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完全是當政者為了推脫罪責編造的謊言。有氣象資料表明，在這三年當中全國根本就沒有大範圍的自然災害，跟其它年份的情況相當。我的家鄉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雖然由於"大煉鋼鐵"運動造成糧食大減產（因為很多青壯年農民被抽調去"大煉鋼鐵"），但所收的糧食也足以保證不會餓死一個人（假設這些糧食沒有被政府搶走的話）。至於說由於"蘇聯逼債"，更是子虛烏有。許多學者用歷史資料證明，當年蘇聯不但沒有逼債，還主動提出借糧食給中國，但是被毛澤東拒絕了。用今年的流行話語來說，是毛澤東和中宣部在玩"甩鍋"——對內甩給老天爺，對外甩給蘇聯。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大饑荒的呢？用劉少奇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這還是給毛澤東留了面子。其實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人禍，罪魁禍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
"非正常死亡"一詞是1961年至1962年間各級政府根據中央（主要是劉少奇等人）的指示統計餓死人情況時使用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因為"餓死"一詞太刺眼，說明當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學者也經常使用這個含義模糊的詞，就顯得太不嚴謹、太沒有勇氣了。在大饑荒中死去的農民，除了被餓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較少），哪有什麼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我的家鄉安徽省某縣是大饑荒的重災區，全縣農民被餓死1/4左右。本人的家族成員和主要親戚被餓死1/3左右。那時我有幸上了中學，在學校里可以吃個半飽，總算撿了一條命。我有一些童年的夥伴，由於沒有上中學，在家裏就被活活餓死了。當時在我們的中學裏也充滿了悲哀的氣氛，因為每隔三兩天就有鄉下來人找某某同學，說他家裏誰誰餓死了，於是這個同學匆忙趕回家，幾天後再回來時腰裏系了一條白布帶（孝布）。那時我們每天中午的午飯是一個紅薯面窩窩頭，大約有3兩，有的同學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帶回家給家裏人吃。後來我也學着這樣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簡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學母校時對校長說：××中學最值得我們感謝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幾百個農村學生的命。
有人說，如果全國餓死3600萬（楊繼繩推算的數字），那麼平均每17個人就有一個被餓死，我們的家人以及親戚、朋友等社會關係遠遠不止17個人，可是沒有聽說誰餓死了。還有人說，我的家鄉也是農村，可是我們那裏並沒有餓死人。我可以告訴你們，在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的情況差別很大，餓死人的情況並不是均勻分佈的。哪個省、地、縣的第一書記最左，最無人性，跟毛澤東最緊，把農民的糧食搜颳得最徹底，那個省、地、縣餓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個地方的第一書記不是很左，還有點人性，那個地方餓死的人就比較少，或者基本沒有餓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貴州的周林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省委書記，都是毛澤東的忠實走狗，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最賣力，在1959年秋後搜刮農民的糧食最兇狠，所以這幾個省餓死農民最多。這6個省餓死的人數佔全國餓死人總數的2/3左右。比如甘肅省和陝西省比鄰，前者餓死人很多，後者餓死人較少，許多甘肅的農民逃荒到陝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個省內，各地區、各縣餓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並不能說明其它地方沒有餓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災區去實地了解，真相就會一清二楚。
還有的年輕人說，農民是生產糧食的，手中有糧食怎麼會挨餓呢？如果真的挨餓，為什麼不跑出去要飯吃呢？這正是我後面要重點回答的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對毛時代的殘酷歷史很不了解，也很難理解。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這個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證明自己是世界上和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於是不停地折騰，老想創造奇蹟，實際上是異想天開，胡亂指揮，可是卻無人能夠阻攔。"反右"運動以後，黨外人士再無人敢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和建議；整倒彭德懷之後，黨內高官也無人敢對毛澤東說半個"不"字。不受制約的權力使一個天才變成了傻瓜和瘋子，不斷想出餿主意來折騰和禍害全國人民。
