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復出之後曾經回憶說，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被要求就與高崗之間沒有劃清界線等問題在中央會議上作了檢查，前面兩次都未過關，第三次算是矇混過關，而當時把關而不讓習仲勛過關的，就是還沒有正式當上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
正因為如此，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九五二年後陸續從各大區調進中央的各大山頭的主要負責人，大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而來自西北地區的高崗此時已經不在人世，習仲勛則只被安排為普通中央委員。
「文革」中，習仲勛被逼不過，只好承認說，一九五九年上海會議叫我當副總理，反黨野心又抬頭了。支持李建彤寫反黨小說《劉志丹》，為此開過一次座談會，我系統講過一次話，講把劉志丹寫成成熟的革命領袖，寫成正確路線的代表，雖然沒有講寫高崗，實際上高崗是用了化名，寫了高的事實我是同意的，這就是為高崗翻案，用死人宣揚活人，宣揚自己。
而真正的史實是，當年那部長篇小說《劉志丹》的始作俑者或「催生婆」不是別人，正是康生直接領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它於一九五六年下達大寫紅色回憶的任務，由工人出版社向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約稿。在此之前，李建彤雖寫過關於劉志丹的紀實文章，但並無創作長篇小說的計劃。
按照李建彤本人及當時這本書的責任編輯何家棟先生回憶的事情，當李建彤決定接受中宣部下達的任務，準備寫作《劉志丹》時，受到了丈夫劉景范及大批陝北老幹部的反對。因為他們深知中共黨內鬥爭的嚴酷：一些同志犧牲時可以受肯定甚至高度頌揚，但日後不得緬懷，因他們屬於「問題烈士」。說到劉志丹，他早前在陝北根據地肅反運動中曾被打成「右傾分子」，在即將被活埋處決時，因中央紅軍趕到，他與一些囚徒才免於一死。當時劉志丹是」帶罪立功」時犧牲的。儘管中共高層予以劉志丹很高評價，尤其是周恩來賦詩」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但劉志丹生前的」右傾錯誤」並沒被勾銷，將他打入死牢的那場肅反運動的」正確性」與」合法性」更不得質疑。
不過，偏偏碰上劉志丹弟媳李建彤是真誠的文學愛好者，蔑視見不得陽光又橫行霸道的政治潛規則，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不信邪」，非要樹立「右傾」大英雄劉志丹的豐碑。至於中宣部下達大寫紅色回憶的任務，工人出版社上門約稿，在充滿文學創作激情的李建彤看來，那可真叫「天佑」《劉志丹》了。
除了文學的激情，李建彤更有一腔正義。早在延安年代，李建彤就親眼目睹，在紅軍內部，說真話、埋頭苦幹的戰將不停吃虧；誇誇其談的投機取巧者青雲直上；常勝將軍可能隨時被拉去殺頭。因此，在李建彤年輕的心靈里埋下了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憎恨。
不過，當時的李建彤本人也沒有想到，這本當時還沒有來得及出版的小說，不但毀了習仲勛，也因此給整個劉志彤家族，以及當時陝西地區的幹部群眾數萬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一九六二年在整肅習仲勛的過程中，毛澤東在會議場合公開講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之後，仍然沒有直接出面，而是由周恩來、劉少奇和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分頭主持。但是，為了找到完全肅清西北紅軍勢力的目的，毛澤東背地裏卻通過與康生下達極嚴厲的批示，劉李建彤受到秘密審訊。但她罵不絕口，要她交待政治陰謀，她大聲吩咐「拿紙和毛筆來」，奮筆寫下「我寫《劉志丹》，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我要當皇帝」！
與此同時，中共黨內組織的批判習仲勛的內容中，就有說他習仲勛直接劉志彤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大樹特樹他習仲勛自己，最終目的是取代毛澤東。接下來，就是殘酷地政治鬥爭，陝西幹部在中共建政後，在中央擔任比較重要職務的除了已經死去的高崗，當時剩下的比較重要的就是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馬文瑞等人。《劉志丹》一書被點名批判之後，這些陝西幹部遭到進一步的迫害。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撤銷職務，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八年；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位1952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賈寶玉」、「陝北才子」的傳奇人物，亦被撤職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劉景范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作者李建彤於1968年1月遭關押，1970年被開除黨籍，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端也被關押，「習、賈、劉反黨集團」一轉眼就被說成了「習、馬、劉反黨集團」。在陝甘寧老區，更是有多達六萬之眾的基層幹部和群眾被打成這一集團的「黑爪牙」。
在中國大陸的民間網站上，流傳着一篇題為毛澤東的秦楚情節的文章，其中說到，陝西幹部曾經輝煌過，在一九五二年的「五馬進京」中，佔到了兩位。曾經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政治鬥爭中逐漸被排擠下台，毛澤東甚至曾經這樣評價過高崗事件，很是耐人尋味！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
毛澤東接着說道，秦就是他們陝西，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毛澤東的這段談話內容，有中共政權出版的中共黨史文獻，毛澤東中共建政後談話為證。
其實毛澤東這裏所說的陝西是指陝西出來的這一批幹部，但他沒有明說，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逐漸要打壓陝西幹部了。
其實對於陝西幹部的打擊，是完全莫須有的典型冤案，是毛澤東本人奇怪的鄉土情節（湖南是楚國舊地，唯楚有才，於斯為盛的觀念），來借用高崗事件製造冤案，聯想到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從來都不去陝西的事實，加上毛自己所說的秦楚之爭，只能說明毛的心裏，對於陝西（也就是秦國）有一種歷史的畏懼感！現在看來是很奇怪的心理。
那麼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又支持康生，或者說指使康生出面把高崗之後的另外一位陝西省出身的領袖人物習仲勛打倒，只能說明他毛澤東在高崗去世之後，又開始懼怕習仲勛了。習仲勛年輕，能幹，因為一貫反左所以黨內黨外人望很高，毛澤東對他不得不防。
總之，毛澤東當年無論是整死高崗還是鬥垮習仲勛，說到底都是一個所謂的秦楚情節在他心作怪。高崗事件在幹部層面上的影響，就是陝西出來的幹部長期受到壓制，奇怪的壓制！
習仲勛去世之後，有來自陝北地區的老幹部談及這段往事時感慨道，如果當年的習仲勛真能取代毛澤東，那才是中國人民之大幸。習仲勛去世之前曾經對為他寫傳記的人們說：「我這一生從來沒有整過一個人。」林牧先生認為，在中共的高級幹部中，敢說這個話的，恐怕只有習仲勛等極少數幾個人。
確實，在中共所謂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裏，似乎還沒有第二個人敢說他在中共政權里從來沒有整過別人。曾經被毛澤東在文革中整肅過的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在其歷史上是否整過別人暫且不論，而他們都曾經在從根子上整垮上中共黨所謂西北幫勢力，具體說，就是逼死高崗和廢黜習仲勛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