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狀告武漢地方政府官員，但不獲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
中共堅稱對新冠肺炎疫情是「及時、公開、透明的」，但日前就爆出有死者家屬向湖北武漢政府和官員索償200萬元人民幣（下同，約219萬港元），成為大陸首宗、也是暫時唯一一宗家屬索償案。17日，家屬獲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口頭通知不予立案。家屬不禁質問：「這麼嚴重的犯罪行為，人為造成的新冠災難導致許多無辜的人失去寶貴的生命，法律的公平公正在甚麼地方？」
「我提起各種賠償是180多萬（約197萬港元），精神損失傷害是10萬（約10.9萬港元），我送父親回去這些費用是8,000塊錢（約8,768港元）。」現年51歲的張海接受《蘋果》訪問時透露，訴狀於6月10日經快遞送到武漢市中級法院。他忿忿不平地說：「我的父親是被人害死的，就是我的殺父仇人，你是我殺父仇人我肯定不放過你，我不管你是誰。」
七旬父曾參加絕密核武工程
張海的父親張立法，患有腦退化症，是解放軍退役老兵。1962年在青海海晏參加中國第一個絕密核武器工程，1964年試爆成功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就是在這裏誕生。1月15日，張父在深圳家中摔了一跤，送院後證實骨折。由於張父的退休單位隸屬武漢，只能到武漢就醫才獲全免公費醫療，但查詢時並沒被告知當地已爆發新冠疫情。翌日下午3時許，張海決定駕車載父到武漢，17日送入中部戰區總醫院骨科，20日進行全身麻醉手術。「3天後父親才醒過來，當時醫生說手術是成功的，同時父親恢復情況也挺好，後期就反覆發燒了。」這時，醫生對張海表示，懷疑其父親感染新冠肺炎，1月30日確診為陽性。張海說：「我的心一下子就涼了。」同一日，張父陷入昏迷、腦死亡、瞳孔擴散，2月1日宣告不治，終年76歲，「在去世前幾小時，我才知道父親被轉到隔離病區，專門收治新冠（新冠肺炎）病人。」
張海批評，武漢地方政府沒公佈疫情信息，沒提醒民眾防範，所謂的專家指病毒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百姓根本不能知道真實狀況，才導致後來新冠肺炎大爆發。張海很後悔地說：「如果我知道武漢存在嚴重新冠疫情的話，我肯定不會送父親回來。」4月8日，武漢開城後，張海才能回到深圳家，之後跟湖北省委、武漢市長熱線周旋，但都石沉大海。
家屬未能處理後事
「我明確希望造成武漢新冠災難的這些人，得到懲罰。」張海稱，武昌殯儀館派車接走父親遺體後，聲言要待市政府通知分批處理，之後，他就收到張父所屬單位通知將代家屬處理骨灰並下葬。張海一口拒絕說：「我堅持自己處理，但單位只給了兩個字：《不行！》骨灰是我的私事，到目前為止我無法處理父親的骨灰，要有單位陪同、社區陪同……所謂的《陪同》，我堅決不會答應。」
張海稱，「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今年3月初成立以來，先後接獲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屬查詢，但除了張海，其他家屬均沒有提出訴訟。張海解釋，這個家屬群也遭當局監控，很多家屬接到公安電話「問候」。他回到深圳後，公安曾2次邀請其到派出所，向他表示「如果要追政府的責，（公安）肯定要找你，如果你跟醫院打官司的話，就不管你。」他坦言：「我說的每一句話都負法律責任的，我不是編造一些謊言。」隨後，公安把微信群的聊天紀錄打印出來，逐條問他，他反問：「哪條法律規定不能建微信群，哪條法律規定我作為受害者不能追責。我作為一個受害者的家屬，難道我追責就是成為違法行為？真正造成疫情的一些人，同時這些幫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人受到懲罰。」
「官員就是殺人犯！」
張海毫不留情地說：「在我眼裏，（官員）就是犯罪分子，就是殺人犯！」作為家屬，為了追究疫情的責任，卻受到各方打壓，微信、電話、微博都被監控，「我決定起訴他們，就是給他們一個態度，我一定追責到底，不管甚麼樣的方式。」他直斥武漢政府做法卑鄙：「你既然敢幹，為甚麼不敢承認呢！我知道你們武漢市死不承認……互聯網有很多報道出來了，都是有保留的，但《病毒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都刪掉了，但也有保存下來的。」他不怕武漢派人到深圳拉人：「你能關我一輩子嗎？你能把我弄死嗎？我會到處說！」
雖然只有他一個人站出來起訴武漢政府，但張海認為自己並不孤單：「我敢站出來控告武漢市瞞報疫情，我覺得我父親在九泉之下，也感到很高興。我相信，父親說我不是孬種。」
勇於向湖北武漢政府和官員索償的張海在地產公司工作，多番強調自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孩子才10多歲，家裏的經濟條件也不好，否則也不會千里迢迢把父親送回武漢醫病。父親跌倒後，自己也辭職全力照顧他。在張海眼中的武漢封城前狀況，「在醫院也沒有看出來，跟平時沒有區別，護士檢查也只戴了普通口罩。」但當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到武漢視察指「新冠人傳人」，武漢人才開始緊張起來，醫護人員也穿上全身的保護衣。
幸運地，張海並未感染新冠肺炎，一直在武漢自我隔離到4月8日，才離開傷心地。目前，雖然法院口頭通知案件不予立案，但他不會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