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最近打開社交媒體，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顧三隻羊」之類的內容分享。你很可能會對這樣的表述一笑而過，但過後又覺得有地方不對勁，卻又沒法準確地說出到底有哪裏讓你感到不適。
不少人會辯解道：「這只不過是玩笑罷了。」 然而，很多經典的著作和經驗告訴我們，讓人無足輕重的覺得不對勁的事物，最後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某一群體進行語言矮化也是如此。對特定群體的語言歧視和污名，不僅是給他們貼上一個區別於所謂「正常人」的標籤，還會作為社會過程對他們產生持續性的負面影響。被戲稱的病患不僅要承受病症本身帶來的生理性痛苦，還要承擔稱呼額外帶來的病恥感。
歷史上，很多疾病都有被污名化和被詬病的先例。在醫學尚未發達的19世紀，肺結核曾經被認為是因為病人意志薄弱的偏執意象造成的病症。而把陽性患者稱為動物的「羊」更甚，這種非人化通過將群體他者化、動物化，從而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思考，把同為人類同胞的陽性感染者說成「羊」的戲謔式表達，到底冒犯了什麼？
疫情3年來，你大概也常看到有人把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為「羊」，又或是「兩腳羊」，後來還出現了「公羊」「母羊」「老羊」「小羊」這樣按性別、年齡區分的稱呼，某些大白甚至還在自己背上畫上黑白無常「捉羊」的圖案和字樣。
這種將病患矮化、去人性化的傾向，已引發不小的爭議，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表示，這種語言羞辱危害不小：「污名化的網絡環境不僅對無辜染病的新冠患者的名譽造成傷害，也會阻礙流調過程中的誠實申報，害怕公佈自己的行程，受到道德譴責，形成越歧視，越欺瞞的惡性循環。」
然而，這一歧視性的污名，非但沒有消退，在疫情防控放開之後，又再次捲土重來，因為很多人根本沒意識到這有什麼問題，甚至還滿不在乎地反問：「有什麼說不得的，那陽了不叫『羊』叫什麼？」
這就需要重新認識一下：為什麼「羊」是對陽性感染者的污名化？
01 難以被察覺的污名化
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原本是一種非正式的稱呼，通俗地說，「羊」其實就是「拐彎抹角地罵人」。
這種諧音梗在單音節的中文裏極為盛行。我向幾位在歐美生活的朋友詢問過，他們在疫情期間都沒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通常也只有兒語、寵物的擬人語中才會使用，尤其像德語這樣非常嚴謹的語言中極少這樣的語言異化現象，不像中文經常放棄正式的說法不用，轉而曲折地影射、諷刺，甚或是同一個詞可以表達截然相反的意味。
這一污名標籤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將受害者非人化。歷史無數次證實，這是社會排斥、敵視的徵兆，往往又推動、激化了這一進程。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6年就發現，多數人都不會折磨和自己一樣的人，「但當別人說此人好像不是人」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絲毫顧慮了」，因而鼓吹敵視別國的宣傳常常都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勸服一類人相信另一類人並不是真的人類，因此自己有權利對其進行搶奪、詐騙、欺凌甚至謀殺」。
在盧旺達大屠殺中，受害的圖西族長久以來都被蔑稱為「蟑螂」，這使得後來胡圖族民兵在殘酷對待他們時，輕鬆跨過了心理障礙。有個人甚至毫無內疚地將自己的圖西族母親交給那些兇手，說：「我把我的『蟑螂』交給你了。」
肯定會有人說，國內把陽性感染者稱為「羊」沒那麼嚴重，有一次，甚至還有人和我辯解說，「非人化」不一定就不好，比如把兒子稱為「犬子」，把才俊稱為「人中龍鳳」，這也算侮辱嗎？他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羊」在中國文化里也沒什麼負面含義，和「蟑螂」這種一看就讓人厭惡的昆蟲不能相提並論。
孤立地看待一種稱呼，很容易產生這樣的錯覺，因為詞彙的含義取決於社會語境。
「支那」一詞原本也沒有任何歧視中國人的含義，它最初是佛經對梵文里Cina（中國）一詞的音譯，唐宋時日本僧人學到了這個詞，但直到近代才被廣泛用於對中國的蔑稱。決定這個詞彙歧視性內涵的，不是它原本有什麼侮辱性，而是使用它的社會語境。「社會青年」本來也僅指社會閒散人員，但後來卻與一系列負面含義連結，幾乎是「流氓」的代名詞。
更進一步說，歧視與否，要以受歧視者的感受為準。大學裏，我曾聽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說，20世紀80年代她年輕那會兒，「農民」是個形容詞，用來指稱別人土氣。她說完，笑得花枝亂顫，底下也哄堂大笑，但我們幾個農村出身的學生實在笑不出來。「農民」乍看只是一種身份，她似乎也覺察不到這是在污名化，但對農村長大的人來說，這毫無疑問就是歧視。
02 污名是一個社會過程
將新冠陽性感染者稱為「羊」也是如此：對那些陰性的未感染者來說，或許覺得這只是個戲謔，辯稱並無惡意，然而對那些陽性感染者來說，這意味着自己被降格、區別對待。
很多這類措施，起初乍看都像是無害的，但後來卻污名化了，例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時，有人建議按武漢身份證開頭的號碼來排查疑似的感染者，連我的武漢朋友都認為這作為權宜之計無可厚非，然而後續的發展卻出乎她的意料：這很快發展為對武漢籍身份證的歧視。也就是說，歧視、污名化不只是一個標記，說到底是一個社會過程。
什麼是污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開創性研究《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中指出：英語的「污名」（stigma）最初指代身體記號，而做這些記號是為了「暴露攜帶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尋常和不光彩」，因而人們通常本能地假定「有污名的人不是什麼好人」，而有了這種假設，「我們就會運用各種各樣的歧視，以此有效地減少他的生活機會，即使這樣做時往往沒有考慮後果」。也就是說，關鍵在於將貼標籤的人區別於「我們」這些「正常人」，並將負面社會特徵與之聯繫起來，然後使他們遭受排斥。
