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2日搭機離開泰國並趁航班中轉至台灣桃園機場空檔「跳機」的中國湖南異議人士陳思明(推特照片)
台北—
中國異議人士之間又吹起了「跳機」尋求政治庇護的風潮。專家認為，中國人在習近平暴政之下面臨「六四」之後第二波出走潮，媒體曝光是不被遣返而加速獲得難民身份的關鍵。
習近平政權下的新一波「跳機」浪潮
近期以觀光等名義「跳機」向民主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異議人士愈來愈多。
4月23日，滯留在韓國濟州島機場的楊利偉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提出的政治庇護申請4月18日遭到韓國政府拒絕，但暫時不會被遣返回中國。他說，一些韓國僑界朋友正在幫他接洽免費律師，將他在中國受到政治迫害的事實對韓國清楚說明。
楊利偉說:「共產黨這麼多年，你看迫害多少人，害死多少人。但是在中國，你想把一些東西說出來都非常困難。我是一個正常人，我不想那樣，我已經那樣過了幾十年了，我要是再繼續下去，窩窩囊囊這一輩子連真話都不敢大聲地說。」
家住河南偃師城關鎮的異議人士楊利偉今年4月12日逃離中國，入境韓國濟州島，目前被韓國海關扣留。他因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發佈或轉發推文，在2018年7月被中共當局拘留，2020年3月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2年6個月，2021年1月23日刑滿釋放。
楊利偉指出，他在中國被捕後歷經秘密審判，表示上訴時又被告知判決不算數，家人也受到威脅，在獄中遭受各種精神與身體的迫害。他出獄後依然上網發佈政治信息乃至又遭受迫害，遂計劃飛到逃亡成本較低的韓國尋求政治庇護。
楊利偉說:「因為經濟原因，韓國機票也不貴，然後還是免簽，所以說我就只好來韓國了。現在台灣的政策變了，從大陸(中國)飛台灣不行了，到台灣轉機還要簽證。」
與中國距離近，沒有語言隔閡的台灣一直是中國異議人士「跳機」的熱門之選。旅居泰國的中國維權人士陳思明去年9月搭機前往廣州，在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中轉時「跳機」，在台尋求美加政治庇護，最終由長年幫助中國異議人士的在加拿大的中國海外民主刊物《中國之春》主編盛雪協助下，在10月5日飛抵加拿大，前後在台灣只待了不到兩個星期，現已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盛雪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30年前天安門事件之後曾經造成異議人士大批出走到民主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現今習近平政權對於思想與言論的箝制、壓迫又再度掀起一波逃亡的浪潮。
她說:「其實中國人現在真地又到了一次只要有地方能走，現在就在四處逃亡的狀態。確實是一些人在中國，他們真地做了事情，他們被人們看到了，他們受了迫害、吃了苦，他們現在有這樣的威脅，所以人們就會去普遍地關注這些人的安危。」
盛雪指出，她得知陳思明滯留在台灣時立即向加拿大外交部遞出所有文件，並促成大使與陳思明視訊。她說，當時她向加拿大外交部強調千萬不能讓已獲得加拿大難民身份的異議人士董廣平2022年在越南硬生生被中國抓回去坐牢的事情重演，因此陳思明快速獲得加拿大的許可入境。
台灣不是快速通關特別管道
前北京工商大學講師、「新公民運動」成員顏伯鈞與民間人權組織「中國人權觀察」秘書長劉興聯同樣是先逃亡至泰國，再從台灣「跳機」尋求政治庇護，最終順利獲得加拿大身份，他們輾轉的過程就坎坷許多。
他們二人2019年9月從泰國到台灣「跳機」，在桃園機場滯留100多天後獲得台灣民間組織的協助入境生活，隨後在盛雪的協助下獲得加拿大的難民身份，先後飛往渥太華，在台灣停留的時間總共長達233天。
