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講陰陽平衡、相生相剋，講敬天崇道、盜亦有道，講中庸中和、誠生萬物，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中共將此破壞殆盡，而以「鬥爭」的絕對性來凌駕相生相剋，這是一種無底線的壞，反自然反人性，的確確是一種「反宇宙的力量」（《九評共產黨》語），「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序言）。因此，中共敢做任何壞事、惡事、醜事。
任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無視或低估，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例如，2020年6月26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萊恩發表對華政策講話，反思美國對中共的錯誤估計——「隨着中國日益富裕和強盛，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實現自由化，可以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強烈的民主渴望。」他說：「這種錯誤的估計已成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
黨國體制之癌變
中共敢做任何壞事、惡事、醜事，但能否做成，則需要一系列條件。在歷史和現實中，中共能做成那麼大、那麼多的壞事，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黨國體制的支持。
從人類歷史看，黨國體制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迄今人們知曉和公認的國家體制，主要是三種，即專制、貴族（寡頭）和民主政體形式。但蘇俄問世後，出現了第四種——共產主義黨治制形式。中共的黨國體制在蘇聯的基礎做了些改變，並還在動態調整中；但這個國家體制，從根本性上講，是有致命缺陷的，而這個缺陷又是自身解決不了。鄧小平1980年《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所指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遠不限於此），迄今沒有實質改變（諸如黨政不分、黨凌駕一切、控制一切、「一切統一口徑」、個人獨裁等等），甚至還在倒退（例如2018年「修憲」）。
中共的黨國體制，不同於當今世界上的一黨制或一黨獨大制，無論從普世價值、人類政治文明成果角度講，還是從管理常識來講，都是怪胎，是必須予以革除的。這可從下面兩個問題中得以印證。
第一個問題，中國的黨國體制最初來自國民黨（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一度向蘇俄學習），但國民黨後來能夠民主轉型，為什麼共產黨就不能呢？
這是因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與共產黨的有本質不同。這個話題很大，這裏只簡單提兩點。第一，主義不同。國民黨信奉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西合璧，是中國政治傳統之精髓與西方政治文明之結合，民本、自由、共和、法治等是其價值觀核心；且孫先生提出之「軍政-訓政-憲政」民主發展路徑，又是國民黨的路線圖。
第二，國民黨實行有限度的黨國體制，保留和維護社會自由空間；而共產黨則是「支部建在連上」，社會控制極端化，以殺立威。舉例而言，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餘人，到1937年，亦不過52萬餘人。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六百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餘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以如此眾多之黨員幹部，共產黨尚感不能滿足其新政權組織建設的需要，由此可見其社會控制力度之大。兩相對比，涇渭分明。（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一書，全面推翻中共近代史觀，雄辯的提出：中共國乃是專制制度的復辟，中華民國才是走向共和之路。）
第二個問題，日本戰後自民黨也是長期執政（或謂「一黨獨大制」），為什麼沒有像中共這樣滋生獨裁與腐敗？
日吉秀松寫的「日本是不是一黨制國家？」文章，對此進行了簡明扼要的分析：第一，日本絕對不是一黨制，日本有眾多的真正的在野黨，一黨獨大也是建立在多黨制度之上的；第二，日本有自由選舉制度與議會制度，使政治人物謙恭；第三，日本有言論自由以及成熟的輿論監督機制，新聞自由的影響力防止政客墮落；第四，三權分立與特別搜查部機構（類似香港廉政公署或台灣的特偵組），任何政黨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以上四點，恰恰是中共黨國體制所不具備的，也是其所排斥的，因此獨裁與腐敗橫行。百年之際，中共情勢有如末路狂奔，而黨國體制則成了其擺不脫的枷鎖（中共自己也不滿意，一直都在「改革」，但卻無法重塑）。
黨文化之毀滅人
在歷史和現實中，中共能做成那麼大、那麼多的壞事，在意識形態、黨國體制意外，還有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黨文化：黨文化使中國人「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否則，如果中國人都有了自由思想、獨立人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怎麼可能成功上演呢？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學生告發老師的人倫悲劇怎麼可能在中原大地處處發生呢？
那麼，什麼是黨文化呢？大紀元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如是定義：「所謂黨文化，指的正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及行為模式。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可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
黨文化作為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它是中共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精心塑造的「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產物。
黨文化貫穿中共百年歷史，一方面讓人們對事實無從了解（黨文化的一大功能就是對事實本身的掩蓋或歪曲），另一方面通過灌輸讓人們以中共規定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話語系統、行為方式去思考、工作和生活，讓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覺。其結果就是讓中共在黨文化環境中維持統治，繼續為惡；同時也使人的心靈、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偏離正常人類狀態，最終使人都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對中國人的愚弄和異化，是包括中共高級幹部在內的。雖然黨文化維護了中共的統治，但同時也造成了中共統治的僵化和僵硬，中共也是自嘗苦果，或許這就是中共的自我毀滅的途徑之一。
本文不能展開論述，這裏只提出黨文化在為中共統治辯護的兩個問題。
第一，在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變換中，中共為什麼不能自我重塑？
在古代中國政治傳統里，「馬上打江山」不可「馬上治江山」，從「打江山」到「治江山」，有個巨大的轉換，就是「王道」的推崇（雖然這個「王道」也是雜以「霸道」的）。「王道」的政治哲學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等典籍中都有明確闡述，例如，「德治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等等。
但是，中共從本性上仇視中國傳統文化，它否認有從「馬上打江山」到「馬下治江山」這麼一個轉換（用現代政治學的話說，就是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因為能成功打下江山已經證明了其黨文化的正確，在「治江山」這個新環境，它需要轉換的不是黨文化本身，而是黨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因此，雖然文革浩劫對中共本身也是嚴重的摧殘，但鄧小平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也一再強調「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共「革命會吞噬掉自己的兒女」，而且給民族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第二，中共為什麼只會用暴力來解決「合法性」問題？
現代政治學有一個主題，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或譯為正當性）問題，強調「除非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否則該政府不具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