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找來一個放大鏡，固定在硬紙殼上，再用煤油燈光照射，室內牆上立馬映出了玻璃幻燈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師的幫助下，經過反覆試驗，最終製成了以汽燈為光源的鐵製幻燈機。
後來，我又對幻燈機進行了改進，研究出了同時放映一靜一動兩幅幻燈片的方法，讓十分寶貴的抗戰照片和我畫的美術畫成了會動的「土電影」。
這個「土電影」，在膠東抗日根據地是首創。
抗戰期間，我雖然沒當成殺敵英雄，但憑自己發明的「土電影」，當選為屈指可數的膠東抗大模範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後，膠東抗大宣傳隊奉命調入華野9縱文工團，我的任務仍然是搞「土電影」。
因為要搜集製作「土電影」的素材，我經常要深入作戰前線，時間久了，心裏萌生了一個念頭，我要能當上一名戰地記者該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憑着我寫的一篇戰地新聞，我被調到27軍《勝利報》報社。
這時，27軍已經自江浙一帶北上山東津浦鐵路沿線集結，隨時準備參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
但直到見識過戰爭的殘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現在再問我，我的回答會更簡單：「打完仗，過太平日子，能吃上飽飯。」
這是那個年代所有人的夢想。打日本鬼子是這樣，三年內戰和抗美援朝也是這樣。
部隊的戰士絕大多數是農民，想法很樸素，也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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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鮮，打仗難，吃穿更難。
起初，先頭部隊入朝，當地老百姓殺豬宰雞，撈大米乾飯，有的還拿出高麗參和黃酒招待志願軍，但到後來，連朝鮮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美軍更懂得這個道理，它的飛機專門轟炸運輸部隊的火車和汽車。
美軍先進的裝備，隨軍的坦克大炮
27軍僅有的15輛汽車，入朝的第一天就報廢了12輛，剩下的3輛也沒有按時到達預定位置，幾萬人的後勤運輸線一時被完全切斷了。
這時，飢餓難耐的戰士到了宿營地，以連、排為單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尋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東西，留下署名部隊代號的紙條，什麼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顧不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隊在一個山村宿營。為了跟當地人學朝鮮話，我帶上手槍獨自進了村里。
可家家戶戶「空舍清野」，不用說吃的，連個人影也不見。我接連進了幾戶人家，都是房門緊閉。
突然，聽到不遠處有志願軍在爭吵，走過去才明白，原來7連司務長發現菜園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來領土豆。
來領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連隊群眾紀律的同志，他見老鄉不在家，堅決不同意。
這位戰士的理由很充分：「我們志願出兵，朝鮮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動，隨便拿人家的土豆，這是違反群眾紀律。」
另一位戰士不服氣：「你拿紀律當飯吃啊，吃飽了肚子好去打美國鬼子，打敗美國鬼子是最要緊的紀律。否則，我們來遭這個罪幹啥？你說來這鬼地方幹啥？」
事務長見我來了，就把難題拋給了我：「你是軍部的記者，這兒就你最有文化，你來決定吧。」
起初，我也是猶豫，可面對飢餓難耐的戰士我猶豫不得。
我對那位分管群眾紀律的戰士說：「現在讓大家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給老鄉留下借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