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專家張文宏被黨官鄔驚雷取代？
上海疫情，奇怪的人事變動。4天前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還是由張文宏介紹情況，張文宏的相關頭銜是「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他本人是感染科主任，算是專業對口。那次新聞發佈會張說的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上海防控策略使傳播指數級的上升被打斷，我們採取的不是封城策略，我們不斷在做滾動篩查」。
不過28日，同樣是市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介紹情況的換了一個人，是衛健委主任鄔驚雷，不過這次多了個頭銜：「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醫療救治組組長」。和張文宏頭銜比較，少了專家組幾個字，但顯然是同一個位置，查了一下，上海市這個頭銜是28日第一次出現，以前沒有。
這說明，張文宏的位置確實被鄔驚雷取代了。
鄔驚雷曾經的專業是兒科心血管和重症監護，但從2004年擔任復旦醫院管理處處長開始就成為行政官員了，曾任上海市衛生局黨委副書記和紀委書記，市衛健委主任。顯然，這是一個政治任命，用黨的領導取代專家。這說明，上海的防疫模式很可能將從獨特的「精準防控」轉變為更接近全國的封城的動態清零。
上海精準防控突然變成封城
此前上海防疫確實有獨特性，主要在防控方面不採取一刀切的大面積封城，而是小範圍的控制，效果一直都還可以，上海人也以其獨特的防疫而自豪。不過到了奧密克戎變種傳播開來之後，上海的病例同樣以指數級上升，最終不得不採取封城的措施，這次突擊封城從宣佈到執行只有幾個小時，把上海人打了個措手不及。
而且封城也是很奇怪的，4月1日前四天封浦東，後四天封浦西，這似乎沒有很多道理可講，因為封浦東浦西的金融、經濟等並不是重複而更多是相關，或互補，分批封並不能減少對經濟的衝擊，只有兩個可能的好處，1）名聲好聽些，上海這個世界大都市並沒有全面封城，2）上海核酸檢測能力不足，只能分兩批做。
封城前的幾小時，上海發生了搶購潮，人擠人，就和很多地方做核酸檢測一樣。這就使人懷疑封城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減少傳播，那搶購就是個傳播最好的機會。這是不是上海官員消極抵制的方式呢？要知道，上周上海官員還對是否採取更激烈的封城措施舉棋不定，甚至有專家表示封城不可行，不知那位專家是不是張文宏，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同意封城而被替換了。
其實上海這波疫情並不嚴重，28日發佈的消息是，27日全天新增50例本土確診病例和3,450例無症狀感染者，而50例確診病例全部是輕症。最新是29日新增本土病例4,477例。如果是共存方案，根本就無需採取任何措施，更不可想像將上海這個二千萬人口的城市封城。
精準防控不可持續背後的政治角力
那麼，如果上海繼續採用精準防控，有沒有可能很快看到拐點並成功控制住呢？這裏有這樣幾個問題：
1）精準防控並不是基本政策，而是具體措施，基本政策還是動態清零，這只是在動態清零這個大前提下無可奈何的小動作而已，只要動態清零不可行，任何具體措施遲早要出問題。而我一直認為，動態清零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把打壓民眾的把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維穩方式應用到病毒，但這種傳播力強但病症有輕有重還有無症狀傳播的病毒是無法消滅的。
2）由於長期執行動態清零，加上中國國產疫苗的效率很值得懷疑，中國現在的群體免疫情況並不清楚，很可能很不樂觀，上海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地自己實行一套共存政策。上海的群體免疫情況和全國是一樣的。
3）來自中央的壓力，習近平17日有個指示，堅持動態清零，同時用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這是無法實現的目標，最小代價最大效果永遠是對的，但是不可執行的。只要堅持動態清零，代價就會非常大，當然中共和民眾對代價的定義不同。
對中共來說，人的損失，包括因防疫措施不能就醫而死亡的、精神壓力的、生活困難的、自殺的，都不算代價，或算最小代價。但對這些被封的民眾來說，這個代價就太大了。
而且即使從中共角度，代價雖小，也不能達到最大效果，什麼是最大效果？不影響經濟？上海這個僅有的還能提供國家財政的都封城了，還有什麼效果可言？或者說效果是能證明制度優越？
4）其實奧密克戎出現後，應該是個很好的機會放棄動態清零而採用和病毒共存的政策，因為病情輕，傳播快，就當是天然疫苗好了，我看比疫苗的副作用還小，看看上海27日的數據就知道了，3,500例，1/70有症狀還是輕症。從科學上這是最好的了。而且由於上海的特殊性，還可以做個試點。結果不是讓上海試點共存，卻反過來讓上海學全國封城去了，失去了一個好機會。這是政治戰勝科學的典型例子。
從上海的防疫政策變化可以看出，當前在中共高層的政治角力還是很激烈的，疫情和烏克蘭局勢一樣，都會對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佈局甚至習近平連任有影響。我們可以繼續觀察這兩個大事件的發展以及中共在其中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