中國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六十年代的大饑荒？有人說是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此話雖然不錯，但是過於籠統，使人一頭霧水。大躍進的高潮在1958年，但是那一年並沒有餓死很多人；人民公社制度確實是使農民極端貧困的根源，可是從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農民雖然仍過着農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沒有再發生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為什麼餓死人的惡性事件在全國都集中發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為毛澤東親自製定的四項惡政在1959年下半年開始聯合起作用造成的。可謂雪上加霜，悲慘至極。
毛澤東親自製定和強力推行的四項惡政，是造成農民大量被餓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誇風導致高指標、高徵購，政府將農村生產隊的糧食收繳一空
在大躍進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定下的高指標逼迫下面的幹部必須虛報產量，虛報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揚和提升，報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鬥爭和懲罰。毛澤東喜歡看到糧食產量不斷創造新紀錄，於是《人民日報》上就"捷報"頻傳。錢學森火上加油，在報上撰文說根據光合作用分析，糧食畝產可以達到20萬斤。毛澤東看後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報》上不斷刷新的離奇的高產喜報，並親自把1959年的全國糧食徵購任務定為1100億斤的超高指標，並分解到各省。據說後來李銳（也有人說是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是農民出身，怎麼能相信畝產萬斤呢？毛說：我是聽信了大科學家的話。可見錢學森的文章影響了毛澤東的思維和決策，助紂為虐，加重了災難。可是錢某人至死也沒有向中國農民說過半句道歉的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浮誇風的根子在毛澤東和黨中央，而不是下面的幹部。浮誇風愈刮愈烈，虛報的產量比實際的產量高出好幾倍。比如在河南省召開的1959年秋季糧食產量預報會上，信陽地區被迫報了72億斤，而實際上呢？只收穫了20多億斤。既然報了這麼多，就必須按照報的數字上交給國家。而農村的生產隊呢，即使把口糧和種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務，農民自然就沒有糧食吃了。結果，信陽地區餓死了大約100萬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況也基本類似。
二、"反瞞產私分"運動把農民家裏私藏的少量救命糧搜刮一空
從全國糧食產量預報的情況來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個大豐收，可是國家糧庫怎麼只收上來一小部分呢？天才領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產隊長瞞報了產量，把剩下的糧食私分給農民了！因為在1958年秋後就出現過生產隊普遍完不成國家徵購任務的情況。毛澤東在1959年2月親自起草了"反瞞產私分"的中央文件，而這個文件在全國大規模執行則是在1959年的秋後。政府採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審問生產隊長，讓他們交代瞞產私分的糧食都藏到哪裏去了（全國打死了不少生產隊長），另一方面組織搜糧隊挨家挨戶搜糧。他們拿着鋼釺或鐵鍬，在農民家的牆上和地上亂捅亂鏟，挖地三尺，把農民家私藏的極少量的救命糧搜颳得一粒不剩。我們家在收割後的地里撿了一些綠豆、黃豆，大約有二、三十斤，裝在一個洋鐵皮箱子裏埋在廚房的地下，上面堆了柴草，結果也被搜糧隊挖走了。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幹部們多吃多佔，任意剋扣農民的口糧
毛澤東在1958年創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這個"新生事物"，並強行在全國農村推廣。生產隊不再給農民分發口糧，也不許農民在家燒火做飯，許多地方把農民家的鍋都砸了。大食堂在開頭幾天還能吃上幾頓乾飯，後來只能吃稀飯，而且越來越稀。到1959年的秋後，由於生產隊收穫的糧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應的少量"返銷糧"。由於毛政府總以為生產隊留有一部分口糧，所以供應的"返銷糧"很少，而且越來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應給每個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2兩左右，而且是粗糧（我們家鄉供應的主要是紅薯干和原本用來餵豬的豆餅），經過大、小隊幹部的多吃多佔，農民能吃到嘴的實際不到1兩。當時農民有句順口溜說：一天吃1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指食堂管理員）。在一九六零年，凡是大小隊幹部家，基本上都沒有人餓死，凡是普通社員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餓死。如果有社員有意無意得罪了小隊長，小隊長就命令停他家的飯，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有一段時間，我們村的食堂主要吃紅薯干，管理員每頓拿幾斤交給炊事員，搗碎之後煮一大鍋湯，稠的沉到了鍋底。社員端盆來打飯時，管理員如果看誰順眼，就從下面撈一勺，稠的就多一些；如果不喜歡誰家，就從上面舀一勺，稠的就很少。社員把"稀飯"端回家之後，倒出上面的清湯，只能剩下半碗或大半碗稠的，再加上野菜重煮一下，就是全家幾口人的一頓飯。到後來，許多食堂就乾脆停伙了，農民只好吃野菜和樹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