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1日，坐在印度孟買貧民窟外樹蔭下的外籍勞工
當我們在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中蹣跚前行時，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個星球上的每一位公民都不情願地參與了這一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實驗。簡單地說，我們中大約有一半人在實施社交距離，讓經濟停擺，另外有一半人沒有。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因為政府的官方政策。另一半的世界沒有這樣做是因為社交距離和經濟停擺是他們負擔不起的奢侈品。
社交距離和經濟停擺模型的理論基礎是，減緩病毒的傳播對於防止醫院被突然激增的入院病人擠垮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所謂的「壓平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這種模式並不反對人們公認的觀點，即在找到疫苗之前，這種全新的病毒最終會在全世界的人口中傳播。據估計，在當前這波大流行期間，任何地區人口的40%～80%可能會受到感染。
實施社交距離和全國封鎖是歐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區採取的手段，這些地區的經濟實質上停擺，人們被告知待在家裏和保持社交距離，而政府給他們寄支票。如果封鎖持續數周以上，那麼這樣做的政府基本上靠印鈔來不斷發送支票。
但即使在美國，一些州也比其它州更重視對社交距離的要求。而在歐洲，有一個國家完全是逆勢而行。瑞典是最引人注目的「異類」，該國經濟仍在保持強勁增長，而社交距離的要求基本上是自願的。瑞典有一種觀點認為，瑞典人必須發展「群體免疫」，讓病毒在人群中傳播，然後生活才能完全恢復正常。（荷蘭和英國開始時走這條路，但當感染人數開始上升時，他們失去了勇氣而改弦易轍。）
與此同時，台灣、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一些東方國家似乎找到了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社交距離的方法。嚴格隔離感染者、在機場嚴格篩查、強制戴口罩，這些似乎都是他們成功策略的因素。（所有這些國家的民眾都一致合作，而在更為個人主義的西方國家根本找不到這種民眾。）
台灣抗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病毒很早就到達了台灣，而且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共提供的資訊，中共在武漢疫情爆發至少五個星期後還堅持疫情問題很小。因此台灣派出衛生官員到武漢自己做研究。他們很快意識到這一威脅是非常真實的，並立即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病毒大規模感染他們本土。
話雖如此，重點是世界上較富裕的國家可以選擇「社交距離封鎖」模式，或不作為讓「群體行為」（是指人們受到多數人的一致思想或行動影響，而跟從大眾之思想或行為）自然發生。
但是對於世界上另外至少一半的人口來說則別無選擇。在那些貧窮的國家，社交距離只是富裕人群的一種選擇。例如在印度，社交距離已成為法律，但是數百萬窮人卻無法實行。「居家」的建議對於那些每天汗流浹背地工作才能生存，甚至可能無家可歸的人來說根本不起作用。那些有家的窮人與家人住在擁擠的貧民窟里，他們的家人也別無選擇，只能每天離開家去謀生。他們不能依賴政府的救濟支票，因為這些選擇只有在富裕國家才有。印度、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國家的政府根本無力支付人們待在家的費用。
或者，試試告訴那些擠在難民營或（敘利亞）伊德利卜（Idlib）的人們，當俄羅斯炸彈落在他們周圍時，他們應該彼此保持6英尺的距離，這顯然是完全無用的建議。因此，即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願意，他們也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和待在家裏。當衛生保健系統落後且醫療保健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很糟糕時，「壓平曲線」並沒有多大意義。
簡單地說，對於世界上另一半的人口來說，保持社交距離和待在家裏是難以負擔的奢侈品。他們只有「群體行為」的份兒。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所有這一切的結果，即目前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實行的社交距離封鎖做法是否正確。
我們知道這是一種非常昂貴的方法。西方國家政府正在累積巨額赤字，以支付目前正在實施的所有救助計劃。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只是在印鈔，這是一種持續不了多久的政策。我們甚至不知道當我們解除封鎖時，最終的經濟和社會統計數字是多少。數字會很難看。
但是，所有這些發錢計劃都基於這樣一種想法，即花掉所有借來的錢「壓平曲線」，也就是說，這將使我們的醫院不會因為大量同時湧入的病人而被擠垮。有人認為，要實現「壓平曲線」，我們不止必須彼此相距六英尺，而且必須關閉所有非必要的服務，清空我們的學校，並且付錢讓人們待在家裏。
事實上，如果瑞典、巴西等國和世界上另一半人口無法遵循「壓平曲線」的建議，他們的醫院不堪重負，這將有力地證明我們所採取的激進措施是正確的。畢竟，富裕國家採納社交距離的建議是基於如果不接受封鎖策略，預計將有大規模死亡。如果該建議是正確的，那麼在那些不接受或不能接受該建議的國家中，死亡規模將非常驚人。
我們所有人都不願意參與這個可怕的實驗。我們每個人如今都已成為世界巨型培養皿的標本。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結果。
如果死亡人數像提倡封鎖的人士所擔心的那樣有關連，那麼儘管後代將不得不為這一決定付出高昂的金錢和社會代價，我們犧牲經濟算是做出了明智的選擇。然而，如果像瑞典這樣選擇不停擺經濟的國家（或者窮國無法停擺經濟），但死亡率跟我們差不多，那我們就犯了史無前例的錯誤。
我們會問一些問題，比如：「在一個每年有數百萬人死亡的世界，我們是否對死亡人數相對較少的事情反應過度，而且死者中的大多數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或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提出的問題：「我們是否為了某種不朽的虛假承諾而押上了孩子的未來？」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問這些問題，但現在我們被迫成為一個史詩般試驗的樣品。很快我們就會有結果了。
但是，如果我們反應過度，我們就要檢查導致封鎖策略的想法，特別是那些堅決認為即使在確診病例開始明顯下降之後，也不能取消限制的人的想法。有人有計劃地在利用這種局面嗎？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在擔任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白宮幕僚長時曾說過一句聲名狼藉的話：「永遠不要讓一個好的危機白白浪費掉。」也就是說，在有機會時就要推行你的計劃。
這樣的策略能否至少部分地解釋可能吸引歐洲領導人的偏執做法，但持懷疑態度的川普總統並沒有自然地採用？這是否也解釋了許多政客、學者和其他人的奇怪堅持，所有這些人都是坐在家裏領薪水的——隨着小企業倒閉，工人們擔心下一個房租到期日，這些嚴厲的政策將無限期地執行。
這些主張無限期地繼續封鎖的人中，是否也有人利用這次危機，試圖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進行監管，使其不復存在，並實施他們的進步議程中的其它計劃？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或者，換一種說法，我們將找出治癒方法（封鎖政策）確實比疾病（中共病毒）還糟糕。
作者簡介：
布萊恩·吉斯布雷希特（Brian Giesbrecht）是位退休法官，還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的資深研究員。
原文 COVID-19 and the Giant Petri Dish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