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16日，正值日本櫻花爛漫的季節，一篇名為《脫亞論》的文章匿名發表在日本《時事新報》上。
當然，後來人們都知道，它的作者是福澤諭吉。
《脫亞論》中有很多讓人感到震驚，尤其是讓中國人與朝鮮人感到憤怒的句子：
「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而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此二國因循亞洲舊俗......民眾並國家，均不思進取之屬。」
「處當今之世，於文明之風熟視無睹，實與掩耳盜鈴無異......若論新舊之爭，必伐所謂之『儒教』，其號雖稱『仁義禮智』，實徒具其表，無分毫真知灼見，如無恥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當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際，彼二國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閉，實屬不智......今之彼二國於我，有百礙而無一利，此乃我國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計，我當決斷，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子不聞近墨者黑乎？」
《脫亞論》，它的文章就像它的標題一樣，精煉、直接、且犀利。
而「脫亞入歐」，也是福澤諭吉，這位日本近代轉型中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奉行一生的理念：
「其核心者，唯『脫亞』二字而已。」
◆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演說館前的福澤諭吉（1835-1901）雕像。
在近代，西方社會的發展在技術和物質層面上超過了東方，這是不爭的事實。
只是面對這個事實，福澤諭吉選擇與東亞徹底決裂，而不是「中體西用」；他選擇了「脫亞」，而不是共同「興亞」。
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也是時代選擇的問題。
◆ 櫻花下的慶應義塾大學一景。慶應義塾大學是由福澤諭吉於1858年創立的第一所日本私立大學。
也許，治沉疴需用猛藥。
歷史當然能對福澤諭吉的思想作出評判，但歷史也告訴人們：日本崛起了。
而福澤諭吉，作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被印在了最大面值的日元上。
◆ 一萬元日鈔上的福澤諭吉頭像，始印自1984年。圖片來源：Wikipedia
世界各國紙幣多以政治領袖為頭像，日本卻獨以各社會領域的精英為頭像。
即將發行的新版日幣亦是如此。
2019年4月9日，日本前首相、今財務相麻生太郎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日本將於2024年發行新版紙幣樣式，頭像依舊是這些社會精英：
10000元日幣頭像將改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1840-1931）；
5000元日幣頭像將改為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家津田梅子（1864-1929）；
1000元日幣頭像將改為日本近代醫學之父北里柴三郎（1853-1931）。
◆ 新版日幣上的澀澤榮一、津田梅子、北里柴三郎。圖片來源：The Asasi Shimbun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都是維新時代的功臣，為日本的近代化轉型做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的故事，將從這些150年前的日本青年身上講起。
幕末風雲
澀澤榮一的生卒年頗讓人覺得意味深長。
在中國近代史的標尺上，他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1840年，去世於「九·一八事變」的1931年。
從日本史的維度看，他貫穿了江戶幕末、明治維新而至軍國主義時代，一生浸沉在日本現代化浪潮的起伏中。
◆ 澀澤榮一
澀澤榮一出生於農民家庭，家裏兼做生意。而其他青史留名的幕末英雄與維新功臣們，大都出於武士階層，即使是下級武士，社會地位也遠在農民商人之上。
1840年的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制國家，天皇只是象徵性的元首，其權力完全被江戶幕府（又稱德川幕府）架空。
幕府之外，200多個大小藩國各自為政，武士只對本藩藩主負責。
江戶幕府是日本史上第三個幕府政權，自德川家康1603年受封征夷大將軍開始，已統治日本兩百多年。
◆ 1855年美國繪製的日本江戶時代地圖，德川幕府駐地江戶（今東京），天皇駐地京都（今京都）。圖片來源：Amazon
德川幕府深受儒學影響，施行重農抑商政策，與隔海相望的大清朝一樣，面臨着西方思想傳入，社會倫理秩序受到衝擊的問題。
早在1633年，受大航海貿易影響，德川家光（德川家康之孫）便頒佈了鎖國令，實行類似明清海禁的閉關鎖國政策。