《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美]
這種負面形象只要沒甩掉，就會不時地限制他們正常的社會交往，因為他們已經成了一個有污點的人，受到社會共同體的嘲謔、排斥乃至嚴重傷害。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回憶：「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會之外，連一般人的社會權利都沒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觸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會成為右派，就像傳染病一樣，所以要把右派分子從正常社會中孤立起來。使得他不至於感染人家。……實質上來講，就是社會隔離問題，這個社會不准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
正如歐文·戈夫曼指出的，「突然蒙受污名所造成的痛苦，其根源不一定在於此人辨別不清自己的身份，而在於他太清楚自己已經成了什麼」，更糟的是，「無論有沒有客觀依據，我們常人都會形成一些概念，認為某人特定的污名起了主要作用，讓他沒有資格勝任某些社交活動」。
將陽性感染者稱為「羊」的行為完全符合這些定義。雖然一個人感染陽性未必是自己有什麼不良習慣的過失，但在管控最緊張的時刻，他們幾乎就被視為「罪人」。
作家鄧安慶在2022年春感染了新冠病毒，結果被物業管家辱罵：「你這個害人精！我們小區本來什麼事情都沒有，都是你害的！我們整個物業都被拉去隔離了！整個小區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在那個「談陽色變」的時期，這些人很難不被另眼看待，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段屈辱性的經歷。
03 如何才能擺脫污名？
要擺脫污名，僅靠譴責污名化是不夠的，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人類學家劉紹華發現，在四川的涼山地區，彝族鄉民們原本不存在對愛滋病污名化的問題，然而因為有很多提醒標語，用典型的說教口吻勸告「不要歧視愛滋病人」，結果諷刺的是，鄉民們反倒開始對愛滋病產生了負面詮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原本不覺得這是啥大事，但既然上面一直強調反歧視，就有人開始疑惑：是不是這病其實很可怕？
由此也可以看出，污名是和社會語境緊密相關的：一個社會認為是污名的行為、特質，在另一個社會可能根本不當回事。嬉皮士在美國可能被視為時尚、頹廢，但他們來到巴西一個小社區阿倫貝皮後，卻因為穿着打扮異於常人而被認作盜賊——盜竊在別處或許也不算什麼嚴重的罪行，但在當地傳統中，這是一種被高度污名化的反社會行為。
因此，只有認清污名的社會根源，才能有效地消除它。對「羊」的污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這是因為人們想要通過對被排斥者的污名化，來恢復社會共同體的純潔。
這差不多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能反應，早在19世紀對微生物和感染有科學認識之前，人的厭惡情緒就已經演化為一種下意識的抵禦生物污染的手段。通過將一部分異類排斥出去，主流人群至少在想像中洗刷掉了「污點」，達成了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淨化」（self-purification）。
這種恐懼污染的情緒最尖銳的時候，是「害怕不完成社會的自然界的秩序淨化儀式將會招致災禍的時候，或是有可怕的事發生而大家尋找原因的時候」。被污染的威脅越大，仇恨也就越強烈。
全球化帶來了眼花繚亂的流動，也因此造成了兩種相反的心態：一種是歌頌混雜、互動、交纏，這體現在對「文化雜交」的讚美，很多人相信「混血兒更聰明」也是對以往推崇種族純潔的逆反；但常為人忽視的是，這種大規模的混雜，也讓很多人感到懼怕「被污染」，而試圖排斥移民和異質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對環境污染的關心也有類似的功能：保護社會秩序賴以持續的道德秩序。
只要我們對「純潔性」和「淨化」抱有強烈的偏好，恐懼「污染」，那麼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過程，而那些被排斥的社會成員勢必就會被污名化。即便陽性感染者痊癒之後，仍然逃脫不了被另眼看待，這就像犯過罪的人即便出獄後重新做人，也仍然是有前科的，換言之，他們仍不能獲得完全的正常地位，而是「從有某種污點的人轉化為有某種污點糾正記錄的人」，就像有一度招工啟事都會標明「陽過的不要」。
既然要消除這種社會根源如此之難，那怎樣才能消除污名？歐文·戈夫曼指出，如果蒙受污名者的道德生涯永遠無法洗白，那至少有一種辦法，就是找到同類，「這時他很可能會突然發現，他與其他也擁有這種污名的人有了一種新的關係」。這就好比殘疾人雖然難以消除社會對自己的歧視，但他們自己在一起時可以獲得一種特殊的紐帶，在這個新群體裏，自己就沒什麼特別了，也不用擔心遭到另眼看待。
不過，更重要的或許是這種經歷的社會共享。科幻電影《第九區》裏，管理外星人事務的官員威庫斯對待這些外星難民相當惡劣隨意，但當他自己被感染後也慢慢變成外星人模樣時，他終於體會到了被歧視的滋味，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
當下出現的情形或許也將與之相似：隨着疫情防控全面放開之後，感染陽性已經不再特殊，對每個人來說恐怕都是遲早要經歷的事，更沒有什麼相應的排斥，這樣一來，對所謂「羊」的歧視也就自然消散了。現在或許需要擔心的倒是一個新問題——會出現對沒感染過的陰性人員的歧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