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圖／路透
有關中國的評論急遽轉變，從崛起之勢銳不可當的強權，變成落難無助的巨人。許多人歸咎於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行事令人捉摸不定，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覺得，習近平因個人局限未能充分解決問題，固然是因素之一，但中國現在發作的經濟病症已醞釀多時，也反映出中共內部意識形態偏見導致的政策癱瘓。
經濟成長減速慢行的背後因素
克魯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指出，自1978年鄧小平掌權並推動市場導向改革後，有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成長突飛猛進，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超過七倍。持平而論，中國從科技落後國的出發點，藉助於海外已發展的技術，加上融合速度超快，因此能夠急起直追。但2000年代末以來，中國成長動能大幅流失，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2008年以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衡量資源利用效率的指針—已降到之前十年水準的一半。儘管應對這類估計數值存疑，但近年來科技進展減速是明顯的事實。
況且，中國不再能憑人口優勢支撐飛快的成長：中國工作適齡人口在2015年前後即已觸頂，此後便逐步下滑。
許多分析師把中國經濟動能減弱歸咎於習近平。習近平2012年掌權後，對民間企業的敵意比前幾任領導人都來得強烈。但克魯曼認為這種分析失之膚淺。習近平首重國家控制，施政又恣意為之，固然無濟於事；但早在他上台執政前，中國經濟成長已開始走下坡了。或許另有深層因素。
無論如何，中國2008年之前高速成長的步調，顯然無法持之以恆。
話說回來，成長減速不表示就會發生經濟危機。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初開始減緩，但這些年來的經濟表現並不差。為何中國看來情勢岌岌可危？
儲蓄過頭卻缺乏良好投資去處
克魯曼指出，追根究柢，中國正是深受「節儉悖論」（paradox of thrift）之害。大意是，如果消費者儲蓄過了頭，反倒不利於經濟；若是企業不願把消費者試着存下的錢借來投資，後果就是經濟下沉。這種向下沉淪很可能降低企業投資意願。所以說，過度儲蓄其實可能導致投資降低。
中國是儲蓄率高得不可思議的國家，原因不詳。不過，IMF研究推測，出生率是最大驅動因素，因為民眾覺得退休後無法靠子女奉養；社會安全網不足，老年也不能指望政府照顧。
只要經濟成長持續風馳電掣，企業總是有辦法為那些儲蓄找到投資途徑。問題是，那種飛快的成長如今已不復見。
結果便是，中國坐擁巨量儲蓄，卻缺乏良好投資去處。而北京當局的政策反應，卻愈來愈急着想掩飾問題。有一陣子，是藉由維持巨額貿易順差來撐起需求，但這種做法冒着外國保護主義反彈的風險；後來則是把超額儲蓄導入不動產，結果吹出巨大的房市泡沫，如今終於爆破。
意識形態偏見導致政策癱瘓
克魯曼直言，要振興經濟，中國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是鼓勵消費者支出。應指示國有企業拿更大比率的獲利與員工分享。強化社會安全網。短期內，政府還可大撒幣，直接發錢給民眾花用。
為什麼放着這些明顯對策不用？從一些報導研判，可能是意識形態理由作祟。克魯曼認為，中國領導層罹患某種奇怪的綜合症，症狀包括：1.敵視民間企業（讓民眾擁有支出能力，可能削弱共產黨的控制）；2.好高騖遠的野心（理應投資於未來，而不是今日花錢享樂）；3.站在道德制高點反對創建強大的社會安全網（習近平譴責「福利主義」可能養成民眾懶惰習性、腐蝕工作道德）。
結果便是政策癱瘓，三心二意地推動昔日用過的「投資主導刺激」老招。
克魯曼表示，中國已是真正的超級強國，大有能力矯正過失，也許遲早會揚棄此刻阻撓政策反應的偏見。只是，未來幾年情況可能相當難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