吳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轍。總之，我在燕京恰好趕上了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時期。
1949年燕大校園的政治動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黨團員無所不在，不過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而已。最顯著的，學生都必須上政治大課，主持人是法學院院長趙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黨靠攏得很緊。大課並不是主持人獨自講授，而是分別請校外的人來作報告。我現在記得的有四個人，即錢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儲安平。錢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講得很長，至少兩、三小時。艾則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年所寫的《大眾哲學》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時。這兩位黨人的長篇大論說些什麼，六十年後已無從追憶，但其中涉及三個問題至今還留有一點印象：第一、對於二戰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姦淫搶擄的暴行極力否認，堅持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第二、當時美國《白皮書》剛剛出版，對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所期待。毛澤東立即寫文章痛斥。因此辱罵「民主個人主義者」也是他們講話中的一個重點。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剛剛出爐，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四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四個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他們借五星旗的象徵，向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戰」。
就我記憶所及，他們兩人的「洗腦」工作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瀋陽住過兩年，對於蘇軍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詳，而且直接得之於民間，「謠言」之說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學中來自東北的更無法接受這一解釋。至於「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階級劃分，我們當時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確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們失望，他雜引史事說明他的論點，竟說「岳飛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飛的時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聽眾雖不敢譁然，但暗中搖頭的則大有人在。這樣缺乏歷史常識的話大大減弱了他的說服力。 （一）
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
另外兩位「民主人士」的講話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早在抗戰時期便已非常靠近共產黨了。他的講演一味強調他曾怎樣英勇地和國民黨展開的鬥爭，還特別描述《中央日報》的主持人陶希聖怎樣對他進行「圍剿」的種種事跡。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談話，從政治教育的觀點說，意義不大。
在四位外來講者之中，儲安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編的《觀察》雜誌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課外讀物，所以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但講話的內容我現在只記得下面這一點：他宣佈最近接受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歡迎燕大同學投稿。他特別強調編輯的宗旨是同時向前面提到的四個「階級」開放的；《光明日報》並不為四個階級各設專欄，但對這四種不同的觀點一定兼容並包。他說話的神態十分真誠懇切，這是我對他發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他其實是表示：他編《光明日報》仍然繼續《觀察》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在當時痛斥「民主個人主義」的一片叫囂聲中未嘗不是一種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不過是同實而異名而已。儲安平在1957年逃不過「大右派」的劫數，於此已見端倪。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聽講時我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
其次，我要談一談燕大教學的情況。這一學期我選修了四門課程。除了趙蘿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歷史系選了三門課：中國近代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歐洲史導讀。英文課讀的是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只重語文訓練，尚未涉及思想問題。《孤琴》作者兩年後講授英國文學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時還沒有出現。我記得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曾試着用階級觀點解釋一篇小說。趙教授不但未加稱讚，而且還表示與小說的主題全不相干，可見她還沒有感到「思想」的壓力。主持歐洲史導讀的是一位女講師，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指導學生讀了一些史學名著的選樣，包括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過正統訓練的學人，根本未為歷史唯物論所動，因此也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但另外兩門歷史課則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擾了。
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是聶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因「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而受到「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的懲罰。他是宋史名家，我本來希望能吸收一點他的專長。大概由於系中教學的需要，這一學期他改授近代史。這是中共很重視的一門課程，他指定的教科書是范文瀾以「武波」筆名所編寫的一本《中國近代史》。但是他並不要求學生細讀范書，僅僅用之為講授的提綱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課的講稿都是自己根據原始史料另行編定，而且專講客觀史實，條分縷析，儘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斷。范書痛罵帝國主義，又斥曾國藩為「漢奸、劊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則從不用這一類的情緒語言。我當時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東學者，多年後才從洪業老先生處了解到他的高潔人格。最近讀到鄧之誠《日記》散篇，我對於他「態度惡劣，抗拒運動」的情況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網如此之快，則是萬萬想不到的。
最後，我要提到翁獨健先生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一課。翁先生是燕京繼齊思和先生之後，保送到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二人。他的專業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識面很廣，思想也很靈活。那時他和共產黨之間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學期之末他被任命為北京文教局局長。他所指定的課本是普列哈諾夫的《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中譯本（英譯為George V. Plekhanor, 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講堂上並不宣傳歷史唯物論，更未提及斯大林的「五階段論」。可見他仍然守住了專業史學家的崗位。他指導我們讀普氏的著作，重點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學生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其理由是羅氏此書也強調哲學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這門課是較小的討論班，以期終論文代替考試。我寫的是〈墨學衰微考〉，是一個傳統考證的題目；他同意了我的選擇，沒有任何指示，要我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國訪問，他的女婿和女兒還特別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這是我在離開燕京後唯一重晤的老師，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學人的風範。
