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張毅在武漢大學成人教育學院讀法律。他說，學法律的人都有一種家國情懷
張毅是1989年6月4日下午在武漢長江大橋上被抓的。
「6月3號晚上、6月4號凌晨北京開了槍，武漢這邊立馬就知道了，武漢也是沸騰了，大家又全部上了街，」張毅回憶說。
31年後，被捕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下午大概5點多鐘的時候，我從黃鶴樓樓下的鐵路上往武漢長江大橋的橋頭堡走，突然就圍上來一群人，把我夾在中間，……幾個人把我一架，嘴一蒙地就把我塞到車上。當時的場景就跟抓間諜一樣。」
1989年，民眾示威不僅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也蔓延到中國60多個城市，武漢是其中之一。
那年，張毅24歲，頭髮烏黑，目光堅定，他是武漢市自來水公司的一名電工，剛剛讀完武漢大學成人教育學院法學院的課程。
「學法律的人都有一種家國情懷，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希望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希望一切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張毅說。「所以我參與了反官倒、反腐敗的（89民運），因為腐敗和官倒和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和北京及中國各地的示威一樣，武漢的民眾抗議也被政府鎮壓。
1989年6月14日的《武漢晚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鄧小平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製造謠言蠱惑人心」的張毅「鋃鐺入獄」的消息被刊發在一個角落。
報道說，5月4日下午，張毅冒充學生，參加在省政府門前的靜坐、演講、遊行等活動，發表煽動性演講，導致交通被封堵。他還多次鼓動人群攔堵京廣線。報道引述他的話說：「鐵路堵三天，全國經濟就會癱瘓」。
張毅至今保留着這張泛黃的報紙，那是家人去探監時夾在衣服里偷偷帶給他的。監獄的獄霸發現了，用煙頭把報紙燒了一個洞。
因為參與「六四」，張毅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被判刑兩年。
「當時是刑訊逼供，要我交代同夥。從看守所到最後服刑的地方，他們都打了招呼的。我當年（被打得）最狠的時候，前胸後背都是紫的，頭腫這麼大，」他用手比劃着一個大了一圈的腦袋，又說，「把我兩個耳朵重度地打殘了。我現在是一級殘疾。」
在那個「六四」不能被提及的國度里，張毅年年紀念「六四」，堅持公民維權。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他被當局列為重點監控對象，喝茶、短期拘押成了家常便飯。
「國保正面接觸我的第一句話就說，你們家根紅苗正，你怎麼走到了這一步。」張毅告訴美國之音。
「我爺爺解放前就是地下黨，我父親14歲參加革命，」他說，「其實在這之前，我也是一個愛黨愛國的熱血青年，因為經歷了89，活生生就被他們逼成了一個反對派。」
2019年底，中共病毒（冠狀病毒）在武漢出現後不久，張毅和志願者們成立了「武漢互助共濟會」微信群，協調救助工作。封城期間，他不顧警方訓誡，多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1月23日，武漢封城第一天，張毅說：「這個國家完全亂套了。官員們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我們都是韭菜。」
3月3日，武漢市民還在圍城中煎熬時，對於疫情負有不可推卸之責的中國政府推出《大國戰疫》。「我們要送給他三個字，不要臉，」張毅說，「他應該在書的後面，附上幾千死亡者的名單，這樣才是大國擔當。」
3月10日，中共病毒疫情暴發40多天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度視察武漢，通過視頻隔空慰問火神山醫院的醫護人員。「他這是千呼萬喚才出來表演一下，」張毅說，「他表演他的，我們就是要活命的。」
在張毅看來，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官民矛盾越來越嚴重，言論鉗制卻比那時還要嚴重。
「現在基本上又回到文革初期了，黨政不分，黨領導一切，」他說。
不過，對於中國的未來，他卻抱着異乎尋常的樂觀。他相信，這次中共病毒疫情就像前蘇聯那場危害世界的切爾諾貝爾核事故一樣，一定會讓國際社會有所警示，也會讓中國內部更多有膽識，有家國情懷的人出來發聲。
「當我們都不怕的時候，就該他們顫抖了，」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