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魔鬼，而是他們還戴着天使的面具。
教授，原本應該是知識分子中比較傑出的一類人。但他們獲得尊敬的前提是要學會說人話，干人事！近日，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養老金領取額度應該與生育情況掛鈎。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後只能領取最基本的養老金，生育一個小孩的，養老金標準再相應地乘一個係數，依此類推，設置分級。
我百度了一下這位趙燕菁的履歷。資料顯示，他是教授級高級規劃師，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廈門市規劃局局長。從專業背景來看，和我還算半個同行。按年齡算也是該退休的人了。怎麼開始突發奇想，為「催生」獻計獻策？我仔細研讀了趙教授的採訪全文。不由為其拳拳之心感動。不容易啊！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讓一位拿事業編退休金的人，心心念念的為我們這些還在奔命的企退人員着想！是一種什麼樣的勇氣，讓一個年輕時候不用交養老保險的人，為一分錢不敢少交的人規劃養老金分配。尤其是我這種沒有子女的。已經從趙教授的文字中讀出了濃濃的敵意。而這位教授，還有一個更驚人的高論是，為了解決人口和養老問題，建議老百姓早就業，晚退休。我相信這是他的心裏話。換我在他那個位置上，巴不得永不退休為人民服務到死。
前一段時間，任澤平建議央行印兩萬億鈔票鼓勵生育。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多生有獎」。這位趙教授的高論正好與之對應，少生必罰！真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似乎在這些所謂專家眼裏，我們都是細長的綠色植物。用得着的時候一勺子大糞上去，就能長起來一茬。可怕的不是魔鬼，而是他們還戴着天使的面具！
關於中國的生育問題，我之前寫過幾篇文章。都放在今天文章的末尾。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看。最近一段時間老爸一直在住院。今天就給朋友們講講我在醫院裏親耳聽到的故事。
第一件是發生在北京的西城區。其實就在離我家不遠的胡同里。有一位老兄，今年五十多歲。自己在家不知怎麼就摔倒了。正好趕上鄰居過來串門發現不對，趕忙聯繫120。男子在醫院裏昏迷了整整5天5夜。醒了的第一句話是：「你們為什麼要救我」。可能那些「何不食肉糜」的教授們會對這樣的問話不屑一顧。而在我等草民聽來，卻能感到無盡的悲涼。從那位老兄入院後幾個月的時間，已經花去了這個家庭三十多萬。這還是在有醫保的情況下。但對於這個依然生活在「老破小」中的一家人來說，已經掏空了畢生所有積蓄。而他們只有一個兒子，至今三十多歲連對象都沒有。收入就那麼點，顧得上老的、就顧不上小的。這樣的人，想必會是趙教授提出的生育政策的最佳懲罰對象。只是不知趙教授能否讓自己的女兒，如果他有女兒的話，嫁入這樣的家庭。幫忙在「老破小」里照顧一個癱瘓的公爹，背負起共同債務的同時，完成趙教授倡導的生育任務。
我在醫院裏還遇到過一個老太太。老伴在ICU里快一年了。她已經賣掉了自己唯一的住房。老太太其實已經很久沒見過自己的老伴了。當有人問起的時候，她只是淡淡的說一句，我就是想讓他活着……
其實在醫院裏，你能聽到的這樣的故事何止千千萬萬。太多的悲慘我不想再講了。網上一搜一大把。醫院的牆壁一定會比教堂聽到過更多禱告。
有一次我和一個親戚聊天。她說：如果得了20萬以下的病我就治。超過20萬以上，五六十萬肯定就不治了，還不如留點錢給家裏。我相信，不止一個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對於草芥來說，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還會是以後的苟且。他們沒有趙教授這樣的退休待遇和報銷標準，也沒有任澤平年薪千萬帶來的養老底氣。但他們也有權活着。
此前一直有學者大談「人口紅利」。那麼請問，人口增長到底是誰的紅利？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到底有沒有從「紅利」中享受到獲得感。沒有道理在別人享受「紅利」的時候，他們只能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
養老和生育。分別佔據了我們人生的起點和終點。看似毫無關係，其實聯繫緊密。世界上最早的養老保險制度誕生於德國。1889年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創建了德國公共養老金制度，頒佈了《疾病和養老保險法》。這是「社會保險」的最早框架。1911年，德國把從1881年到1889年間先後頒佈的疾病保險法、工傷事故保險法、疾病和養老保險法，進一步編纂為《社會保險法典》，這部法典被公認為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人們一提到德國，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進的科技、強大的國力和軍備。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都建立在一個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上。
