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公道難求，「文革」的暴風驟雨，打破了古街的寧靜。我的童年，在四歲時戛然而止。
噩夢革命好像驚悚劇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難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遠遠看見一大隊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來。他們背着大刀、紅纓槍，還有步槍和機關槍，昂首闊步，神氣十足。隊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親，還有他的一些同僚。父親戴着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還有個用草繩編的辮子垂下來——在四歲孩子的眼中，這是一個滑稽的扮相，我以為是父親在率領着這支隊伍，於是興沖沖地跑回家報信：外婆，趕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親的淚水。外婆將我緊緊抱在懷中，我懵懂地意識到，原來這並不好玩，災難降臨了。
父親只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掛着沉重的木牌，彎腰跪在批鬥台上。所謂批鬥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階，模仿延安寶塔的造型，上面寫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父親汗如雨下，母親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從大人們的腳縫中奮力鑽過，終於接近父親，卻被押着父親的人一把奪去瓶子，摔碎在石階上。
我家理所當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縫紉機被搬走，辱罵母親的大字報貼滿門窗，兩個姐姐失學，還有人把機槍架在我家門口恐嚇。現在我說自己的童年結束在四歲，是因為在那以後，我不再天真快樂，耳聞目睹的太多惡行，讓我變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們會認為，越是在民風淳樸的底層社會，人與人之間越是充滿關愛。問題是，在當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對「階級敵人」的友善，會給自身帶來危險。你必須表現出人性中的惡，否則自身難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濟、對我家感恩戴德的鄉鄰們，突然都橫眉立目。我看見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和大刀，平日裏老實巴交的鄉民，一夜間都變成唱戲的：他們粉墨登場，戴着紅袖章，扎着武裝帶，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迴來去，像是在綵排一出驚悚劇。
可是敵人在哪裏呢？鎮上流言紛飛，某天傳說四川萬縣的造反派要來血洗利川，人們就架起了鐵絲網和機槍，還在國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報尖叫，說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要我們全體鑽山洞備戰。還有一天，我親眼目睹一群飢餓的知青，洗劫了鎮上僅有的一家飯館的饅頭。於是全鎮老少大打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把幾十個知青全都打倒在街頭。
還是說回我自己吧。念小學時，我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可是生性調皮，班主任不喜歡我。於是到小學畢業，學校就不讓我繼續上初中。沒辦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發表過一個中篇《少年樵夫》，說的就是這段生活。你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人，為何要與一個小孩子為難，我差點就變成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社會混混。母親一生不低頭，唯獨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長。是母親屈辱的淚水，使我重返課堂。
父親罪惡也可以原諒
從小就目睹這麼多暴行，我為什麼沒有變成一個惡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長道路，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僥倖。「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是千古爭論的話題，我傾向於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惡，一切取決於家庭和社會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們那種偏遠的小鎮，也會變成血腥的殺場；即使我還是一個幼稚的少年，也險些變成內心充滿仇恨的暴徒。
鎮上被鬥的不是只有我家，當時鎮長姓段，他兒子是我同學，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鎮長正在掃地，一個造反派端着步槍闖入他家。
大約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頭來！」鎮長就抬起頭。「砰」，槍響了。
兩人無冤無仇，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王法，沒有理由。鎮長無端被打了一槍，所幸沒死，後來搶救活了。開槍的人也不是沒事，後來判了幾年刑，刑滿也就放回來了。可是這件事啟發了我：原來開槍可以肆無忌憚。
我想起自己也有槍，一把玩具槍。
這把槍是父親給我買的。上世紀60年代，孩子的玩具槍還很簡陋，只是一種有彈簧、可以發射黃豆或小石子的簡易裝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殺傷力沒有，頂多也就把你打疼一點。可是我拿着這把槍幹了件大事——我往槍管里裝的不是黃豆或石子，而是滿滿一管石灰。
當時鎮上有個「孩子王」，他父親是革委會主任。這個革委會主任是鬥過我父親的，他的兒子也經常在街上欺負我，見到我就罵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親的口號。於是那天我往玩具槍里裝滿石灰之後，就像古典小說里寫的那樣，「手有利器，心生殺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