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刊發了托馬斯·沃里克 ( Thomas S. Warrick)的文章，分析了普京是不是真的沒有可能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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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刑事法院（ICC）於3月17日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後，許多觀察家迅速表示，他面臨審判的前景「渺茫」。
但是，雖然過去的表現往往不能保證未來的結果，但現代國際司法努力，實際上比許多人認為的要成功得多。
如果現代史是一個指南，那麼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可能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普京的命運。
對國家元首和軍隊首腦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和戰爭罪進行問責的「現代」，可以追溯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780號決議（1992年），決議設立了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專家委員會。
這是安全理事會追究高級官員責任的一個重要步驟，並導致一年後在安理會第七章的授權下，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多邊戰爭罪法庭。
在3月17日對普京發出逮捕令之前，約有18位國家元首或主要軍隊領導人被國際司法機構通緝，這裏廣義地定義為，根據習慣國際法或條約法，對滅絕種族罪、反人類罪和嚴重戰爭罪進行嚴肅的多邊問責。
這份名單，包括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七章授權為南斯拉夫和盧旺達設立的國際法庭，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條約》等多邊條約，為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設立的多邊特設法院，以及在柬埔寨和伊拉克等地得到大量國際支持和援助而設立的國內法院所通緝的官員。
其中許多法院還尋求逮捕下屬官員，結果好壞參半，但被國際法庭通緝的國家元首和主要政治或軍事領導人，更經常面臨司法審判。
國際司法倡導者的首選結果，是公平的審判和法治判決。被告在國際法庭上出庭，即使結果是無罪釋放，也算得上是「勝利」。
但是，現實有時會不那麼理想，會出現一種「粗暴的審判」，比如被告為避免被移交給法庭而自殺，1998年波爾布特的情況就是這樣；或者被那些在無情的獨裁者手中失去親友的人，出於報復而殺害，如2011年發生在卡扎菲身上的情況。
20世紀90年代初在國際司法領域工作時，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習慣於被外交官和記者告知，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卡拉季奇或拉特科·姆拉迪奇，還有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不可能面臨審判。
最後，他們都做到了，而且還有許多人也是如此。暴行經常成為頭條新聞，而活動家、外交官、調查員、檢察官和法官的工作，則是緩慢的，有時是乏味的，而且總是比應有的時間晚幾年。
但是，現代國際司法的記錄，是人類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一，即使是最不被承認的成功。
可以肯定的是，普京今天是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有核國家的總統。因此，普京擁有這份名單上其他18位高級官員所沒有的影響力。
儘管如此，俄羅斯的政治車輪，可能會像下面名單上的許多官員那樣轉動。
普京面臨的可能令人驚訝的結果，應該從這些統計數據中得到啟發：
在普京之前被通緝的18人中，都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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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已經在司法法庭上面臨某種形式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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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5人中有兩人因缺乏證據而被無罪釋放，但還是在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面前出庭，看到對他們的指控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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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中的另外兩人在被移交給國際法庭之前被殺害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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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中有3人自願自首，其中2人的指控被駁回；第3人的審判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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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單上的18個主要人物中，只有一個仍然在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