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5日，北京西單民主牆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作者是時年28歲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
「如果人民連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言論自由都沒有，哪裏還談得上什麼民主？」
「任何想換取人民無限信任的個人，無一例外地都是野心家。」
「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
這篇3000多字的檄文用詞尖銳，充滿不敬，指名道姓地批評鄧小平正在走一條獨裁道路。
四天後，魏京生被捕。
40年後，這位流亡美國的中國知名異見人士在華盛頓市郊的家中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魏京生說，當年寫那篇文章前，他已經得到內部消息，鄧小平打算鎮壓民主牆。
「那時候我事先得到消息了。公安部那幫孩子傳來的消息，說公安部制定了兩個名單，送鄧小平去批，大的名單是80多個人，小的名單是36個人，」他說，「36個人一抓，這民主牆也就沒了，抓的都是頭兒嘛。共產黨很懂這個，擒賊先擒王。」
魏京生告訴美國之音，當時他做好了掉腦袋的準備。唯一的希望是，自己被捕後，各方的反彈能夠延緩當局進一步鎮壓，讓民主牆多存活一些時日。
於是，他和一起創辦地下刊物《探索》的幾位同伴做了一個決定——引火燒身。
魏京生說：「因為我知道鄧小平的性格。我父親很多老戰友都是跟鄧小平有這關係、那關係的（魏京生出生於北京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從小我就聽說很多鄧小平的事情。鄧小平這個人有天生的自卑感。所以他對於批評他的事、侮辱他的事，反應特別快而且特別強烈。所以我就想到這個，咱們也來個引蛇出洞。
鄧小平果然上鈎了。我寫了一篇文章點他的名，說鄧小平要獨裁。那篇文章一個是刺激了鄧小平，一個是提醒了黨內的老幹部，因為當時很多的老幹部是剛剛從監獄出來不久，他們對中共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非常反感。他們第一是要建立法制，第二個想法就是不能再有一個獨裁者了，否則大家誰也受不了。
我一點他名，黨內也有很多人反對他。這些老幹部的反應、國際社會的反應、國內老百姓的反應，對鄧小平構成了很大的壓力，最後我這命還是保下來了，雖然判得很重。」
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魏京生15年徒刑。
魏京生回憶說，法官宣判時，他的身子搖晃了一下，旁邊的法警趕緊過來扶住他，對他說：「老魏，挺住。」
「他們不知道，我那是高興啊，我活下來了，」魏京生樂了。
魏京生說，他的案子成為中國司法界一個分水嶺的事件，從那以後，中國的政治犯沒有判過死刑。
說到政治犯，魏京生想到在監獄裏，他曾和一位當局派來監視他的刑事犯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那是個強姦幼女犯，農村的，沒什麼文化。有一次他跟我叨叨，你們這些政治犯，警察怎麼都對你們那麼客氣。我說，你知道什麼叫政治犯啊？他沒讀過書，不認字。他說，我知道，我們刑事犯都是為了自己得好處傷害別人，你們政治犯都是為了別人得好處傷害自己。」
魏京生說，這是他聽到過的「全世界最標準的政治犯定義」。
1979年，華盛頓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第一次來到中國。
「西方漢學家們有個說法，中國的改革在偶數年順暢，奇數年倒退。我是在奇數年來到中國的，」他說。
幾個月前，在魏京生基金會主辦的一場紀念民主牆運動40周年的活動上，蘇葆立回憶說，1976年6月，在中央情報局做分析員的他被派駐美國駐華使館。剛到北京不久，大使館就讓他去民主牆看看。
在蘇葆立的印象里，那時的北京城很大，交通落後。他蹬着一輛飛鴿牌自行車，穿過灰塵瀰漫的街巷，一路騎到西單。
「那是我真正認識北京老百姓的起點，」蘇葆立這樣評價民主牆運動。
他說，北京的老百姓對這位出現在民主牆的外國人很好奇，都想湊過來看看他在本子上記什麼。人群中也有一些看起來和老百姓很不一樣，穿着漿得筆挺的白襯衫、黑褲子，戴着鑲銀邊的茶色眼鏡。
「我知道他們是誰，」蘇葆立說，這些共產黨的安全官員不僅湊過來看他的筆記，還尾隨他一路回到美國大使館。
「對我來說，這一切都非常激動人心，儘管我知道共產黨想要消滅民主牆，想要讓人們氣餒，但是人們並不害怕表達他們的觀點，不害怕被人發現，」他說，「民主之光在退去，但還在閃耀。」
到了1979年底，民主牆的生存空間幾乎被當局碾壓殆盡。
蘇葆立說，那時候，他和一些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依然希望，魏京生們所表達的民主、自由觀點能持續下去。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似乎曾閃現過這樣的希望，但顯然，這並非鄧小平心中的改革。
「因此儘管今天鄧小平在美國被譽為一位改革者，事實上，他給中國改革造成的弊大於利，」他說。
蘇葆立說，今天的北京處處透着富有、成功、現代。再回北京，他一定找不到當年從美國大使館騎車去西單的路了。
但是有些東西沒有變，他說，40年前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們呼籲改變的那個政黨沒有變，它依然沒有成為一個傾聽人民心聲和需求的政黨。
1979年蘇葆立第一次去中國。他說，那是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中國之行。在那之後，中國變成了一個更加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
「我懷念民主牆，」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