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三月，當了三年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下了一道命令：在全國的所有州縣設置「義倉」，各地收稅的時候，每一石糧食加收一斗，也就是多收取百分之十的糧食，然後放到官方的倉庫里儲存起來，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就把糧食拿出來救災。
為了保證救災的及時性，趙匡胤還在第二年的三月下發了一個補充文件：州縣開義倉救災的時候，不需要等開封朝廷的命令，各地長官自行掌控即可。
當然，義倉並不是趙匡胤的發明，在隋代就已經出現了，後來一直延續了下來。
從皇帝這個崗位的出發點來說，趙匡胤的這個政策是很好的，相當於政府強制要求百姓儲存一部分餘糧來規避風險，盡最大可能保證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被餓死。
但是這麼好的一個政策，短短三年就執行不下去了。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三月，趙匡胤下令，取消了義倉。
這不是大宋王朝針對義倉的第一次糾結，接下來還要反反覆覆折騰很多次。
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九月，宋仁宗下令重新設置義倉；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十月，宋哲宗（其實是高太后）下令廢除義倉；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閏四月，親政的宋哲宗下令恢復義倉，隨後經過哲宗、徽宗的不斷修改，形成了一項基本的制度，並被宋高宗延續到了南宋。
義倉救過百姓嗎，那是肯定救過，但是既然是救百姓的政策，為什麼會在北宋朝廷引起那麼大的爭議，並且反反覆覆折騰這麼多次呢？
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點：義倉讓百姓的負擔加重了，也就是說，百姓付出的和得到的，並不能維持平衡。
這裏面既有政策制定層面的原因，也有基層官員執行層面的原因。
第一，義倉制度的建立，從本質上說，並不是讓朝廷來承擔救災的成本，而是利用強制措施讓百姓自己來承擔。
也就是說，朝廷默認「百姓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覺悟儲備糧食」，於是強行把這個權力拿了過來。救災時候開義倉發放的糧食，並不是從朝廷的行政成本裏面支出的，而依然是百姓自己節約出來的。
但是除了洪水、火災、戰爭之類的極端情況，百姓遇到災難的時候沒有糧食，絕大部分原因都不是沒有儲藏能力或者沒有覺悟，而是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少糧食。
現在朝廷除了正常收稅之外，還要加收百分之十的糧食，讓本來就吃不飽的人更加飢餓，導致很多百姓完全沒辦法額外繳納義倉的糧食，頻頻出現拖欠的情況。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也就是義倉被趙匡胤廢除了十六年之後，廬州的百姓還拖欠着義倉的米一萬七千多石，被大發慈悲的宋太宗免除了。
第二，義倉救災的區域局限性太明顯了，尤其是農民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義倉收取糧食的時候，不管多麼偏遠的農民都要繳納糧食。但是這些糧食收起來是儲存在州縣的倉庫里的，等到救災發糧的時候，主要是城裏人佔便宜，因為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趕到糧倉門口去排隊。
悲哀的是，州縣的工作人員不會把糧食挨家挨戶地送到偏遠的農村去，所以受災的農民需要自己進城去領取。
南宋紹興年間的監察御史劉一止說得更加直白：「災民本來就餓得走不動路了，你還要他們跋山涉水來城裏，這跟讓他們在家等死有什麼區別？」所以他建議將義倉化整為零，儘可能在鄉村設置，就地收取，就地支用，否則根本就沒什麼意義。
然而，這樣的建議也因為管理成本太高被否決了。
第三，基層官員瞎搞，讓本來就有缺陷的制度變得更加慘酷。
命令下達以後，各州縣的實際執行人根本就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福利制度」來看待，他們的想法很單純——這就是收稅。
說到收稅，他們就有經驗了，什麼樣的手段都能施展出來。義倉的建設成本、管理成本、維護成本、運輸成本，他們統統都要加到普通百姓的身上，趙匡胤要求收十分之一，他們就會在這個基礎上自行提高比例，到後來甚至加收一兩倍的糧食，讓本就貧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按照最初的設定，義倉的米是需要定期更換的，也就是說，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用新米替換。但是替換是需要人力成本的，不少州縣的管理人員根本不願意幹這件事，反正發給災民的糧食他們也不是自己吃，有時候他們為了炫耀「義倉里的米越多說明我的政績越好」，甚至出現災情了也拒絕發放，於是義倉的米能夠堆到發霉變質也不處理。
更多的情況，則是義倉的米被隨意支用。跟西夏或者金國打仗沒糧食了，就把義倉的米拿過去用；宋徽宗要招降遼國的殘餘軍隊加入北宋禁軍隊伍，就用義倉的米當成軍餉；宋高宗要鼓勵淪陷區的百姓南逃歸順，就用義倉的米作為保障……反正從法理上來說，這些米的所有人是災民，而災民是最沒有發言權的，誰都能吃他們的米，但他們要吃米就得別人點頭。
從實際上說，趙匡胤的初衷是要把義倉搞成一個福利措施，但是從宋哲宗、宋徽宗以後，義倉已經變相地成為一種打着福利幌子的稅收制度了。
一直到南宋滅亡，義倉的存在對於百姓來說，都是負擔大於收益，真還不如直接收稅，至少心理上平衡一些。
2023-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