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人黃耀明（右）被廉政公署拘捕，繼而被正式落案起訴。
香港藝人黃耀明被廉政公署拘捕，繼而被正式落案起訴，罪名是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12(1)(a)條，即「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娛樂，誘使他人投票予候選人」。翻查資料，他在2018年立法會補選期間為區諾軒站台，在競選晚會唱了兩首歌《每日一禁果》和《It’s My Party》，並呼籲選民投票支持區諾軒。既然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外人自然難以評論，但任何正常人還是會思考：究竟什麼是「娛樂」？這條法律明顯沒有定義。假如有關部門執法有明顯選擇性元素在內，如何令人心服？
不久前，有另一宗不太為外界注意的新聞：廉政公署落案控告一名2019年區議會選舉落敗候選人歐頌賢同一罪名：「廉署調查發現，兩名街頭藝人應被告邀請，於2019年10月10日在該選區內一個港鐵站出口附近，進行了一小時歌唱表演。被告於六日後，即2019年10月16日，在同一地點舉辦了一小時免費書法班。在歌唱表演及書法班進行期間，該地點均展示了一幅載有被告名字及肖像的直幡。被告有出席該兩場活動，其助選人員並在場向途人派發傳單，而被告亦有提交有關傳單予當局為選舉廣告。」
在上述案例，街頭藝人和黃耀明都是「娛樂提供者」，前者沒有被檢控，而後者有，相信官方解釋是後者「提供娛樂」的同時，有證據顯示有直接呼籲選民支持某候選人。至於誰是「街頭藝人」則沒有公佈，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述邏輯，無論這兩位「街頭藝人」是否「職業藝人」，提供的娛樂是否達專業水平，並不影響立案。
於是，問題來了，純粹基於法律條文的思考：假如黃耀明在區諾軒競選集會唱歌是「違法」，那建制派在晚會唱歌，無論「提供娛樂」的是誰，根據上述定義，是否有唱歌（哪怕只有街頭藝人水平）、又有呼籲投票予某位候選人，就是「賄選」？翻查紀錄，這些例子非常多：
2007年區議會選舉，民建聯舉行誓師大會，蘇錦梁、蔣麗芸「一個手執咪高峰唱歌，一個彈結他伴奏，一口氣送上《我只在乎你》、《Devoted to You》及《強》等3首耳熟能詳的歌曲，普通話、英語及廣東話兼備，以照顧不同選民的口味」，「蘇錦梁透露，他們會繼續落區唱歌打氣，最理想可以『18區巡迴演唱』」（《文匯報》報導）；
2015年區議會選舉，梁美芬在選舉活動請得李家仁醫生獻唱首本名曲《小明上廣州》改篇的《小明撐美芬》，除了歌詞明撐，李家仁也有呼籲選民投票支持梁美芬；
2018年立法會補選，陳凱欣與助獻唱《強》、《壯志驕陽》（順帶一提，似乎郭富城的《強》非常受建制派青睞，幾乎是歌單必備）；
2019年區議會選舉，譚耀宗等民建聯元老在誓師大會獻唱《勝利雙手創》。
當然，以上例子的「演出者」，都不是職業演藝人。但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並沒有說明「向他人提供娛樂以誘使他人投票予該候選人」的定義；望文生義，只要是提供了「娛樂」，無論是否專業（即街頭藝人也是藝人），而直接有「誘使他人投票」的呼籲，理應一視同仁地犯法。即使沒有直接呼籲，但候選人以這些「娛樂」「誘使」選民，同樣起碼足以被控（見歐頌賢案）。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上述條例其實寫得很簡單，也就是沒有定義「娛樂」，而廉政公署早前的行動，已經反映了不是以提供者是否「專業」定義是否「娛樂」。然而建制派的律師、高層，卻還是以「是否專業藝人」辯解為何建制派晚會提供唱歌娛樂沒有問題。從法律層面，他們的邏輯上大概可以這樣理解：