總之，在「燕京末日」剛剛開始的第一學期，無論是外文系或歷史系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着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採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歷史系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學而言，我們對「新史學家」如范文瀾、剪伯贊之流並沒有多少敬意。剪伯贊那時已在燕京，但並不屬於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和〈燕京末日〉中都稱他為「新燕京攝政王」，因此我現在才能斷定，他大概是以「軍代表」的身分進入燕園的，大致相當於吳在清華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學都是由「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管會」派代表駐進校園，簡稱「軍代表」。）1949年秋季剪還沒有「攝政王」的稱號，不過卻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在史學系流傳。他當時正在大張旗鼓主編庚子（1900年）義和團史料，開了一張書目要燕大圖書館為他收集有關文獻，其中之一是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這是一部清初關於書畫着錄的名作，寫成於順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書畫史常識的人無不知之。這種疏失如果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史學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諒的。但他當時是和范文瀾並列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導人，氣焰正自不可一世。這就難免招人輕視了。（這部材料書即是《義和團》，列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於燕京大學」。 ）馬列派後來所取得的史學「霸權」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之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國知識人在過去改朝換代的一般表現而言，教授中願意積極迎合「爭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不必詫異。不過我在燕京的那段時期，這樣的人還是極少數。上面提到的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類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課上常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他最愛舉下面這個例子：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象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淚》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為思想進步的緣故，和學生們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課小組討論的一個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時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再對我們強調他的幸運，居然還「趕上了革命的最後一次列車」。現身說法之後，他接着便要我們也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和他同在一輛車上。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趙、侯兩位先生的論調也未曾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應。但是翻來覆去聽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確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記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三反」等等「運動」，令人驚心動魄。我最早從香港報紙上讀到關於燕大斗爭大會的詳細報導，包括校長陸志韋的女兒怎樣「大義滅親」的熱烈表演。我稍一回憶，立刻領悟到：中共的佈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開了。經過兩年來處心積慮的安排，「進步教授」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佈滿全校，只要「黨」略略示意，鬥爭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證的。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小文，分析了這一事件，題目是〈吳用把眼視眾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陣線》雜誌，大約在1951年底），這是借用《水滸傳》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吳用發言反對之時「已把眼視眾人」，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等便一個接着一個大聲鼓譟起來。毛澤東熟讀《水滸》，這一套手法早在黨內外鬥爭中運用過無數次，此時拿來對付一些毫無「鬥爭」經驗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莊子所謂「以無厚入有間」，遊刃而有餘了。
我和巫寧坤先生恰好分別參與了「燕京末日」的始點和終點。所以我特別將我的記憶部分寫出來，略補巫先生見聞之所未及。 （二）
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於美任教期間，余英時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2006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佈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此獎被譽為「人文諾貝爾獎」。
而為表揚余氏一直為史學作出之貢獻，余氏母校新亞書院聯同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第一屆講座已於2007年舉行，講者為許倬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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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末日的前期
【聯合報╱余英時】
2008.07.21 03:02 am
1949年秋季
1949年秋季開學，燕京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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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寧坤先生繼《一滴淚》之後，將他多年來所寫的散篇文章集結成《孤琴》一書。這兩部書恰好經緯相錯，交織成文。《一滴淚》是「經」，提供了一個連續不斷的完整敘事；《孤琴》是「緯」，將敘事中某些極重要但只能一掃而過的快速鏡頭加以放大，使我們可以觀賞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許多通幽的曲徑，每一條都把讀者帶向《一滴淚》世界的深處。
我曾為《一滴淚》寫了一篇長序──〈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篇序當然也完全適用於《孤琴》。不過現在特別為《孤琴》寫序，我卻不願重彈舊調。《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我想藉此機會寫出來，與作者的經驗互相印證。但首先我要作一點為此書「解題」的工作。
此書為什麼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確的解說。但作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現在收入本書的則是別人的譯文。1990-91學年作者在母校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 college）從事寫作。這是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個「沉悶的小城」，作者在這裏過了一年十分孤獨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淚》的初稿。但孤獨並沒有讓作者「發瘋」，如朋友們誇張的預測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獲得一次最高的升華，所以他說：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濟慈的詩句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孤獨世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個新星游入他的視野，
寂然無聲，在達里恩一個山頂上。
這裏我們看到作者精神升華所達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這也許便是一種「瘋狂」。但這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神的瘋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類「神的瘋狂」中居於最高的位置。因為「愛神」（Aphrodite）恰好是這一「瘋狂」的主宰。（見Plato’s 「Phaedrus」）試看作者自己對於「孤琴」兩字的解題：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
