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的發育需要對私有產權的保障。對產權的最大威脅來自擁有合法暴力的國家政權。所以，所有發達國家一定實行憲政民主，將統治者權力關在由憲法和法律構成的籠子之內，以牢固保障人民的產權，使市場能自主運轉，政治對經濟的干擾最小化。
由於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應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時，存在不幸的人們，他們陷入貧困並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責任通過稅收，以減少市場失靈和天災人禍帶來的負面影響。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實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幫助不幸的人們克服短期困難，而不是鼓勵不勞而獲。所以，政府只應扮演輔助的角色，不應通過國有化強制進行。
中國雖然進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實只發展出產品市場。由於不允許要素市場的發育，中國經濟中並沒有內生的真實要素價格，所有產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無從知道整個經濟是否有效。當局依靠對媒體和信息的壟斷，隱瞞真實的統計數據，強制人民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並將資源向防止'內外敵對勢力顛覆'的方向傾斜，以便維持一黨統治。在要素市場始終發育不出來的地方，這條用謊言和暴力壓制真理和真相的邏輯會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張：在沒有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走得通嗎？為什麼要素市場有促使城鄉收入差趨向彌合的功能？
文：中共規定，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由中共領導，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這種定義是自說自話。如果人民有選擇自由，也許中國早已實現了現代化。台灣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其實，1949年後，中國一直處在中共領導之下，一直自稱走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卻人禍不斷，一再被迫推遲現代化實現的時間表。可見，黨的領導和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常常是禍害。1949年後的所謂前30年就是明證。文革結束時中國民眾呈現的貧困和愚昧，就是明證，令第三世界國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說發達國家。
無論走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歸根結底，不能迴避兩大問題。首先，不能使城鄉二元結構反而加固了，農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鄉收入差反而擴大了；其次，不能人為拉低城市地區的收入，使城市地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擴大了。為此，我在"綁架"一文中提出，現代化實現的主要標誌在於收入的兩個彌合，即"第一，必須縮小乃至彌合本國的城市人口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國的農村人口能夠逐漸縮小乃至彌合與本國城市人口之間的收入鴻溝。兩個彌合主要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實現。兩個彌合的實現，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現代化的最主要標誌。"
如此歸納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潰的蘇聯為教訓，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應在高樓大廈，或兵艦航母，卻讓人民，特別是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和愚昧之中。歸根結底，發展經濟是為了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的農村人口，過上更好的生活。而況，現代化是一個動態過程。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斷提高中，如果中國做不到，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就在倒退。
東亞（南韓，新加坡和台灣）以及拉美（智利）在當代條件下實現了兩個彌合。今日的發達國家當年也是農業社會，也經歷了城鄉收入差的收斂過程。在市場條件下，城鄉收入差會趨於收斂的觀點，首先由諾獎得主劉易斯提出。中國學術界不少人基於城市工資上升，便認為中國已經抵達了劉易斯拐點。這既誤讀了劉易斯原意，也誤讀了中國的國情和制度，成了經濟學的笑話。
劉易斯模型的預言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中國根本沒有抵達劉易斯拐點。從1978年包產到戶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過去了，農村人均務農純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練勞動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嗎？中國農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了嗎？中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被吸收殆盡，變成以青壯年農民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殘婦組成了嗎？農場平均規模越來越大，構成中國農業的骨幹，具有國際競爭力了嗎？不是劉易斯錯了，而是中國沒有劉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劉易斯第一拐點是指，農村剩餘勞動首先被城市吸收殆盡的轉折點；劉易斯的第二拐點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產力更高的其餘農村勞動，直到剩下的農村勞力的生產力和城市拉平的轉折點。順着先第一，後第二兩個拐點的吸收順序，城鄉勞動市場就能統一，城鄉二元結構就能消失，城鄉收入差就能彌合。我們不妨將這種吸收順序稱為彌合性順序。
但是，只要沒有要素市場，城市在吸收農村勞動力時，就不會服從這種彌合性順序。彌合性順序來自兩種效應：1）一輪又一輪的擠出效應，使務農效率低的農戶逐漸被務農效率高的農戶兼併。前者拿了賣地所得，流出農村；2）一輪又一輪的拉出效應，即一部分農戶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動離開農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場機制的地方，兩種效應都不會使務農經驗較豐富，生產力較高，收入較高，有較強務農意願的人首先離開農村。理由如下。只要農村的剩餘勞動未被吸收殆盡，城市工資只需比農村工資略高，就能吸引農村非熟練勞動進城。這種城市工資對生產力高的農民毫無吸引力。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儘管在農業中的貢獻較低，甚至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於城市的集聚效應，生產力會顯著提高，因而收入高於農村，會選擇首先離開。所以，存在要素市場的地方，城市吸收農村勞力一定服從彌合性順序。
可是，1990年代後，農村改革停頓，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農民受到土地規模的約束，無法忍受鄉村的貧困，首先離開無法致富的農村。一輪一輪的能幹農民被迫離開村鎮，等於城市不斷抽走農村優秀人口，農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殘、婦為主的人口，城鄉收入差也就不斷擴大。可見，由於拒絕發育要素市場，中國農業發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現代農業的人口，浪費了百年不遇的機遇。
現在，平原地區出現私人經營的農機隊。有人以為，小農購買了這類服務，就算是農業現代化了。這是不懂科斯說的市場購買服務和企業自主生產之間的本質不同。各國農場都能通過調整土地的經營規模，以使自主擁有的農機規模效率和利潤最大化。中國小農卻無權這樣做。今夏華北麥熟時，正好預報有雨，由於大批農機隊被堵在路上，結果無數小農顆粒無收，欲哭無淚。此例說明，為何各國農場要自備農機，才能戰勝不測風雲。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轉，以為種地能手可租進土地，經營大農場。此法並不靈驗。因為小農只要見到土地經營者發了點小財，就會立即漲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壞，使經營者不敢向土地和農機投資。
張：現代化離不開城市化，但中國城市化路徑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中國城市化弊端在哪裏？又造成了怎樣的後果？
文：城市化的真諦，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在於其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經濟現代化的結果，農業在GDP中的份額會急劇下降。從基尼係數的算法可知，要彌合城鄉收入差，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份額也應等額下降。由於集聚效應這條經濟規律，移出的絕大部分農村人口應該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現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鄉收入差彌合，又要實現城鄉現代化，必須儘量提高城市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現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下，要素市場無法發育，無法決定性地配置資源，城市走上了將農民作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權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換言之，中國的城市化制度性地喪失了吸收廣大農村人口的能力，違反城市化的真諦，使以兩個彌合為標誌的真正現代化無法實現。
以上海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場，並起決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資本進出自由，使老浦西從原來的荒灘、農田發展成東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農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諦，因而成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後，上海實行戶籍制度和土地國有,消滅了要素市場，不但停止吸收農村人口，而且以三線建設和上山下鄉的名義，將越來越多的市民趕往深山老林和貧困農村。1990年代後，政府要開發浦東，只能藉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東模式應運而生。雖然高樓林立，但投資昂貴，土地浪費，人口密度遠不及浦西。為了呈現千年盛世的榮景，政府不斷剷除城中村，消滅農民工藉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榮和文明成果的空間，以防他們定居，使浦東模式消化外來農村人口的能力遠不及老浦西，違反城市化真諦。這種模式也許適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區進行城市自我現代化，卻嚴重違反國情，違反人道，違反經濟規律。如果中國有要素市場，浦東模式本來不會產生，更不會流毒全國，造成全國性的房市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