在建制派晚會唱歌的人，都不是專業演藝人，因為平日工作不是以此為生，所以他們唱歌不構成「價值」，就不構成賄選；
聽他們唱歌的人，同樣不會把這種「演出水平」當作「娛樂」，因此也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也就不構成賄選；
上述唱歌只是演講等內容的一部分，不構成定義上可以另行拆解的「娛樂」。
然而，單純根據條文理解：無論唱歌的人是否專業，他們的演出都是有「價值」的，有些政客唱歌、寫書法更可以籌得數百萬元，因此他們提供的「娛樂」，也可以說是海鮮價，隨時比專業藝人更高。何況「百貨養百客」，即使是在演藝界，也有不同路線，就像唱功非常不專業的張如城、夏金城等，也可以推出大碟；不能排除有選民偏偏喜歡聽李家仁、蔣麗芸、蘇錦梁等人的「唱腔」，覺得很「親切」，認為到競選晚會免費聽這種歌曲，比去娛樂場所更有娛樂性，而且省回打賞的「開支」，因而投黨友一票。
純粹邏輯推論：假如黃耀明被控，李家仁為何安然無恙？
說到底，選舉演講什麼時候變成「娛樂」，根本不可能定義。假如某候選人的說話令人發笑，這已經可以算是一場「棟篤笑娛樂」，那邀請「棟篤笑藝人」黃子華站台，是否已經違法？假如候選人本身就有專業演藝經驗（例如特朗普），支持者到場感覺像觀賞演出，是否算是「娛樂」？在香港，黃毓民、黃洋達候選人等在競選期外，也曾舉辦收費棟篤笑演出，那他們在競選期間假如演說精彩，是否就是「提供娛樂」？是否要他們演說沉悶，才不「違法」？就算藝人為建制派候選人站台不唱歌，她們一舉手一投足，都容易令台下觀眾聯想到某些娛樂場面；就像找黃耀明的拍檔、「達明一派」劉以達正正經經的站台講政綱，台下觀眾也很可能覺得是」棟篤笑」，那是否已經是一場「娛樂」？
上述建制派競選演唱的案例當中，李家仁醫生的案例最值得比較。
李家仁不是專業藝人，但具有藝人一般的知名度，雖然演唱水平不是專業，但演出經驗可能遠超於一般「街頭藝人」。他的兒歌《小明上廣州》紅到發紫，YouTube其中一個版本的點擊率就高達一百萬，令李家仁從此成為網絡紅人，「小明系列」也長做長有，《小明坐火車》、《小明上東莞》等陸續有來，惡搞版本也非常多。相反黃耀明為區諾軒站台獻唱的《It's My Party》，知名度遠不及《小明上廣州》，和後者的百萬點擊相比，《It's My Party》官方版本居然只有二萬多YouTube點擊。假如娛樂的定義是要「大眾」，李家仁比主打小眾另類的明哥，似乎更主流。
李家仁憑《小明上廣州》，不斷在無線電視《都市閒情》一類節目獻唱，曾以「小明」造型拍廣告，也經常被邀請在不同場合開金口唱歌，這根本就是演藝生涯。而在社會認受方面，李家仁曾長期壟斷新城電台「勁爆兒歌頒獎禮」大獎多年，政府也不斷找他以「小明腔」宣傳各式各樣的文宣，基本法、中港融合，都不能沒有「小明」；而黃耀明十多年前，同樣曾為區議會選舉宣傳投票，可見他們也曾是「同行」、「同路人」。那為什麼李家仁醫生為梁美芬議員的競選集會站台、獻唱、呼籲選民投他推薦的候選人一票，就不違法？
在法治社會，當條文過分模糊，處理辦法，應該是真正的「完善」條例，釐清誤會，而不是根據模糊的條例，作出被公眾感覺可能是選擇性的檢控。如何釐清檢控真的是一視同仁，而不是針對某政治立場的人，這是香港法治的最後憑藉。相信全體香港人和黃耀明一樣，都期待廉政公署的答案。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