精神升華使作者的孤獨化為一個「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藝術作品都頓時在他的心中活了起來。如果僅僅為了自我解脫，他大可長駐其中，從此遠離塵囂。然而不然，他嚮往的卻是回到承受着萬千劫難的「眾生」之中去「彈奏孤琴」。恰好說明為什麼他對「孤琴」之喻，情有獨鍾。我必須提醒讀者，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淚》的撰述期間。他以彈奏中的「孤琴」自喻，因為他正在發出動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為了自己賞音，而是出於愛「眾生」之一念，讓他們在艱難之餘，共享他所能發現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層的「神的瘋狂」在這裏得到了印證。
這裏讓我為「孤琴」的意象下一轉語，作者的專業雖是西方文學，但畢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孤琴」所表達的在骨子裏即是中國人的一種共同嚮往：個人不應僅僅滿足於自己「得道」，而必須同時幫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傳布給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是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後來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傳入，因為和中國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無間。所謂「菩薩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願為眾生承受一切苦難。王安石便因為讀到禪宗大師一句話，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於改革的，這句話是：「這老子嘗為眾生作什麼？」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強調「泛愛眾」嗎？作者寫《一滴淚》和這本《孤琴》文集也和當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態完全一樣，是要為「眾生」做點什麼事。《華嚴經》的〈回向品〉特別提倡「回向眾生」的觀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後，再回過頭來把自己所修功德施與「一切眾生」。1922年胡適寫了一首〈回向〉詩，用現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闡釋了這個觀念。我覺得這首詩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卻把〈孤琴〉末節「告別冬眠」的隱義充分發揮出來了。所以我要把全詩引在這裏，供讀者參考：
〈回向〉
他從大風雨里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壓迫人的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着山腳下，
想着他風雨中的同伴，
那密雲遮着的村子裏，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離開他們，
又討厭那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頂上自言自語。
瞧啊，他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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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琴》第一輯首篇〈燕京末日〉寫的是燕京大學，其中提到「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當時正在「隔離審查，交代問題」。這是指宋史專家聶崇岐先生，我曾上過他一學期的「中國近代史」。作者的回憶把我帶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園。但是這裏不是我寫自己回憶錄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這一論題，補充一點作者見聞以外的情況。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進燕京學生宿舍的，十二月底離開，比作者早了兩年。因此我所見到的是「末日」的開始，恰可與作者所見的「末日」的終結互相參照。
燕京是教會大學，經費主要由美國各教會捐募而來。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權下繼續存在下去已是先天註定的命運。所以1949年秋季開學，它的「末日」便開始了。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創辦的大學怎樣處理雖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奪權之初，為了收攬和穩定學術和教育界的人心，暫時不動聲色。中共對國立大學如清華，開始是維持原狀，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後才是全面接管。（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1984年，頁131～132）燕京是私立教會大學，情形自然又當別論。至少我在燕京一學期中，學校表面上仍未改變，估計是處在「接而不管」的階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種假象，中共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絕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時候。在「不管」階段，它在背後的佈置——包括所謂「摻沙子」、「挖牆腳」之類——則正在積極地進行中，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語言中，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個學校結構的「底」，同時也「摸」每一個教職人員的「底」。等到時機成熟了，「黨」便可以一舉而消滅「階級敵人」。不用說，這個理解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必須通過六十年來的經驗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學時，燕京大學從校長到教職員大概都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學校仍可以照舊辦下去。甚至遲至1951年，趙蘿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電聘作者之舉。這和同一時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華西大學文學院長羅忠恕函聘吳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轍。總之，我在燕京恰好趕上了暴風雨之前的一個短暫的寧靜時期。
1949年燕大校園的政治動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黨團員無所不在，不過還沒有展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而已。最顯著的，學生都必須上政治大課，主持人是法學院院長趙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黨靠攏得很緊。大課並不是主持人獨自講授，而是分別請校外的人來作報告。我現在記得的有四個人，即錢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儲安平。錢當時是教育部副部長，講得很長，至少兩、三小時。艾則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年所寫的《大眾哲學》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時。這兩位黨人的長篇大論說些什麼，六十年後已無從追憶，但其中涉及三個問題至今還留有一點印象：第一、對於二戰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姦淫搶擄的暴行極力否認，堅持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第二、當時美國《白皮書》剛剛出版，對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所期待。毛澤東立即寫文章痛斥。因此辱罵「民主個人主義者」也是他們講話中的一個重點。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剛剛出爐，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四顆小星則分別代表工人、農人、民族資本家、小資產者四個階級，都屬於「人民」的範疇。他們借五星旗的象徵，向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戰」。
就我記憶所及，他們兩人的「洗腦」工作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瀋陽住過兩年，對於蘇軍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詳，而且直接得之於民間，「謠言」之說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學中來自東北的更無法接受這一解釋。至於「民主個人主義者」和階級劃分，我們當時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確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們失望，他雜引史事說明他的論點，竟說「岳飛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飛的時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聽眾雖不敢譁然，但暗中搖頭的則大有人在。這樣缺乏歷史常識的話大大減弱了他的說服力。 （一）