顏伯鈞對美國之音說:「關於我為何要從泰國通過跳機的方式逃亡到台灣，我想主要還是泰國不安全。為何我能夠入境的主要一個方面就是加拿大的接收；第二個就是台灣官方的這種協調和他們的努力，想盡了一切辦法；再來是(台灣)民間機構的努力；還有一個就是媒體的關注。」
中國海外民主刊物《中國之春》主編盛雪表示，當年這個案子是由居住在渥太華的侯文卓女士召集了一個由加拿大退休外交人員、國際人權組織等組成的中國難民救援小組，還需要在同一城市的5個人聯名擔保，才得以讓顏伯鈞、劉興聯走政府程序順利獲得難民認定。她指出，台灣基於法令限制無法接受政治庇護，處理的程序相當吃力；而第三國是否批准申請，以及批准的效率其實與台灣無關。
盛雪說：「我在網絡上還挺熟悉的一個朋友，他先後從三個不同的地方往台灣飛都沒有能夠上飛機，他的機票全部都損失了，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就導致他也花光了自己的錢。」
「跳機」到台灣也有可能遭到遣返。去年三名中國公民逃離中國到泰國，於今年1月30日從馬來西亞飛到台灣決定「跳機」，希望台灣同意他們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當時三人希望是美國），但是2月1日就被遣返回吉隆坡。
三人當中一對母子韋亞妮、黃星星回到馬來西亞後受到盛雪的協助取得加拿大的難民身份，4月順利入境溫哥華;另一名自稱《零八憲章》第一期簽署人田永德回到馬來西亞後輾轉到南美洲後正在嘗試走線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媒體曝光是獲得身份的關鍵
長期在台灣協助中國異議人士入境、在台生活和獲得第三國簽證的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教授表示，由于田永德等三人一到台灣機場就跑到移民署櫃枱表示要申請政治庇護，手機就被保管了，失去了對外聯絡的管道，因此事件完全未在媒體曝光，台灣政府就有從容的時間處理遣返作業。
他告訴美國之音:「之前成功的案例都是因為媒體的幫忙，不論是國內，或者是國外的媒體的幫忙。只要新聞鬧大，那台灣政府或者相關的國家，他們就會感受到壓力。這是一種道德上的壓力，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出手來協助這個個案的處理。」
曾建元表示，雖然台灣政府承諾不會將這些「跳機」的中國異議人士遣返回中國，讓他們再次受到威權體制的欺凌，目前都一直履行這個並非法律規定的承諾，但台灣沒有難民法，在處理程序上確實有相當大的難處。
他說:「目前有關於政治犯收容的機構就是中華救助總會，又跟政府關係不睦，他們也不願意提供資源。如果有這樣的情況都丟給民間社團，所以這整個就會造成說實在是對相關的人員跟台灣社會其實是相當的負擔。」
曾建元指出，曾經在台灣滯留的幾位異議人士透過厄爾瓜多等拉丁美洲國家走線成功到達美國，田永德也決定仿效，這已經是一整條異議人士逃亡的產業鏈。他認為，這條路徑雖然比較遙遠坎坷，但對於入境美國更有利，其實比起在亞洲國家「跳機」更穩妥。
2002年「跳機」至日本並獲得難民資格的原廣東省汕頭保稅區總工程師、中國國家一級結構工程師夏一凡表示，在亞洲國家確實不容易獲得政治庇護，他在入境東京後歷經7年後才獲得難民資格認定，是日本自2001年後第2位獲得難民認定的人。
夏一凡表示，他當時因揭發當局建築腐敗問題而遭受政治迫害，有關單位2002年9月份找他談話，作為維穩封口的對象，使他感到苗頭不對，立即決定在兩個月內逃亡。
他告訴美國之音:「(政府)就說你不要寫東西了，該參加的會議也不讓你參加了，然後就明着告訴你，就是說現在要『十六大』，你出去要請假。所以這樣就給我一個很明確的信號，所以說我立刻就順水推舟，就說我哪兒不去了，我去國外旅遊。」
夏一凡表示，他2002年抵達東京，隔天就到東京市內的聯合國難民事務處提出申請，並獲得在日本的民運團體「民主中國陣線」在生活上的協助，才得以獲得定住、續住、直到7年後獲得難民資格的認定。他說，即使到了今天，他在中國的家人依然還在繼續被紀律檢查委員會登門騷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