長期鎖國帶來的安逸使人麻痹，兩個世紀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消息傳至日本，引發的震動可想而知。
而日本的「鴉片戰爭」也在十幾年後險些來臨。
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四艘軍艦駛入江戶灣，船上共運載了63門大炮。
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見到近代鐵甲艦，因為船體塗有防止生鏽的黑色柏油，這件事被稱為「黑船來航」。
黑船來航事件讓整個日本陷入恐慌，日本曾經所崇仰的大清朝已有前車之鑑，他們不得不慎重考慮。
為了避免戰爭，一年後，幕府與美國締結《神奈川條約》，又稱《日美和親條約》。
條約規定，日本必須開放下田與函館兩處港口以通商，日本被迫打開了國門。
◆ 「黑船」之一的薩斯奎哈納號，以美國薩斯奎哈納河流命名。
圖片來源：tsunagaru-map
黑船來航的那一年，澀澤榮一13歲，福澤諭吉18歲。
而未來明治政府的重臣們，大久保利通23歲，伊藤博文12歲，山縣有朋15歲，木戶孝允20歲，西鄉隆盛25歲。
他們第一次深刻地認識到，日本之外還有「世界」。
◆ 山縣有朋（1838-1922），日本軍隊之父、日本軍國主義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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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打開後，維持了兩百多年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一時的劇變激起連鎖震盪，大量黃金外流，國內經濟秩序被打破。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日本社會掀起一股「尊王攘夷」的運動熱潮。
◆ 大河劇《龍馬傳》中，坂本龍馬（左）初遇桂小五郎（右，即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告訴坂本龍馬「世界要比日本廣闊千萬倍」。在劇中，桂小五郎在第二次相遇時為坂本龍馬講解列強侵入將對日本經濟造成的衝擊，坂本龍馬大為震驚，也一度加入攘夷派。
圖片來源：《龍馬傳》
尊王攘夷是個複雜的歷史問題，但對於普羅民眾與尚未思考成熟的青年來說，他們的邏輯簡單而直接：
混亂的現狀是由開國引發的，異邦的西洋人污染了日本社會，所以要「攘夷」；而開國源於幕府面對西方的軟弱無能，所以他們打出天皇的旗號（尊王），以反對幕府（倒幕）。
這場轟轟烈烈的攘夷運動，參與者以武士為主，其中包括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西鄉隆盛等後來的「明治人物」，澀澤榮一也在其中。
日本的未來何去何從？年紀尚輕的他們或許還沒有很成熟的思考，只知道一股腦地沖向前去。
但是，「攘夷派」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
比起激進的「倒幕派」要求推翻幕府，西鄉隆盛無疑是「溫和」而「保守」的，他起初提倡「公武合體」（公家即朝廷，武家即幕府），推動皇室與幕府的合作。
但幕府大老（官職名）井伊直弼不願同意皇室的「攘夷」要求，一心決意「開國」，公武合體的設想很快破產，倒幕的呼聲反倒越來越高，井伊直弼也因主張開國而被攘夷派暗殺。
◆ 井伊直弼（1815-1860），幕末權臣，安政五年（1858年）與美國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引起天皇與攘夷派不滿，並因此興起「安政大獄」以鎮壓攘夷派；而其本人也因主張開國被18名武士埋伏刺殺；就「開國」而言，井伊直弼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人物，他的被殺值得人們深思。
圖片來源：Wikipedia
當時，實力最強的藩國之一長州藩，是攘夷派的大本營。長州藩在1863年至1864年間與英法美等國爆發了「下關戰爭」，結果慘敗。
同時，長州藩與幕府的衝突也愈加激烈，1864年至1866年間，幕府接連發動兩次「幕長戰爭」（又稱征長戰爭），以征討長州藩。
幕府倒台的喪鐘，就在幕長戰爭中敲響了。
在倒幕志士坂本龍馬（土佐藩下級武士，後主動脫藩）的斡旋下，實力最強大的兩個藩國，薩摩藩和長州藩結成倒幕同盟，其中薩摩方代表為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長州方代表為木戶孝允。
以薩長軍為主力的倒幕軍，圍繞在皇室周圍，最終結束了幕府統治。
1868年，江戶時代結束，明治時代開啟。
◆ 木戶孝允（1833-1877），明治維新三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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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位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也並非庸才，他在此之前便銳意改革，而他一生做過的最重要的決策，便是1867年的「大政奉還」與1868年的「江戶無血開城」，後者將政權交還明治天皇，成全日本平和地邁入新的時代。