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
另外兩位「民主人士」的講話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早在抗戰時期便已非常靠近共產黨了。他的講演一味強調他曾怎樣英勇地和國民黨展開的鬥爭，還特別描述《中央日報》的主持人陶希聖怎樣對他進行「圍剿」的種種事跡。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談話，從政治教育的觀點說，意義不大。
在四位外來講者之中，儲安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編的《觀察》雜誌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課外讀物，所以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但講話的內容我現在只記得下面這一點：他宣佈最近接受了《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歡迎燕大同學投稿。他特別強調編輯的宗旨是同時向前面提到的四個「階級」開放的；《光明日報》並不為四個階級各設專欄，但對這四種不同的觀點一定兼容並包。他說話的神態十分真誠懇切，這是我對他發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他其實是表示：他編《光明日報》仍然繼續《觀察》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這在當時痛斥「民主個人主義」的一片叫囂聲中未嘗不是一種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不過是同實而異名而已。儲安平在1957年逃不過「大右派」的劫數，於此已見端倪。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聽講時我當然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
其次，我要談一談燕大教學的情況。這一學期我選修了四門課程。除了趙蘿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歷史系選了三門課：中國近代史、史學理論與方法、歐洲史導讀。英文課讀的是英、美短篇小說和散文，只重語文訓練，尚未涉及思想問題。《孤琴》作者兩年後講授英國文學史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時還沒有出現。我記得有一位思想「進步」的學生曾試着用階級觀點解釋一篇小說。趙教授不但未加稱讚，而且還表示與小說的主題全不相干，可見她還沒有感到「思想」的壓力。主持歐洲史導讀的是一位女講師，可惜我已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指導學生讀了一些史學名著的選樣，包括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過正統訓練的學人，根本未為歷史唯物論所動，因此也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但另外兩門歷史課則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擾了。
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是聶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因「態度惡劣，對抗運動」而受到「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的懲罰。他是宋史名家，我本來希望能吸收一點他的專長。大概由於系中教學的需要，這一學期他改授近代史。這是中共很重視的一門課程，他指定的教科書是范文瀾以「武波」筆名所編寫的一本《中國近代史》。但是他並不要求學生細讀范書，僅僅用之為講授的提綱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課的講稿都是自己根據原始史料另行編定，而且專講客觀史實，條分縷析，儘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斷。范書痛罵帝國主義，又斥曾國藩為「漢奸、劊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則從不用這一類的情緒語言。我當時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東學者，多年後才從洪業老先生處了解到他的高潔人格。最近讀到鄧之誠《日記》散篇，我對於他「態度惡劣，抗拒運動」的情況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網如此之快，則是萬萬想不到的。
最後，我要提到翁獨健先生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一課。翁先生是燕京繼齊思和先生之後，保送到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第二人。他的專業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識面很廣，思想也很靈活。那時他和共產黨之間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學期之末他被任命為北京文教局局長。他所指定的課本是普列哈諾夫的《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中譯本（英譯為George V. Plekhanor, 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講堂上並不宣傳歷史唯物論，更未提及斯大林的「五階段論」。可見他仍然守住了專業史學家的崗位。他指導我們讀普氏的著作，重點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學生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其理由是羅氏此書也強調哲學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這門課是較小的討論班，以期終論文代替考試。我寫的是〈墨學衰微考〉，是一個傳統考證的題目；他同意了我的選擇，沒有任何指示，要我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國訪問，他的女婿和女兒還特別開車繞道耶魯，在我家中盤桓了一個下午。這是我在離開燕京後唯一重晤的老師，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學人的風範。
總之，在「燕京末日」剛剛開始的第一學期，無論是外文系或歷史系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着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採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歷史系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學而言，我們對「新史學家」如范文瀾、剪伯贊之流並沒有多少敬意。剪伯贊那時已在燕京，但並不屬於歷史系，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和〈燕京末日〉中都稱他為「新燕京攝政王」，因此我現在才能斷定，他大概是以「軍代表」的身分進入燕園的，大致相當於吳在清華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學都是由「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管會」派代表駐進校園，簡稱「軍代表」。）1949年秋季剪還沒有「攝政王」的稱號，不過卻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在史學系流傳。他當時正在大張旗鼓主編庚子（1900年）義和團史料，開了一張書目要燕大圖書館為他收集有關文獻，其中之一是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這是一部清初關於書畫着錄的名作，寫成於順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書畫史常識的人無不知之。這種疏失如果出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史學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諒的。但他當時是和范文瀾並列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導人，氣焰正自不可一世。這就難免招人輕視了。（這部材料書即是《義和團》，列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於燕京大學」。 ）馬列派後來所取得的史學「霸權」並非建立在學術基礎之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間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夠及早「爭取」過來，成為「黨」的傳聲筒，說出「黨」不便啟齒的話。不用說，教授自然是最先「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畢竟擁有更大的號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國知識人在過去改朝換代的一般表現而言，教授中願意積極迎合「爭取」的也不乏其人。這也不必詫異。不過我在燕京的那段時期，這樣的人還是極少數。