縱觀任何一個現代文明國家，都不是因為社會進步、經濟發達才有良好社會福利制度；而是先有了福利制度，保證人民幼有所育、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勞有所得、學有所教、傷有所療、災有所救、弱有所扶、業有所保……人民才會有更高的建設國家的熱情。當然也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高福利國家的生育率降低則是和宏觀經濟力量有關，以後可以專文探討）。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繳納養老金實質上是與社會達成一種契約關係。用生育卡脖子，無疑是一種隨意「毀約」的行為。只是不知趙、任兩位教授為社會貢獻了幾個孩子呢？是否應該把你們的養老金拿出來獎勵一下那些已經有三個孩子的人？
美國有一個詞叫「Baby boom」。我們翻譯為「嬰兒潮」。美國的嬰兒潮從1946年持續至1964年。這18年間新生嬰兒高達7600萬人。美國的第二次人口出生率高漲發生在1988年到1994年之間。總和生育率最高達2.08。即，平均每個美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這個時期，恰好是里根政府帶領美國走出「滯漲」後不久。而美國距今最近的一次人口快速增長發生在1998至2008之間。在此期間，受第一波嬰兒潮的帶動和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和平發展期的影響，美國人的生育意願高漲。總和生育率一度達到2.11。
中國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三次「嬰兒潮」。第一次是在1949年後不久。在當時的政策鼓勵下，人口增長率將近300%。第二次則是從三年特殊時期結束後開始，持續至1973年。這個時期，隨着國民經濟情況恢復，出現補償性生育。1986~1990年，隨之中國上一次「嬰兒潮」新增人口已經成家立業、進入生育年齡，產生了第三次嬰兒潮。又被稱作回聲嬰兒潮。
通過對比中美我們可以發現。在經濟發展穩定，人們的消費能力強的時候，社會生育率才會提高。生育，其實是一種責任。只有當人在內心安定，生活幸福的時候，才會願意承擔更多的責任。說白了就是要自己「想」生，而不是誰「讓」他生。這個「讓」字，體現出的其實依然是一種控制的思想。
我們都知道是北大校長馬寅初最早提出了控制人口學說。但真正將其上升到政策高度，並對決策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一名火箭專家，宋jian。他是錢學森的門生，1931年12月出生，留蘇博士，著名的控制論、系統工程和航空航天技術專家，後來成為兩院院士。宋jian所在的七機部曾承擔人口預測的工作。基於導彈飛行中形成的拋物線，與生育分佈曲線相似，進而提出了人口預測的模型。此後幾年。宋jian和他的同事以訪問歐洲獲取的奧爾斯德等歐洲學者的觀點，作為中國人口生育率控制計劃的基礎。
而今，搞規劃出身的趙燕菁教授提出的「養老金領取額度與生育情況掛鈎」，本質上並沒有跳出「控制」生育的思維模式。用懲罰手段控制生育，拿着優厚退休待遇的趙教授也算是想瞎了心了！殊不知，婚姻和生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兩大「天賦權利」。實施控制手段只會對原有的道德和秩序造成破壞。例如有些地方用「冷靜期」等方式人為降低離婚率。看上去離婚的人的確少了，但彆扭着過日子的人是不會有什麼幸福感的；更不會有「造人」的激情。
在美國經濟協會百年紀念大會上，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博士指出，人們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到宏觀經濟力量是怎樣影響到家庭制度的。他的主要觀點是：通貨膨脹加劇了婚姻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降低，同時在那些希望締結婚姻關係和生兒育女的人的決策過程中造成扭曲；物價上漲扭曲了生育決策，進而造成人口結構扭曲；全球範圍內的購買力喪失導致已婚夫婦關係緊張，從而造成離婚率上升。他總結道：「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家庭結構及決策。」
從官方公佈的最新信息來看。整個2021年，中國新生人口為1062萬。人口增加僅有48萬。人口，確實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關鍵。正應了我以前說的，你對未來怎樣，未來便怎樣對你！
總而言之，要想從根本上扭轉局面，就必須搬掉擋在國人生育意願前的三座大山：生不起，養不起，育不起。讓人民切實從經濟發展和改革的「紅利」中獲益，而不是聽趙教授講述「何不食肉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