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天，你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你能在街上跟路人交談，沒人攔着你。那時候報道中國是很自由的一件事，直到幾個星期之後被徹底壓制。」
中國報道的「黃金時代」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31周年到來之際，67歲的英國記者亞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這樣追憶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報道中國的經歷。布朗告訴美國之音：「和現在的媒體環境相比，我們那個時候簡直是黃金年代。」
1993年，聯合國大會宣佈將每年的5月3日設立為「世界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亦稱「世界新聞日」，旨在提高人們對新聞自由重要性的認識。
布朗後來報道了當年震驚世界的中國學生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來的三十年間，布朗為數家英國和澳大利亞媒體駐北京和香港分社工作，最後擔任半島電視台駐京記者，直至2019年離開中國。
布朗回憶說，報道中國的另一個相對自由的「黃金年代」是2000年前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確實敞開了大門，而且門開得很廣，感覺中國不光經濟上開放，甚至政治上也在開放。那是中國的高光時刻，整個世界都在關注。那時候擔任駐華記者也是個特別令人興奮的工作。你可以到處走動和探索，甚至包括西藏。」
布朗說，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的時候，也令他激動。「我天真的想，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雖然我沒覺得中國能變成一個徹底的民主國家，但還是能感覺到很多地方都在朝正確的方向開放。甚至到了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我還想，哇，來了個新的年輕領導人，中國正在向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外媒記者的「自我審查」
但是，與布朗想像的不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實施了嚴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控政策。習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國媒體的採訪。
布朗用「開倒車」來形容越來越困難的工作環境。外出採訪時，被當地政府的外事辦公室和警察盤問、盯梢，甚至阻撓成了家常便飯。除了北京、上海和廣州之外，中國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對當地酒店、賓館設立規定，一旦有外國媒體記者入住(酒店會查看記者護照是否印有記者簽證)，必須立刻報告公安局。
作為記者，他還面臨一個問題：報道往往會對受訪者產生「負面影響」，迫使他不得不開始「自我審查」。
布朗說，在一次採訪中，一位因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親憤怒的告訴布朗「我恨共產黨」。採訪結束後，布朗猶豫了很久，要不要採用這位母親的發言，因為他擔心這會給她帶來麻煩。最後，他還是決定為了她的安全，不在報道中提及這位母親。
「我在工作中開始了『自我審查』，」布朗說。「我在英國、德國或者美國，都不會有這種自我審查，因為在那些國家，批評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國不是。哪怕被採訪人自己說不在乎後果，我都還是會思慮再三。這是在中國做記者面臨的一大困境。」
布朗說，在中國工作的最後幾年裏，也就是習近平的第二任期開始之後，被採訪人在答應受訪之後突然變卦的情況變得越來越頻繁，甚至有受訪人在採訪結束之後要求刪除採訪內容。「這也是我最終離開的原因之一。後來在香港採訪也變得越來越難，幾乎沒人願意接受媒體採訪。隨着國安法的通過，大家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所以乾脆不說話。」他說。
布朗認為，當下的中國，新聞自由顯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脅。他說：「比方說我們做個經濟報道，現在有個財政部門的政府官員私下裏跟記者說，中國的GDP其實是1%而不是官方所說的4%。那這個官員完全可能會因為『泄露國家機密』被捕。」
「悲哀的是，對於很多依然想在實地報道中國的外國記者來說，中國政府直接把門關了。他們現在不需要外國媒體。外國記者見證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年代已經過去，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他們的使命完成了。」他說。
外媒在中國「苟延殘喘」
2024年4月，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發佈了2023年年度調查。調查發現，81%的受訪者表示報道條件「有所改善」，但幾乎所有記者都表示，許多關鍵問題依然存在，包括難以獲得長期簽證，導致外國新聞機構人手不足；記者在執行任務時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員的阻撓，在新疆和邊境地區進行報道時受到高強度騷擾；幾乎所有外媒的中方僱員都經歷了警方的「喝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媒體已經四年沒有常駐中國記者。
「新聞自由日可能只會讓這個行業的人感到感傷和無可挽回吧，」曾經在某外國駐華媒體工作了近十年的記者邁克·趙(此處應本人要求不使用真名)告訴美國之音。
邁克·趙說，隨着記者人數的減少和對他們的限制，外國駐華媒體的現狀可以用「苟延殘喘」來形容。他說，疫情前，外媒記者出去採訪的時候會遭遇來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擾，比如跟蹤或者阻撓，但是疫情之後這種現象似乎變少了。「也可能是因為更智能了，他知道你在做什麼，所以不需要跟着你了，」邁克說。
來自普通中國人的敵視
不過，他依然認為做新聞採訪還是比以前更困難：「倒不是說來自直接的干擾，而是社會氛圍對外媒的觀感是非常差的，尤其是宣傳國家安全教育啊，抓間諜啊這些。外媒在尋找採訪對象的過程中，更多的是來自普通人的敵視。比方在上海人民公園做相親角之類的非政治類的新聞，保安都不讓拍攝。而且在保安之前，首先周圍很多的老百姓就會過來阻止。」
另外一位也在外國駐華媒體工作了很多年，但不願意透露全名的章先生也認為整個中國都在用敵視的眼光看待外國媒體：「即使不算敵視，那也是對立的。中國一直也沒有真正的民間態度，民間態度就是跟風官方的。以前還說要和諧社會，現在就是鬥爭、鬥爭、鬥爭。」
2021年，中國河南鄭州發生水災時，德國之聲(DW)駐北京特派記者馬蒂亞斯∙比靈格（Mathias Bolinger）在鄭州街頭進行報道時，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幾位中國男女的圍攻和阻攔。有人高聲指責這些外國記者借鄭州災情抹黑中國，還有人要他滾出中國。
202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國《反間諜法》修正案給在中國境內進行報道的外國記者帶來更多挑戰。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外媒駐北京記者曾告訴美國之音：「我們很多人都擔心那是什麼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麼。目前很難說，因為還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麼或將如何實施。」
「任何形式的新聞採訪似乎都可能被解釋為違反這項法律，」這位記者補充道。
「媒體黑洞」和媒體的「歷史垃圾時間」
「新聞越來越不被需要了，」邁克·趙總結說。「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沒有這個認知。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居民不在乎新聞自由，不認為新聞自由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不認為大家需要去維護，政府也不願意有這個東西。」
在外媒工作的章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用一個最近很盛行的網絡詞彙「歷史垃圾時間」來形容當下媒體人的無力感。「現在哪怕一個汽車着火都不能去報道，公司都會去威脅媒體，可見整個媒體環境有多差，」章先生說。
「垃圾時間」指的是籃球、足球比賽中，如果比賽結果已成定局，在剩下的時間裏，不論球員多麼努力都無濟於事。「歷史的垃圾時間」則用它來形容中國歷史上各王朝在結束之前的倒計時階段。在這段時間裏，沒有人能夠逆轉歷史進程，老百姓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說「熬日子」，這與中國社會流行的「躺平」這個詞差不多是一個意思。
章先生提起疫情初期李文亮醫生所說的「這個世界不能只有一種聲音」時感到無可奈何：「李文亮不幸言中了。在中國改革開放被逆轉的整體大環境下，疊加大數據的技術手段，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媒體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