上面提到的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類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課上常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他最愛舉下面這個例子：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象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淚》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精神抖擻，嗓音嘹亮，指揮若定」，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為思想進步的緣故，和學生們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課小組討論的一個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時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再對我們強調他的幸運，居然還「趕上了革命的最後一次列車」。現身說法之後，他接着便要我們也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和他同在一輛車上。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趙、侯兩位先生的論調也未曾引起我們的強烈反應。但是翻來覆去聽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確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記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三反」等等「運動」，令人驚心動魄。我最早從香港報紙上讀到關於燕大斗爭大會的詳細報導，包括校長陸志韋的女兒怎樣「大義滅親」的熱烈表演。我稍一回憶，立刻領悟到：中共的佈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開了。經過兩年來處心積慮的安排，「進步教授」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佈滿全校，只要「黨」略略示意，鬥爭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證的。所以我特別寫了一篇小文，分析了這一事件，題目是〈吳用把眼視眾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陣線》雜誌，大約在1951年底），這是借用《水滸傳》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吳用發言反對之時「已把眼視眾人」，李逵、武松、劉唐、魯智深等便一個接着一個大聲鼓譟起來。毛澤東熟讀《水滸》，這一套手法早在黨內外鬥爭中運用過無數次，此時拿來對付一些毫無「鬥爭」經驗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莊子所謂「以無厚入有間」，遊刃而有餘了。
我和巫寧坤先生恰好分別參與了「燕京末日」的始點和終點。所以我特別將我的記憶部分寫出來，略補巫先生見聞之所未及。 （二）
三
最後，讀了《孤琴》第三輯感舊錄的部分〈忍看朋輩成新鬼〉，引起我關於中國知識人在中共統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現在想藉此機會略抒所見。
作者懷舊的對象多數是我不認識的，或雖聞名而未曾見過面。但是其中有兩位前輩我在「文革」後也略有交往，即沈從文和錢鍾書。1978年和1979年，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和錢先生交談，但都在官式接觸的場合。他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追記其事，這裏便不再重複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 ——〈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見《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裏我要從不同的角度補記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談中，不記得話題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雖僅一二語匆匆帶過，神情則頗帶幾分淘氣。這當然是指馬克思與家中女傭（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雖早成公開的秘密，但在1978年的中國大陸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覽，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詫異：他為什麼會講起這個故事呢？最後我猜想他也許是藉此向海外訪客暗示：他並不是馬克思的虔誠信徒吧！一兩年後我在美國和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閒談，涉及馬克思的思想與生活，順便提到這個趣事，他也忍俊不禁，並同意我的推測。為了怕給他帶來困擾，我再也沒向別人提過。現在事隔三十年，錢先生也已過世十年，我披露了這個小插曲應該無傷大雅了。這個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價值和思想，絲毫未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撼動。正因為他沒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憑着深厚的學識和無比的機智，在驚濤駭浪中明哲保身，最後完成了《管錐編》的寫作。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雖歷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復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系統。
巫寧坤先生對於沈、錢兩先生的認識自然遠比我為親切，《孤琴》所收兩篇生動的素描可以為證。大體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觀察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我必須着重地指出，沉、錢兩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們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萬劫千難之後卻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絕大多數同輩的知識人而言，他們的心靈多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諸領域中曾各領風騷的人物，文革以後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親見親聞的實例便不可勝數。如果與前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中國知識人的命運顯然悲慘得多。俄國著名的史學家古列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蘇聯解體後曾對文、史兩界的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他說，十月革命以後俄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詩人如阿赫瑪托娃等，後來沒有停止過創作。即使在斯大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這些人也不肯在意識形態上作出任何妥協。所以八十年代中葉所謂「開放」（glasnost）來臨時，這些異議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現在文學刊物上。當時俄國讀者很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中，他們竟擁有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豐富資源！相對而言，史學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匯編一類的成績之外，極少值得一讀的著作。雖然如此， 1956年清算斯大林以後，史學界仍然有所鬆動，斯大林時代的武斷教條大體上已被拋棄，至少也受到質疑；史學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說和構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學家確有破冰之功，為後來史學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準備工作。（見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ed. Francois Bedarida, Providence: Bergham Books, 1994, pp. 67-69.）
但在同一時期之內，曠古未有的厄運卻已降臨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徹底斷絕了創作和研究的自由。與俄國不同，「五四」以後才出現的新文學家群並未形成一個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後，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藝界活躍，而他們早已為「黨」所收編。即使是胡風的爭取創作「自由」，也自以為是真誠地向「黨」效忠；至少在主觀認知上，他是與宗派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挑戰「黨」的無上權威。
在「引蛇出洞」的「陽謀」期間，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確曾一度「大鳴大放」；這是因為他們誤信中共會實踐以前關於「新民主」的承諾。從「鳴放」的言論看，當時中國仍有不少知識人繼承着「五四」的精神，並持之以恆與「黨」的權威分庭抗禮。但「鳴放」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之後，中國知識人立即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無論是「心服口服」還是「口服心不服」，總之他們從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再也不能發出一絲一毫異議的聲音了。
