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共從不肯為中國消費者鬆綁？有分析說，中共黨魁的經濟政策已為中共政治體系所困，而國庫的錢也不夠他繼續揮霍，在這種背景下，為消費開綠燈自然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
《金融時報》引述專業人士的分析說，對黨魁來講，中共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力越大，他就越感到安全，尤其是在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加劇之際。這也導致他更加重視投資，特別是技術投資，而不是消費。
許多國內外經濟學家都認為北京應該促進中國民間的消費。但自始自終，中共在刺激消費的政策上都是小打小鬧，更避開了激進的刺激方案，例如向消費者直接發放現金補貼或深化經濟改革。相反，中共黨魁提出了新三樣，要加大對電動汽車、光伏和電池等製造業的投資和出口。
分析人士認為，中共缺乏對消費採取更激進行動的原因包括，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長期依賴國家主導的投資推進，現在想要改革已經寸步難行。
無論是何種原因，北京尋求新增長模式的壓力正變得巨大。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時所說，中國已經變得太大，沒有任何一個貿易夥伴可以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
中共執迷於過度投資和增加生產
北京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米高‧佩蒂斯（Michael Pettis）告訴《金融時報》：「歸根結底，退出策略必須是消費——如果沒有人購買，那麼生產所有這些東西就沒有意義。」
佩蒂斯說，在中國，過度投資的跡象現在「無處不在」，從房地產行業到基礎設施過剩，債務占GDP的比例約為300%，「你可以看到投資不再是解決方案」。
榮鼎集團在一份題為「產能過剩即將到來」的報告中指出，當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令人失望時，北京仍然把政策重點放在生產者身上。
報告發現，2023年初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首次跌破75%，這是自2016年以來的最低值，但企業還在增加庫存，同時還有20%的企業報告經營虧損。
「我認為部分原因是意識形態。」該報告的合著者卡米爾‧布勒努瓦（Camille Boullenois）在談到對製造業和投資的偏好時說道。
中國消費長年無法與生產匹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中國2023年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40%，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而私人消費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的39%。相比之下，美國的消費佔比是68%。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周在北京表示：「中國佔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但需求卻只佔全球的十分之一，「存在明顯的不匹配」現象。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最近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國民儲蓄率很高，到2022年，儲蓄佔GDP的47%以上。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也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徵兆。
中國人儲蓄高，一是缺乏良好的投資選擇，尤其是在房地產低迷的情況下，二是社會福利和醫療保健不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北京將GDP的8%用於社會保障計劃，僅為日本的一半。如果分攤到人均，那就更低。
中共可能出於備戰考量西方已越發警惕
更有學者表示，這可能是中共備戰的一部分。可能是中共對極端情況，比如武裝衝突的一種預想，因為它認為，保證製造業的自力更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共從2000年代中期就開始減少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改為自給自足。
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座教授陳志武則表示，中國轉向考慮「備戰」的產業政策「至少已經持續了8～10年」。
陳志武說，北京不適用純經濟術語來衡量「國力」，他們看重的是軍事體量。「這就是為什麼製造業非常重要。」他說，在中共的世界觀中，消費是次要的。
西方商界人士表示，現實的對華貿易失衡情況比數據顯示的要嚴重得多。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延斯‧埃斯凱倫德（Jens Eskelund）表示，平均歐洲對中國發送一個集裝箱貨物，中國就會向歐洲發送四個。
「我們看到全面產能過剩。」他說。
最近中共當局正在推動供應側改革，包括合併低效國企，在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領域裁員。(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共被困在政治體系中無力增加消費
經濟學家表示，為了讓消費者放心地增加消費，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低迷之後，中國需要加大社會福利項目和醫療保健的發展力度。但此類解決方案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提振消費者信心，並且需要從已經枯竭的政府金庫中提供大量新資金。
《金融時報》說，更大的消費也必然意味着減少製造業或投資在經濟中的作用。佩蒂斯表示，理論上，北京是可以通過取消中國對生產者的複雜補貼制度，轉向消費。
但如果以大爆炸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家庭消費佔GDP的份額將會增加，而整體GDP將收縮，因為製造商會受到影響。對於習來說，這顯然不是一個政治上更可取的選擇。
「他們被困在這個系統中了。」佩蒂斯說。
儘管關於新增長模式的爭論仍在繼續，但風險在於製造業的過度投資可能會加劇中國的通縮壓力，令私人投資者害怕，最終導致經濟增長放緩。這不僅會損害中國的增長，還會損害全球的增長。
網絡熱議為何中共不肯為消費者鬆綁
《金融時報》的《為何習近平害怕刺激中國的消費》一文引發網絡熱議。New kite data創始人克里斯托弗‧鮑威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在社交媒體X分析說，他認為，現實情況是，習根本無能為力，做不了啥，也做不成啥。
他說，如果假設習完全同意轉向消費經濟，並希望增加社會保障網支出，以推動中國消費者減少儲蓄，可以預測其結果是，除了一些省的養老基金已經破產外，其它的省也將在幾年內破產。在醫保和失業上也有類似的現實問題。
「對於一個赤字已經高達15%以上的國家來說，對這些計劃進行任何實質性調整都將需要大量新稅收或赤字。」他說。
「現實情況是，即使習真的想（促進消費），也會面臨巨大的障礙，而現在習並不真正願意，也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是因為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本質。」鮑威爾丁寫道，「這不是秘密，共產黨人從來不關注消費者福利和自由市場競爭。不要指望他們從現在開始。」
《紅色賭盤》作者、前中共北京政協委員沈棟（Desmond Shum）也在X上跟帖說，「如果北京要專注於消費，就需要重組整個官僚機構和相關權力結構。」
「有了權力基礎，官僚機構也就有了嵌入利益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十年有數百萬人因貪腐被抓之後，腐敗在中國仍然猖獗。這種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自1949年以來一直存在。中共依靠這種基礎來統治中國。」他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