西風東漸
幕末時代的「攘夷」思潮，是一個社會受到外來侵擾的天然反應，它雖具有現實的訴求，但未免幼稚。
最先反對攘夷的人，也是最先接觸西方思想的一批人，而隨着日本開國日久，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西方」才是日本擺脫困境的正確選擇。
這也是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背景與基礎。
◆ 吉田松陰（1830-1859），幕末思想家，被認為是「尊王攘夷」思想的核心代表人物；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重臣均為其門下弟子；但其本人又對西學持十分開放之態度，曾因欲偷渡到美國留學而被捕，1859年死於幕府興起的「安政大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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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澤榮一是最早去到西方的日本人之一。他起初因經商才能出眾，被還未繼任為將軍的德川慶喜（時名一橋慶喜）看重，之後成為幕府臣僚，並在1867年初被派往歐洲考察學習，幸運地躲過了幕府與倒幕派衝突最激烈的時段。
當他兩年後回到日本，德川幕府已經不復存在，日本進入了「明治時代」。
歸國後的澀澤榮一起初繼續跟隨已經下台的德川慶喜，在德川慶喜的領地替他管理財政，並用從歐洲學來的股份制度創辦起了公司，這是日本近代企業最早的起源之一。
不過沒多久，他就因出眾的財政才能被明治政府招攬，進入最高財務機構大藏省做高官，後來參與了幣值改革、公債發行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
同時，還有一位比澀澤榮一更早兩年抵達西方的人物，新島襄。
彼時日本仍禁止國民出國，新島襄冒着殺頭的風險，藏在一艘美國商船上偷渡到美國。
一開始，他語言不通，但憑藉着對新知識的渴求，最終竟在菲利普斯學院（Philips Academy）和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完成學業，拿到了美國大學學位，成為了日本史上第一個在西方獲得學士學位的日本人，並為後來的岩倉使團擔任翻譯。
「岩倉使團」是明治時代的第一件大事。
改革怎麼改？
最初，誰也不知道。
於是，明治四年（1871年），政府決定派出107人的使節團出訪歐美，其中包括日本近半數的高官——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
他們用時一年零九個月，遊歷了12個歐美國家。
如此規模的出使，其求學決心可見一斑，就像一千年前的遣唐使不辭萬里來到中國一樣，只不過，他們現在選擇的是西方。
岩倉使團耗資高達百萬日元，占同年（1872年）政府財政收入的2%。
好在，他們為國家帶回了答案。
◆ 岩倉使節合影（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其中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其餘四人為副使。
圖片來源：excite
親眼看到粲然奪目的工業時代文明，日本使節們「始驚，次醉，終狂」，決意追趕西方的步伐。使團考察了西方國家經濟、教育、工業等各方面，並重點關注各國的政治體制。
經過比較美國的民主共和，英國的君主立憲等制度，他們決定效法德國，施行還略有些專制集權意味的開明統治。
在德國，俾斯麥接見了使團，這對大久保利通影響尤為深刻，他甚至蓄起了俾斯麥的同款鬍子。
回國後，大久保利通主導明治政府開展「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三大改革，他意志堅定，手段鐵血，被譽為「東洋俾斯麥」。
◆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蓄起了俾斯麥同款鬍子。
圖片來源：Wikipedia
大久保利通掌舵之下的日本，快速沖入現代化的航道。
征韓論政變
岩倉使團出行之前，政府內部達成共識：使團未歸前，留守官員以維持現狀為主，不進行改革。
但一場「征韓」的議論正在國內醞釀。
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留守重臣都主張攻打韓國。
◆ 「征韓」論調的同時，日本還有着「征台」與「征俄」的論調；圖為1874年日軍出兵台灣，日軍將領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與台灣原住民首領會談時的合影，居正中坐者為西鄉從道。另，關於西鄉隆盛是否真的支持征韓論，日本學者毛利敏彥認為西鄉隆盛主張和平論、並不真正支持征韓論（見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變的研究》），另有日本學者坂野潤治認為西鄉隆盛是假裝支持征韓、實則另有他因（見坂野潤治《未完的明治維新》）；但不管不同的歷史人物動機為何，以歷史事實來看，日本都先後與韓、中、俄三國爆發了戰爭。
一方面，武士階層在倒幕運動中出力頗多，但明治政府一再褫奪武士特權，隨着「廢藩置縣」「散發脫刀令」等政策的施行，武士尊嚴受損，社會上怨聲四起，西鄉隆盛認為征韓可以緩和武士的不滿。