毫無可疑，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殘遠比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嚴酷。（關於這一比較，可看Leszek Kolakowsk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pp. 1197-1199.）但是這裏有一個異常的現象：中國知識人儘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志。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已接受了下面這個事實，即「黨」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准「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彈冠相慶」。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老一輩學人的日記、書信之類，對於這一點感受最深。過去儒家傳統說，孔子《春秋》的「褒貶」有無窮威力：「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但這不過是文字上的誇張，在歷史上並不能證實，而中國共產黨卻在最初幾十年中掌握了這樣的精神權威。它之所以能奪取政權並且將斯大林體制有效地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這一精神權威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精神枷鎖的問題呢？這完全是由巫先生關於「戀黨情結」的話題引出來的。《孤琴》第四輯有一篇〈銀翹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是評介楊憲益舊體詩集之作，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作者告訴我們：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族，高中畢業後就自費遊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這裏敘述的雖是楊憲益的個案，然而卻具有高度典型性；我們可以說，多數傾向於共產黨的中國知識人最初都是被這一心理狀態推動的。
最後，讀了《孤琴》第三輯感舊錄的部分〈忍看朋輩成新鬼〉，引起我關於中國知識人在中共統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現在想藉此機會略抒所見。
作者懷舊的對象多數是我不認識的，或雖聞名而未曾見過面。但是其中有兩位前輩我在「文革」後也略有交往，即沈從文和錢鍾書。1978年和1979年，連續兩年我都有機會和錢先生交談，但都在官式接觸的場合。他逝世後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追記其事，這裏便不再重複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 ——〈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見《余英時文集》第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裏我要從不同的角度補記一個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談中，不記得話題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雖僅一二語匆匆帶過，神情則頗帶幾分淘氣。這當然是指馬克思與家中女傭（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雖早成公開的秘密，但在1978年的中國大陸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覽，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詫異：他為什麼會講起這個故事呢？最後我猜想他也許是藉此向海外訪客暗示：他並不是馬克思的虔誠信徒吧！一兩年後我在美國和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閒談，涉及馬克思的思想與生活，順便提到這個趣事，他也忍俊不禁，並同意我的推測。為了怕給他帶來困擾，我再也沒向別人提過。現在事隔三十年，錢先生也已過世十年，我披露了這個小插曲應該無傷大雅了。這個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價值和思想，絲毫未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撼動。正因為他沒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憑着深厚的學識和無比的機智，在驚濤駭浪中明哲保身，最後完成了《管錐編》的寫作。
沈從文先生夫婦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魯大學附近住了一兩個月；他們的東道主人是傅漢思教授和張充和女士。由於這層友誼的關係，我和沈先生曾有過多次聚談的機會，都是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後受盡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於崩潰狀態，因此我從來沒有問起他個人的遭遇，以免觸動他的傷痛。在談話中他大體以憶往懷舊為主，但所說多數是舊友的事，譬如關於顧頡剛先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我是從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雖歷盡劫難，卻心平氣和，沒有流露出半點怨憤的情緒，更沒有責罵過任何人，我當時不禁聯想到阮籍為「天下之至慎，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讀到《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98年），我才認識到1949年以後他在思想和情緒上波動之大、困惑之深。但無論如何，1980年時他確已恢復了內心的寧靜，也找回了原有的價值系統。
巫寧坤先生對於沈、錢兩先生的認識自然遠比我為親切，《孤琴》所收兩篇生動的素描可以為證。大體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觀察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我必須着重地指出，沉、錢兩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們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萬劫千難之後卻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絕大多數同輩的知識人而言，他們的心靈多已陷於支離破碎的狀態。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諸領域中曾各領風騷的人物，文革以後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親見親聞的實例便不可勝數。如果與前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中國知識人的命運顯然悲慘得多。俄國著名的史學家古列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蘇聯解體後曾對文、史兩界的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比較。他說，十月革命以後俄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詩人如阿赫瑪托娃等，後來沒有停止過創作。即使在斯大林的恐怖統治時期，這些人也不肯在意識形態上作出任何妥協。所以八十年代中葉所謂「開放」（glasnost）來臨時，這些異議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現在文學刊物上。當時俄國讀者很驚異地發現，原來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中，他們竟擁有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豐富資源！相對而言，史學由於受意識形態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匯編一類的成績之外，極少值得一讀的著作。雖然如此， 1956年清算斯大林以後，史學界仍然有所鬆動，斯大林時代的武斷教條大體上已被拋棄，至少也受到質疑；史學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說和構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學家確有破冰之功，為後來史學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準備工作。（見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ed. Francois Bedarida, Providence: Bergham Books, 1994, pp. 67-69.）
但在同一時期之內，曠古未有的厄運卻已降臨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風」和1957年「反右運動」徹底斷絕了創作和研究的自由。與俄國不同，「五四」以後才出現的新文學家群並未形成一個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後，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藝界活躍，而他們早已為「黨」所收編。即使是胡風的爭取創作「自由」，也自以為是真誠地向「黨」效忠；至少在主觀認知上，他是與宗派主義作鬥爭，而不是挑戰「黨」的無上權威。
在「引蛇出洞」的「陽謀」期間，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學生確曾一度「大鳴大放」；這是因為他們誤信中共會實踐以前關於「新民主」的承諾。從「鳴放」的言論看，當時中國仍有不少知識人繼承着「五四」的精神，並持之以恆與「黨」的權威分庭抗禮。但「鳴放」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之後，中國知識人立即進入「萬馬齊喑」的狀態。無論是「心服口服」還是「口服心不服」，總之他們從此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再也不能發出一絲一毫異議的聲音了。
