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單位領導約我談話，告訴我有人通過12345熱線，投訴我8月24日發表在這個公眾號上的文章《關於日本排放核廢水的問題》中有不當言論，並給我看了相關投訴信息。
投訴信息表明，投訴人是在8月26日傍晚18時28分提交投訴的，其身份完全匿名，絕無半點透露。投訴人附上了那篇公眾號文章的全文截屏圖，又特別附上另一張截圖，在其上用粗紅筆標出他認為不當的言論，包括我對「民族主義」的一段評述，以及「三年大保健」這個表述。
我非常讚賞上海市事業單位的這個投訴機制：第一，確實保證了投訴人身份的匿名性；第二，可以讓被投訴人明確地知道，他具體是哪篇文章里的哪些話引發了投訴人的不滿。我現在已經將那篇文章刪除，並為其中的不當言論，向包括投訴人在內的所有被冒犯的人表示誠摯歉意。
儘管這是我個人的公眾號，但我在多篇文章中都透露了我的單位信息，因此，說這個公眾號上的內容只代表個人、與單位無關，是自欺欺人。鑒此，我接受領導的勸誡，以後會少發表專業（植物學、科技文化等）和主要興趣（外語、批判性思維等）以外的內容，特別是會少發表涉及時政的內容。
再次對投訴人的教誨表示感謝。
劉夙謹呈
附：關於日本排放核廢水的問題
今天（8月24日），在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海嘯中受損嚴重並發生核泄漏的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開始向太平洋排放經過處理之後的核廢水。
地震和海嘯首先是天災，但天災並不必然會引發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最為嚴重的7級（特大）核事故，因此這裏面必然有人禍。然而對於這場巨大的人禍，如何妥當地善後，卻可以反映不同的價值觀。
福島核電站的核廢水，是用於冷卻熔毀的核燃料、避免發生更大泄漏事故的海水。這些沾染了放射性核素的廢水，在事故發生後不久，因為相關設施不到位，向海中直排了一小部分，但大部分後來都存儲在專門為此製造的儲存罐里，一存就是12年。
顯然，這些廢水不可能永遠這樣儲存下去，一定要有個最終的處理方法。負責福島第一核電站運營的東京電力公司提出了5種不同的處理方案，日本政府連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在討論過這些方案之後，認為綜合多方面考慮，排海法是相對最穩妥的辦法。其原理是利用ALPS（先進液體處理系統）除去廢水中絕大多數放射性核素，主要只剩下最難除去的氚（氫的一個同位素）。然後，再用大量海水稀釋基本僅剩下氚的廢水，使其濃度低於排放標準要求的上限，再排入太平洋。
2021年，排海法方案正式提交給聯合國，由聯合國委託國際原子能機構，組成一個由11名科學家組成的工作組（其中有一位叫劉森林，是代表中國政府的專家）前往日本實地考察，評估方案。經過兩年的認真研究，工作組承認日本的核廢水處理合格，排海法方案在技術上可行。這就是今天日本最終開始實施這一方案的原因。工作組同時也呼籲，因為核廢水排海是長達幾十年的過程，後續應該加以持續的監測，以杜絕作弊。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工作組得出上述結論之後，很多國家認可了相關專家的工作。只有個別國家對核廢水的排海持強烈反對態度，主要就是中國和韓國。然而韓國人的意見還不夠團結，比如總統尹錫悅就曾公開發表支持核廢水排海的言論，嚴重影響了他在國內的支持率。相比之下，中國則是上至官方、下至平民，幾乎一致反對日本核廢水排海，甚至不惜對國際原子能機構出言不遜，簡直可以說是萬眾一心。
毫無疑問，中國和韓國因為在二戰中遭受了日本入侵，在戰後便把對日本的仇恨固化到了民族主義敘事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兩個國家朝野對待日本核廢水排放的主流態度。在這種民族主義敘事中，日本永遠是有罪的，永遠不會獲得真正的原諒，對日本的任何苛責都是合理的、正義的。所以，他們根本不會關心核廢水的存儲成本，不管日本提出什麼樣的核廢水排放方法，都必然要反對。說到底，他們根本不覺得對日本這個國家有什麼關懷的必要，管你日本是死是活，總之萬不可打攪到爺的心情。
作為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有東亞特色的民族仇恨心理。持有這樣的心理、因而只要一碰上涉日話題就失去理性的人，其實大都是普通人，處在東亞人的平均理智水平，雖然不夠好，但也差不到哪裏去。這就好比現在，我以為我多少也可以理解在「三年大保健」最後一年堅持嚴防死守的那些普通民眾的心理了。比如在上海靜默期間，上海科普作協里既有汪詰這樣質疑嚴防死守的會員（汪詰本人因為他當時採訪疾控中心專家的事件，後來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我也因此永遠敬重他），又有王彬這樣的無理由支持嚴防死守、只要汪詰出來發言就一定要反對的會員。我認識多年的分子人類學專家、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嚴實，也自始至終反對放開，當然他也明確承認，這是因為他父親重病住院，他不希望父親染病。甚至到嚴防死守的政策終止之後，因為《量子物理史話》這一本書而享譽科普界的著名科普作家曹天元，仍然試圖擺弄圖表，對這一政策轉向表示異議。他們都是在科普工作中做出了一定成就的人，但當然，也都是普通人。
坦率地說，我自己也長期深受仇日思維的影響，認為作為二戰發起國的國民，所有日本人都有集體罪責。但去年幸而結識了年輕的國際政治研究者W君，他提醒我，東亞文化中一向缺乏寬恕意識，因此也就很難理解，其實寬恕很可能比仇恨和報復更能夠達到改造戰敗族群目的。就好比德國戰敗後，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在德國曾經執行了所謂「反親善政策」，就是通過對德國人視而不見，希望可以激發德國人的羞恥和自責心理。然而事與願違，這種莫名其妙的羞辱根本起不到敦促德國人自省的作用，於是「反親善政策」實行沒多久，也只能草草收場。
我到現在，還不能說完全領悟了W君所說的道理，但至少會為此認真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