另一方面，日本向韓國遣使建交屢次被拒絕，出兵報復的聲音甚囂塵上。
但1873年9月剛回國的使節團，極力反對征韓。他們見識了西方的繁榮，認為此時的日本要以「內治」為先，不應與韓國及大清朝發生衝突。而且，戰爭可能使武士勢力膨脹，成為後續改革推行的阻力。
雙方的衝突在10月底進入白熱化。
明治天皇頒旨否決征韓，隨即政府分裂，以大久保利通為核心的歸國使臣迅速掌握了大權，征韓派紛紛辭職下野，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為首，牽連官員、軍士逾600人。
◆ 鈴木年基《征韓議論圖》，明治十年（1877）繪，坐於中央黑服者為西鄉隆盛，紅服者為岩倉具視，其餘人有板垣退助、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
圖片來源：東京經濟大學機構資料庫
在此次「征韓論政變」（又稱「明治六年政變」）事件中，離開權力中樞的板垣退助，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參與政治。他建言開設民選議院，發起「自由民權運動」，成為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先驅。
他的願景在16年後得以初步實現。1889年，《明治憲法》頒佈，日本依憲開設國會，成為東亞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儘管這部憲法仍有諸多問題。
◆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民主政治先驅，維新中主張「開設議會」，曾引東漢名將馬援「馬革裹屍志」，以表自己投身自由民權運動的決心。
圖片來源：Wikipedia
而在當時，剛剛掌控集權政府的大久保利通急於大刀闊斧開展改革，他着重維新三大口號（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中的殖產興業，在各領域設立官營示範廠，鼓勵私營企業發展，而對外界的民主呼聲充耳不聞。
被大久保利通改革犧牲的不只有民主，武士階層也是。
武士本是一個註定不容於現代化國家的階層，現代國家要求人權平等，明治政府推出徵兵令、廢刀令等政策，正一步步剝奪武士的特權與尊榮。
政變中下野的西鄉隆盛，隱居鹿兒島四年後（1877年），率領四萬不滿的武士揮師北上，打響了明治時代最大的一場內戰——「西南戰爭」。
反叛以失敗告終，西鄉隆盛選擇自殺於戰場；
而不甘失敗的武士，於次年暗殺了大久保利通；
西南戰爭打響的那一刻，木戶孝允正重病在床，他欲勸說西鄉停兵而不得，於戰爭的炮火聲中抱憾死去。
明治維新三傑逐一隕落，屬於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 西鄉隆盛（1828-1877），明治維新三傑之一。
圖片來源：Wikipedia
西鄉隆盛作為明治政府曾經的軍事領袖，並非猜不到失敗的結局。早在三年前，同在征韓論政變中下野的江藤新平發動叛亂時，就數次求助於西鄉隆盛，他曾不為所動。
出身下級武士的西鄉隆盛一生不曾出國，他大概始終都無法擺脫那一份傳統道德的羈絆：日本能不能沒有武士？
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有着截然相反的答案。
同樣在1873年，澀澤榮一雖然沒有捲入征韓論的政治旋渦，但他也選擇了遞交辭呈——33歲的澀澤榮一已高官至大藏省少輔（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副部長），前途無量，而他卻選擇了棄官從商。
澀澤榮一說，當年在歐洲，帶給他感觸最深的就是西方國家官員與商人的平等；而在日本，他少年時經商被武士侮辱，在維新開啟之後，在他任職大藏省期間，看到的仍是卑躬屈膝的日本商人。
他決定身體力行，做那個打破官尊民卑傳統的人。
辭官後，澀澤榮一做的第一件事，是創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銀行——第一國立銀行。
名為「國立」，其實是民間資本民間經營。而Bank這個英文詞彙，也被澀澤榮一翻譯成漢字「銀行」，後來被中國接納沿用。
◆ 第一國立銀行，明治六年（1873）開業時的照片。
圖片來源：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
在後半生中，澀澤榮一不遺餘力地創立一家又一家股份公司，參與創辦的企業共達500餘家，涉足幾乎所有領域，以一己之力完善了本國的產業體系，無愧於日本近代產業先驅的讚譽。
縱覽澀澤榮一的一生，也算少年得志，官途順遂，但他真正的輝煌與巔峰，是從33歲棄官從商開始的。晚年的他自己也覺得，棄官前的人生皆是浪費。
1913年，孫中山去日本拜訪73歲高齡的澀澤榮一，問詢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澀澤榮一隻勸他放棄政治，去做一個企業家。
在邁向現代化的大浪中，企業家真的要比政治家重要嗎？
也許，日本紙幣上的各領域社會精英，已經給出了答案。
國家的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套政治制度的轉變，社會、經濟、教育、科學等等，缺少任何一個，都將是一個「殘疾」的現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