毫無可疑，知識人在毛澤東統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殘遠比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嚴酷。（關於這一比較，可看Leszek Kolakowsk ,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New York: W. W. Norton, 2005, pp. 1197-1199.）但是這裏有一個異常的現象：中國知識人儘管受盡了迫害和侮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始終在共產黨的精神枷鎖的籠罩之下，不但擺脫不掉，甚至失去了擺脫的意志。所謂「精神枷鎖」是指知識人，無論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已接受了下面這個事實，即「黨」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價值的唯一精神權威。每一個知識人的評價及其正或負的程度最後都完全由「黨」的一句話來決定。如果「黨」給他「定性」為「反革命」、「右派」或「資產階級」，他首先便會自覺罪該萬死，羞愧無地；如果「黨」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頂「帽子」，他又立即如獲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說，如果他竟能批准「入黨」，那更是人生最大的榮耀，不但家人親戚為之歡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別是帶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彈冠相慶」。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老一輩學人的日記、書信之類，對於這一點感受最深。過去儒家傳統說，孔子《春秋》的「褒貶」有無窮威力：「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但這不過是文字上的誇張，在歷史上並不能證實，而中國共產黨卻在最初幾十年中掌握了這樣的精神權威。它之所以能奪取政權並且將斯大林體制有效地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這一精神權威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精神枷鎖的問題呢？這完全是由巫先生關於「戀黨情結」的話題引出來的。《孤琴》第四輯有一篇〈銀翹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是評介楊憲益舊體詩集之作，寫得非常生動感人。作者告訴我們：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族，高中畢業後就自費遊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這裏敘述的雖是楊憲益的個案，然而卻具有高度典型性；我們可以說，多數傾向於共產黨的中國知識人最初都是被這一心理狀態推動的。
（四）（五）
但1949年以後，楊先生雖「九死不悔」地爭取入黨，卻始終被擋在門外，直到1986年才如願以償，這時他
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觀察：「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
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忠心耿耿，歷久彌堅。」「六四」屠殺以後，我在電視上親眼看到楊先
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凜凜風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腦際。所以楊先生的「戀黨情結」出於最真純的「理
想」認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裏我們必須追問：共產黨何以竟能取得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使許
多知識人爭先恐後，趨附惟恐不及？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大問題，當然無法展開討論。下面我只提示幾條主要
的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共產黨人從馬克思開始，便採取了搶佔精神制高點的策略。這一策略包含兩個互相關涉的方
面：一是「科學真理」，一是「道德熱情」。所謂「科學真理」指「歷史規律」；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
所取代，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最後必然消滅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已經「科學地
」建立了起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謂「道德熱情」則指共產黨人必
須投注全部熱情為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奮鬥，這是「先鋒隊」的歷史任務。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如旭
日東升，體現了最新最無私的道德；腐朽的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道德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愛之類，
則是「遮羞布」，掩飾它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而已。因此共產黨人一方面鄙棄一切自古
至今社會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卻全力以赴地鼓動群眾的道德熱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
這樣一來，他們在進行顛覆現存秩序的革命過程中既佔領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規範的約束
。正因如此，共產黨雖不知道德為何物，卻具有極大的道德號召力。普蘭尼（Michael Polanyi）稱它為「無
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可以說是一針見血。（見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27-233）
通過有組織、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宣傳（特別是在第三國際時期，1919-1943），許多西方知識人都深信「
真相」與「道德」已「辯證地」統一了起來，而體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學家、文化
人等長期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於這一信念；他們自認為是在為人類的光明遠景而獻身。
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將佔據精神制高點的策略也同時搬運了過來。
但中國的實際情形與西方不同，既沒有一個合格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一支壯大的「無產
階級」隊伍（192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大概僅在二百萬左右）。如果僅僅高舉 「為無產階級
的解放而鬥爭」的旗幟，中國知識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調動起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必
須另找適合中國特殊需要的據點，以建立它的絕對精神權威。
中共在知識界發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應該從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華越逼越緊的時刻。
為了脫出被圍剿的困境，中共通過地下黨組織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發動「抗日」運動。抗拒外敵
的民族主義激情一向是中國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歷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識
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搶到了這一高地，即初步樹立了它在中國知識界的精神權威。楊憲益先生
在抗戰時期傾倒於延安，即其顯證。
中共在中國將革命重點放在貧苦農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獲得「農業改革者」的稱號。
這又是它搶佔道德高地的另一傑作。 古代的「士」自漢以來便反對豪強兼併，為「貧無立錐」的
農民請命，這一號召自然最能打動現代知識人的心弦。所以沈從文先生1 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內江
也為此而感動，並為「毛主席關心窮人」的說法作「宣傳」。（見《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
98年， 頁167）。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都將「階級鬥爭」意圖掩藏了起來，而以「民主」、
「自由」、「多黨合作」等口號進行「統戰」。這不但見於重慶《新華日報》的言論，而且有毛澤
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可證。許多原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人便是在這一「統
戰」策略下逐漸左轉。聞一多如此，楊憲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無數反思文字更是現身說法。
總之，中共的長期宣傳成功地將自己扮成一個古今無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獨立的唯一希望所在
