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左）與巫寧坤夫婦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當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把幾十萬個熱誠地向共產黨提了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時，《人民日報》忽然發表了一篇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立即有人敏銳地感覺到，這是英明領袖想出來的懲治右派分子的一個聰明辦法：面子上「寬大為懷」（不判徒刑），實際上「狠加打擊」（關進監獄）。手續簡便到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單位填一張勞教申請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帶走。
我們就這樣成了中國實行勞教制度的第一批勞教分子。
一
巫寧坤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國際關係學院（當時歸中聯部領導，對外屬保密單位），開了一輛吉普車把他送到半步橋監獄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進來。我們就這樣成了同命運的難友。
那時，誰也不會想到勞動教養就是進監獄。巫先生上車時還天真地以為「是送我去一個農場參加體力勞動」，誰知是停在一個裝有鐵絲網的高牆下的大鐵門前。接着他就被推進了一間擠滿了勞教分子和擺着一個大尿桶的臭氣熏天的囚室里。他離家前夫人只為他收拾了一個小衣袋，順便塞進了兩本書，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馮至編的《杜甫詩選》。沒想到這兩本書後來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侶。那年他37歲。
對於右派知識分子來說，進了勞教收容所，就如同掉進了另一個世界，雖然這只是勞教的第一步。
從1958年2月過年過後，各單位就開始處理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進了勞教所。2月、3月進來的，都已分批轉送到了茶淀清河農場的三分場和於家嶺分場勞教。到了4月，送來的人越來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滿為患的壓力，而這時「大躍進」已在全國興起，公安工作的「大躍進」就是壞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夠用了，連著名的「雍和宮」的一個偏殿，也暫時用作了勞教收容所。農場也裝不下那麼多勞教人員了，決心在遙遠的興凱湖畔開闢新的分場。我們這一批人就在半步橋看守所里等待了兩個月。
40年後，老年巫寧坤在美國含淚寫下了半步橋日子的回憶：「可是我萬萬沒有料到，在通往苦難的道路上，半步橋會引我走多遠。一日兩餐，吃的是同樣的東西：一個用發霉的玉米面做的窩窩頭、一碗玉米糊、一片鹹得發苦的醃蘿蔔。頭兩天，我實在無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給左右的難友。『不用過多久你就會吃不夠的』，難友們預言。他們說對了。關在監房裏，聞着我們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我們也用當初人家批鬥我們的方式相互展開批鬥。除了每天輪流下樓倒尿桶，我們不時到大院裏打掃衛生。我們終於捱到了不憋死在這臭屋裏，可以到荒原的陽光下勞動，可以吃飽肚皮了。6月里的一個深夜，關在看守所的800名勞教分子，在荷槍士兵的押解下，乘上從北京開往密山的『專列』，三天三夜，再轉乘大木船，才運到了目的地——興凱湖畔沼澤遍佈的八分場。」（《一滴淚》第四章）
這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我們又將承受怎樣的一種勞役？當我們剛剛搭起了一個三角形帳篷，可以躺下歇口氣的時候，管教幹部立即把我們集合起來，他大聲地警告我們，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頭，這周圍都是沼澤，又叫草墊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來從重判刑。然後就宣佈，對於你們這些人，只有通過強迫勞動才能改造成新人。從明天一早起，就要開始沿湖修築一條導流堤，阻擋湖水，開墾荒地。
這才是勞動教養的真正開始。未來將會怎樣呢？我們都在惶惑中。
當管教人員警示我們這是什麼地方時，巫先生仿佛聽見了哈姆雷特那一聲「丹麥是一座監獄！」的吶喊在荒原上空迴蕩。果然，30多年後，劉元先生記下了這一天晚上發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響起一陣槍聲，把大家驚醒，隊長在門口出現，他說：『都睡覺！沒事。』次日早晨傳出消息，一位難友因越過警衛線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過了線，我想起我見過這個人。他40歲出頭，戴一副深度近視鏡，他出去找廁所走錯了路。」（《歷劫不悔》177頁）
到這時，我們才真正意識到了處境的險峻和勞動教養懲罰的嚴酷。
二
巫寧坤先生是怎樣從一位英國文學史的教授淪為一個勞教囚徒的呢？
1951年新年，他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忽然收到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偉的急電，請他回國接替一位因朝鮮戰事而離開中國的美籍教授。接着他又收到了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的聘函。他的心中激盪起了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熱情，決定放棄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為他送行的是芝大的同學李政道博士。他勸李政道也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回答懼怕共產黨洗腦。
巫先生抵達北京前門車站時，迎接他的是燕大西語系主任趙蘿蕤教授。她是艾略特著名長詩《荒原》的中譯者，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早年是「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後來這一對夫婦的政治命運令人悲嘆不已。陳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殺。趙先生飽受磨難，晚年精神失常。
滿腔熱情回來的巫先生，寄居在趙先生家裏。沒教幾天學，就趕上了院系調整。燕大撤銷，他被調往天津南開大學。所幸他在南開遇見了李怡楷女士，結為夫妻，後來在患難中相依為命。沒兩年他又被調到北京一所「幹校」（後稱國際關係學院）任教。
1955年，他遇上了「肅反運動」。積極分子們開始審問他「為什麼回國？」他覺得很奇怪。再問他「為什麼選在1951年回來？」他開始領略這問話里含了一點別的意思，再到氣勢洶洶地逼問「回來有什麼目的？」他這才發覺自己竟被懷疑是美帝派來的特務。天哪，這就是對他「滿腔熱情，不遠萬里，報效祖國」的回報！
然後是1957年黨的整風。他沉默。領導一再動員他「說幾句」。他說了。於是「落進了他的『陽謀』羅網」。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受批鬥。然後送進了看守所。
他先在興凱湖畔的黑土地上承受「大躍進」苦役的磨礪，接着又遭遇了「大飢餓」的恐怖。他餓得渾身浮腫，然後骨瘦如柴，氣息奄奄。飢餓使他失去人性。他妻子的哥哥從天津一大早辛辛苦苦趕到清河農場探望他，給他送去食物，他卻瘋狂到把哥哥留給自己中午吃的幾塊大餅也搶奪了下來。老年憶及，他罵自己不是人。
1961年，正是勞改農場死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多虧了她的夫人的奔走、呼籲和請求，好容易才把餓得瀕臨死亡的巫先生從勞教隊裏救了出去。他後來就以「保外就醫」的勞教分子的身份，跟隨他的夫人下鄉勞動，接受群眾監督，千辛萬苦地熬過了狂風暴雨的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他才重見天日。
這時發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他從報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回來講學的消息。闊別28年，他倆在北京飯店重見。但他立即意識到了兩人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殍葬身一黃土……我突發奇想：如果在三藩市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當場決定，我決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一滴淚》第十七章）
30年生命的代價，從希望到破滅，從夢想到醒覺，繞了一個人生的圈子。上世紀80年代，他終於偕夫人和兒女返回美國。
他將這30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令人讀後感嘆不已。
2011年夏，我忽然接到他從美國打來的一個電話。真是很高興。他看到了有關我的檔案的書，他說那些揭發檢舉材料外國人絕對讀不懂。他說還記得我剛進教養所時的模樣。他笑了：「我印象里你很英俊。」我只有苦笑。我問他：「你在美國生活得怎麼樣？」他回答：「還算平穩，不再恐懼。」
我為難友祝福。心想：他終於回去了。他不會再回來了。
來源：《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