，而且也承擔着中國人所追求的一切現代價值。1949年奪權成功更增添了無窮的威勢，似乎已完全
證實了「黨」的「光榮、偉大、正確」。「黨」的絕對精神權威便從此在絕大多數知識人心中牢牢地
建立起來了。連處於政治邊緣的沈從文先生在「反右」期間也老實地遵守着下面這個絕對原則：「凡
對黨有好處就做，有損害處絕不干。」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見《家書》，頁276~277）
中共的精神權威今天已基本破產了，但是它還擁有一件宣傳武器，不容輕視，那便是民族主義的激情。
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錢，現在依然想靠它來凝聚向心力。但在無「敵國外患」的情況下，玩弄民族激情
有如玩火，希特拉的納粹主義便是前車之鑑。然而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卻不能不密切注視這一危險的
動向。
4
去年六月間，美國東西兩岸都召開了「反右」五十年討論會，香港《明報月刊》也出版了紀念專輯。我寫
了四首七絕，表達我對於「五七」的整體看法。這四首詩剛剛被朋友們放在網絡上，我便接到巫寧坤先生
的電話，稱許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現在我把這四首詩鈔在後面，作為這篇文章的一個尾聲：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世間多少痴兒女，枉托深情誤一生。
未名湖水泛輕漚，池淺龜多一網收。獨坐釣台君不見，休將劫數怨陽謀。
橫掃斯文百萬家，更無私議起喧譁。九儒十丐成新讖，何處青門許種瓜。
辱沒冤沉五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
（全文完）
但1949年以後，楊先生雖「九死不悔」地爭取入黨，卻始終被擋在門外，直到1986年才如願以償，這時他
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觀察：「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
要與一個心嚮往之的『理想』認同，忠心耿耿，歷久彌堅。」「六四」屠殺以後，我在電視上親眼看到楊先
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凜凜風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腦際。所以楊先生的「戀黨情結」出於最真純的「理
想」認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裏我們必須追問：共產黨何以竟能取得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使許
多知識人爭先恐後，趨附惟恐不及？這是一個極複雜的大問題，當然無法展開討論。下面我只提示幾條主要
的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共產黨人從馬克思開始，便採取了搶佔精神制高點的策略。這一策略包含兩個互相關涉的方
面：一是「科學真理」，一是「道德熱情」。所謂「科學真理」指「歷史規律」；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
所取代，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最後必然消滅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已經「科學地
」建立了起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所謂「道德熱情」則指共產黨人必
須投注全部熱情為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奮鬥，這是「先鋒隊」的歷史任務。道德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如旭
日東升，體現了最新最無私的道德；腐朽的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道德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愛之類，
則是「遮羞布」，掩飾它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而已。因此共產黨人一方面鄙棄一切自古
至今社會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卻全力以赴地鼓動群眾的道德熱情，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鬥爭。
這樣一來，他們在進行顛覆現存秩序的革命過程中既佔領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規範的約束
。正因如此，共產黨雖不知道德為何物，卻具有極大的道德號召力。普蘭尼（Michael Polanyi）稱它為「無
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可以說是一針見血。（見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27-233）
通過有組織、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宣傳（特別是在第三國際時期，1919-1943），許多西方知識人都深信「
真相」與「道德」已「辯證地」統一了起來，而體現在共產黨的組織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學家、文化
人等長期為蘇聯作地下情報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於這一信念；他們自認為是在為人類的光明遠景而獻身。
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自然將佔據精神制高點的策略也同時搬運了過來。
但中國的實際情形與西方不同，既沒有一個合格的「資產階級」，更沒有一支壯大的「無產
階級」隊伍（1920年代中國產業工人大概僅在二百萬左右）。如果僅僅高舉 「為無產階級
的解放而鬥爭」的旗幟，中國知識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調動起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必
須另找適合中國特殊需要的據點，以建立它的絕對精神權威。
中共在知識界發生深入而廣泛的影響應該從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華越逼越緊的時刻。
為了脫出被圍剿的困境，中共通過地下黨組織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發動「抗日」運動。抗拒外敵
的民族主義激情一向是中國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歷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識
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搶到了這一高地，即初步樹立了它在中國知識界的精神權威。楊憲益先生
在抗戰時期傾倒於延安，即其顯證。
中共在中國將革命重點放在貧苦農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獲得「農業改革者」的稱號。
這又是它搶佔道德高地的另一傑作。 古代的「士」自漢以來便反對豪強兼併，為「貧無立錐」的
農民請命，這一號召自然最能打動現代知識人的心弦。所以沈從文先生1 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內江
也為此而感動，並為「毛主席關心窮人」的說法作「宣傳」。（見《沈從文家書》，台灣商務，19
98年， 頁167）。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都將「階級鬥爭」意圖掩藏了起來，而以「民主」、
「自由」、「多黨合作」等口號進行「統戰」。這不但見於重慶《新華日報》的言論，而且有毛澤
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可證。許多原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人便是在這一「統
戰」策略下逐漸左轉。聞一多如此，楊憲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無數反思文字更是現身說法。
總之，中共的長期宣傳成功地將自己扮成一個古今無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獨立的唯一希望所在
，而且也承擔着中國人所追求的一切現代價值。1949年奪權成功更增添了無窮的威勢，似乎已完全
證實了「黨」的「光榮、偉大、正確」。「黨」的絕對精神權威便從此在絕大多數知識人心中牢牢地
建立起來了。連處於政治邊緣的沈從文先生在「反右」期間也老實地遵守着下面這個絕對原則：「凡
對黨有好處就做，有損害處絕不干。」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見《家書》，頁276~277）
中共的精神權威今天已基本破產了，但是它還擁有一件宣傳武器，不容輕視，那便是民族主義的激情。
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錢，現在依然想靠它來凝聚向心力。但在無「敵國外患」的情況下，玩弄民族激情
有如玩火，希特拉的納粹主義便是前車之鑑。然而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卻不能不密切注視這一危險的
動向。
4
去年六月間，美國東西兩岸都召開了「反右」五十年討論會，香港《明報月刊》也出版了紀念專輯。我寫
了四首七絕，表達我對於「五七」的整體看法。這四首詩剛剛被朋友們放在網絡上，我便接到巫寧坤先生
的電話，稱許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現在我把這四首詩鈔在後面，作為這篇文章的一個尾聲：
右袒香肩夢未成，負心此夕淚縱橫。世間多少痴兒女，枉托深情誤一生。
未名湖水泛輕漚，池淺龜多一網收。獨坐釣台君不見，休將劫數怨陽謀。
橫掃斯文百萬家，更無私議起喧譁。九儒十丐成新讖，何處青門許種瓜。
辱沒冤沉五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人亡家破無窮恨，莫叩重閽更乞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